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猜想、观点与反驳
本文是关于这个公号过去两年半以来主要文章的导读，也是作者整个思维过程的再现，可以视作是对过去两年半的复盘。
本公号最初的读者是一个只有几十人的小群体。其中有国内最好几家金融机构的高层和中层管理人员，也有国内最好几家律所的合伙人，还有部分是在国内外最好的几家巨头企业从业，所谓“最好”就是业绩最好的意思。这个群体的平均年龄不到40岁，出身国内一流高校，凭借自己的努力，相当一部分在欧美一流高校有留学经验。这是一个出身平凡的群体，基本没有二代。他们可以算是今天中国的upper middle class，西城学区房的绝对主力。只要你不是在特殊时点极其偶然的进入了一家极具潜力的企业（例如十五年前的阿里或者腾讯），或者你不是因为在技术方面天赋异秉从创业的天使轮最终走到了韭菜收割轮，上述群体的人生基本就是这一代普通国人的标杆和榜样了。很多时候他们不需要看新闻，他们本身就是新闻的一部分。
然而，他们大概从来没有认为自己跟最普通的国人有多大差别，尤其是在焦虑感方面。后来我逐渐了解到，在科技类企业中，高收入理工男大概也是这种状态。我经常直言不讳，今天中国一线城市upper middle class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投资观，是被一群未经世事、收入并不稳定甚至还在租住的自媒体所决定的。这句话没有任何贬义，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也可以反过来理解，今天小编们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
这一定是有问题的，也是促使我最初开始写作的原因。
2016年本公号的主要话题是房地产，最初三篇文章写得很通俗，不少读者应该是读到过的，当时由比较大的公众号（财经、凤凰财经）转载了。然后用了四篇文章，从房价是否会下跌的角度来探讨房价上升的问题，这四篇从供给、需求、杠杆和预期来分析中国房价的文章，至今没有需要改动的地方。可是这样的文章大多数人就读不下去了。翻回去两年，这四篇文章其实可以决定很多年轻人的人生。
站在2016年初写作的那个时点，中国网络媒体很少谈及二线城市房产的投资价值，而这个公号应该是当时为数不多的那部分之一，当然还有一些专注于房产投资领域的小群体也持有同样观点，他们更加激进。可以进一步回顾的是，那位在券商分析界混迹多年，以高歌“新经济”出名，最后纵身于地产行业，拿走1,500万年薪的网红经济学家，当时对中国房地产是看空的。《十次危机九次地产》在当时也是赫赫有名的。有幸，我在当时的文章中不点名的记录下了这一切。除了他，大多数upper middle class也是茫然的。当房价开始拉升后，大家才真正激动起来，已经是半年之后的事了。
今天，无论你身家多少，出于对房价的关心，仍然会阅读大量关于中国房地产的网络文章,只是在我看来，大部分都不值一读。例如，你一定读过将汇率跟房价联系起来的文章，还读过将中美贸易战跟房价联系起来的文章，还有地方债跟房价联系起来的文章。这些文章看似宏大，大多都是拼凑出来的，其中大部分100000+还可能有买粉的因素，在一段时间内（例如2016后半年至2017年严格限购开始前），这些文章是某个群体集中写的（地产中介、出国中介、前期大量入手后准备出手的群体），还有部分，是急于涨粉的自媒体运营者在推波助澜。这是由互联网传播方式和中国目前自媒体的运营方式所决定的，互联网信息传播会对“预期”造成重要影响，因此在这个时代去做金融自由化，快速扑街的可能性比以往大增。
在过去十年，大多数国人有三次机会，包括2009年之前的北京四环内、2012年的北京六环内和2016年的主要二线城市一环内。2016年中国主要二线城市房产投资的基本逻辑，与2012年和2009年中国一线房产投资的基本逻辑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在中国一线城市2009年、2012年和主要二线城市2016年的时间点上，都还有大量的新盘，满足“租金抵月供”这个中国房地产价值投资的黄金标准。“租金抵月供”，也即房产的月租金足够用于偿还房贷月供，意味着只要付出首付，除非住房贷款利率上涨幅度超过租金上涨幅度，不可能再产生任何财务负担，意味着在城市化初期和中期阶段，你只需要付出首付，就可以坐等房产升值。大部分时候，租金上涨幅度还一定会超过房贷利率上涨幅度。这就是2017年之前中国房地产的投资价值所在。租金月供比越低，房价越会远离价值投资区间，这时候只能依靠杠杆和预期因素去判断是否还有投资价值，这里面还有机会成本问题。再往后，当某个城市房价超过大多数新人的承受能力，城市房产就会进入到租住模式，也就是目前北京上海的情况。这个时候对于普通房产而言，已经没有大幅升值的空间了，即便今后价格再提高，也只能是随着当地收入普遍提高之后，在一个可容忍的范围内的去实现。价值投资，最终是由需求去决定的。
也就是说，在2017年之前，你基本不用考虑任何“宏观”问题，在2013年之前的一线，2017年之前的二线，都具有非常扎实的价值投资基础。你根本不需要去考虑政府是否“有意”让房价上涨，不需要去考虑“保汇率还是保房价”，更不需要琢磨中美贸易关系，对大多数人来讲，最不该做的就是天天上网看别人的分析，而不去做自己的分析。我讲的，都是关于普通人的故事，不需要任何内幕信息或者特殊的金融便利就可以实现的。
2016年下半年一线开始的全面上涨，说到底是金融自由化导致的。贷款便利使学区问题和购房需求直接挂钩。不得不说，自2015年A股股灾开始，互联网社交的负面信息放大功能再次突显，这个阶段，北京上海的房价从“杠杆市场”走向了“预期市场”，表面看是“学区”需求，其实是金融博弈。
在2017年当北京房价因学区问题开启疯涨模式时，我写了《西城老破小与教育公平化 ——关于房价的思考之二》，提示要十分小心潜在风险。也许大多数人已经忘记，当时专注于房产投资的激进小群体，仍在高呼大家进入，我非常怀疑当时有一批人是在着急出售，这种宣传手段与证券领域如出一辙。当时北京大多数具有千万以上房产投资能力的人群，以及相当部分咬牙想去挤一下最好学区的人群，潜在思维模式都是，北京上海的房价还会一直不断快速上涨，如果自己早日购入一套，在学区使用功能结束后，还能卖出套现离场，“学区”需求已经嵌入了投资预期。这是非常危险的阶段。因为当时北京上海的房价，对于某些人群来讲，负债收入比已经非常高，如果学区政策调整，或者贷款政策调整，都会导致“房价大涨、套现离场”这个最大预期不能实现。事实上，2017年正是北京上海房产套现的好时机。另方面，当时购买北京上海房产的机会成本其实非常高。因为，即便到了2017年3月，主要二线城市仍然有大量租金月供比相当好的新楼盘。当时我在小范围内提出的明确看法是：如果有能力在北京、上海新购一套房作为投资的，应当放弃一线，而去考虑在二线城市以同等价格购入多套。在上述文章发表不久，北京上海出台史上最严厉限控措施。由于几乎要求全款购房，市场陡然降温。而主要二线城市开始陆续对外地人限购。接下来，不少地方是以“人才引进”的名义打开了套利空间。再接下来，是棚改资金涌动加扭曲限购政策导致的万人空巷排大队。二线后来的涨幅，很显然也是一个金融现象了。
站在2016年的时点，主要二线城市房产之所以值得购入，是因为租金月供比在非常低的区间，这时候就跟2012年、2009年的一线一样，是捡钱的时代。理论风险在于，如果出现大范围断供，那么房价可能出现下跌；或者，如果出现房产政策的重大调整，例如实施新加坡那样的组屋制度。但这种可能性微乎其乎。因此，作为一项长期持有资产，即便在2016年，也是有非常多的、非常安全的投资机会的。租金月供比，已经内含了对房产税的考虑，因为这个判断标准，是从租金角度出发的，租金最终是由市场决定的。即便出台房产税，也只可能让流动收益减少（或者由租者负担），而不会出现房产价值下跌的风险。从这个角度来讲，环京房产或者二线城市远离工作地点的新区房产，其实风险是很大的，因为“租金”是不确定的。有可能随着未来的发展不再成为问题，但既然有稳定的选择，为何要选风险更大的？2017年投资环京的人群其实没有考虑机会成本问题，因为站在年轻人的角度，如果能去二线当市民，何苦留在环京？在2016年时我预感到北京上海房价大增后的挤出效应，会直接导致二线出现巨大的机会，当然，这也是年轻人追求高性比工作和生活环境的机会，所以这个公号第二篇文章的标题是《二线：追求幸福的权利》。
但随着金融自由化，尤其是二线房价过快上涨和一线教育资源与房产的紧密捆绑，房价问题已经突破了房地产领域本身。站在今天，我的认知是，中国一线和主要二线城市的房价都已经很大程度上偏离了价值投资的区域，以今天的价格购入，租金月供比是很差的，这时候如果再行投资，需要考虑的因素将非常多，而收益越来越难以计算。再加上各地严格限购，事实上只能购买当地房产，整个一二线市场其实已经在去投资化，而棚改政策更张后，三四线也会急速降温。三四线的关键，也在“租金”二字。
我非常清楚中国房价不能承受大幅下降，但当时也没有想到后来的行政手段是如此强硬。坦率的讲，在有限的手段选择中，综合考虑房价普遍下跌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对北京上海的严格限制手段，我是非常支持的。二线城市这两年的问题，不在于市场化不足，而在于限控不够果断和全面，地方不断放水，表面限制，其实开了很多小的出水口，这是利益使然。
我不是一个炒房客，没有对房产投资百分之百的热衷度。因此在2017年质疑北京的房价之后，我开始思考互联网信息传播给这一代人带来的影响。《是时候，跟互联网的一部分说再见了》这篇文章是我第一次尝试。该篇其实是在思考2015年股灾和2017年北京上海抢房的“预期”因素，这个“预期”的恐慌因素是互联网传播直接带来的，在两年之内，同样的传播方式，给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写作这篇文章，也开始让我反思自己碎片化的阅读习惯，我在当天卸载了微博，将微信内容公众号控制在60个左右，这是主动控制信息摄入的第一步。
在北京房价与学区高度捆绑后，与大多数人一样，我们都认识到这是个事关教育资源扭曲的问题。在红黄蓝事件之后，我写了《为什么应当坚持国民基础教育的非营利性》，这篇文章在这个公号的阅读量不算大，但被转发很多。我第一次站在专业角度提出了教育资本化的负面影响，主要建议是还原基础公立教育的非营利性。但很显然，个别已经上市的培训机构是尾大不掉了，这个产业还在解决相当多年轻人的就业问题，并且有些企业做的是很有益的教育补充，需要综合平衡的考虑非常多。但如果培训全面取代公立教育，这是直接影响下一代的另一件事。我内心的思考是，如果公立教育资源再稀缺，房价还会与公立教育资源捆绑，最终只会出现类似于韩国那样以培训替代公立教育的恶果。有幸，这篇文章通过两个途径以内参方式呈递决策层。我并不知晓最后的政策选择是否受到了或者会受到这篇文章的影响，但从最近的公开信息来看，对公立教育资源的重视，以及开始强调基础教育的“公益性”，的确是有明显的变化。这方面还是值得持续关注。
2018年初的三篇文章，我挑战了自己完全陌生的领域，也就是关于都市圈发展问题。最初是因为携程董事长梁建章撰文提出上海市规划人口应当是5,000万，他引用了日本东京都市圈人口是3,700万这个数据。我拍脑袋的觉得一个城市装5,000万人是不合适的，但这只是一个“猜想”，需要去验证。所以我去查询东京都市圈的人口数据，然后发现原来对都市圈的界定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这引发了我极大兴趣，因为我一直主张中国二线城市有巨大发展空间，但却没有认真思考过都市圈的判断标准，这方面的确需要补课。由于没有查询到现成的中文资料，所以我去查询了全球几乎所有主要城市的都市圈数据，其中大多数来自于各国统计局官网，也要感谢wikipedia。
这个过程中让我收获最大的，是美国对都市圈的界定方式，也就是都市圈三篇中的第二篇《大都市与小城镇——都市圈的真相》提到的关于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和Mic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MSA）的界定标准。在都市圈三篇中，这篇阅读量是最小的，但我认为其实是最有意义的。美国的分类标准我认为是非常贴近经济发展实际需求的，即都市圈不与行政区划城市等同。中国的城市有很强的行政属性，但经济发展其实不应受制于行政区划，行政区划应当去为经济发展服务，而不是相反。这方面长三角和珠三角都做得比内地好，现在的大湾区其实就是在打破行政区划的束缚，而浙江省内也在打破行政区划的束缚。
对都市圈的关注又自然延及到对企业与城市关系的关注，是不是大的企业应当都在大都市中？这对我来讲，当时只是一个“猜想”。梁建章的观点是，只有大都市才有利于人才聚集和创新，这是他的政策建议依据。我想确定一下是否如此。于是我做了一个简单而枯燥的工作，逐一列出2017年的Fortune 500企业总部所在地，按照总部所在地的GMP（地区生产总值）进行排列，得到了一张全表，这应该是国内第一次在公开渠道有这样的表格。然后我得到的结论是，有不少Fortune 500的总部其实不在大都市，位列第一的沃尔玛总部就只是在本顿维尔这个小镇上。兴趣一旦爆发是止不住的。我将主要国家都市圈的经济数据（人口、面积、GMP、GMP对GDP占比）进行排列，直观的看到了美国、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主要国家都市圈的分布，这时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经济密度”。一个国家经济密度的均衡性，其实跟发展模式和发展阶段有很大关系。当一个国家将资源完全集中于少数都市圈时，大企业会非常集中，GMP对GDP的占比会非常高，也就意味着其他地区难以发展。美国和德国的经济密度均衡性非常好，反应的是地区间经济差异比较小，这是很健康的均衡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大量创新类企业，或者我们所说的关键领域、关键技术企业，其实总部并不在大都市。接下来我自然而然的关注到所谓的Hidden Champions，也就是隐形冠军企业，并统计了德国和日本的Hidden Champions，写下了《多一些亩产英雄和隐形冠军，少一些泡沫独角兽》。通过这篇文章，有幸与Hidden Champions理论的提出者，德国的Hermann Simon教授进行了交流（《与赫尔曼·西蒙教授的交流》），这就是互联网的神奇之处。这使我验证了自己的“猜想”，即企业创新能力与都市圈大小其实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尤其考虑到今天已是互联网时代，那种认为任何科技创新都要依赖于大型都市圈的观点，其实是站不住脚的。
通过对全球都市圈发展和企业分布的了解，我非常清晰的看到，尽管信息科技企业在快速崛起，但整个全球关键企业的行业类型，并没有也不可能马上发生巨变，对中国而言，无论是农业、食品业还是医药行业，都还没有值得夸耀的大企业。信息科技将会促进很多产业和企业的发展，也会创生出新的产业类型，但并非互联网企业（尤其是互联网平台类企业）会成为唯一的主导。在爆发滴滴乘客事件后，我写下了《是时候彻底反思中国的互联网经济了》，这篇文章转载量非常大，评价不一，赞同者和反对者都有相当多情绪的因素。我理解该文是国内第一篇将中国实体经济发展阶段与互联网平台经济发展的历史结合起来分析的文章。中国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国天量的基建投资和大量的廉价劳工转移。这个模式在大多数的国家是不可复制的。因为大多数国家要么人口多、但没有基建条件（例如印度、巴基斯坦），要么基建条件尚可，却不可能有这么多廉价的快递小哥。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认识到未来的人工成本是平台企业将要面临的巨大问题。从另个角度看，电商及互联网出行这类平台企业上的劳动者，他们的未来终将是一个需要面对的社会问题。平台企业可以将之推给社会，其实最终还是要通过财政，由全民去背负。而平台企业也充分利用了互联网传播的特点，在舆论上在几年时间之内将自己打造为中国经济的“未来”，估值提高，垄断加剧，下游的泡沫也不断膨胀。当然，这也是这个阶段资本游戏的一环而已。
当我认识到地产经济不可持续时，金融去杠杆终于开始，这强化了我的判断。所谓转型，应该转向互联网企业宣传的那些“新经济”，还是另有他途？在完成对都市圈的三篇文章后，我对全球超大型企业和各个主要行业已有初步认知，心里也有了进一步“猜想”，即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已经严重滞后，行业类别虽然齐全，但大多数位于中低端，互联网经济的泡沫化进一步扭曲了投资方向。此时，中兴事件爆发，一盆冷水浇醒了很多激动的人。
在关于中兴事件的讨论中，大量的技术专家都是从应当努力发展芯片等角度去做分析，这是很重要的方面，高端制造业的确落后。整个制造业升级，其实是被2008年之后的基建地产投资和后来的互联网平台泡沫所妨碍了。我认为互联网平台本应做得更好，与制造业升级结合得更紧密，但非常遗憾，在一个封闭的市场中，坐享其成往往成了最后的选择。这终究是由于外部因素（全球金融危机）而导致中国内部政策调整（应对就业）所出现的状况，我们对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反思是非常不够的，我们对庞大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关系，乃至科技进步与全球化的关系，显然也考虑得非常不够。
对于芯片行业发展，不少技术专家想到了国家投入，经济政策上的表现就是产业政策。究竟是否应该大规模采取产业政策？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我当时的初步感觉是，产业政策即便有，也必须与市场相结合，否则最终仍然是套取财政资金、培养低效企业（《是体制在竞争，不是企业在竞争——对中兴事件的几点思考》）。尤其在高科技领域，竞争是全球化的，不可能关起门来发展，依靠指令购买和直接补贴，都不可能培养出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今天的现实更是，中美贸易争端已经摆上台面，如果选择封闭，那是正中下怀。我对于产业政策的看法，当时只是一个“猜想”，大多数国内的讨论，始于“猜想”又终于“猜想”，而我决心以“猜想”为出发点，去探究产业政策的本源。
我将注意力放在了韩国。韩国是继日本之后产业政策最为成功的国家，也是中国施行产业政策一直以来在学习的国家。一开始只是想看看资料，发现没有现成的、令我满意的中文材料，于是第二次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基于在都市圈三篇文章中已经形成的认知习惯，我考虑从大型企业、国家政策两方面入手去做分析。本来想只看看三星，后来在阅读三星材料时发现韩国的产业政策其实跟它的历届政府密切相关，光是三星还不够，于是确定了以六大财阀为企业资料收集的目标。这些资料来源于各企业的官网，包括信息披露文件和相关新闻，相当繁琐，说是六大财阀，其实它们的子公司多达上千家，我直接查询资料的主要子公司数量就达到100余家。由于三星集团并没有一个位于总部地位的集团公司，而是通过李健熙家族大量交叉持股实现的控制，为了画出三星集团的股权结构图，我读了三星14家上市公司的披露文件之后，才在其中一家小公司里，发现了Business Report，不是Annual Report也不是Audit Report，而是Business Report，这是根据FTC的要求做的报告。根据这份报告，才对三星集团的整体情况有了全面了解。其他财阀的情况稍好，股权结构没有那么复杂。各家财阀的财务数据是根据各子公司的年报或者审计报告得来的，这部分工作还涉及需要将韩元转换成美元单位这个费事的工作。由于要了解产业政策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我又将六大财阀主要企业的历史年鉴进行全部整理，这部分资料有数万字。这还不够，因为企业发展初期的情况并没有，所以再去购买和阅读了关于部分财阀发展的著作。当然仍然不够，因为对于产业政策的影响还是没法从企业的历史材料中去寻找。所以去Amazon检索了关于韩国发展的经济类著作，这属于东亚经济研究的范畴。当我花了差不多半个月时间完成了对六大财阀基础材料的整理后，这几本关于东亚经济发展的著作，也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事实上，仍然不够，因为经济学著作是抽离出来看问题的，你看不到当时决策者的态度。所以我同步购买和阅读了关于决策者的著作，也就是韩国历任总统的传记或者自传。让我不满足于单纯经济学著作的原因，在于我接受了Karl Polanyi关于经济学研究不应与社会研究相脱离的观点。
坦率的讲，这些著作内容之间是相互打架的，而且很厉害。尤其是传记和自传，都做到了吹嘘自己、贬低他人。只有将这些材料通读，并且按照年份还原到当时的历史阶段，才能厘清思路。所以我做的工作更像是一个历史分析。正如Schumpeter所言，经济史研究其实只是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韩国财阀经济对中国的启示（一）》、《韩国财阀经济对中国的启示（二）》、《韩国财阀经济对中国的启示（终）》这三篇文章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在将近一个半月里，利用休息时间，我每天阅读、整理和写作到凌晨1点之后，绝大多数读者，是不能体会其中辛苦的。得到的成果，就是对韩国发展模式的全面认知。我内心非常希望这是一篇文章而不是三篇，因为一篇文章意味着其他公众号转载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但非常遗憾，微信公众号一篇文章最多只能是2万字，我不得不拆成三篇，这就意味着基本没有被大的公众号转载的可能，阅读量非常有限。但从公众号关注人数和阅读数的转化率来看，这个公号的质量是非常高的，不少十万以上关注者的公众号，阅读转化率可能都没有本公号高，这是值得欣慰的。
以上是这个公号从第一篇文章到最近一篇文章的由来。可以看出，不同时期的写作，前后是有相关性的。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写作是形成自己认知体系的重要方式，也是形成知识增量的很好方式，还是避免碎片化信息对思维干扰的很好方式。通过自己动手写作，我也认识到，中国互联网目前充斥的大量信息，在真实性、准确性方面，都是异常欠缺。大量的文章和观点，依赖的基础数据和所谓的“事实”，都难以找到最终可靠来源。这是一个不求真就做判断的时代。这些公众号的文章和微博的观点，构成了目前中国人信息的主要来源。无论是学生、普通人还是upper middle class，每天看到的大量信息，都是这样的信息。不只是中国有这个问题，美国也是一样，剑桥分析事件充分说明了社交时代信息被广泛操纵的可能性。这个时代，很难再说是真理越辩越明。
回到本文之初，在2016年的时点上，要做出清晰的投资判断，其实根本不需要阅读任何公众媒体的分析文章，当时绝大多数分析文章的思路都是脱离实际的。这样的情况，在中国的网络语境下，每天都在发生。大量国民，依靠没有准确性可言的网文去做出自己的各种判断，去讨论各种可能连基础事实都缺乏的“话题”，绝大多数时候其实就是“神吹胡侃”。看似人人都很聪明，都有能力讨论各种宏大的命题，其实大多数时候人们只是把网络上的各种“猜想”当做“事实”，又以这些“事实”为依据来形成自己的“猜想”，再将自己的“猜想”当做“观点”去传播。大部分讨论，其实只是在空对空，概念对概念，在寻求他人对自己的认同，这种认同的需求，引发了100000+这种奇怪的判断标准。
今天中国互联网反应出的最大问题，可能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平台模式问题，而是大部分国民的逻辑思维能力问题。绝大部分人，无论阶层，无论收入，都欠缺对“事实”、“猜想”、“观点”的基本认知。在大多数时候，讨论始于“猜想”又止于“猜想”，而不是有了“猜想”之后去寻求验证。不但民众之间的讨论如此，理论届和实务届的讨论也是如此。例如今天的去杠杆之争，一直是金融界在各自为阵、自说自话，我们能看到任何关于金融去杠杆最终要影响的那些实体企业的现状吗？除了从统计局扒下来的宏观经济数据，我们能看到任何具体企业的实际情况吗？宏观经济数据是一个“事实”，但通过这个“事实”去推测企业的实际情况其实只是一种“猜想”，我们何以认为基于宏观数据事实而做出的关于微观的某种“猜想”，就一定是微观的“事实”呢？
如果说黄仁宇曾经非常清晰的阐释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数字化治理能力的缺失，我想今天我们更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国民众乃至理论界、实务界，即便能占有大量数据，但对于何为“事实”、何为“猜想”，如何去证明，如何去反驳，常常是无力的。逻辑与常识，基本的辨识能力，说到底，这都是基础教育问题。
今天互联网社交占据了人们的大部分时间，看似每个人的知识都在增长，但这只是互联网的检索功能在增长，个体认知全面碎片化，个体的认知能力在大踏步倒退。真正的认知，应当是体系化，而不是碎片化的。我们今天大多数人应当可以时时体会这样的感觉，我们经常坚定确认的事，过不了多久，就被自然而然的推翻，你以为自己的认知进步了，是以“正确”替代了“错误”，其实这只是在思维游戏中一个猜想被证伪而已，而在证伪之前，你已经做出了判断，已经参与了网络上针对具体个体的“讨伐”。你也会将猜想当做确认的事实，然后做出自己的选择，有些选择，竟然能影响某些个体的一生。
今天的人们，将时间和精力用于大量无效的讨论和争论，于人类整体的知识增量而言，没有任何意义。对于具体的公共政策，这样的讨论经常会引发负面的效果。政策变得越来越无所适从，无论怎么做都是错，这是很多人的感觉。
这是互联网社交化状态下，碎片化信息破坏人们系统思维能力所导致的后果。对于个体而言，重建体系化思维能力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我非常赞同George Soros的认识，互联网社交正在破坏人类的自由意志。而在信息时代，重建体系化认知能力，是降低这一危害的唯一途径。我想，这个公号，今后还将会花不少精力，去讨论这方面的问题，而这个公号的写作本身，也将继续体现体系化思考能力的构建过程。希望这是一件有足够意义的事。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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