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嘉昕 | 经济学与哲学的对话 ——评《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作者：周嘉昕教授
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
本文发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评论》第四辑（2019）。
摘 要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是一个长期以来不断被讨论的核心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重新关注历史唯物主义成为新的学术生长点。孟捷教授在《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中，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阐释，对于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区分提出了具有创新价值的理解，进而以有机生产方式概念丰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该著作一方面坚持了物质生产方式在归根结底意义上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提供了具有创新意义的解释，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积极的思考。
关键词：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机生产方式；相对剩余价值
依照恩格斯的概括，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一生的两个伟大发现。对于这两个伟大发现内在关系的探讨，构成了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焦点话题。今天，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中，这一问题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发展，孟捷教授的新著《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这一问题的解答，提供了颇具创新价值的尝试。其中，有关有机生产方式概念的阐释，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区分，不仅对于我们理解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具有启发意义，而且对于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形成和时代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重新关注历史唯物主义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一书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有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探索。”[1]自此，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这两个伟大发现成为概括马克思一生理论功绩的经典表达。围绕这两个伟大发现之间的关系问题，伴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历史阶段性特征。同时，其中还包含着从不同视角出发的不同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围绕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关系的探讨，又一次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
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恩格斯的战友和学生依托当时公开发表的文献，面对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现实，强调用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来总结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这一总结在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中，或多或少带上了经济决定论的色彩。剩余价值理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剥削问题，随着现实中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的兴起，在第二国际的讨论中逐渐弱化。相应的，第二国际理论家更为关注的消费不足、比例协调导致的生产过剩问题。带有经济决定论色彩的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背叛，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对抗性矛盾的无视或回避。出于对19世纪下半叶流行的庸俗唯物主义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开始强调辩证法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内核，并将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的概括。延续这一思想线索，经过20世纪20、30年代的两次理论大讨论，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最终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这集中体现在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教科书和斯大林所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科书》第四章第二节《论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中。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确立，本身包含着对民粹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批判，以及对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庸俗唯物主义和经济决定论的批判。一方面，马克思的科学唯物主义是一种超越了朴素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包含着对社会历史运动内在矛盾动力和发展规律的理解。另一方面，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坚持，意味着对民粹主义的批判。因为后者脱离了客观的历史现实，陷入了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困境。但是，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史演进中，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在现实中所遭遇的困境被反向投射到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上。因此，上世纪60年代以来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以及8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推进，在直接的意义上都是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反思开始的。
改革开放之初，伴随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文献和经济学手稿的编译出版，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青年马克思问题”争论的介绍，围绕“实践唯物主义”和《资本论》的讨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焦点问题。作为其理论延伸，辩证法的社会历史基础、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变革、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的哲学意义成为新世纪以来学界讨论的焦点话题。特别是近年来，一种新的理论趋势越发明显：这就是关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或《资本论》中的哲学方法问题。这一问题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合理形态的辩证法、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改造、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的关系等问题上。令人欣喜的是，我们不仅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中，发现一条从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的思想路径，而且可以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找到对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的重新关注与强调。
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重新关注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概括起来，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的：第一，为剩余价值理论或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方法论前提，这一点其实在马克思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作的《序言》中已经得到了清晰的展现。第二，是在价值形式辩证法或拜物教批判的讨论中，重新发现唯物史观的理论价值。近年来，西方学界有关价值形式辩证法和拜物教批判理论的讨论成为新的学术热点，这一讨论势必涉及概念范畴背后的社会历史维度，而这一点恰恰要求回到历史唯物主义去探析、展开。第三，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重新关注历史唯物主义甚至是提供创新性的阐释。这一探索的理论成果，孟捷教授2016年出版的《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01页。
二、“有机生产方式”与唯物主义历史观
在笔者看来，孟捷教授的著作《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发展过程中，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经验总结，力图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作出的创新性解释。该书封底是这样介绍的，“作为一本探讨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本书的贡献首先在于，将政治经济学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宏大叙事框架中来理解，并对历史唯物主义本身进行了创造性的诠释，使后者一方面可以摆脱传统生产力一元论的束缚，另一方面为理解当代制度变迁，即发展一种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提供方法论的指引。”在《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三章的最后，孟捷教授有这样一个概括，可以作为上述观点的丰富和展开。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内在矛盾使马克思主义者一直面临着下述近乎悖论的尴尬局面：一方面，如果坚持生产力在解释历史制度变迁中的首要性地位，其结果将导向生产力决定论，即认为任何历史制度变迁都可以从生产力的变化中推演出来；另一方面，如果放弃这一观点，承认其他因素具有与生产力向类似的首要性，其结果将有滑向韦伯式理论的危险，即承认所有类型的社会权力在历史变迁中都有同等的重要性。本文的全部讨论旨在探索克服这一悖论的可能性。通过引入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概念，我们保留了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合理内核，在承认生产力的归根结底作用的同时，又对这种作用的实现方式做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解释。根据这种解释，生产力的归根结底的作用不同于在历史过程中的直接决定作用；推动生产方式改变的直接原因可能和生产力的发展无关，但一种生产方式要在整体上实现不可逆的改变，必须以生产力的发展为最终条件。⋯⋯在实际历史进程中，除了生产力系统的自主变化外，阶级斗争和国家间竞争是推动生产方式演变的两大直接原因。⋯⋯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治关系和政治权力往往直接充当或参与构建了生产关系。这一观点对于理解中国改革以来的制度变迁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1]
正如上述引文所提到的那样，《历史唯物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的核心概念是“有机生产方式”。该书的前三章，也就是孟捷教授在2015年暮春，萌发了重新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欲望后专门写作的部分，对“有机生产方式”概念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为了论述“有机生产方式”概念，孟捷教授在综述“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概念间关联不同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中介的观点。他说：“依照我们的解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通过将这二者统摄在内的生产方式这一整体而互相联系的，我们将生产方式界定为以占有剩余为目的的生产活动，生产力的一切变化都必须有利于扩大这一剩余，另一方面，生产关系的改变也要服务于对剩余的更大规模的占有，在此意义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联系是以实现生产方式的这一目的为中介的。”[2]
更进一步，孟捷教授在批判阿尔都塞和巴里巴尔的“多元决定”和“结构因果性”概念基础上，继承发挥毛泽东《矛盾论》，提出了解释历史发展的“系统因果性”概念。而“系统因果性”概念也构成了孟捷教授提倡的有机生产方式概念的方法论依据。在《历史唯物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作者认为：“《矛盾论》的主要贡献在于，利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区分及其相互转化的观点，解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这一点的确可以为我们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核心思想提供某种方法论的指引。本文提倡的有机生产方式概念，实际上也是以这一方法论思想为依据的。”[3]基于系统因果性概念，“不管最初造成生产方式变化的原因什么，也不管在生产方式的变革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因素是什么，只有当这些原因最终导致生产力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生产方式才最终在整体上实现了变迁，这一变迁也才具有不可逆性，这便是笔者定义的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4]。这种社会存在的历史性或不可逆性，就体现在经济社会形态从简单的、落后的形态依次发展到复杂的、发达的形态。在孟捷教授看来，这也是一种对马克思历史发展“五形态论”的新解。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既有研究不同，孟捷教授通过将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引入生产关系的分类，为其“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的概念注入了新的内容。为了阐释该问题，孟捷教授在第二章考察科恩（柯亨）生产力一元论的最后部分，借由布伦纳的评述提出：马克思《资本论》中区分了两种取得剩余的方法，即绝对剩余生产和相对剩余生产。分别与相对剩余生产和绝对剩余生产相对应，生产关系也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个类型。孟捷教授将这两类生产关系分别命名为生产型生产关系和榨取型生产关系。生产型关系在功能上将剩余的增长和生产力的发展结合在一起，而榨取型关系则通过纯粹的剥削来实现剩余的增长。[5]
相应的，“有机（有机一词在此意味着这种变迁的整体性）生产方式的变迁，这一概念指涉下述两种情形：其一，一种生产方式为另一种更高级的生产方式所取代，从而相对剩余劳动的比重在根本上得到提高；其二，在既定生产方式内，相对剩余劳动所占的比重较绝对剩余劳动得到显著提高，该生产方式因而从较低阶段发展到较高阶段”[6]。与此同时，“从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角度来看，生产力发展是与所谓生产型生产关系（即旨在促进相对剩余劳动的生产关系）相匹配的，因此在这种场合，生产力标准和生产关系标准是统一的。如果生产力标准和生产关系标准出现矛盾，那一定是因为在既定的生产方式中，绝对剩余劳动和相应的榨取型生产关系占据了显著地位”[7]。
这样，从“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这一概念出发，孟捷教授剖析了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和协调—控制两类目的论活动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这种历史发展观，不仅可以容纳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而且可以容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正如孟捷教授在第三章的最后部分，借用诺思和戈德利耶的观点，提出并论证了阶级斗争和国家间竞争作为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动力的观点。作者明确指出：“大体而言，阶级斗争和国家间竞争是推动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两类最主要的直接历史动因，而这两者又往往是相互结合在一起的。”[8]在此基础上，《历史唯物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还就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变迁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作者认为：将戈德利耶的观点和有机生产方式变迁论相结合可以发现，和计划经济时代相类似，改革开放以来，政治权力和政治关系也参与构建或直接充当了生产关系。正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探索，使过往三十年来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生了许多有别于其他类型市场经济的鲜明特点。[9]
[1]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99-100页。
[2]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
[3]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52-53页。
[4]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53-54页。
[5]参见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46-47页。
[6]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55页。
[7]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66-67页。
[8]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68页。
[9]参见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84页。
三、剩余价值理论的“创造性转化”
勿需讳言，有机生产方式及其变迁的概念是《历史唯物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中提出的一种创新性的解释。单就将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或中介来说，既有研究已有不同的阐释，同时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也可以找到相关的印证。在孟捷教授有关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理解中，特别引发我们关注和思考的是他对两种生产关系或者说两种取得剩余的方法的区分。与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相对应，孟捷教授将生产关系区分为榨取型生产关系和生产型生产关系，并以之来说明有机生产范式的变迁。这一阐释在一定程度上溢出了既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框架。正如概述封底所提到的那样，作者除将政治经济学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宏大叙事架构中来理解，并对历史唯物主义本身进行了创造性的诠释外，还不懈地开展了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如新制度经济学）的对话，在尽可能地汲取其合理因素的同时，对后者提出了持之有据的批判。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以及生产型生产关系和榨取型生产关系的区分，可以在这一对话和批判中得到更为清晰的理解。
在《经济人假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章中，孟捷教授并没有仅仅将理论矛头指向新古典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抽象性和非历史性，而是通过对经济人假设的反思和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论述，引出了创新以及创新引发的经济发展动态过程的分析。用孟捷教授的话说，新古典经济人概念存在三重缺失：“第一，把自利经济人树为整个理论的先验前提，是为了得出一般均衡这个结果，而均衡概念事实上反映了新古典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稳定性的信仰”。“第二，经济人本来是相对于特定的经济体系而形成的理论抽象，一旦离开这个特定的体系就会失去其意义”。“第三，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中，经济行为本质上都是适应性的，即对于给定数据的适应，这种适应性行为在概念上必定导致整个经济体系趋向静态均衡。这样一来，新古典经济学面临着下述困境，即无法在理论上解释创新以及由创新带来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动态现象”。[1]在此过程中，孟捷教授该特别强调了追求剩余价值和追求利润所具有的迥然不同的意义。除了涉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转型问题”外，孟捷教授回到政治经济学兴起的思想史语境中，强调：“剩余价值范畴所指涉的是作为一种权力关系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及积累的目的便是维持和尽可能地扩大这种权力关系”[2]。这就为讨论打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沟通马克思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一章中，孟捷教授将创新的内生性问题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联系在一起，对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两种生产关系（两种取得剩余的方法）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在援引了卢卡奇和熊彼特的观点后，孟捷教授强调：“虽然在劳动范畴中产生的新事象和熊彼特的技术创新之间在概念上还存在着差别（在熊彼特那里，创新还意味着发明的商业化），但这种新事象构成了一切创新活动的基础。就直接劳动谈论的一切，原则上也适用于协调—控制活动乃至作为目的论活动的生产方式本身。就协调—控制活动而言，其变革在于改变第二种目的论设定赖以进行的规则、原理和表象，进而改变劳动关系和所有关系本身。这种变革大致对应于熊彼特谈论的制度层面的创新。将直接劳动和协调—控制活动的改变结合在一切，就有了生产方式的变革这样的概念，这种变革将生产力或技术层面的变革与组织或制度层面的变革联系起来，并构成了马克思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共同关注的主题。”[3]
更进一步，孟捷教授强调：“在本质上，创新是否具有内生性，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内生性，是与两类制度（或生产关系）的消长相联系的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问题”。“当制度的创造性毁灭顺利实现的时候，流行的制度型式将满足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需要；但当这一创造性毁灭失败的时候，流行的制度型式将更多地满足统治阶级榨取剩余的需要，从而使生产力发展的潜能无法得到充分释放”。[4]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取得剩余的方式与两种生产关系的具体展开。简言之，“相对剩余价值”对应的是“生产型生产关系”，对应的是创新基础上“制度的创造性毁灭”；而“绝对剩余价值”对应的是“榨取型生产关系”，对应的是“与阶级斗争相关联的制度变革”。这样，我们可以看到：理解“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这一概念的核心观点，两种生产关系或取得剩余的两种方式的阐发，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得益于演化经济学或新制度经济学的批判性反思，其直接目标是理解创新的内生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制度变迁问题。
在《演化马克思主义的竞争理论：一个方法论的探讨》一章中，孟捷教授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拓展和深化。这是因为，“正是在竞争中，资本的内在本性（它人格化为资本家的动机和行为模式）才获得了具体而充分的展现。马克思为剩余价值生产所概括的两个基本类型，即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既是资本的内在本性的具体实现方式，也是个别资本在竞争中所采用的方法”[5]。从“资本一般”概念的争论出发，孟捷教授引出了“竞争一般”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许多资本对剩余价值的相互争夺。同时，他还进一步分梳出两种作为理想类型的竞争，“其中一种竞争在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同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另一种则不必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甚至还可能破坏既有的生产力。前者或可称为生产型竞争，或者或可称为榨取型竞争”[6]。这是对两种生产关系和两种剩余取得方式观点的进一步论证。
在此基础上，孟捷教授指出了可以从熊彼特和演化经济学中汲取的，并用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方面。正如孟捷教授所说，“尽管围绕重大产品创新和技术革命的竞争在资本积累内在矛盾的协调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对相关问题的分析一直没有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足够充分的重视。《资本论》对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的相互关系的讨论，是以抽象了‘基本创新’（即重大产品创新）为前提的，而后者恰恰称为熊彼特及其后继者着力研究的对象。在这种竞争的基础上，带来了他所谓的‘创造性毁灭’。‘创造性毁灭’是一种‘产业突变’，‘它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在熊彼特和演化经济学那里，具有上述特点的竞争，是使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得以协调并推动其不断向一个更为复杂的体系演化的最根本的力量”[7]。
[1]参见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07-109页。
[2]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20页。
[3]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55页。
[4]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80、179页。
[5]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83页。
[6]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92页。
[7]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28-229页。
四、作为哲学概念的剩余价值
综上所述，《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的核心概念是“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构成这一概念理论基础的是孟捷教授对两种生产关系或两种取得剩余的方式的创新性阐释。而这一阐释本身内蕴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演化经济学或新制度经济学的对话与反思之中。运用“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概念框架，《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推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思和研究，在长期困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等问题上，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回答。同时，该书还具有一个鲜明特点：“作者在探讨政治经济学方法论问题时借重了卢卡奇、张闻天、戈德利耶、布伦纳等人的思想，创造性地融入了自己的解释，并将抽象的理论与经济史的丰富资料相结合”。如戈德利耶、布伦纳等人的思想，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也正成为被关注、对话的对象。这充分体现了作者孟捷教授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深湛的学术功力。关于“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之间的关系问题，相信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探讨和阐发。受《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启发，笔者尝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出发，概要讨论剩余价值概念的哲学意蕴，作为回应和总结。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剩余价值理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争论的核心和焦点。就其根源，剩余价值是一个“可见而又不可见之物”。虽然在经验层面上，可以直观到利润、利息和地租的存在，但是何为剩余价值，如何发现剩余价值，却成为西方经济学攻击指责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个焦点。19世纪下半叶，庞巴维克就已经批判了《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之间的矛盾冲突，认为剩余价值甚至是马克思的价值概念，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残余”。然而，如果我们援引马克思晚年对阿·瓦格纳《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评论中提到的观点，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不是从“价值概念”出发的，而是从劳动产品在现代社会所表现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即“商品”出发的。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也不过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结构及其历史运动规律的揭示。这一揭示采取的是一种辩证的叙述方式，即从抽象到具体的展开，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如果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剖析的角度来理解“剩余价值”，可以更为系统地发现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统一。
马克思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的公开表述，是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马克思是这样说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由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1]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三个判断：（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无法截然分割开来，二者共同构成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二）生产方式的转变构成了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演进，其中经济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其决定作用，但马克思的分析并未穷尽具体的历史现实；（三）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对这一对抗形式的把握依赖于剩余价值理论。
因此，剩余价值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个人的对抗，以及阶级之间的对抗。但是既然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剩余价值理论同样可以为我们探索建设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的社会形态所利用。正如马克思在讨论剩余价值向利润、利息、地租的转型过程中，涉及绝对地租时曾提到“从共产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是很可以利用的”那样，剩余价值理论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发现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还应包含如何在占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力基础上建设、发展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思考。在这一点上，孟捷教授的探索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我们看来，探索剩余价值理论之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意义和价值，还需要我们明确三个区分：
（一）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叙述起点的商品形式或价值形式分析与作为历史客观现实的市场经济之间的区分。前者是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所形成的叙述结构，并不等同于直接的社会经济现实，后者在现实的历史发展中呈现具体多样的特征，市场作用的发挥本身同样依赖于各种外部因素的作用。对此，孟捷教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化的若干问题》中也进行了系统的论述[2]。
（二）资本积累和增殖，与物质财富生产之间的区分。正如孟捷教授曾经提到的那样，剩余价值本质上是社会权力关系的再生产，资本积累在物性外观背后包含的深刻社会历史本质，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社会权力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对于这一过程的理解，既要区分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两种生产关系，又要注意区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科学—技术条件、制度条件和经济条件[3]。因此，生产力的发展所带来的物质财富的丰富和美好生活的创造，与生产关系的调整既有内在的关联又有具体的区别。
（三）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之间的区分。虽然唯物史观实际上扮演着剩余价值理论的理论前提的角色，但是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所概括的那样，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是“两个伟大发现”。二者之间既存在紧密的关联，但同时也存在逻辑分工的差异。坚持发展剩余价值理论总是不断回到唯物史观，同样，捍卫推进唯物史观，也必须要求运用剩余价值理论分析解决现实提出的问题。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
[2]参见孟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化的若干问题》，《政治经济学报》第13卷，格致出版社2019年。
[3]参见孟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化的若干问题》，《政治经济学报》第13卷，格致出版社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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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秦蒙 审核：李亚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