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班主题发言 | 丁乃非：女性主义的性论述

本文为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丁乃非教授在2017年第八期“性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研讨班上的主题发言。经丁教授本人授权，特此发布，与各位读者共享。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需转载或引用，请务必注明：丁乃非，“女性主义的性论述”，第八期“性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研讨班主题发言，2017年6月28日-7月5日，中国哈尔滨。

开

讲

非常感谢黄老师以及这次会议整个工作团队给我这个机会来这分享。接着昨天甯老师（甯应斌）、何老师（何春蕤）对于自身知识和行动的历史整理，我想自我反思地重新再访1980年代留学时期的美国情境。当时女性主义正在初步的学院制度化，将妇女与同性恋运动果实植入学院，作为知识的批判与积累，也从妇女研究、女男同性恋研究转进1990年代的性别研究和酷儿研究。2000年左右，英美学术界的新冷战研究与左翼历史与社会学女性主义学者，对于女性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新世界秩序的合谋提出批判与反思。她们对于女性主义学院建制化的反思，意味深远，其中“冷战女性主义”一词正来自这波女性主义的自我批判思潮。我今天就想化约地简述这部分的资源，作为重新阅读1970、1980年代四篇英美女性主义经典文章的知识脉络。这四篇文章分别是：盖尔．鲁宾（Gayle Rubin）《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1975），安卓亚．芮曲（Adrienne Rich）《强制异性恋与女同性恋存在》（1980），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方法与国家》（1982），盖尔‧鲁宾（Gayle Rubin）《关于性的思考：性政治学的激进笔记》（1984）。

以新冷战研究与女性主义论述内部的自我批判作为阅读脉络，可以让我们读到美国1980年代国内女性主义阵营对于（女性的）性的政治与历史意义的争辩。这也就是所谓的“性战役”（sex wars），却早已蕴含冷战的修辞策略与思想资源。女性主义修辞与思想语法的冷战编码、男女（生理）性别对立、严防内部敌人等等，四篇文章中有两篇已埋下伏笔。鲁宾两篇文章以制度结构与在地历史化，来试图对话也对抗芮曲与麦金农两篇以性别（生理）与个人（男性）导向的“性别唯性（宰制与暴力）”解释。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下性别布局作为方法与政治，好像难以改变显现为（生理、个人）父权称霸的普遍现象，英美语法脉络中的一支法理女性主义于是随着国际媒体扩散全球，持续而简化地推动反性剥削、反性工作。

一、冷战女性主义一隅

全球女性主义两千年前后的“反性工作”范式尤其可见于主要的英语国际媒体。从美国的CNN到英国的卫报Guardian（已经超越美国纽约时报成为网络国际新闻第一名），她们（尤其前者）的记者与报导、文章，在性工作议题上呈现了杜绝性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女性主义的胜利。这个范式的名称是“北欧模式”，简单的说，就是罚嫖不罚娼，以严惩、污名化性的买方，来杜绝所谓需求。北欧模式据说其发想是源自美国，后来席卷欧盟，扫向非洲，南美与印度因为有长期的左翼底层动员，因而比较困难，但最近性工作组织也开始动摇。

如果能够揭露这个范式的部分（近期而非远程）历史来源与路径，她的国家倾向与视框，她不全然自觉的发言位置，以及这个位置所镶嵌的国家发展序列逻辑，那么这样是否可以让我们在作为她的发言对象的时候不那么字面地、去脉络地理解接受，或许也就可以减轻、减少她作为范式的力道。以下我将初步汇整过去十几年英美的冷战研究以及女性主义研究在历史、社会学、文化研究领域里的新路径。方法之一就是用这两种论述对话来回答一个来自台湾的问题意识。

简单地说，在英文体系自身内部，可以从两方面来追溯全球女性主义的美国（国家）范式（视框）如何成为范式，以及它与美国战后世界秩序斡旋与布局间的关联。

一条路径是，用美国研究的跨国转向（transnational turn）来将美国国内的文化事件与国际局势和美国的外交经济政策放在一起看。于是，黑人民权运动的兴起，除了非裔美人的社会运动发展与分歧之外，当时国家的回应其实考量的也包括了她要如何面对苏联当时揭露美国民主自由美名的虚伪假面。相对于族裔政治的全面重新审视，女性主义的部分已经有些研究可以参考，这些研究让我们在习以为常的英美女性主义普遍化效应中加入国家的（折射）视野，以便思考战后冷战期间女性团体的跨国爱国组织行动，和今天全球女性主义非政府组织的各种作为，其间有着怎样的可能连续性。

第二条路径是，参照美国国内自身边缘化的左翼女性主义对于国内女性主义发展的批判。这些人座落在历史、社会学、人类学系内，做的却是中国研究、东欧研究、工党澳洲的国家女性主义等。她们的研究对象和她们自身的政治，让她们思考美国国内女性主义流派的时候多了一个视角（也可看做对于美国黑人理论家说的双重意识的知识实践）。研究社会主义中国和东欧、工党澳洲，以及晚近的改变，让她们特别敏锐于新自由主义美国国内主流女性主义的盲点。

把这两种研究视野放在一起阅读，让我开始进一步脉络化地理解美国国内所谓的性战役（1982），以及性战役在国内以致于远走国际（1990后全球的反性奴役阵营、范式）的理路。厘清这个部分，才得以理解全球反性工作逻辑的历史偶然，而凸显这个偶然性，或许可以搅扰她必然的水到渠成。

二、女性主义新冷战研究

新的冷战历史研究，部分重新阅读了美国境内的进步运动和说法如何参与了美国国家对外的反共布局和游说工作。从这个角度来看，黑人民运和妇女运动都是对抗苏联以及社会主义的重要文化战略。

当苏联指责美帝如何欺压境内美国有色人种， 美国就以其如何容忍境内的各种社会运动、又修法保障少数民族的权益来回应。美国过去的女性主义历史故事和观点，在描述第一波和第二波女性主义的时候多半跳过冷战期间，因为这个时期即便有妇女组织，其团体的性质和作为也不符合与国家抗争对峙的所谓民间自发的“女性主义”。于是，新冷战研究很重要的一部著作推翻了这个主流的历史叙事，详细记录战后起作用的美国妇女活动和团体是如何自发性地也因此（对国家）更有用处地在战败国家如德国和日本进行了各种以妇女为对象和主体的活动。这些妇女活动家和她们发起的跨国团体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她们个人自发地输出了美国的自由民主结社的概念，并在战败社会中以性别来区分或分化人等。女性因为同样是母亲，又处在被普遍化的父权的家与国（此语法为八零年代文化女性主义的前身），多不是敌人，而是受害者。因此，以女性为对象的结社，因其受害性质，反而特别体现“自主意愿”，不是敌人，是潜在的朋友。

英国历史学者拉非耳（Helen Laville）的研究爬梳了美国妇女组织和活动从1950到1970年代的转变，追踪了某些妇女和团体如何成为美国国家的末梢神经，甚至冷战斗士，传导着反共的自主思惟情绪。她的历史分析使美国冷战期间的妇女团体和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得以显现，同时也在知识的、历史叙事和历史观的层次上，让过去的妇女组织历史故事中那些看不见的国家框架得以显现。这是很重要的。这一批新的冷战学者将美国境内的事物放在国际的或是跨国的历史框架里来解释，说了更复杂的故事，指出美国境内的国家进步——与境外的反共以及民主文化布道——是相关联的，互为工具的。

日本学者Lisa Yoneyama的一篇论文启用了“冷战女性主义”一词，指涉美国媒体战后如何对国内报导在日本的军事接受行径，将其合理化也美化成为对于普遍受害的日本妇女的解放（也是美国化）。这些报导构成了一种对内的自我褒扬，遮蔽也合理化了特例的、不是种族血缘或历史传统而是国家（政治经济）制度和结社的文化优越（英美，或英语，资本主义）。在这个世纪初期，这种媒体的语法论述又出现了，对象则是中东地区，区分的是受害的妇女以及需要美国介入改造的国和家，和没有经历美式现代化重组的（unreconstructed）男性。冷战女性主义的语法回锅，在跨国的英文媒体中尤其听得到她们的叙事逻辑，也就是以国际报导之名，暗藏了特定国家利害之实。不自觉的假定特定国家利害的知觉框架，其实也就复制了一种以特定国家为单位的知识逻辑。这里的特定国家，美国，又文化地自许为特例、例外（exception）。

美国的例外属性，是文学文化研究问题化的重点项目。非洲学者Mahmood Mamdani曾分析了美国的自我定位和描述，指出它主要以和欧陆的旧（帝）国家文化区别，自命为新世界的秩序领航员，开创独一无二的新国家。这个新白人种族化却又号称多元的国家，是建立在土地的掠夺和奴隶的剥削之上，使得美国印第安与非裔两个人种至今结构性地难以翻身。冷战期间，美国国内允诺部分黑人民权改革，对外又以妇女进行人权外交，以性别新道德治理降国，如德国、日本，确立了战后全球新秩序中的政治经济文化霸权地位。

三、美国女性主义自我批判

美国女性主义主要的学院兼运动关切杂志（Signs）在2000年间组织了一批回看妇女运动和女性主义论述的文稿。研究中国女性主义的左翼历史学者Tani Barlow对于美国女性主义教室里的教案提出了反省和批评。她的说法，和研究澳洲国家女性主义的Hesther Eisenstein不谋而合。后者晚近出版了一本反思女性主义如何着了全球资本主义的迷，以女性赋权的言语逻辑服务国际资本扩张。她们异口同声，美国教室里的女性主义课程和教材让少数族裔和新移民女性更能适应、加入美国社会日益尖锐两极的种族化的阶级竞争。女性主义课程竟沦为新移民新自由主义多元竞争文化的入门。女性主义，在美国的教室里，批判力道锐减，主流化趋势强健。

这里的女性主义，已然简化成为一种所谓的“文化女性主义”。亦即，父权全球横行，但某些地区和国家尤其顽强，恰巧这些地区国家往往是美国最不肯认的地方，例如中东、苏联、中国、北韩。也可说，对美国而言，这些地区仍敌友不明。不意外的，这些地区的妇女在大众媒体中特别容易被想象也描述为受害，需要协助。

提出这样的分析批评的两位学者，一位是研究中国妇女运动和女性主义思想，另一位则是研究澳洲工党和女性主义合作下的国家女性主义。和她们反思相近的，还有研究中欧解体后不同的新独立国家内部涌入的跨国非政府组织热心和热钱，如何和旧的国家妇女权力论述的竞争结合。这些美国内部的批判学者因为其研究对象而对美国内部女性主义走向的不自觉国家（民族主义）框架特别敏锐。她们呼应的是早在1960年代已经出现的黑人及其他各色人种，所谓有色女人对于主流白人女性主义反帝、反殖民的批判。

四、性冷战

文化女性主义为何？文化女性主义以生理判定性别（逻辑推演下近似种族主义化的性别论，男女不同种类），强调性别优先（对抗父权称霸），喜欢谈论二元性别差异（男女文化大不同），反对色情暴力（男性霸权之征兆与物质基础），甚而将两者与男人之性等同。她的语汇逻辑部分源自美国1970、1980年代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女同性恋女性主义等大小不同团体之间之外的剧烈纷争，决裂点之一则为性战役。

1982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举办了第一次女人的性政治会议：“愉悦与危险”。这个会议被部分反色情的女性主义小团体高调抗议，以致差点不能举办，手册遭校方没收，校方舆论竟然以冷战的敌人态势对待和处理其中的组织者。会议中部分主要的发表人往后20年都难以在学院找到和妇女研究相关的工作。其中一位说她的处境简直象是核废料，人人避之。反色情的小团体后来转进修法路线，结合法律学者订定反色情、反性骚扰的法律：1983年在Minneapolis，麦金农与朵金，企图让女性可以诉诸法律途径获取色情伤害之赔偿，认为色情就是对于妇女的制度性伤害的一个环节。自此，激进的反色情女性主义与美国右派开始结合与合作，主打修法路线。往后，在学术与学院的思想战役上，麦金农等并没有取得上风，性战役虽然致使主要的参与者成为核废料般的危险人物，但是在学界，性的论述从此在男女同志研究以及酷儿研究的范畴里外扩散延续。

那次会议，盖尔鲁宾首度发表了她的”Thinking Sex”一文，介绍了福柯的性史对于同性恋的历史观点。此论文常被看成酷儿研究的滥觞，批判了以异性恋之女性为主体的性分析与政治。

2015年，麦金农访台，她以美国首席妇女运动法律学者身分展开系列讲座，台湾的人权、女权学者和律师都应邀回应对话。我去听了两场，后来收到印度朋友的信，说麦金农几年前也曾访问印度，被印度的女性法律学者还有当地的性工作公会与运动者当面质问。尤其后者，娼影随行，很像1997年的台北公娼之运动行动。在台湾，台大的演讲厅，大家很礼貌，只有SM团体成员问了尖锐的问题，让她或许不舒服了一下。

怎么理解台湾对于麦金农跨国（国际）法理的反性骚扰、性工作女性主义的礼遇接纳？我认为有冷战女性主义情感结构扮演了重要角色。

新冷战研究彰显了女性主义个人和团体不自觉的国家（国族）主义框架。这个框架让她们不全然自觉地工具化了来自美国的优势与优越，尤其在跨国组织和联合国的关系上。多数女性主义者虽然“无国界”，但并非“不国家”。跨国的操作与联系很难不遵循、利用既有的国际秩序之国家序列。唯有跨越并清楚对抗冷战叙事逻辑的少数个人与团体会以不同的国际视角行事，因此也就更彰显冷战作为情感结构，源自冷战时期的敌我情感政治之隔膜。这也是性冷战何以从美国国内一隅，延长战线到这个世纪的亚洲。麦金农在美国的文化与学术界不尽得意，却可以在美、加法界、欧盟、东欧、非洲和亚洲跨国非政府组织游走，倡议反性工作的北欧模式（在台湾时她提及这是她当初帮忙打造的，只可惜在美国没有成为国家政策）。

美国1980年代的性战役是女性主义理论阵营专业化也是分裂的时刻。

分裂可由四篇上个世纪1970、1980年代的文章一起读，好厘清各自的不同思维与政治，而这四篇文章也大致开启了三种逐渐专业化的带有女性主义思维的全球女性主义学术政治路线：鲁宾与芮曲─妇女研究（相对于后起的性别研究），麦金农─法理女性主义（相对于稍后的批判法学与民族志法学），鲁宾─酷儿研究（相对于之前与妇女研究同时期的男、女同性恋研究）。

四篇文章都是运动战略文字，在美国1980年初期也是运动渐渐转进学院的时刻。她们为文的宏大企图部分来自当时面对运动群众的策略：如何提出问题与方法，能集结并解除女性的“普遍”困境。于是各自竭尽思想与经验资源来界定性别与性，思索女性受压迫的困境究竟怎么解释，如何突破。

鲁宾1975年的这篇经典文章题目就是《交易女性》。交易女性，意味着女性自古至今大多数地方是男性优位之政治经济组织（而非个别男人也未必父权）之间的交易物（不一定商品），以婚姻制度为首要市场，其余是连带（这点来自恩格斯等）。婚姻制之下的家庭是全球父系异性恋的制作环节，但是个别的制作机制与权力布局需要更细致的历史、政治经济研究。这个研究企图与视角可以称之为sex-gender system（性/别体制，而非父权体制），以表示它并非从来或全然的压迫与完全没有可能性。鲁宾因此提出：压迫女性之源由将决定运动目标与战略，而经由逆读欧美现代理论大师之思想资源，显见目标对象不是个别抑或集体的男性，而是特定时空下的性与性别制度。

鲁宾不讳言在方法上效法了政治经济分析。虽然女人自古至今在婚姻制度中都被交换，可是在不同的脉络里交换的意义是不同的。如果以婚姻制度为主要市场，其余都是连带，如果要质疑或者取消性工作，那就需要先取消婚姻制度。现代婚姻制度之下的小家庭是全球不文明、异性恋性别霸权的制作环节，这是她整篇文章的一个核心批判。文章可以读出，从男女同性恋研究的观点，可以看到现代婚姻制度小家庭是制作父系异性恋的小动物，从小动物进入小家庭的亲子关系，然后变成了异性恋范式之男性化女性化的带有特定偏向的人。现代小家庭在个别地区、时刻的历史沿革、制作机制与权力布局，鲁宾认为需要更细致的历史政治经济研究。她在文章最后已经开始以在地化的、历史化的眼光与自觉，提到英美欧之外其他的地方需要有更细致的研究。她反对使用“父权制度”涵盖所有的社会，因为作为组织男性化女性化、亲密关系的关键机制，如何命名才能容许变异的想象与可能，很重要。称呼它父权就是把它说死了。她在此不同意女性主义阵营里头如芮曲以及之后的麦金农的涵盖全球的父权说法。对鲁宾而言，制度的改变是重点，制度中的女性、男性还有其他，这才有新的可能性。她很清楚，压迫女性的缘由将决定运动目标跟战略，绝对不是个别或集体的男性，更不是性，而是有待精准描绘分析的各地现下的性/别体制与制度。

芮曲这篇1980年的文章题目点出了关键字：强迫异性恋。她的方法是，从古今中外文化与文学文本挖掘、归纳出普遍父权压迫与暴力导致女性的必然却又不得、不敢、不能连带连动，国家与家庭婚姻共谋，分裂分化女性之间的情谊相挺，革命感情难以记录、散落文献隐藏于（尤其）友情之中。这份跨越时空的（生理）女性之间，相对应于父权压迫的连带，就芮曲而言，是政治与革命的。唯有政治化的女同性恋才是女性主义先锋。女性主义未必女同性恋，尤其当女同性恋在其性欲表达与身体穿着上，看似“认同”于男性男权。女同性恋的服装表意“背叛”了潜伏于父权历史洪流的女女认同。国家女诗人的芮曲文字有高度的感染力量，在四篇之中也运用了最多的冷战恐共之战略用语。例如：女“人”认同 (woman-identified)对立于“男性”认同 (male-identified)，此处的女人非“性”，而男性以生物/生理男“性”概括。又或是，来自奥威尔小说《一九八四》（1984）的“双想/双重思想/认知扭曲”（double-think,double life）：“女性往往不论生命中女女关系，女性支持体系，女性价值系统多么重要，却因为被教化了男性可信度与位阶身份的优势，仍导致自身陷于思想之突鎚，感情之否认，心想事成，性与知性的混淆。”

这是女同性恋女性主义的经典之作。女性主义未必是女同性间之性欲，却必然是政治意义的女同性恋，因为女女之间的友谊与连带是跨越父权时空的革命因子，因此是女性主义的先锋。先锋跨越时空的代价就是抽离了活生生的社群与历史。早在二战期间浮现于美国工业都会的同性恋以及跨性别劳动者、性工作的社群中，跨越性别的装扮以及性欲的表达，在芮曲文章的注解里被扁平化，“政治正确”地解读为认同于男性父权。此阅读将带有种族、阶级的早期都会同性恋文化社群属性，简化成激进女性主义的性别政治，于是，生理女性之间的阶级化、族裔化性欲表达之差异，转译成性别认同（忠诚与否）的问题，而阳刚女同性恋成了认同于男性的女性主义政治叛徒。

依此逻辑，看似全然俯首于男性之利益与优位在文章中还包括：母职，许多异性恋之习性，十九世纪女性之假装无性欲，娼妓之伪高潮，过去之歌妓，现代之（性）“解放女子”。似乎异性恋之女性性行为多属于双重生活的范畴，而双重认知与双重生活两词主要意味着自欺、欺骗与背叛，与敌人强权的共谋共枕。芮曲的用语将冷战的自由与共产的专制对立置换，成为女人与男人父权的敌对抗争。这个部分，麦金农将延续她的修辞策略。

五、“未来完成式”的世界想象

1982与1983年，凯瑟琳‧麦金农在美国至今极重要的跨学术与运动界的女性主义刊物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1975-），发表了《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方法与国家》上下两篇，改变也奠定了1970年代激进女性主义与法理路线女性主义直到今天的重要立论。

麦金农的文章（1982）阐述了她的女性主义方法。她说，个人即政治的，不是譬喻也不是类比。生活中最私密的，情感的，内化的，个人的，亲密的——这就是女性特有的共同社会处境与经验，认识到这些，就是认知女“性”的政治性。女性生命最真切的经验/政治，就是相对于男性，日复一日之性（化）的全然的无助无权（powerlessness）。女性主义就是无权无助又无时无刻不（被）性（化）的观点视角之理论（standpoint）。相对的，男权是全然概括的、无所不在的，同时又是迷思。女性意识觉醒作为方法，揭露此种男性就是全部，因此女性恰恰否定了这个全部。女性意识觉醒，作为女性主义方法，是奠立于女性（生理性别）社会经验之集体的、批判的觉知。文章最后，麦金农结语，当马克思主义在欧美先进国家失败，而在社会主义地区又没有能够用真正的（“就是”）女性主义解放妇女，女性主义觉醒的生理女性经验政治恰足以取代马克思主义作为先进国家地区的革命（性）政治。

此处的男女相对化且阶级化，在结构阶级化的同时，立刻阶级转译成性，而且是生理的性，于是，女性主义就是那个无权无助又无时无刻不被性化的观点、视角之理论。国家、法律等制度，都是男性的观点视角。女“性”被物化，从被物化的观点，被性化的观点内部核心，起而改变制度。因为男权全然笼罩，却同时是迷思，女性意识觉醒，作为女性主义的方法，因此建立在女性生理性别、社会经验、集体的批判的觉知。有意思的是，这篇早期的文章里头最后一段透露了一个世界观和历史观：她说，当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运动在欧美先进国家都失败，社会主义地区又没有能够用所谓真正的（如她所倡议的）不加修辞的女性主义解放妇女，那在此刻，唯有女性主义觉醒的、基于生理女性经验的立场觉知的政治，恰恰足以取代马克思主义作为回应先进国家法理资本主义的革命。也就是说，我们（美国）已经差不多达到应许之地，就差一步，就是男女之间、打倒父权的这场革命，是唯一最激进的运动。这个就是先进国家只差一个环节的改造改变，朝向完善，唯有女性主义的性别（我称它为性别唯性宰制或唯性压迫）足以超过、置换已经失败的社会主义阶级分析跟政治。

麦金农在1982年文章最后，不经意透露了简短的历史定位感以及跟此相呼应的世界想象，这是她给自己介入世界改变历史定位与任务的说法，更部分地解释了法理女性主义的性别唯性宰制为什么可以广泛扩散：它是顺着蛰伏于1980年代欧美的新自由主义，也是英语资本国际秩序最后的维系。不偶然的，这种历史终结的叙事（完善只差一步）提供了在台湾的法理路线女性主义说话时候的一种暗语。

法理女性主义为何呢？或许可以这样定义：以修法为方法，以完善英语系统（全球）资本主义现代民族国家为目标，将女性被“性”宰制的经验与立足点化为最后的最激进的政治战役的女性主义。这个定义有个潜在的“胜者为王”的历史和自然的演化逻辑，好像宣示一步一步必然会走到完善。

所谓的“先进”“西方”国家如何成为几近完善之想象的代名词？这种想象依据了什么样的历史与发展交织的故事？

1989年，法兰西斯．福山写了一篇《历史的终结？》来悼念冷战结束，歌颂美英自由主义民主国家大胜。福山说，如果历史是人类演进之意念，化为外在自我治理型式，那么冷战结束，意味着至高形式已经在某些模范地区达成。美国英国等先进国家之菁英只剩经济消费与科技玩耍的枝微末节，他们或是已经或是即将过着无聊又富裕的日常，他们再也不必忧国忧民，那是陈旧的过时的（地区的）历史课题。福山的历史感与世界想象，以英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为国家政治型态之顶尖、模范，集结了自由与民主于一身，无聊的经济是政治安定带来的果实。当他断论政治因历史而终结，唯有经济活动，再也没有阶级矛盾的时候，他所谓的模范英美地区，财富的日益不平等恰好日益扩大，资本主义的积累在全球快速扩张，然而这些在他的说法里却轻轻放下不提。现在读来，福山为新自由主义唯有经济与市场是正途，提供了文化文明之进步消费的合理化说法。

福山与麦金农不同道，但竟然在历史感觉与世界定位上相遇。

福山嘉许即将到来的无聊模范国度，麦金农则判定结构（依然）是男权国家。对麦金农来说，政治（与历史）的最后一程，模范国度等待的最激进也是主要的政治革新就是女性主义的（法理）改革。福山与麦金农合拍但是麦金农比福山还早指出，那就是：此（全球）历史时刻之特殊，在于社会主义国家溃散，西方左派败北。而福山觉得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几乎臻于完善，麦金农则看到这个制度唯一剩下的政治：“无修饰词之”女性主义的性别唯性（宰制/压迫）的政治。他俩似乎同意：历史线性发展演化至今，全球只有某些地方还陷在地区“历史”的泥泞中，往往也就更陷入严峻的父之威权宰制/压迫，亟需救援与改造。模范国家的经济不平等，阶级矛盾，福山在文中转嫁到种族化的文化与文明（他举例美国黑人与墨西哥人经济能力就是不如亚洲人；言下之意，亚洲人“漂白”成为文明文化素质最有条件加入、融入“白人”的人种）。麦金农则暗示左派与劳工运动在先进国家因组织的父权而式微；不论左翼女性主义抑或劳工运动都不是“无修饰词”的“独独”女性主义，因此不可取，也必然失败。

当时在美国境内，鲁宾在其《Thinking Sex》（1984）一文最后一节中，直言反对以女性主义之名，拦截又独霸批判分析理论的皇冠，以女性主义“终结”批判理论。同时鲁宾也烙下挑战，宣布性政治必须独立于：性别等同性等同宰制的，唯性宰制就是女性主义论之思考。

鲁宾的《Thinking Sex》（1984）剖析了左翼和女性主义的进步思维中常犯的性意识形态：性的罪恶（宗教），性的小题大作（宗教），性阶序（阶层、秩序），性的骨牌效应（忌性）。鲁宾在这一篇里不再讲普遍跨世代、跨时间的女性被迫害。她回到美国20世纪，然后在地脉络化美国情境的性政治，剖析英美语文界进步左翼和女性主义常犯的一些性思维，譬如说，性本身就是罪恶的，性永远是小题大做的，性其实是有个阶序的，以家中婚姻里的性为最优位最有价值，然后性阶序有骨牌效应，人们会非常惧怕一旦接纳了一种，是不是全部其他的都排到门口要我接纳了。以在地观点历史化20世纪以来美国发生的政策和政治性恐慌，医学与专家性论述、城市与人口之间的各种大小性战役，她分析的是美国一国之内20世纪的性战役。美国战后性少数开始大举离开家乡，群聚于都会区，成为新兴族群，她用“类族裔”来譬喻性少数的集结跟争取公民权。性的历史化、性惯性思维破除，性的去特殊化、常态化、性走向多元民主化，这些都意味着性不再自动归属于女性主义性别政治的分析范畴，直接回应也对抗于麦金农。麦金农的说法导致性从属于性别，同时也界定了性别的宰制，所有的性都可以从这样子的从属于男性宰制来看。相对地，鲁宾将“性”作为独立思维与历史的范畴，同时也就必须是政治的与运动的范畴。

芮曲与麦金农的两篇孕育了往后全球英语文女性主义（激进/自由女性主义）文化评论与法理修法的反性、去性路线，文章修辞与战略记录了那个（成长于1950年代的）世代的冷战情绪。冷战的敌对分析语汇让芮曲政治化女同性恋经验成为女性主义先锋同时，也去性化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政治，批判又排除同性恋社群中的阳刚与跨性女人，认为她们向着或“认同”于敌人（男性文化）。麦金农则直接表达女性主义恰足以超克已经失势的马克思主义，判定左翼思想不足以在核心进步国家启动革命，唯有女性主义的性政治才行。这篇早期文章也透露麦金农理论的政治企图，应验于她在1990年后开始奔走北欧、加拿大、非洲国家、印度、台湾。她的欧美法理女性主义透过文字翻译传布各地，确实有很大的影响。法国经济历史学者将这种21世纪以法理传（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教的作为称做法（治）帝国主义（legal imperialism），也不为过。

鲁宾的第一篇参与了她们两位（芮曲与麦金农）的妇女运动号召企图，但是方法与知识资源与两位不同。鲁宾的《交易女性》，虽然先前分析的企图很大（古今中外），但结尾还是觉得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知识境况到底不足，需要更多的研究才能够比较地道地理解各处不同的性/别政治经济，然后才能对女性压迫及其改变途径有更为深层广泛的认识。她源自恩格斯与李维司特劳斯的问题化婚姻制度作为女性交易流通的大宗，早已经被现今的媒体女性主义遗忘与置换成为（只有）性工作是买卖。鲁宾的第二篇被视为与妇女研究之女性主义断裂并宣布独立，也开启了酷儿理论研究，衔接延续之前的女男同性恋研究。

四篇放在一起，或许可以读出英美语系女性主义的两种性思维。一种是性的去历史作为（唯一的）性别政治化，这是麦金农，也是早期的芮曲（后来，芮曲对于自身的去历史视角有深刻的反思）。假如前者是性的去历史为政治，那么鲁宾的两篇文章都是以性的历史化作为政治。美国两种女性主义思维从1980年代起构成敌对阵营，这是我所部分理解的性战役。同时非裔美人、有色人种女性主义，酷儿女性主义，后殖民女性主义，种族批判法理研究也都前后介入战局。1990年代起，女性主义法理路线透过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还有在美国受教育的来自全世界的菁英，教化已经不需要到国外去教化了，因为从二战以后第三世界的精英知识分子在美国求学，回国后则以批判自身（不够进步国家）的姿态成为英美语系女性主义法律与政治的全球代言。以去历史作为政治的性别唯有宰制的性，也是一种去性否性的路线，带着冷战反共的敌我分明因子，孕育了全球英语女性主义（激进/自由女性主义）文化与媒体评论。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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