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強 || 蜀有異獸：唐宋士人對巴蜀動物資源的觀察與認知
野生動物（Wildlife）是獨立生存於一定地理環境中的動物種群，也是地球生物圈進化到一定程度的生物地理現象，而人與動物的關係則構成人地關係中最為活躍最有趣味的環節。隨着全球化環境問題的嚴重和人們對生態環境保護意識的漸趨提高，時下對野生動物的關愛意識也在逐步加強，這無疑是值得肯定的社會文明進步現象。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看，歷史動物地理曾經是歷史自然地理一個十分引人注目的研究領域，我國文煥然、何業恒、文榕生等學者曾長期耕耘於此，他們的研究一定程度奠定了歷史動物地理的基礎，也將歷史動物地理的研究大大推進了一程。但是也無須諱言，過去的歷史動物地理過多注集中於考察歷史上一些珍稀動物的空間分布與變遷，而關於古代士人對動物資源的考察與認知問題鮮有問津，現代出版的生態環境史、地理學史著作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內容十分薄弱，諸多問題缺乏討論，這不能不說是令人十分遺憾的事。
對於作為歷史生態系統重要組成部分的野生動物資源，中國古代曾經有過長期的觀察與認知傳統，也形成頗具特色的人與動物關係理論。四川盆地野生生物資源十分豐富，具有生物多樣性地理分布特徵。由於區域地理與生態環境相對封閉性特點，大量古老的野生動物得以保存。唐宋時期文獻中有對於四川盆地動物地理的豐富記載，不僅成為研究唐宋西南地區歷史生態環境及其變遷的珍貴記錄，也反映了中古時期我國對動物地理的認識水平。限於唐宋史志文獻中西南地區生物地理資料雖較豐富卻極為零散，這裡僅重點討論唐宋時期對四川盆地動物資源的考察及認知 。
一、唐宋時期對四川盆地靈長類動物的觀察記錄
歷史時期四川盆地是我國靈長類動物主要棲息地，猿、猴則是靈長目動物的主要代表物種。唐宋有關巴蜀地區生物地理文獻中的猿、猴，從其外貌特徵與生活習性來看，主要是長臂猿（Hylobatidae）、金絲猴（Rhinopithecus）、獼猴（Macaca mulatta）三類。宋代人們已經對猿的分類與習性有較多的觀察與瞭解，陸佃《埤雅》（音僻）謂：“猨猴屬長臂，善嘯，便攀援，故其字從援省，而爾雅云，猱蝯善援，玃父善顧也。……今猨不復踐土，好上茂木，渴則接臂而飲。類從曰獨，一叫而猨散。”又說“猨今俗謂之獨猨，蓋猨性群，獨性特，猨鳴三，獨鳴一，是以謂之獨也”陸佃所說的“猨”明顯指的是長臂猿，“獨”則一般釋為虎，因為虎善獨來獨往。《埤雅》不僅指出了猿善林間攀援的生活習性，也明確揭示了猿善以群處的活動特徵，這是符合現代長臂猿生物學特點的。羅願《爾雅翼》對長臂猿的行為特徵有進一步的解說：“猨，猨性仁，不貪食，多群行。雄者黑，雌者黃。雄者善啼，啼數聲，則眾蝯叫嘯騰擲，如相和焉。其音淒入肝脾，韻含宮商，故巴峽諺曰：巴東三峽巫峽長，哀猿三聲斷人腸……其臂甚長”。羅願所強調的“雄者黑、雌者黃、雄者善啼”諸特點，正是長江三峽地區長臂猿的鮮明特點，已經比陸佃的解說更為準確。唐宋時期西南地區猿類的地理分布以四川盆地與雲南高原最為集中。從《太平寰宇記》等文獻看，唐宋時川北綿州（今綿陽）、川南戎州（今宜賓）山區均有猿類分布。綿州巴西縣有猿門山，即以多猿而得名。樂史引《益州記》謂：“猿門山在涪縣之北二十五里，上多猿。其山二峰，堅如門，故曰猿山。”無獨有偶，綿州隴安縣附子山也有猿門這一地名，“猿門自縣北特起，去縣二十里出，多猿兒，崄固如門，舊有猿門戍”。至長江三峽森林密布，猿作為典型的森林動物數量頗多。南宋張元幹曾數次往返荊、夔一帶，對三峽猿類活動印象頗深，後來在題友人《深谷戲猿圖》中這樣寫道：“自荊州上峽江，深麓茂林間，猿猱甚多，常十百為群，反玩行旅，此余所見者”。唐宋猿類另一分布區域乃雲南高原，《太平御覽》言：朱提縣“與僰道接，多猿群聚，鳴嘯於行人徑次，聲聒人耳”；《太平寰宇記》也載唐代協州（治今雲南彝良縣）朱提縣螳螂山，“山多猿”；由此可見，當時滇東北與四川交界地區，也是一個重要的猿群活動地區。
歷史時期秦巴山地是猿類活動的另一重點區域，《水經注》曾記載漢水上遊今洋縣一帶“漢水又東徑猴逕灘，山多猴、猿，好乘危綴飲，故灘受斯名焉”。唐末五代時，大巴山中仍然棲息着不少長臂猿。五代王仁裕仕宦漢中期間，曾收養過一只頗通人性的小猿，並命名為“野賓”，後放歸山林。為此先後作有《放猿》、《遇放猿再作》二詩，並留下一個感人的人與動物感情上難舍難分的故事。《全唐詩》卷七三六小注說：“王仁裕從事漢中，有獻猿者，憐其慧黠，育之，名曰‘野賓’。經年壯大，跳擲頗為患。系紅綃於頸，題詩送之。”後來“仁裕罷職入蜀，行次漢江壖嶓塚廟前，見一巨猿捨群而前，於道畔古木間垂身下顧，紅綃宛在。以‘野賓’呼之，聲聲應。立馬移時，不覺惻然”。人猿揖別時，頗有依依不捨之感。於是王仁裕寫下了感人肺腑的《遇放猿再作》詩：“嶓塚祠前漢水濱，飲猿連臂下嶙峋。漸來子細窺行客，認得依稀是野賓。月宿縱勞羈絏夢，松餐非復稻粱身。數聲腸斷和雲叫，識是前時舊主人”。王仁裕在漢中養猿、放猿再與猿邂逅的故事，頗能說明唐宋間人對靈長目動物的愛憐情感。也說明唐末五代時，秦嶺、巴山間常有猿群棲息。
唐宋時期巴蜀地區有大量猴類生存。蜀人范縝曾多次往返川陝蜀道，對利州（今四川廣元）一帶猴群印象深刻，其《東齋紀事》云:“予嘗於朝天嶺見猴數百千連手而下，飲於嘉陵江。既飲，復相接而上，周匝而後已。最大者二，其一居前，其一居後，若部將領。然甚小，則母抱持而下。”描繪猴類在利州嘉陵江邊集體飲水情景真實生動，可見宋代蜀道沿線有大量猴類活動，現在這一情景已很難復見，大巴山地區的猴類數量已經大大減少，在今日廣元朝天關一帶已很難見其蹤影。金絲猴在唐宋時期習稱“狨”，是典型的靈長類動物，現代僅僅在陝境秦嶺高海拔森林才有生存。從宋代生物學文獻看，金絲猴這一種群在西部地區分布較廣，廣泛活動於滇、川地區，而以四川分布最多。宋祁《狨讚》說金絲猴“狀實猿類，體被金毳，皮以藉焉。中國之貴。威、茂等州，南詔夷多有之。大小正類猿，惟有毛為異”；陸佃對這一動物觀察、分類皆有詳細記載。但同時記錄的還有當時對這類珍貴動物的獵殺。《埤雅》卷四說：“狨蓋猿狖之屬，輕捷善緣木，大小類猿，長尾。尾作金色。今俗謂之金線狨者是也。生川峽深山中。人以藥矢射殺之，取其尾為臥褥鞍被坐毯。狨甚愛其尾，中矢毒，即自齧斷其尾以擲之，惡其為深患也。”生物學上的狨即金絲猴（Callithricidae）是一種體格較大的金黃色軟毛猴，北宋文同曾有答謝友人《謝夏文州寄金線狨》詩，其中有“天地生奇獸，朝廷寵近臣。覆鞍須用此，投網為何人”這樣的詩句。從詩中看，文同獲得的可能是一只金絲猴皮。雖然朋友的饋贈使詩人感激，但詩人對這一珍貴猴種的濫捕獵殺卻顯然頗為遺憾。唐宋王朝輿服制度中的“狨座”即用金絲猴皮做成，並常常賜予大臣作為殊榮禮遇。南宋鄭興裔對其有詳細解釋：“狨似大猴，生川中。其脊毛最長，色如黃金，取而縫之，數十片成一座，以籍衣不皺。價值錢百千，背用紫綺緣以簇四金鵰法錦”。這必然導致對金絲猴的大量捕殺，從而導致這一種屬的急劇減少。
二、唐宋時期對川西北髦牛、藏羚羊的觀察與記錄
牦牛（Bos grunniens）在古代文獻中也稱髦牛，唐宋時期在吐蕃、西夏、回紇地區有廣泛分布，今天則主要生存於西藏、青海及川西北高原地區，為藏民重要的載重工具。關於髦牛的生物學特徵，羅願《爾雅翼》有較為準確的外形觀察和記錄：“犛，西南夷長髦牛也。似牛而四節，腹下及肘皆有赤毛。”《舊唐書·吐蕃傳》記載吐蕃風俗物產時就提到青藏高原“多犛牛、豬、犬、羊、馬”，還提到吐蕃有“宴異國賓客，必驅犛牛，令客自射牲以供饌”的風俗。據《唐六典》，唐朝天寶時還在隴右一帶蓄養犛牛，數量多達五百六十多頭。在古代，牦尾常常作為皇帝旆旗的裝飾物。《爾雅翼》載，犛牛尾“長尺餘，而尾尤佳。其大如斗，天子之車左纛，以此尾為之。系之左騑馬軛上。蓋馬在中曰服在外曰騑，騑即驂也。安最外左騑馬頭上以亂馬目，不令相見也”；程大昌《演繁錄》卷十《黃屋左纛》條也云：“黃屋者，天子車，蓋以黃為裡也；左纛者，以犛牛尾為之，大如斗，在最後左騑馬鬃上也。”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也說：“犛牛出西域，尾長而脛短，中國以為纓”，可見中原內地人對犛牛這一動物並不陌生。犛牛尾在唐代是上貢朝廷的“貢品”，《新唐書·地理志》就載劍南西川悉州（今四川茂縣西北、黑水縣西南）“土貢犛牛尾、麝香、白蜜”；杜佑《通典》、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敦煌本《貞元十道錄》殘卷中也有大致相同的記載。宋初，悉州一帶土貢中仍有“犛牛尾”，這說明從唐至宋川西北犛牛數量一直較為穩定，作為貢品且聞名全國。
藏羚羊（Tibetan Antelope）在宋代也有觀察記錄。宋代在川西北威、茂一帶有藏羚羊活動。宋祁在四川時為官時，曾對藏羚羊的分布與生物特點有記錄，其《羚羊讚並序》云：羚羊“出北番及茂、威等州，形似畜牛之大，其角繚頭上，重者八九十斤。黑質而白文，工以為帶，胯可用亂犀。讚曰，羊質之大，角繞於首。以角之稱，軀殘獵手”。宋祁所載，應該為分布於川西北青藏高原西南邊緣的藏羚羊無疑，因藏羚羊大多分布於高原高寒山區，一般人很難看見，因此宋祁的記載是有關宋代藏羚羊在川西北生存活動的珍貴記錄。藏羚羊在我國古代生物地理文獻中甚少提及，宋祁的記載不僅較為準確，而且也透露出早在宋代就有對這一珍貴動物獵殺行為的信息，史料價值殊為珍貴。
三、唐宋文獻中的巴蜀大熊貓
大熊貓（Ailuropoda melanoleuca）古有貅、貔貅、貘、白豹等異名，在《山海經》、《爾雅》、左思《蜀都賦》、《華陽國志》等文獻中均有記載，現屬國家一級重點保護動物。歷史時期我國大熊貓有廣泛的地理分布，但從唐宋時起，文獻所反映的其生存範圍就基本上局限於西南地區，其它地區則很少有記錄。現代則僅僅在四川、陝南、隴南山區有少量生存。唐宋時期對大熊貓的已經有較多的觀察記錄，白居易說：“貘者，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生南方山谷中。寢其皮辟瘟，圖其形辟邪” ；陸佃《埤雅》 說：“貘，獸似熊，象鼻、犀目、師首、豺髪，小頭，庳腳黑白駁。能舔食銅鐵及竹銳，鬐骨實髓，皮辟溫濕，以為坐毯臥褥，則消膜外之氣”；羅願《爾雅翼》對大熊貓有如下記載：“貘，白豹，似熊小頭，庳腳黑白駁，能舔食銅鐵及竹。骨節強直，中實少髓。皮辟濕。寢其皮可以驅瘟癘。貘今出建寧郡，毛黑白，臆似熊而小，能食蛇以舌舔鐵，可頓進數十斤，溺能消鐵為水。有誤食針鐵在腹者，服其溺則化”；又說“貘似熊而黃黑色，出蜀中，今蜀人云峨眉山、眉山多有之。其上浮屠所居，往往有懸釡而炊者，懼鐵器為所食。皮略如虎，其色深黑，能折酲……唐世多畫貘作屏。白居易有讚序之。今黔、蜀中時有之。象鼻、犀目、牛尾、虎足。土人鼎釡，多為所食。頗為山居之患。亦捕以為藥。其齒骨極堅，以刀斧椎鍜鐵，皆碎落，火不能燒。人得之詐為佛牙、佛骨，以誑俚俗”。應該說從白居易到陸佃，對熊貓的描述雖非完全準確，夾雜着不少附會的成分，如說熊貓有“象鼻”就與事實不符，但也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古代大熊貓的某些生物學特徵。值得注意的是，唐宋學者在描繪大熊貓的同時，也總是記錄了它的悲慘命運。由於當時人相信熊貓皮有禦寒、辟瘟的保健作用，常被加工成座墊，由此可知對熊貓的獵殺應該是經常性的，這方面，唐宋學者並沒有表示出多少同情與譴責，相反，倒是常常津津樂道如何捕殺、食用等動物資源的利用，從而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唐宋時人生態保護意識尚較淡薄。
四、唐宋文獻對巴蜀蛇類及其他有害生物的記載
巴蜀地區氣候相對炎熱潮濕，山地叢林草木茂密，自古以來就是蛇類等爬行動物的重要繁衍地，蛇在巴蜀地區種類多，分布廣，也是重要的藥材資源。大巴山地區是我國蛇類的一個重要亞區，從唐宋文獻記載看，除了一般普通蛇類外，還分別有兩頭蛇、烏蛇、褰鼻蛇等目擊記錄。兩頭蛇是蛇類的遺傳變異現象，在秦巴山區較為常見。元稹在流貶地通州（今四川達州）時詩中就有“茅簷屋舍竹籬州，虎怕偏蹄蛇兩頭”的詩句，並自注說當地“兩頭蛇處處皆有之也”，可知兩頭蛇在唐代蜀地十分常見。烏蛇主要產於唐代商州，《證類本草》卷二十二言烏蛇“其類生商洛山”，其藥用價值是“主諸風瘙、疹疥、皮膚不仁痹諸風用之”。關於唐代秦巴山地蛇類，記錄最多的是“褰鼻蛇”。唐憲宗時元稹奉使入蜀，在秦嶺駱谷道中發現一種“褰鼻蟒”的毒蛇，其《巴蛇三首並序》有生動描繪：“巴之蛇百類，其大，蟒；其毒，褰鼻。蠎，人常不見；褰鼻，常遭之。毒人則毛髪皆豎起，飲溪澗，而泥沙盡沸”。其詩說：“巴蛇千種毒，其最鼻褰蛇。掉翻紅焰盤身蹙，白花噴人豎毛髪。飲浪沸泥沙，欲學叔敖瘞，其如多似麻”。從元稹的序與詩看，“褰鼻蛇”體型頗巨，常常對人主動發起攻擊，十分恐怖。當然這是詩人的描繪，難免有所誇張。但“褰鼻蛇”確是一種劇毒蛇。在唐人張鷟《朝野僉載》中，可以找到有關“褰鼻蟒”相應的記載：“山南、五溪、黔中皆有毒蛇。烏而反鼻，蟠於草中，其牙倒勾，去人數步直來，疾如繳箭，螫人立死，中手即斷手，中足即斷足，不然則全身腫爛，百無一活，謂蝮蛇也”。元稹在駱谷所見的“褰鼻蟒”，可能是一種尖吻蝮蛇（Deinagkistrodon）是蛇亞目蝰蛇科蝮亞科下的一個有毒單型蛇，現代俗稱五步蛇、牙步蛇。古代多生存於秦巴山地，這與現代生物學家的分析是一致的。現在這一蛇類在四川盆地已經很少。“褰鼻蛇”古代也稱白花蛇，關於其得名，據李時珍《本草綱目》解釋說：“諸蛇鼻下，獨此鼻向上，背有方勝花文，以此得名”。褰鼻蛇雖有劇毒，但其藥用價值大，並未阻止巴蜀山民冒險捕捉，莊綽《雞肋編》卷下謂“褰鼻蛇生南地及蜀郡諸山中，九月十日採捕之”。關於“褰鼻蛇”的地理分布及其藥用價值，北宋唐慎微《政和證類本草》、南宋莊綽《雞肋編》、明代繆希雍《神農本草經疏》、明代曹學佺《蜀中廣記》、朱橚《普濟方》、李時珍《本草綱目》等均有記載，至清代，文獻則已不再提及。分析原因，當與明朝中後期至清初湖廣填四川移民大潮中，百萬移民湧入秦巴山區大規模地伐林開荒墾殖，從而導致這一蛇類在當地滅絕有關。從這個角度而言，唐宋學者對“褰鼻蛇”的有關記載，無疑已經成為十分寶貴的秦巴山地生物史重要資料。
唐人對巴蜀地區一些微小生物也有觀察和記錄。白居易在忠州（今重慶忠縣）曾對巴南地區的“蟆子”（黑色細小蚊子）及其毒害作過觀察記錄，作有《蚊蟆》詩：“巴徼炎毒早，二月蚊蟆生。咂膚拂不去，繞耳薨薨聲。斯物頗微細，中人初甚輕。如有膚受譖，久則瘡痏成，痏成無奈何”。元稹流貶通州期間，對巴蜀生物地理多有觀察並以詩記之，對古代四川的生物學有重要貢獻。《元氏長慶集》卷四集中收錄了有關巴地蛒蜂（葫蘆蜂）、蜘蛛、蟻子、蟆子、浮塵子、蝱（同虻）等有毒動物的生物習性、毒傷療法等，以詩歌的方式記載了巴地的生物現象，同樣具有重要的科學史價值。如記蛒蜂（葫蘆蜂）“類而大，巢在褰鼻蛇穴下，故毒螫倍諸蜂。蠆中手足輙斷落；及心、胸則圯裂。用它蜂中人之方療之，不能愈。巴人往往持禁以制之，則差”；記巴地蜘蛛“大而毒，其甚者，身邊數寸，而踦長數倍。其身網羅，竹柏盡死；中人，瘡痏潗濕且痛癢倍常，用雄黃苦酒塗所囓，仍用鼠婦蟲食其絲盡輙愈。療不速，絲及心，而療不及矣”；值得注意的是，元稹還記載了巴蜀白蟻對民居建築的危害：“巴蟻眾而善攻棟樑，往往木容完具而心節朽壤，屋居者不省其微，而禍成傾壓”；這是我國古代對白蟻及其危害性的珍貴記載。白蟻是自然環境中能夠高效降解木質纖維素的昆蟲之一，隸屬於節肢動物門，自古以來在我國南北有廣泛的分布，但文獻記載則十分稀少，因此元稹對巴蜀白蟻的記載有重要的生物學史意義。元稹在通州還注意到了巴地蟆子（蚊）的生物特性：“蟆，蚊類也。其實黑而小，不礙紗縠，夜伏而晝飛。聞栢煙與麝香輙去。蚊蟆與浮塵，皆巴蛇鱗中之細蟲耳。故囓人成瘡，秋夏不愈，膏楸葉而傅之，則差”；另外他還記錄了一種更微小的叫“浮塵子”的蚊蚋：“浮塵，蟆類也。其實微不可見。與塵相浮而上下，人苦之，往往蒙絮衣自蔽，而浮塵輙能通透及人肌膚，亦巢巴蛇鱗中，故攻之用前術”。上述皆屬四川較為常見的微小有害生物，對人體與物體有不同程度的傷害。或許其微不足道，古代志書少有記錄。元稹不厭其煩詳加記述，可見其對巴蜀生物的重視與興趣。儘管元稹的某些解釋如蟆子的生物宿主並不正確，但所記載仍然為後世留下了古代巴蜀地區生物地理的難得資料，為研究古代四川有害生物的地理分布及防治方法提供了重要依據。
五、對巴蜀地區犀、象的觀察與記錄
歷史時期犀與象先秦時曾在我國大江南北廣泛分布。因兩種動物習性相似，皆以亞熱帶叢林及沼澤地為棲息環境，故古代文獻常將它們相提並論。兩漢以後由於氣候逐漸寒冷，加上人為獵殺，黃河流域亞洲象與犀逐漸稀少，生存地域不斷南移，至唐宋時亞洲象就主要退縮到秦嶺以南、湘沅以西的西南山區。唐宋四川盆地曾經是犀與象重要活動區域，亞洲象偶爾在長江以北出現，常常作為祥瑞奏報朝廷。由於亞洲象與犀習慣於生活在遠離人群亞熱帶森林，一般與人類較為疏遠，故觀察機會相對較少。儘管如此，當時學者仍然留下了珍貴的觀察記錄。宋代對犀這一動物的種屬、形態、習性等已經有了較多的觀察和認識，王辟之《澠水燕談錄》言：“犀之類不一，生邕、管之內及交趾者，角紋如麻實，理燥少溫潤，來自舶上。生大食者，文如茱萸，理潤而綴，光采徹瑩，甚類犬鼻，若傅以膏，甚有花紋。而尤異者，曰通天犀，或如日星，或如雲月，或如葩花，或如山水，或成飛走，或成龍魚，或成神仙，或成宮殿，至有衣冠、眉目、杖履、毛羽、鱗角完具，若繪畫然，為世所貴，其價不貲，莫知其所以然也。”《澠水燕談錄》的記載可能包括了非洲犀、印度犀、蘇門答臘犀等犀類種屬，不過其注意力似乎過多偏重於對犀身花紋的描述。北宋末期學者陸佃精通博物之學，對犀的外形特徵與生活習性有更為深入的觀察，《埤雅》卷四指出：“犀性絕躁，似豕一管三毛，有鴆處必有之。形似水牛，大腹、卑腳，腳有三蹄，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即食角也，小而不橢。好食棘。亦有一角者，前足直常，倚木而息，木僕則不能起”。南宋羅願對犀的分類及習性有較具體的描述：“犀，（出）南徼外，牛而似豕，一角在鼻，一角在頂，其形已詳見《埤雅》。多生南中。……今徼外所送，有山犀，有水犀。水犀之皮則有珠甲，山犀無之。今通天犀長且銳，皆腦上角，千歳者長且銳，有一白縷，直上徹端，名曰通天，或以為白理徹端，則能出氣通天，故通天或曰赤理，蓋水犀之角也”。兕一般認為是犀的雌性，唐宋時在西部許多地區都有生存，唐宋時期對這一動物記載也較多， 蔡卞《毛詩名物解》卷十《兕》：“兕似牛，重千斤，一角，青色，其皮堅厚，可以制鎧。” 羅願在解讀《爾雅》時就犀與兕的區分，對郭璞的解釋提出不同看法，“《爾雅》曰：‘兕似牛，犀似豕’。郭氏稱犀似水牛而豕首，然則犀亦似牛，與兕同，但首如豕耳。兕青而犀黑，兕一角而犀二角，以此為異。然郭又云犀亦有一角者也。但古人多言兕，今人多言犀。北人多言兕，南人多言犀。為不同耳。”這表明宋人對犀這一動物的觀察要比晉代郭璞更具體明確。而王辟之、羅願等將犀劃分為“山犀”、“水犀、”通天犀”三類，表明宋代對犀這一動物的觀察與分類比前代進了一步。據考古研究與學者考證證實，歷史上活動於中國西南的犀牛大多屬於印度犀（也有小部分屬於爪窪犀），其特點是獨角與善遊泳。宋人張世南在筆記中真實記錄了雲南、四川犀的棲息地與生物外形特徵：“犀出永昌山（保山）谷及益州……犀似牛，豬首，大腹，腳有三蹄，色黑，好食棘。其皮每孔生三毛，頂一角，或云兩角，或云三角”， 張世南還提到當時成都藥市犀角供不應求，以至有人假冒銷售。由於野生犀在我國現已完全滅絕，這些紀錄顯得尤其珍貴。值得注意的是，唐宋有關犀象的記錄往往與這兩類動物的獵殺與象牙犀角的大量朝貢與銷售相提並論，人為大量獵殺是唐宋犀、象兩類亞熱帶大型動物迅速減少的重要原因。由於犀這一珍貴大型動物已經於1970年代在我國已最後絕跡，所以唐宋時期對於蜀地犀的記載是殊為珍貴的生物學歷史資料。
中國古文獻中的象大多屬於亞洲象及其亞種範圍。《爾雅》曰：“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注者一般認為這裡的“梁山”就是今陝西南部漢中盆地漢水南岸的梁山，如此則大象在秦漢時活動北界遠達秦嶺南部的漢水一線。唐五代時嘉陵江上遊的大巴山南麓仍偶爾有大象遊弋。《太平廣記》卷四四一《閬州莫徭》記載了閬州老農為老象撥出刺在足掌上之竹尖，大象感恩回贈象牙的故事。這表明至遲在唐朝前期，西南亞洲象曾經在北緯33°地帶活動，這也是唐宋時期我國亞洲象活動的最北界紀錄。據學者研究，唐宋中國西南亞洲象的分布仍然較廣，存在三個零星分布區：分別是川東南黔北地區、川西及嘉陵江上遊的秦巴山地。宋人對群象與獨象的生活習性及對人類危害程度均有比較明確的認識：“群象，行人不甚畏。尤畏孤象，蓋孤象是象中之敗群者，眾所不容，無所發其怒，故尤可畏。”唐宋時期學者對大象的記載並非集中於西南滇地一處，川、鄂、湘、桂、閩、粵、黔等地均有大象出沒遊弋的記錄，與今天我國亞洲象僅僅殘存於滇地西雙版納一隅之地的情形完全不同，這從相反方面說明當時我國亞洲象分布地理範圍相當廣闊，並不存在像今天這樣的生存危機。
六、幾點認識
唐宋時期是我國西南地區地理認知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時代 ，其中對巴蜀地區自然地理資源的認知可謂取得了豐碩的成就，對四川盆地自然地理資源特別是生物資源的考察之全面、記錄之詳細都遠遠超越了前代。不僅代表了唐宋生物學、地理學發展的時代水平，留下的不少文獻記載，也成為今天研究西南歷史環境變遷的重要一手資料。這對於我們今天認識西部地理環境的變遷、摸清西部地理資源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學術意義和現實主義。
但是從另一方面看，宋人對包括巴蜀地區動物的記載並非嚴格意義上的的生物學研究，大多來自名物訓詁之類。《四庫全書·毛詩名物解·提要》說：“自王安石《新義》及《字說》行，而宋之士風一變。其為名物訓詁之學者，僅（蔡）卞、與陸佃二家”。明人鄧渼在為程大昌《演繁錄》題序中也說：“大學致知，必始格物，聖人之教。初學亦期其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也。麟、睢、騶、鵲、荇、蘋、棠、樸，豈遽是道若，未明八者之為何物，八物之為何似，而曰吾能得《周南》、《召南》之所以言，蓋望而知其為罔也。是學也，先秦則《爾雅》，入漢則《繁露》，其後轉而為《釋名》、《廣雅》。正謬刋誤。皆小學也。”這說明宋代的生物學知識大多是通過對《詩經》、《爾雅》等古代經典所載包括草木魚蟲名物訓詁表現而來。同時也必須看到，唐宋學者對在西南地區的生物考察中，生態保護意識尚相當淡薄，對動物的興趣甚至更多的在其資源利用而非保護方面。儘管已經有不少記載提及了對動物的殘害，也表達了一定的同情心理，但大多是受佛教戒殺生觀念的影響，缺乏從生態意義上的動物關懷。如對金絲猴，更多的興趣總是津津樂道“狨座”的華美，陸佃《埤雅》提及“人以藥矢射（金絲猴）之，取其尾為臥褥鞍”，並無譴責語氣；宋祁曾作《玃讚並序》：“出邛蜀間。與猴猱少異，但性不躁動，肌質豐腴，蜀人炮蒸以為美味。讚曰，玃與猴猱，同類異種。彼美豐肌，登俎見用。”所感興趣的也是對玃（音同矍）肉鮮美的貪婪，並沒有對暴殮野生動物表現多少同情
唐宋巴蜀之地大多州縣尚屬荒蠻，乃中央王朝罪臣流貶之地，唐宋學者在巴蜀生物記述中常常借動物而渲染西南地域的荒蠻與恐懼，如元稹的《巴蛇三首》其三就說巴蜀地區毒蛇巨蠎白日當道，描繪得相當恐怖：“漢帝斬蛇劍，晉時燒上天。自茲繁巨蠎，往往壽千年。白晝遮長道，青溪蒸毒煙。”巴地多蛇是事實，但這樣的描寫顯然是過分誇張了，這實際是借寫巴蛇表露一種地域歧視，當然這也與元氏貶謫巴地時期的憂鬱心態有關。儘管如此，唐宋士人對巴蜀地區動物資源的觀察與認知仍是我國中古時代生物學、地理學的重要收獲，在豐富對西部地區地理、地情資源的認識以及研究生態環境的變遷方面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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