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京剧《伍子胥》所想到的“五四”的反传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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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伍子胥》
京剧老生戏中，我最爱看的是《伍子胥》。《伍子胥》这出戏主要包括了《战樊城》、《文昭关》、《浣纱记》、《鱼肠剑》等。我看的是杨宝森演出的，他把这几个折子戏串在一起，成为全本《伍子胥》。
好的京剧不以情节取胜，像《伍子胥》这出戏，我看了好几遍，并不因剧情早已熟悉就减少了兴趣。
我不知道在杨宝森演出此戏之前，更早的老艺人是否也同样把上述几出戏串在一起连演，早期汪桂芬演出此戏最负盛名。汪派音调高亢，很适于表现剧中的悲愤和焦灼心情。梅兰芳在他的文集中曾记载，他年轻时与王凤卿搭班，到上海丹桂第一舞台演出。王凤卿也是汪派那一路子，同样有阳刚之气。
王凤卿之《文昭关》
梅兰芳说，每逢王凤卿贴出《文昭关》这出戏，他就在门帘后聆听。一开场，台上传出两句西皮散板：“伍员马上怒气冲，逃出龙潭虎穴中。”顿时悲愤之情弥漫全场，迎来了观众的满堂彩，使梅击节称赞。
伍子胥是个伟丈夫，力能举鼎。平王追捕，他逃出樊城，单身持弓箭，追兵不敢近。汪派演唱此戏最为合适。杨宝森由于天赋所限，在唱法上和汪派比较，就未免有些低柔衰颓了。
有些人喜欢阳刚之气，爱聆黄钟大吕之声。我的老师公严夫子就曾经说过，张之洞不喜皮黄，爱好梆子，觉得京剧有靡靡之音。今天，也还有人仍持此见。但是为什么杨宝森演《伍子胥》仍获得大量观众的喜爱？这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最近思再从徐州开会回来，他向我谈了几点意见。
他说后来的京剧多向韵味发展，在唱腔中使感情深化了，复杂了。从前的唱腔比较单纯，而后来的就显得好听了。以杨宝森来说，自然没有汪派那种昂扬刚劲之声，但他的唱腔更挂味儿，耐人寻味，使人爱听。
杨宝森之《文昭关》
我觉得这话有道理。一般论者说到戏剧的历史，都称赞那种浑然未凿、敦厚质朴的古典戏剧，而对后来的戏剧则多加贬抑。例如，黑格尔就把希腊悲剧置于莎士比亚之上，而我国有些论者，也往往认为明清的传奇远不及元曲。这些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有时也要看具体情况而论，后来的戏剧并不一律今不如昔。
我虽然看过多次《文昭关》，却未学会。思再把那几段二黄快原板唱给我听，使过去看杨宝森演出此剧的情景重现脑海。伍子胥隐藏在东皋公的后花园内，因昭关阻隔，内心焦灼，一夜之间须发皆白。
第一段他戴黑胡子（内行称黑三）唱：“心中有事难合眼，翻来覆去睡不安。背地里直把东皋公怨，叫人难解巧机关……”第二段改为戴花白胡须（内行称黪三）唱：“我本当拔宝剑自寻短见，爹娘啊，父母的冤仇化尘烟。对天发下宏誓愿，不杀平王我的心怎甘……”第三段，听东皋公惊告他，他已须发全白。他唱：“一见须白心好惨，点点珠泪洒胸前。冤仇未报容颜变，一事无成两鬓斑……”伍子胥无可告诉的心中冤仇，困居昭关一筹莫展的苦闷，双亲遭杀害引起的内心惨痛，这些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情绪，化为一腔悲愤在这几段唱中宣泄出来。这种危难之际所迸发的真情，怎能使人不感动、不震撼呢？
杨宝森之《战樊城》
京剧能够表现这样强烈、复杂的内在感情，恐怕由于它是一种虚拟性、程式化、写意型的表演体系，它可以让演员自由自在地表露自己的内心衷曲。而话剧是写实的，就往往难臻此境。当话剧演员站在台上使用内心独白时，我总感到别扭、不自然。例如，改编的《家》，觉新在新婚时虽然用诗一般的语言来吐露内心隐秘，但我仍有这样的不满足感。
顺便说说，我还看过其他京剧演员演的《伍子胥》，当演到渔父将伍子胥渡过大江，知道伍子胥怕他泄露真相，就投江自尽这一场戏时，竟把情节改作渔父是假装投江，暗地里却悄悄潜水游走了。我不知道这改动是为了什么？伍子胥那个时代的人，都有一种重然诺、轻生死的侠义气慨，正如莎士比亚剧中所常常提及的罗马人有一种壮烈精神一样。春秋时侠士情愿为义而捐躯，荆轲、专诸皆此类人物，而渔父和《赵氏孤儿》中的钮麑也显示了那个时代的侠义风骨。不谙此理，任意篡改原剧，那真是非愚即妄了。
（《新民晚报》2005年12月21日）
由伍子胥所想到的
我还想谈谈从历史上的伍子胥所想到的其他一些问题。屈原曾说“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见《悲回风》)。注云：“自适，谓顺适已志也。”可见屈原对子胥推崇之重。后来王逸等人多以子胥比干并举，成为忠良的楷模。伍子胥在春秋时期是作为一个伟人的形象而被人所尊重。
不过，这里所谓忠的观念和后来有着极大不同。伍子胥是楚国人。楚平王无道，胥父伍奢忠言直谏，被平王残酷处死，全家灭门，只有伍子胥只身逃出，往吴国搬兵灭楚。倘据后来某种观念来评判子胥不但不可谓忠，甚至可说是大逆不道。春秋时代把他视为忠的表率，是以他对吴王夫差来说的。这同样和后来对忠这个概念的理解大相径庭。
杨宝森之《伍子胥》
为什么会出现这类问题呢？我想主要是对早期儒家的道德规范并不理解。后人多以为孔孟倡导的是愚忠愚孝，这乃是极大误解。以君主为本位，倡导君主专制主义的不是儒家，而是法家。孔孟的君臣之道是建立在双向关系上的。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则进一步说：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雠。杀掉昏主暴君，孟子甚至认为不是弑君，而是“诛独夫”。
钱穆曾说儒家有民主思想。如果认为这评价过高，那么至少也可以说早期儒家是以民为贵的民本主义者。但直到今天某些人却并不这样看，他们开门闭门说孔老二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代表。我曾经和持这种主张的一位老友说过，我不同意他的意见，我愿意和他讨论这个问题。倘他不同意我的看法，希望他直言批评。他一直殚精竭虑为民主宪政而呼吁，我想他会接受我的意见的。不料他说，他不能再花力气做这些事而拒绝了。这使我很失望，我觉得他在坚持一种长期形成的既定观念，这种既定观念对他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不容反驳的，这就是“五四”的反传统精神。其实这种反传统精神早在明末何心隐、李贽等人那里就已形成，“五四”只是将其推向极端罢了。
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以恢复希腊罗马文化为宗旨，“五四”虽因袭文艺复兴之名(最明显的是“五四”代表刊物《新潮》即以Renaissance为英文译名)，实际上却恰恰背道而行，以反传统为纲领。
“五四”运动老照片
“五四”的反传统就是“五四”思潮和“五四”精神的主要内容。谁如果对“五四”思潮、“五四”精神的某些消极因素或错误观点(如意图伦理、庸俗进化观、功利态度、激进主义)加以怀疑而进行反思，那么他就一定会被视为在倒退复古。因此，这些不容对“五四”进行反思的人采取了一种非理性超批判的信仰主义态度。“五四”自然有它伟大的历史意义，直到今天，也还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但是，真正要做一个启蒙者，就要不怕把思想、哪怕是自己最心爱的观念、放在理性的法庭上加以审判，重新估量它的价值、判定它是否应该继续存在下去，这才叫反思。
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都做过这样的理性批判，而不是把自己某些偏爱的思想和观念包藏起来，不准对它进行怀疑和思考。这样做的人，无论打着什么样的旗号，恕我直言，他只能成为一个非理性超批判的信仰主义者。我们这里这样的人不少，其中甚至有一位扬言，“五四”好就好在没有学术研究。在这种风习下，这些人不愿对“五四”时代所提出的民主、科学之类的观点作较为认真的研究，也不愿对“五四”时代的尊法反儒思想进行批判，以致成为以信念代替思想的既定观念的维护人。
实际上，“五四”时代重法批儒不仅偏激，也可说是错误的。儒家并不主张君主独裁，伍子胥反对平王并不被认为大逆不道即是例。法家如韩非则明目张胆地揭橥君主专制主义，他认为君主专断独行的权利是绝对的、不容触犯的。他曾把君主比做帽子，帽子虽蔽坏，也必须戴在头上；把臣民比作鞋子，鞋子再美好，也必须踏在脚下。这和孔孟所提倡的君臣之道有很大的差别，可是“五四”不但不反法而且尊法。主张全盘继承“五四”的人，为什么在这个观点上闷声不响，连一点反应也没有呢？
（《新民晚报》2005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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