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影里没有谁是神，但电影外有一群值得感谢的人 | 科技袁人

首先，没看过电影的同学们注意了，本期节目含微量微量的剧透。
《我不是药神》无疑是中国近年来难得的一部好电影，尤其是围绕着“药”这个主题，展现了各个行业、阶层许许多多不同的角色，而每个角色都十分鲜活和深入人心。但是，这部以“药”为主题的电影更侧重于探讨人性层面的问题，所以有一群人其实没有在电影中露面，而他们，或许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药神”。

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关于影片中药物原型“格列卫”的故事。正是有这样一群投身于科研工作的人，如同格列卫的研制者Druker、Lydon和Sawyers，也如同我们科技袁人之前专辑里介绍过的屠呦呦等科学家，他们所付出的智慧和努力，才是我们向CML、向疟疾、向更多恐怖疾病发起反抗的真正后盾。这也是科技袁人中袁老师一直强调的一点，那就是在人性、在社会又或者在政治层面，我们当然可以去做许多反思、许多讨论，但是最终带领人类向前奋进，如同“神”一般将不可能化为可能的，唯有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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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评论

神隐非梦：

这期的中心思想：深入探究建立在坚实的资料之上，否则就人云亦云了。
这不经让我想起了易大师的品三国，各种博人眼球，胡乱揣测先贤的思想。如果他能有袁老师这般严谨的学者态度就好了

Mtlp丶传颂：

药神推动了改革的进程，总理也做了相应的批示，医疗改革各个国家都在做推进，只要我们多关注，多支持，每个人都是药神！

兔兔去玩儿：

你要想芯片卖到沙子价，你得会用沙子造芯片。 你想要药卖到原料价，你得能研发出原研药。 定价权不在自己手里，就买昂贵的欧美货呗，加油。

请参考：医药的逻辑 | 袁岚峰

最近《我不是药神》热映，我也去看了这部电影。这确实是一部杰作，无论在艺术性上还是思想性上。在艺术性上，每一个镜头都不是白费的，都必然在其他地方有呼应，共同构成一个内涵丰富的故事。用现在的流行语说，影片的完成度很高。在思想性上，这部电影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非常普适、跟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即医药体系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是一个引人关注的重要问题。影片中的许多场景不但在观影时催人泪下，而且在事后也发人深思。下面，我们就来分享一些由此引出的思考。

也许应该说，本文中很多内容还不算是思考，而是一些基本资料。但深入的思考，必须是建立在坚实的资料基础之上的，否则就难免沦为空谈或者人云亦云。能够提供这样一些基本资料，就已经是一种社会价值了。

好，我们开始讨论。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这部影片是纯属虚构，还是基于真人真事的？

回答是：基于真人真事，这个真人叫做陆勇，真事叫做陆勇案。影片中的主角程勇，影射的就是陆勇。影片中的“神药”，瑞士诺瓦公司的格列宁，影射的是瑞士诺华公司的格列卫，这是一种真实的药物。这种药治疗的疾病，就是影片中提到的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hronic myelogenous leukemia），英文简称CML，连影射都省了，直接就是这个名字。

陆勇案是个什么案子呢？

陆勇原本是一位企业家，2002年被诊断出患上了CML。如果买诺华公司的格列卫，一年需要花费近30万元。2004年，陆勇获悉印度生产仿制的格列卫，一个月只需4000元左右。他通过药瓶上的信息，联系上了印度方面，从此开始直接购买仿制药。

陆勇

陆勇吃了一段时间印度仿制药后，感觉效果很好，就将自己的服用情况发在了病友群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病友纷纷联系陆勇，希望他能帮忙。病友们主要的困难在于支付，于是陆勇买了三张不是本人身份的信用卡，帮病友们解决支付问题。由于此事，2013年11月，陆勇被湖南省沅江市公安局刑事拘留。随后，沅江市检察院以“妨害信用卡管理”和“销售假药罪”两项罪名对陆勇提起公诉。近千名白血病患者联名写信，请求司法机关对陆勇免予刑事处罚。

你猜，最终的结果是怎样的呢？

一种常规的想法是：虽然当事人有值得同情和理解的地方，但法律就是法律，在法律修订之前，违法了就得处罚，考虑到情非得已，判得轻点就是了。这是包括不少法律工作者在内的很多人的标准思路。电影里也是这么演的，判了程勇5年，实际关了3年后提前释放。看起来，现实世界运行的规则就应该是这样。

但是，真实结果不是这样！2015年2月，沅江市检察院决定对陆勇不予起诉！不起诉决定书，现在已经公开了（例如见http://news.changsha.cn/html/421/20180706/2306792.html），大家可以去看。沅江市检察院还写了一个《对陆勇决定不起诉的释法说理书》，我们在这里摘录一下其中的要点：

“一、陆勇的行为不构成销售假药罪……

二、陆勇通过淘宝网从郭梓彪处购买3张以他人身份信息开设的信用卡、并使用其中户名为夏维雨的借记卡的行为，违反了金融管理法规，但因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

三、如果认定陆勇的行为构成犯罪，将背离刑事司法应用的价值观

1、与司法为民的价值观相悖……

2、与司法的人文关怀相悖……

3、与转变刑事司法理念的要求相悖……”

沅江市人民检察院《对陆勇决定不起诉的释法说理书》

因此，结论是，对陆勇不起诉！

在这里，我要对湖南省和沅江市的人民检察院点一个大大的赞，没有愧对“人民检察院”的“人民”二字！你们没有像《水浒传》里那样不管好坏先打一百杀威棒，没有重蹈南京彭宇案法官的覆辙，没有破坏人民对于国家法治的信心，而是鼓舞了人民对于国家法治的信心。感谢你们的勇气、正直和专业水平，为这个世界增添了希望！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写了一篇论文，叫做《法内容情的六种出罪路径和四点启示》，详细分析了陆勇案的启示（可见于https://www.sohu.com/a/239334127_650721）。下面一段提出了此文的核心问题：

“问题在于，此类案件中，法理与伦理之间的平衡，是否只能通过量刑上的轻缓化来实现？沅江市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对此做出了的是否定的回答。实际上，只在量刑阶段考虑社会伦理因素，也无法满足人们在法理与伦理之间寻求最大公约数的期待。无论如何，法治应当是良法之治，在任何情况下，以法律的名义行压制社会伦理之实，将国民逼到要么违法犯罪要么倾家荡产或者失去生命的困境，都不可能获得起码的正当性。这意味着，有必要认真思考以下问题：如果社会伦理因素在定罪阶段便需要考虑，那么，对于陆勇案或其他类似案件而言，在现行立法语境下，究竟存在哪些可能的去罪化路径？”

这是一篇相当理论性的文章，不过如果你想对陆勇案做出更加深入的思考，那么这篇文章就会是很有帮助的，在这里向大家推荐。

好，说完了这些法理性的问题，下面我们来讨论科技性质的干货。在科技方面，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格列卫是一种什么药？

回答是：格列卫（Gleevec）是诺华公司起的商品名，而其中的有效成分是一种有机化合物，叫做伊马替尼（Imatinib）。如果用标准的有机化合物系统命名法，那么伊马替尼叫做（深吸一口气）：

4-[(4-甲基-1-哌嗪基)甲基]-N-[4-甲基-3-[4-(3-吡啶基)-2-嘧啶基]氨基]苯基]苯甲酰胺。

呼，现在你明白为什么大家一般都只用伊马替尼这个简称了吧？

系统命名法也是有好处的，虽然一般人看着这一长串会目瞪口呆，不知所云，但受过有机化学系统训练的人就能根据这个长到爆的名字，画出伊马替尼的结构来，而且是唯一地确定。用化学的术语说，这叫做“结构式”。伊马替尼的结构式如下：

伊马替尼

你也许会问，袁老师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化学啊？回答是：别忘了，我所在的一级学科就是化学哦。经常有人问，为什么不多讲讲化学的科普？好，这就是化学的内容。化学家的经典宣传词是：化学，是一门中心科学。大家是不是很开心呀？开心就请鼓掌！

好，知道了伊马替尼的结构之后，下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它能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ML？

呃，在化学这个一级学科里，我的二级学科专业是物理化学，而不是生物化学。所以对于这个问题，就不能很详细地解释了。大多数读者也看不明白很多细节，但对于真有兴趣的读者，就欢迎去深入阅读文献，因为伊马替尼的研发历史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基本的脉络是这样：CML是一种有明确病因的疾病，它的病因是一种遗传变异。具体地说，是人体中9号染色体的一部分，被转移到了22号染色体上。这种现象是1959年由两位在美国费城工作的科学家发现的，因此被称为“费城染色体”（Philadelphia chromosome）。由此导致两条染色体的基因发生融合，产生一种新的基因，这种基因又导致产生一种新的蛋白质。而这种蛋白质是一种永远处于开启状态的激酶，带有这种蛋白质的细胞会不断地分裂增殖，不能停止，也就是说，成为了癌细胞。

费城染色体

明白了这个病因之后，科学家们就开始寻找能够消灭这种突变蛋白的化合物。经过多次的筛选之后，找到了伊马替尼。

我们需要强调一下，大多数的药物研发过程是“打哪指哪”，例如屠呦呦是先发现青蒿素能抗疟疾，然后经过多年的机理研究后才知道青蒿素为什么能抗疟疾，而伊马替尼的研发过程是“指哪打哪”，因为科学家们是先知道了CML的分子机理，再去寻找对症的分子药物。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方法论层面的成就，称为“理性药物设计”（rationaldrug design）！伊马替尼是第一种理性设计出来的药物，在医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2009年，对伊马替尼研发做出关键贡献的三位科学家Brian J. Druker、Nicholas B. Lydon和Charles L. Sawyers获得了拉斯克临床医学奖，获奖原因是“把一种致命的癌症变成了一种可控制的慢性病”。是的，只要持续服用伊马替尼，就可以完全控制住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生活跟常人无异，这种血液癌症真的变成了像它名字字面上那样的慢性病。这种惊人的疗效，正是电影剧情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已经被攻克了！

在格列卫上市之前，有一位美国老太太叫做Lopossa，患上了CML，穷尽了各种治疗方法，已经失去了希望。因此她的老伴儿把她接回家中，她的孩子们也纷纷从外地赶来，和她道别。Lopossa给自己选了一块墓地，甚至连自己葬礼上的音乐都选好了。但在试用了格列卫三个月之后，她竟然恢复了。

2000年5月，Lopossa去她母亲的墓地扫墓，旁边是她之前为自己准备的墓地。她对老伴儿说：“我本该已经长眠于此。”老伴儿就问她：“你现在不是还活蹦乱跳的吗，干嘛不拍张照片？”于是就产生了下面这张著名的照片。

Lopossa和给自己准备的墓地

因此，2001年5月，格列卫在获批上市的第一个月，就登上了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时代》杂志说：“抗癌战争有了新的弹药，这些就是子弹。像格列卫这样的革命性的新药，通过只瞄准生病的细胞来抗击癌症。这是我们一直在期待的突破吗？”

格列卫登上《时代》封面

顺便说一句，拉斯克奖是医学界的最高奖项之一，经常被视为诺贝尔奖的风向标。屠呦呦就是在2011年获得了拉斯克奖，从那以后对她将获得诺贝尔奖的猜测就络绎不绝，后来果然在2015年得到了诺贝尔奖。

2011年，屠呦呦领取拉斯克临床医学奖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对比是，疟疾是一种常见病，2013年全球的疟疾患者大约有1亿9千8百万人，也就是说在全球70亿人口中的患病率大约是1/35，而CML是一种罕见病，患病率大约只有十万分之一到二。在这个意义上，治疗CML的重要性远不如治疗疟疾。但是，为什么Druker、Lydon和Sawyers还是和屠呦呦获得了同一级别的拉斯克奖？原因在于，伊马替尼的意义远不只是治疗CML这一种罕见病，而更多地在于方法论层面的突破，开创了理性药物设计的新时代。在科学上，方法论的进步往往比具体的成果更加重要，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道理。

好，了解了伊马替尼这种药的科学原理，下面我们来问：为什么影片中“神药”格列宁的价格这么高，引出了无数的矛盾冲突？

对此我们首先可以说的是，影片反映的是一个事实。现实生活中，格列卫的价格确实非常高，引发了很多争论。但要解释清楚为什么会这样，你立刻就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比前面的科学问题难解释得多。科学问题是完全客观的，不存在“站在谁的立场上”的问题。而要解读药价问题，就难免涉及到价值判断，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怪圈。

格列卫

当你了解的信息很少时，你会很容易以为应该责怪某一方。但当你了解得越多，你就会越来越感觉每一方都有自己的道理，但每一方也都不能否定其他人的道理。一言以蔽之：难，难，难！这也正是医药问题在所有国家都是经典难题的原因，因为对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很可能永远也找不到完美的解决方案。

从更广泛的哲学意义上说，人们如果遇到不如意的事，一个天然的反应就是归咎于某些人，这样有助于心理平衡。许多人把这种心态推向了极端，以至于出现犯罪时，都老是让受害者找自己的原因，好像受害者不这么做就不会被侵犯似的，这种找平衡的心态已经是走火入魔啦。

但医药问题却是个例外，在这里有明确的同情对象，即病患，有明确的赞扬对象，即科学家，但往往没有明确的批评对象。你觉得应该批评谁？制药企业？政府？医生？警察？如果你对他们的了解多一些，你就会发现，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大家都不容易，都有苦衷。

也许在哲学上，我们应该承认，有些糟糕的结果单纯就是因为倒霉，而不是因为有人做了坏事。正如《道德经》所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但是病人总是需要一个解决方案，因此我们还是需要在现实生活中继续奋斗，继续妥协，在奋斗和妥协中开辟一条道路。

在影片中，着力强调的是程勇等人买低价药救人的经过，而把黑锅都推给了制药企业诺瓦公司，把诺瓦公司的代表塑造成了一个唯利是图、冷血无情的形象。在艺术上，我们可以理解制片方这样做的道理，这确实是最方便的，因为电影总是需要一个反派，观众也需要对天价药的来源有个理解。但在现实中，这就是一种过分简化的描述了，而且是大大的过分简化，以至于可能造成一些定性的错误。

如果你站在药企的角度思考一下，你很容易就能明白他们的做法。药物研发的成本是很高的，动辄以10亿美元计。这里不但包括寻找对症的药物分子，还包括动物实验，以及规模越来越大的人体实验。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岔子，都可能导致研发失败，颗粒无收。

例如在1990年代，美国有一位癌症研究专家曾经开玩笑地说：“人类对于癌症的研究史，就是一部小鼠癌症的治愈史。”这话的意思是，很多药物在动物实验时的效果都很好，能够有效治愈动物身上的癌症，但是对人类癌症却完全无效。

幸好，伊马替尼不是这样。伊马替尼刚好是反着来的，在很多种类的动物身上都表现出了不良的副作用，特别是对于狗来说，严重的肝脏反应几乎杀死了参与试验的狗。眼看这个项目就要胎死腹中的时候，在猴子身上的试验却取得了成功，才得以让研发延续，最终通过了人体临床试验。

因此对于药企来说，新药研发是一项风险巨大的活动。一旦有一个新药上市，就必须让它收回巨额的研发成本。而且不但是这个新药本身的研发成本，还包括许多失败项目的成本，失败的项目可能比成功的项目多得多。用经济学的术语说，新药承担了巨大的“固定成本”，固定成本就是无论你是否生产、生产多少，都已经投入进去的成本。而在开始生产以后，每多生产一单位药物所需的成本，也就是所谓“边际成本”，很可能是相当低的。

固定成本和边际成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下面这个著名的小故事来说明。有一位工程师，受邀去检修一台损坏的电机。他在这台电机上爬上爬下，四处敲敲打打，不时地测量些什么，折腾了三天之后，用粉笔在机器的一个部位画了一个圈，对工作人员说：“打开电机，把这里的线圈减少16圈。”人们照着做了，果然排除了故障。工厂问他要多少钱，回答是一万元。有人要求他开一个详细清单，他开了个清单：“用粉笔画一个圈，价值1元；知道在哪儿画圈，价值9999元。”这里的1元就相当于边际成本，9999元就相当于固定成本。

以上是新药定高价的一般原理。对于格列卫来说，还有一点理由，就是CML是一种罕见病。要从比较小的销量中收回成本，那单价就只能定得更高了。

虽然有这么多理由，但许多病人买不起药，还是一个巨大的人道主义悲剧。医药的价值不能仅仅以经济价值来计算，用经济学的术语说，这里存在着所谓“外部性”，就是价格之外的社会价值。

2013年，一百多位癌症研究专家发表了一封联名信，认为包括格列卫在内的若干种抗癌新药定价太高，利润率太高，让许多人承担不起药价，这是不道德的。在签名的科学家中，就包括伊马替尼的三位研发者，Brian Druker、Carlo Gambacorti-Passerini和John Goldman。他们指出，在格列卫刚上市的那年，2001年，格列卫的标价是3万美元一年，在这个价格下，诺华公司在两年内就足以收回成本了。但是在2012年，诺华公司却不是降价，而是把价格提高到了9万2千美元一年，年销售额达到了47亿美元。这就太过分了。

可是这还没完呢。这封联名信是在2013年写的，到了2016年，格列卫的价格又涨到了12万美元一年！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Brian Druker，就是前面说的因为研发格列卫得了拉斯克奖、又在抗议信上签名的这位科学家，本人并不是诺华公司的员工，而是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Oregon Health & Science University）的医学教授。他领导了格列卫的临床研究，但从来没有获得过专利，也因此从来没有从格列卫的销售中赚到过钱。这也反映了当今世界医药制度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利益分配的问题。从科学原理的提出，到成药上市，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能历时上百年，中间有很多科学家做出了贡献，最后拿到钱的却只是少数一些商业机构里的人，这是一个深刻的矛盾。

Brian J. Druker教授

因此，如果你问我，如何看待诺华公司？回答是：一言难尽。在药物有无的层面上，我们应该感谢制药企业开发出了新药，为患者带来了希望，否则你即使想抱怨都找不到抱怨的对象。同时也要指出，开发新药不完全是药企的功劳，学术界的贡献也不可或缺。在药物定价的层面上，我们理解药企的考虑，同时也理解药企的批评者的考虑。这是一个艰深的两难困境，既是哲学性的，也是现实性的。

在医药问题中，还会反映出当今世界的更多深层次矛盾。例如，2018年4月10日，著名的投资银行高盛发布了一份针对生物技术领域的调查报告（http://3g.163.com/news/article_zhwnl/DFN5RF1405119C3G.html）。里面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就是：“治愈患者是一种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吗？”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于，如果快速甚至一次性治愈患者，医药公司将难以保证自己的利润，因为市场总体趋势将会是萎缩的。按照这样的思路，我们可以推出，像格列卫这样长期持续使用的药物是最有利于盈利的。但是，这对社会是最优解吗？显然，这样的思路令人不安，追逐利润的资本主义跟人类健康之间存在矛盾，这里有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

下面，读者很自然就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影片中，印度的仿制药就便宜得多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又需要首先肯定一下：是的，在这方面影片反映的是一个事实，印度确实有一个巨大的仿制药产业，而仿制药的价格也确实比专利药低得多。要解释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就需要首先搞明白，仿制药（generic drug）是什么？

从科学原理上说，一种药的疗效来自于它的化学成分。一旦化学成分公开了，那么许多企业都可以迅速制造出效果相近的药品。这样就会造成一个尴尬的局面：巨大的研发成本被一家企业扛了，而大量的仿制企业只需要负担小小的边际成本。回想一下那个1元画圈和9999元知道在哪里画圈的故事！如果对研发新药的企业不加以一定的保护，那么研发企业肯定会亏得吐血，这样下去就不会有企业愿意开发新药了。

因此，为了让药物经济可持续地发展，大多数国家对新药都有一段时间的专利保护，让研发企业在这段时间里独占市场，能够通过高价来收回成本。一般而言，经济学家是反对垄断的，他们有种种理论，证明垄断会降低社会总福利。但对于药品这种非常特殊的商品，经济学家一般都是赞同让研发企业在专利期间保持垄断的。这种态度是正确的，理论要适应现实，而不是让现实去适应理论。

请注意，专利保护并不是永久的，而是有一个期限，比如说10年、20年。那么，专利到期后会怎么样？专利到期后，就不能禁止其他的企业生产相同成分的药品了。按照现在大多数国家的规定，只需要证明你的药跟专利药具有“生物等效性”（bioequivalence），就可以认为疗效相同，就可以上市销售了。

生物等效性的意思是，仿制药跟专利药具有相同的有效成分，并且有效成分在人体中的吸收情况跟专利药相近，在90%的置信度下位于80-125%的区间内。在这里有不少技术性的术语，但基本意思是一目了然的，就是要证明仿制药跟专利药具有相同的疗效。在这个前提下，仿制药可以在工艺、辅料、颜色、味道和包装等细节上跟专利药有所不同，但这些都无关大局，不影响上市。

因此，许多人以为仿制药是不合法的山寨药，我们必须指出，这个理解是错的！仿制药是一个合法的产业，国家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来管理。而且仿制药也不是疗效差一点的药，而是疗效跟专利药相同的药，至少在原则上应该如此。仿制药为什么便宜呢？完全是因为省下了巨额的研发成本。

现在你肯定要问了：既然世界各国都有仿制药产业，那么为什么印度这么特殊呢？

回答是：因为印度没有节操啊！

请注意，仿制药的前提，是原来的专利已经过期了。世界大多数国家，对于药品专利都还是比较尊重的，即使在现实层面上不能禁绝假药，但在法律层面上都还承认药品的专利。但是我们勇敢的三哥呢，在1970年颁布了一个专利法，禁止药品和食品的配方申请专利，只允许生产的过程申请专利！

这是什么鬼？直接来个釜底抽薪啊！

无论是谁，知道三哥的这条法律以后，都会感到无比的……不知该用什么语言来形容了。我们只能说：

三哥什么事干不出来！

三哥什么事干不出来！

三哥什么事干不出来！

我的朋友汪涛曾经担任过中兴印度子公司的总经理，按照他的总结（摆平印度——印度究竟不可思议到什么程度？| 汪涛），如果对印度的介绍没有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话，那就不会是真正的印度。事实上，印度政府自己的宣传口号，就叫做“Incredible India”，不可思议的印度！

不可思议的印度

你也许会问：其他国家怎么会容忍印度如此耍赖？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没有明面上的答案。很多人猜测，制药企业跟印度政府有默契，比如说在印度进行廉价的人体试验。不过这只是猜测，我们还是先说实锤，有一说一吧。

无论有没有更深层的原因，总之，印度无节操的专利法，使得仿制药在印度获得了“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式的发展。许多人说印度的制药业很强，在全球排在第三位，其实就是这么来的，全是仿制药，没有原创药。显然，印度不可能有原创药，因为如果有印度企业想开发新药，结局只能是亏得连姥姥都认不出来。

世界贸易组织（WTO）有一个公约，叫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简称TRIPS，大多数国家都在里面，包括经常被认为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中国在内（中国：我先找口锅背一会儿）。特立独行的三哥原本不在里边，但在1995年加入WTO之后，三哥不得不在2005年的截止日期之前加入TRIPS。

2005年，印度修订了专利法，宣布药品配方可以申请专利了。诺华公司跟印度政府打了7年的官司，从2005年打到2013年，影片里也提到了这件事。至于诉讼的结果，你猜？什么，你猜诺华胜诉了？那么，你再猜？

1993年，诺华公司为格列卫申请了专利，说的是伊马替尼的某种盐，没有确定是什么酸的盐以及什么结晶形式。1998年，诺华公司开发出了第二代格列卫产品，就是伊马替尼的甲磺酸盐的β结晶，他们号称这样可以使患者对药品的吸收提高30%。诺华公司想为第二代格列卫在印度申请专利，2005年的专利法修订让他们看到了曙光，一直上诉到印度最高法院，但结果还是被三哥毙了。三哥的理由很充分：新的专利法规定，新药的改进必须跟旧的配方有显著的区别，才可以申请专利。甲磺酸盐的β结晶，不算是显著的改变！

你看，三哥总是这么依法办事的。这是印度最高法院的决定，诺华公司没有上诉。谁都看得出来，在一个这么有素质的国家里，上诉能有什么用。诺华要哭了：你们都说我黑，这里有一个更黑的……

开心的印度歌舞

如果你问我，如何看待印度的仿制药体系？回答是：这是一个典型的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权衡的问题。在短期，这使得印度人民用上了便宜药，也包括很多其他国家的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感谢印度的仿制药。在长期，这使得印度企业无法开发新药，这又损害了印度人民的利益。

这个权衡是赚是赔呢？这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这个国家的自我定位，其他产业和技术条件的配合程度等等。我无法替印度决策，但对中国而言，我觉得，还是追求长期利益更合适。因为，我们完全有能力去开发新药。

例如2018年7月，我国首个自主研发的抗艾滋病新药——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的艾博韦泰长效注射剂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该药是全球首个抗艾滋病长效融合抑制剂。

艾博韦泰

事实上，我的不少朋友正在从事新药的开发。未来的5-10年，可望成为中国新药爆发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希望、也急需社会关注与投资的产业！

说到这里，你也许会问：研发新药是解决新问题，但对于已经有药但买不起的人们来说，该怎么办呢？

回答是：这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学术界、企业、政府等等，每一方都应该尽到自己的责任，共同为人类造福。

例如在政府方面，许多国家对药价都有管制措施，用政府的力量让药企降价。在这方面，美国其实是个特例，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简称FDA）只负责监管药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不管理价格。因此，美国的药价是全世界最高的，世界各国的药企基本上都指望着靠美国市场来收回成本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感谢美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买了高价药的消费者，他们相当于为新药的研发提供了经费。

有一件事，我的印象很深。2004年，我在普林斯顿大学作博士后的时候，正值美国总统大选。竞选的一方是在任总统、共和党的小布什（George Walker Bush），另一方是民主党的资深参议员约翰·克里（JohnForbes Kerry），就是后来在奥巴马的第二个总统任期中担任国务卿的那位。有一天，这两位候选人举行电视辩论，我的房东拉我到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房间，跟许多大学生一起收看电视直播。两位候选人各自发言之后，是观众提问时间。有一位观众问小布什：加拿大的药比我们便宜很多，我们为什么不从加拿大进口药品？小布什的回答是：因为那些药可能是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生产的。这种赤裸裸的歧视令我不禁大吃一惊，身边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们也是一片嘘声。

小布什和克里的竞选辩论

如你们所知，知识分子一般都不喜欢小布什。我有一位科大师兄，到美国读书和工作后，加入了美国自由党。这个党号称是美国第三大党，但绝大多数人想必都没有听说过，这就是两党政治下的第三大党了。这位师兄还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叫做《美国草根政治日记》，其中有一半内容，是2004年大选中，他作为自由党的党员为克里助选的经历。诶，为什么美国自由党要为民主党助选啊？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多么喜欢克里，而是因为他们太讨厌小布什了！但即使是这么多人自带干粮帮克里助选，这老兄还是没选上，只能说人太矬，没办法啊！

《美国草根政治日记》

说完了美国，来看中国。中国政府尽到自己的责任了吗？我们应该说，在基本面上，中国政府做得是很不错的。例如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简称UNDP）发布的《2016年人类发展报告》（http://hdr.undp.org/sites/default/files/hdr_2016_report_chinese_web.pdf），2015年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出生时预期寿命分别是76岁和79.2岁。在具有相近的人均GDP的国家中，中国属于最高的之列，而美国属于最低的之列。其实不止是中国，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如古巴、越南、朝鲜，在具有相近的人均GDP的国家中，预期寿命都属于最高的，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个显著表现（例如见：看《药神》思药价：古巴的抗癌新药为何疗效好、价格低？| 尹伊文）。

但是具体到药品管理和定价问题，中国政府可吐槽的地方就不少了。很多人都听说过，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因为受贿罪和玩忽职守罪，在2007年被判处死刑，当年执行了。如此重要的职位，造成的危害远远不只是贪污受贿本身，而是放松了药品的标准，让很多不合格的仿制药上了市。至于哪些是合格的，哪些是不合格的呢？根本搞不清楚。

郑筱萸

2012年2月13日，国务院印发了《国家药品安全“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部分仿制药质量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这份《规划》提出，对2007年修订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实施前批准的仿制药，分期分批与被仿制药进行质量一致性评价。

这话的意思是：2007年以前批准的仿制药质量都不敢保证，所以要重新评估。仔细想想，当年的低标准和走后门，造成了多大的混乱和危害！

关于定价问题，格列卫就是一个好例子。最初，格列卫不在医保名单之内，以至于有一段时间，格列卫在中国的售价成了全世界最高的，制造了许多人间悲剧。直到陆勇案引起全社会关注，各地政府才开始重视这个问题。格列卫于2017年2月纳入国家医保，报销比例达到80%左右。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大病保险也是一个值得推广的办法。

在仿制药方面，格列卫的专利保护于2013年4月到期，此后三款国产仿制药拿到了生产批文，分别是豪森药业的昕维、正大天晴的格尼可以及石药欧意的诺利宁。它们的价格都在一千元左右，只有格列卫胶囊价格的1/20，对患者是一个可喜的福音。

因此，正如影片结尾所说，近年来，中国CML患者的状况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改善。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进步来得更快一些，代价更小一些，尤其是无谓的代价，应该完全消除。

对于中国来说，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发展自己的制药产业是根本。如果没有自主研发，你就只能像印度那样，在买别人的和仿制别人的之间选择。只有自主研发，才能让你增加一个选择，就是生产自己的原创药。这是大国的追求，也是引领人类发展的必然要求。

最后，我们要说到影片的名字。程勇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不是药神。那么谁是药神呢？

其实没有人是药“神”。但如果要说谁最接近于这个称呼的话，那么当然就是药物科学家们。屠呦呦对于疟疾，Druker、Lydon和Sawyers等人对于慢性粒细胞白血病，都可以称为药神。

白血病有很多种，CML是其中的一种。另一种白血病叫做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曾经是最致命的癌症之一。中国的张亭栋、王振义、黄世林、陈竺等人开创出新疗法，采用全反式维甲酸和三氧化二砷（也就是著名的毒药砒霜）综合治疗，使病人的五年生存率达到90%以上，已成为国际上治疗该病的标准方案。2018年2月，陈竺与两位法国科学家安娜·德尚和于克·德戴因为对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研究，分享了2018年的舍贝里奖，这是2016年设立的一个大奖，由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用于推动癌症、健康和环境领域的科学研究。

陈竺、安娜·德尚、于克·德戴获得2018年舍贝里奖

我们看到，在对抗疾病的斗争中，从疟疾到白血病、艾滋病，人类都在取得进步。但这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战斗，而且代价巨大，我们应该在道义上和物质上，全方位地支持我们的科学家。所有人都应该尽到自己的责任，而科学家们，是最伟大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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