中国农业的“绿时代”与小农户的生态转型

From 陈晶晶食通社KnowYourFood 2019-04-11

- 食通社说 -

新年伊始，中国的农业似乎又一次站在了新的起跑线上。今年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将乡村振兴、绿色发展、城乡融合等目标，纳入了全新的制度框架。其中，“小农户”的概念更是几十年来第一次出现在类似等级效力的中央文件中。可以想见，未来在农村经济建设领域一定会有更多的财力和人力的投入。在很多专业评论家的眼中，中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乡村发展黄金时期。

然而换个角度思考，新的转型方向正是为了解决经年累积的矛盾和问题。之所以强调绿色生态、乡村发展，是因为目前农村凋敝、人口老龄化、农业污染、生态恶化……已经到了必须要解决、必须要转型的关口。在新机遇和新资源面前莫忘旧病根，才能更好地发展，而不必重蹈覆辙。

食通社在农历新年推出的第一篇文章，希望从政策角度探讨小农户在乡村振兴的图景里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转型过程中该如何克服自身弱点？对广大小农和支持小农的社会组织而言，理解国家农业转型的方向，跟进政策和市场环境的变化，不断加强自身能力，通过联合周围的生产者、对接城市消费者，来进一步加强自己的自主性，也许是最根本的生存发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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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食通社第039篇推送 -

中国农业的“绿时代”与小农的生态转型

食通社

作者

陈晶晶

乡村建设工作者。曾在福建、海南、四川、广东、河北多个村庄驻村近六年，从事农民合作社、扶贫、农业产业、农村金融等方面的工作。2009-2011年期间服务于中国扶贫基金会民乐村灾后重建与社区发展项目。2013年在北京29个外来人口聚居区开展社区公共服务调查。

中国农业正处于急剧变革的时期。农业作为乡村的基础，和其它的问题一样，同样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况。农产品阶段性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农民适应生产力发展和市场竞争的能力不足，农村环境和生态问题比较突出，国家支农体系相对薄弱。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时指出：“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农业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也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之后，2018年的一号文件对这一战略作出了整体、全面而长远的部署。新的情况问题对农业供给体系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农业需要由增产导向转向质量提升导向。这也标志着拥有深厚小农传统、以土地家庭承包为基础的中国农业进入了一个绿色发展的新时代。

然而，中国的2.6亿小农户如何参与农业的绿色发展？小农和“新型经营主体”们如何加强自身能力，利用好政策和市场环境的变化，抓住新的机遇，在城乡之间发掘出新的可能？政府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怎样才能真正落实到行政村自然村里去，改善广大的农村居民以及农民工的生活？这些才是横亘在中国“农民、农村、农业”问题面前的艰巨挑战。农业、农村的现代化首先要为农民的生活服务。

农业绿色转型的背景：供给侧结构性矛盾 + 生态环境“紧箍咒”

解决好吃饭问题一直是中国的头等大事。建国后，中国的农业生产经历过多次的曲折、反复。从2004年开始，中央连续发布了十多个以粮食增产、农民增收为题的一号文件，在取消农业税、提高农产品收购价等一系列政策的助推下，粮食连年高位增产，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度提升。国产主要农产品的出现供大于求的情况。一方面，农产品成本和价格偏高，缺乏竞争力，财政部门又不得不为粮食的生产、保存、经销等多个环节进行补贴；在需求端，农业加工企业又因成本考虑，偏好从国外进口原料。另一方面，因人口、消费结构的变化，社会对生态绿色农产品的新增需求又长期得不到满足。可以看出，农业的主要问题由前期的总量不足转变为目前的供给侧结构性矛盾。

中国的农业政策经历了一系列曲折反复的发展过程。它始终是和“解决吃饭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过去，为保农产品供给，我国农业生产多采用粗放式经营方式，忽视环境影响。在生产能力得到全面提高的同时，也戴上了生态环境退化和资源枯竭这两个“紧箍咒”。来看这一组数据：

2010年，我国畜禽养殖产生的粪便、尿液排放化学需氧量1268万吨，占全国总量的45％；
2013年，农作物亩均化肥用量21.9公斤，超过安全施用水平的2倍，远高于世界每亩8公斤平均水平；
2014年，环保部联合国土资源部发布的《土地整治蓝皮书》显示，全国耕地重污染的点位超标率达到了19.4%；
2015年农用化肥施用折纯量6022.6万吨，农药使用量92.56万吨（折百量30.0万吨）；

可是，全国化肥、农药利用率不足三分之一，农膜回收率不足三分之二，畜禽粪污有效处理率不到一半，秸秆焚烧现象严重，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较低，华北地下水超采严重……

在农业面源污染已经占据“半壁江山”，甚至超过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的情势下，这种巨大的环境负外部性迫切要求我们改革旧有的农业生产。

目前，农业已超过工业成为中国最大的面源污染产业。

绿色发展：顶层设计完成，最终要靠落实

于是，农业“绿色发展”的议题被摆在当今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全局的突出位置上。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和生态产品供给已经成为农业政策领域的核心目标之一。一系列文件紧密出台。

2014年，《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正式生效。

2015年，农业部出台了《关于打好农业面源污染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发布《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同年，八部门联合印发了《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

2016年农业标准制修订五年行动计划开始实施。

2017年，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提出全面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制度体系，努力实现耕地数量不减少、耕地质量不降低、地下水不超采，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秸秆、畜禽粪污、农膜全利用目标。

2018年初，农业部又在《关于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转型升级的意见》中把2018年确定为“农业质量年”，推动农业尽快由总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加快推进农业转型升级。

如果单以文件出台作为衡量指标，农业绿色发展的顶层设计已然完成。当然关键是在落实。这需要更大的决心、毅力，必须要有新的利益与机制上的保证。

“小农经济”：落后，过渡，抑或农业转型主力军？

那么谁是农业绿色发展的主体？中国有2.6亿农户，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转型会对他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小农经济是不是就是落伍的？小农户会不会再这一轮绿色高质量发展中被进一步边缘化？要解除这些困惑，需要我们首先对小农及其生态系统有更多的认识。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说认为，小农经济普遍阻碍资本主义和工业发展，是封建、专制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比如马克思就认为小农经济是自耕农的自由小块土地的所有制，以家庭为单位，包含土地占有与生产经营两个层面，与之对应的是大地产和资本主义大农业经营者。小农是孤立的，像一袋马铃薯中的一个个马铃薯，分散、自给自足，以小私有制为基础，是一种必要的过渡阶段。但20世纪的革命实践显示，“耕者有其田”更加适合农业及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大地主和雇佣劳动被视为革命对象，并把给农民分配土地看作革命的重要目标。在中国，我们经历了土地革命、合作化、人民公社、土地家庭承包、农地三权分置几个不同的政策阶段。认识在实践的推行中不断得以深化。

19世纪法国画家米勒（Jean Francois Millet）的这幅《种苹果树的夫妇》真实描绘了当时欧洲小农的生活劳作场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对小农经济的认知也在不断变化和发展。

到21世纪初，在农业资本主义扩张之际，小农的正面价值被越来越多的学者重视与强调。《新小农阶级》的作者扬·杜威·范德普勒格认为小农农业以生态资本的持久利用为基础，能保护和改善农民生计，满足家庭与农场再生产的需要，服务市场，体现了农业的多功能性。中国农业大学叶敬忠教授认为一个有小农存在的世界会比没有小农的世界更加美好。2017年北京大学姚洋教授北京日报刊发《小农生产过时了吗》。他认为始于南宋的小农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小农拥有土地，为自我生产，土地单产高；小农户既是生产单位又是消费单位，又有良好的人力资本；基于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中国注定无法抛弃小农经济。

荷兰瓦赫宁根大学教授扬·杜威·范德普勒格

《新小农阶级》中文版已经出版

作者: [荷]扬·杜威·范德普勒格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副标题: 帝国和全球化时代为了自主性和可持续性的斗争

译者: 潘璐 / 叶敬忠

出版年: 2013-10

定价: 89.00元

ISBN: 9787509750032

习近平同志指出，在小农现代化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有历史的耐心。十九大报告第一次郑重提出了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问题。这是几十年来“小农户”这个词第一次在中央文件相对正面地被承认。把发展现代农业和小农户的利益兼顾起来，这是农业政策的一大进步。此后，2018年的“一号文件”提出要统筹兼顾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小农户发展——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把小农生产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扶持小农户发展生态农业、设施农业、体验农业、定制农业；通过进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发展多样化的联合与合作，提升小农户组织化程度，帮助小农户对接市场，抵抗风险的能力。

当然，小农户在这里还仅仅是被当作了一个小的生产单位，而这一视角依旧是单薄的。事实上，小农不仅仅是农产品的生产者，更是农村消费的基本单位，还是人口再生产和人力资本的投资者。我们讨论“小农户”，不仅要看“小农户”的生产效率，更要看他们的生活水平、收入情况、消费情况，以及他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向往。尊重小农经济这个最大的现实，支持小农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改善自己的生活，活出生活的自信，这应该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应有之义。没有普通农民的富裕，作为乡村振兴基础的产业兴旺就会失去其鲜亮的价值。

中国目前有2.3亿的承包农户，这是农业生产最重要、最基础的单位。当然，现在全国有家庭农场45万家，农民合作社193万家，产业化经营组织超过41万个，各类社会化服务组织115万家。这些被归类为“新型经营主体”的组织被很多人认为是农业现代化可以依靠的力量，是提高农业竞争力、发展强势农业的关键。那么普通的小农户和这些新主体是什么关系呢？“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对此，原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的看法是：“缺乏技术创新时，土地经营规模变化不会直接地带来生产力大发展。工业化过程出现了土地和劳动力两种市场，农村人口向城市工商业转移，农业生产率提高。农业所有制的变化，并不是通过大鱼吃小鱼的土地兼并，由资本主义大农业全面取代小农经济。大多数情况是小农经济本身不断扩大经营规模。”

杜润生（1913-2015），党内资深农村专家，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事实上，这个判断也符合发达国家的农民经营规模的变化。在欧洲和美国的主流论述中，“家庭农场”已经取代“小农”，成为最小的农业经营单位。这些家庭农场既比中国的小农规模更大、经营能力更强，但也和中国的小农一样，面临更加资本化和工业化的企业农业和食物体系的挑战和竞争。

可以说，普通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也不是决然对立的。随着农业产业化水平的提升提高，农业的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的水平会越来越高。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主体会更丰富。各个主体之间协同、分工的程度同样会增加，同步共享的发展是可能的，经济上也有利可图。

小农绿色转型如何克服弱点？组织起来！

在这里，需要格外强调的是：土地的家庭承包制和小农经济的现状和农业的绿色发展是不矛盾的。全球范围内，不管是美国的殖民地农业，还是欧洲、日本的中小规模农业，农户家庭经营都是农业生产经营的主要形式。在中国农业绿色质量转型的过程中，小农户的传统优势有可能在新的环境中获得发展。

小农经济不应被看作是落后的、发展过渡阶段的产物。一旦找到有效的组织方式，它将在我国农业实现生态化发展过程中焕发出崭新面貌。

绿色生态农业是劳动，经验、技术密集的产业。对农户而言，中国的小农有土地、劳动力的优势，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不存在企业监督和组织的成本。同时他们对利润的要求又远远低于企业主和其他农业投资者——这意味着，小农对风险和市场的承受能力较高。这都是中国传统小农户发展绿色农业的优势。农村本身不缺乏资金。只是缺乏好的经营项目与具有经营能力的企业家人才。小农户或许在经营和市场端存在一些弱点，比如缺乏专业的技术能力，品牌和产品标准化水平不高。小户分散的利润水平也无法提供足够的待遇留住专业的技术与经营管理人才。但即便是这一点，也不是不可克服的。如果小农户和家庭农场能够通过某种形式联合起来，把专业化、技术性要求高、有规模效应的环节与服务交给专业的组织，同时找到组织化的消费团体或者集合需求的渠道，解决好市场问题，小农的绿色发展将大有可为。

前面讲过，当今中国城市中产阶级对高质量农产品和绿水青山的田园生活有着巨量需求。而拥有无与伦比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小农户，他们一旦能够在政府的支持下，完成市场经济条件下再组织的工作，服务于自我的发展，这样的生态绿色转型必然能够为城乡新产业新业态的生成打下基础，同时在乡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农民增收开辟新的空间。这种新的社会生态关系的生成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城乡两个空间拥有更平等的发展权利，城市和乡村居民之间产生相互的信任和支持。同时政府也需要主动介入，发现问题，做好前瞻性的基础投入，并为其中的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及其生成机制买单。

为促进小农户的生态转型与组织化发展，在现阶段，政策层面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乡村振兴、农业产业发展规划切不可只盯着大园区大项目大企业，要留出资金、配备人手，为小农户的生态转型服务。要舍得在服务小农户发展的组织、机制上花钱、投资源。应严肃设计、对待在农业产业化项目中增设带动小农户发展的考核指标。

2.财政有限的资金可以优先投入到能够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壮大集体经济，生发农村内生动力的活动中来。这一部分的工作可以跟乡村治理、生态环境整治、原有的组织和网络资源相结合，降低组织的成本。

3.培育和增强新型职业农民和农村专业人才队伍。需要强调其为小农户的服务意识、能力，并设立激励机制。不光让其懂农业，还要让他们懂农民，能够为农民服务，和普通农民一起工作。应当鼓励返乡青年、大学生村官、退伍军人、社区工作者、返乡农民工从事生态农业试点，组织合作社，为他们提供收入和创业补贴。

4.从市场端出发，增强小农对接市场的能力。降低小型生产者从事销售、加工的门槛，为他们直接对接城市消费者创造条件。鼓励城市居民组织消费合作社，支持社会组织开办农夫市集，鼓励相关单位、企业优先采购贫困地区的生态产品。为农民开展包括互联网销售的营销培训，降低生鲜农产品“触网”、“上线”的难度。在农业系统内部新增农产品销售服务岗。

5.小农户生态转型需要公共服务的支持。政府应提供公共资金采购农户组织、生态农业技术培训、农产品质量检测认证、合作社经营管理、农业品牌设计、物流仓储、新农人网络建设等各类服务。服务提供方应当是多元的，可以从政府系统、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企业、个人中择优选择。

6.在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区、深度贫困地区，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优先开展小农户绿色生态转型试点。培育生态村，创建开发当地标志性农业产品，推动市民下乡，在大城市周边发展三产融合的“美丽乡村”试点；鼓励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合适的身份、机制参与村庄建设。

点击“阅读原文”，可直达食通社作者陈晶晶的另一篇作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淘汰小农经济》

参考文献：

[1]金书秦等:全面构建农业环境治理体系刻不容缓

http://mp.weixin.qq.com/s/MEuji76Q76iwSKemUOKOGw

[2]陈能场：让农民了解土壤污染|观点

https://mp.weixin.qq.com/s/Co5IdsuCGLLXhN2_WNoCKQ

[3]宋宝安：在中国农业绿色发展论坛（2017）上的演讲PPT

[4]农业部等：《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

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505/t20150528_1242763.htm

[5]余欣荣：全面推进农业发展的绿色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