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印象：赴朝鲜慰问途中的见闻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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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时候，就熟知了京剧艺术表演大师梅兰芳的名字。但是到我成年之后，20年中都没有机缘看到梅先生的戏。还是在抗美援朝的前线，1953年的10月间，梅先生赴朝慰问演出时，我才有机会看到他的表演。并且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和他还有过短暂的接触，时间虽短，但给我的印象却非常深刻。今天，他虽然离开我们已经23年了，然而每当我想起这些情景时，就好像是在昨天发生的事一样，历历在目，激动不已……
那是朝鲜战争刚刚停战以后，梅兰芳先生参加了第三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到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那时，我正在志愿军空军文化部工作。一天晚上，文艺科长吴夫向同志交给我一项任务，让我连夜出发去沈阳，把京剧艺术表演大师梅兰芳先生接来。
他对我说：“你代表我们志愿军空军部队去迎接梅先生。这是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你一定要很好地完成。”
“是！”我既高兴又担心，肩上好像担起了千斤的重担。
梅兰芳
第二天中午到达沈阳，我在辽宁省交际处，见到了赴朝慰问团副团长陈沂同志(那时他是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长)。陈沂同志看了我的介绍信，便让他的秘书李瑛同志接待我。李瑛同志给我安排了住处后，便带着我去见梅先生。
我们来到梅先生下榻的房间。梅先生听说我是志愿军派来迎接他的，非常高兴。他满面笑容地走过来拉住我的手，把我让到沙发上坐了，然后，搬来一张椅子坐到我的对面，双手按住我的双肩，微笑地看着我问寒问暖，最后说：“你们辛苦了，你们是最可爱的人啊！”那亲切的热忱，真像是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
当时，我心里真是说不出的感动。一位年已花甲的在世界舞台上享有盛誉的艺术大师，竟然对我这样一个年纪轻轻的志愿军战士，如此谦诚热情，实在是我万万想不到的，也使我内心里深感不安。当然，我知道梅先生的心意，他的这番热情，绝不是仅仅对我个人，而是深切地表现出他对每一个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的热爱和敬意。
1953年梅兰芳与周信芳、程砚秋、马连良在朝鲜
第二天中午十一点钟左右，我们便从交际处乘车去沈阳车站。
与梅先生同行的一共三人，有梅先生的秘书许姬传先生，还有一位就是著名的女歌唱家王昆同志。到沈阳车站去送行的除了辽宁省负责接待的领导同志以外，还有著名作家老舍。他亲自送梅先生到车站，直到列车开动以后，他还久久地站在那里向我们挥手告别哩！
临登车的时候，交际处负责同志告诉我，因为列车上的人员很挤(那是一列运送志愿军伤后复原的指战员们回朝鲜前线的专列)，事先未能给我们买到卧铺票，但列车长已答应在车上给我们想办法。
我心里着实不安，深恐由于自己没有经验，而不能很好地完成这次接待任务。要知道，这一路上我要对这几位全国著名的文艺界专家负完全的责任啊！我担心60岁的梅先生吃不好、睡不好，会影响他的身体健康，以至影响到他的慰问演出任务。
好在他们随身携带的东西不多，还算轻装灵便。他们每人只有一个小手提包。梅先生还带了一个直径大约五十公分，高约五十公分的圆木盒。面积不小，但分量很轻。上车时，梅先生要自己来提，我好不容易从他手里抢了过来。梅先生告诉我那里面装的是一顶演唱《贵妃醉酒》时杨贵妃戴的凤冠。由于它十分精巧而珍贵，所以梅先生总是随身携带的。因为这样，我提在手中也就格外地小心了。
梅兰芳之《贵妃醉酒》
车上的人确实很挤，连过道上都站了人。都是穿着黄军装的战友们。我们一进车厢，战友们就纷纷让道，并且纷纷指指点点交头接耳：“哎，梅兰芳！”“是吗？”“是他是他！”
一方面因为梅先生的形象经常在舞台上、银幕上、报刊、画报上出现，很多人都认识；更重要的是我提的那个圆木盒上有毛笔写的“梅兰芳”三个碗口大的字。所以走到哪里，人们都围上来问我：“喂，同志，他是梅兰芳先生吗？”当我点点头，或答以“是”的时候，他们就高兴得大声嚷嚷起来：“哎呀，咱们这一辈子总算看到梅兰芳啦！”
整个车厢都哄动起来了，同志们挤过来问这问那的，我简直应接不暇。
列车长先把我们安排在软席车厢里坐下。显然，这是把原先坐在这里的几位首长动员走了的。梅先生怎么也不肯坐。我只好撒谎说是我们早就买了这座位的票的。
不久，列车长来告诉我，已经给我们搞到了四个软席卧铺，但却都是上铺。我既高兴又发愁。我想我和许姬传先生、王昆同志(她那时也许不到三十岁)睡上铺还可以，可是怎能让偌大年纪的梅先生也往上铺上爬呢？我把我的想法跟列车长说了，请他务必给解决一个下铺。
列车长深感为难地向我说：“不是我不安排，实在因为软、硬席卧铺都已客满，而且都是团以上首长们睡的，搞到这四张上铺已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了……我绝望了，心里顿时凉了下来。怎么办呢？不想这时一位穿呢子军服的首长走到我面前，用手拍了下我的肩膀：“同志，你来下！”
我随他走过去。
在车厢的一头，他很郑重地对我说：“听说梅兰芳同志睡的是上铺，这不行！他是来慰问我们的，年纪又这么大，我把下铺让给他！”他把车票交给了我。
“这……”我接过车票，望着那张诚挚的方方的脸，真不知说什么好。
“这没有什么。”他微笑了笑。“算是我们志愿军的一点心意吧！”他一转身，鬓角边的一块闪光的伤疤跳人我的眼帘。我的心跳动了一下，匆忙地问：“首长你尊姓？”
“不必问了，谁都会这么做！”他摆了摆手从容地走去。
后来从列车长那里了解到，这是一位负了伤而刚刚恢复健康回到前线去的志愿军某团的团长。
可是，当我把这一情况告诉梅兰芳先生时，他却坚决表示不能“接受”,说：“我是来慰问最可爱的人的，他们都是抗美援朝负了伤，现在伤愈回前线去，我怎么能要他们让铺给我呢？”
我发慌了，简直磨破了嘴皮，而且最后动员了王昆同志和我一起才说服了他。
梅兰芳在部队与战士联欢
在车上吃过了晚饭，天渐渐地黑了下来。我出自崇敬的心情，想更多地知道一些梅先生的经历。正好，王昆同志也怀着同样的心情，我们俩便一起来到梅先生的卧铺旁，坐下漫谈起来。
梅先生是个平易近人而又非常谦虚的人。说起话来轻声慢语，显得十分地文静而有修养。梅先生谈到，他自己一生中最大的憾事是演出的地方太少。过去只是在几个大城市中演出，很少到中小城市去演，更不用说到工厂、农村和部队中去演了。没能让更多的劳动群众看到他的戏，尤其是解放前，更很少给劳动人民演戏。解放后，虽然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情况，但还是做得很不够的。他打算在赴朝慰问归国以后，便到武汉、四川、新疆等地方去作巡回演出。而且准备多到工厂、农村、矿山去演。并尽量减低票价，让广大的劳动人民看到他的戏。
说到这里，许姬传先生插了话，给我们讲了这样一段动人的事，一次梅先生到一个中等城市去演出，很多工人、农民特地从远道赶来看他的戏。其中有一位年过六旬的农民老大爷，卖了很多粮食，攒了几个钱，很远地跑来看戏。谁知戏票早卖完了，他等了好多天，最后把钱都用完了，戏还是没有看到。这件事让梅先生知道了，梅先生深受感动，特地送给他一张戏票。这位老农民接到戏票，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梅兰芳巡回演出受到欢迎
许姬传先生还介绍了梅先生在担任中央戏曲学院院长时，孜孜不倦地培养青年一代戏曲演员，为了教学，他在百忙中总结了自己几十年来的舞台演出经验，写出来传授给新的一代。
我们的话题由现在转到了过去。过去我深知梅先生是个爱国主义者，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说梅先生出国演出，把祖国的戏剧艺术传播到欧美各国，不仅增进了各国人民的友谊，而且为祖国的戏剧艺术赢得了极高的声誉。
“梅先生，听说你过去到过苏联和美国演出，而且获得了博士学位？”为证实过去我听到的传闻，我不无好奇地问道。
梅先生笑笑说：“那是在解放以前很久的时候了……”他说他曾到过日本、苏联、美国等国家进行过文化交流，由于他艺术表演的成就，曾获得过美、苏授予的“博土”学位。许姬传先生还告诉我们，那时在苏联还有以梅先生的名字命名的集体农庄呢！
然而，就是这位名闻中外的京剧表演艺术大师，为了热爱自己的祖国，在抗日战争时，隐居在日寇占领的香港、上海，拼着有被日寇杀害的危险，抗拒日寇施加的种种压力，拒绝登台献艺，并且蓄起胡须，以示国破家亡永不登台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
他热爱祖国，热爱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了的新中国。新中国一成立，他立即投入到祖国的怀抱中来，而且立刻剃须登台，为新中国献艺讴歌。
梅先生演戏是很注意政治效果的。他虽然演出的多为古代戏，但很注意与现实的配合，古为今用。当我问他这次慰问准备演出哪些剧目时，他说了一些有名的剧目如：《打渔杀家》、《生死恨》、《抗金兵》、《贵妃醉酒》、《宇宙锋》、《花木兰》等等，但却没有他的拿手好戏《霸王别姬》。我有些奇怪地问：“梅先生怎么不演《霸王别姬》呢？大家都很喜欢看梅先生的这出戏！”
他笑笑说：“我是觉得抗美援朝战斗，我们是胜利了，是凯旋而归。可是《霸王别姬》结局是失败的，演这出戏，不太合适啊！”我点点头，衷心地感佩。
但是他马上补充了一句：“不过，同志们如果喜欢看这个戏，我还是可以演的，我要尽量满足同志们的要求……”
梅兰芳之《霸王别姬》
到丹东的第二天，他交给我一封信，要我替他立即发出去。那封信是写给在另一个慰问分团的言慧珠同志的(言是梅先生的学生)。他告诉我这封信是和言慧珠研究上演剧目的。言在来朝鲜慰问之前，曾给他写信，问他演哪些剧目好，他在这封信上回答了她，并且把对《霸王别姬》这出戏的看法和想法也告诉了她。
由此可见，梅先生在艺术上，不，在艺术的社会效果上，是多么的认真负责啊！
梅先生到达丹东不久，慰问团的其他成员也都纷纷到达了。他们下榻在丹东市的交际处宾馆。到的都是文艺界的著名人士，有京剧著名演员程砚秋、马连良；有著名电影导演、剧作家史东山，有著名女歌唱家喻宣萱(管夫人)；还有著名小提琴家马思聪等等。
他们有的随到随入朝了，有的则留下来作慰问演出。我记得，当时被我们志愿军空军部队要求留下演出的有王昆同志、还有程砚秋、梅兰芳和马连良几位同志。
程砚秋同志是先演出的，他演出了《三击掌》。梅先生是和马连良同志合演，拟定的节目是《打渔杀家》。这是梅兰芳和马连良两位京剧大师的拿手好戏。他们合作演出，真可谓是珠联璧合了。
演出是在四道沟志愿军空军司政机关大楼前的广场上进行的，面南望北，搭了一座高大的露天舞台。
那天傍晚，风大云多，渐渐地转阴，刮起西北风，天气骤然冷了下来。时值深秋，人们已经穿上毛衣了，但年已六十的梅先生却要在这样的天气里登台表演。这对他的身体和嗓子是非常不利的。因为戏曲演员对于嗓子的爱护简直胜过生命，尤其是像梅先生这样的艺术大师。许姬传先生当时告诉我，说梅先生登台四十多年，从来没有在露天地里演出过，更不用说在这样大风天里演唱了。可是这次为了慰问最可爱的人，他却完全不顾这些了。足见他对志愿军战士的热爱、崇敬的心情。
天还没有黑，广场上就挤满了人。飞行员、机械员、政工人员、警卫战士……有的远从几百里外的机场坐车来的，足足有两万人。大家席地而坐，秩序井然。连司令员、政委、政治部主任等部队首长，也都静静地坐在台下等候观看梅先生的精采演出。
然而，天公很不作美，就在演出前不久的时候，竟然下起濛濛细雨来，而且越下越大了。
人们是多么的焦急啊！心里都在抱怨老天为什么偏偏在这时候下起雨来？都担心雨下大了会看不成梅先生的演出了。要知道，对于在场的万千观众来说，有的人恐怕一辈子也就只有这样一次机会能看到梅先生的表演。所以尽管被雨淋着，全场一两万人，竟没有一个挪动。这时，梅先生和马连良先生也都化好了装，穿起单薄的戏衣，坐在用席子搭成的后台等候出场了。
可是志愿军空军司令员聂凤智等一行首长坐不住了，他们身上的衣服也都淋湿了，他们也怀着同样的心情，热切盼望着能看到梅先生精采的表演。但，这个时候，他们考虑的更重要的是保护祖国人民派来慰问的亲人们的身体健康。尤其是要保护好像梅先生这样的艺术大师们的身体健康。要知道，他们是祖国的财富和骄傲啊！他们还有更重要的演出任务，等候着他们呢！
梅兰芳、马连良之《打渔杀家》
当首长们得到气象处报告的雨将越下越大的情报以后，立即做了决定：停止演出，在聂司令员等首长走进后台向梅、马两位先生说明天气情况，请他们辍演时，梅先生却坚持地要求：“那怎么好呢？我们来慰问大家，同志们老远地赶来看我们的戏，我们怎能不演呢？别说是下点小雨，就是下锥子我们也要演的！”
聂司令员风趣地开玩笑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你到了我们部队，就得听我们的了，这是命令！”
梅先生无可奈何地笑了。可是他终觉过意不去，觉得很对不起在场的两万指战员们，便提出要求说：“为了回答大家的盛情，我们给大家清唱几段吧！”
首长们同意了，但有个条件，必须脱去戏装，穿上足够的衣服，以免着凉。这样，梅先生他们这才卸了装，各自穿上了呢大衣，走上台来和大家见面，两个人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冒着寒风冷雨，给大家唱了《打渔杀家》中的几段对唱。表达了他们代表祖国人民前来慰问的心意。梅先生还表示，从朝鲜慰问归来时，定再给大家正式演出。
两个月以后，梅先生和很多著名京剧艺术表演大师们果然从朝鲜归来，齐集丹东，特地为志愿军空军的广大指战员们，作了丰富而精采的慰问演出。
那时，天气已经很冷了，不能再在露天里演出，而是在丹东市工人文化宫剧场里，每天晚上都有梅先生和程砚秋、马连良、周信芳、裘盛戎、袁世海、李多奎、肖长华、叶盛兰……等登台，几乎是每人(或两人、数人合作)表演一出戏。梅先生演出的剧目有他和马连良的《打渔杀家》，和他儿子梅葆玖合演的《游园惊梦》，和肖长华合演的《贵妃醉酒》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终于在群众的要求下，演出了《霸王别姬》。
他们的演出，轰动了这座鸭绿江畔的英雄城市，丹东的老百姓都说：“这是几辈子都没有的事！”
记得有这样一件事：部队表示对梅兰芳先生的感谢，要送一件纪念品给他。这件纪念品是我设计的，在象征地球的圆球上，高翔着一只银色喷气式战斗机。全件是用铝合金烧铸成的，做工十分精巧，外面罩以漂亮的玻璃盒。当我拿到丹东市一家刻字店去请一位刻字名手在球形底座上刻字时，那位雕刻家一看上款是送给梅兰芳先生的，立即跳起来说：“我不要报酬，只要求送我一张戏票，让我看看梅兰芳的戏就行了！”
我对他说：“报酬我们给，戏票我们也一定送给一张，但是要求你把字刻得更漂亮一些。”
他高兴地一拍胸脯：“没说的，我保证……”
事情已经过去了31年，但它闪现在历史屏幕上的形象却更加光彩动人，它所给人们的鼓舞力量是深刻而无穷的。梅先生那炽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他为人的崇高品格，是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的。
1984年春于哈尔滨
（《王忠瑜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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