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十五岁出门远行

我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在过去的一个偶然的瞬间，我被时尚的潮流抛在了一边，像一条鱼被波浪掀在了河岸上。我凭借回忆和想像生活在过去。在雨中我感到快慰……

——格非《夜郎之行》 

十五岁出门远行

格非

差点当了木匠

女的盖完了章，轻轻说了一句：“苟富贵，勿相忘。”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那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美丽的女性。 
1980年夏天，我参加了第一次高考，毫无意外地，我落榜了———化学和物理都没有超过40分。母亲决意让我去当木匠。 
当时木匠还是个很让人羡慕的职业。我们当地有很多有名的木匠，但我母亲请不到，她请了家里的一个亲戚。这个木匠因着自己是学手艺的，觉得自己特别牛，很是凶悍。他对我母亲说，这个孩子笨手笨脚的，学不出来的，我要是打他你会舍得吗？母亲只得说，你打吧。我很不喜欢这个跷着腿坐在木椅上的人———我和他无怨无仇，他为什么要打我？我就对母亲说，我要考大学，而且要考重点大学。母亲睁大了眼睛，孩子，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你连门都没有摸到呢，你要是考上大学，我们都要笑死了。 
就在我灰了心，要去当木匠学徒的时候，一个镇上的小学老师，姓翟，敲开了我家的门。他与我非亲非故，素不相识。我至今仍然不知他是如何挨家挨户寻访到我们村的。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夜已经很深，大家都睡了。他戴着草帽，站在门外，把我母亲吓了一跳。他劈头就说，你想不想读谏壁中学———那是我们当地最好的中学，我当然是很愿意的，他说他可以把我引荐给那里的他的一位朋友。 
当我拿着翟老师的亲笔信到了谏壁中学，他的那位朋友却告诉我，语文、数学必须拿到60分，不然也无法进入补习班。他说，让我看看你的高考成绩单。 
在决定命运的时候，我的脑子还算比较清醒。我知道我的成绩根本不能进入这个补习班，我也知道无论如何不能够把口袋里的成绩单给他看。于是我说，我把成绩单弄丢了。 
“你可以去丹徒县的文教局，你去查一查，把分数抄回来”，他说，给了我一个地址。 
县文教局在镇江，青云门六号。在马路边上，我只要随便跳上一辆公共汽车，就可以回到家，永远地做一个木匠的学徒。可是如果我去镇江的文教局呢？事情结果是一样的，我还是会得到一个一模一样的成绩单，还是无法进入谏壁中学，还是要返回家乡，做一个学徒，为我的师傅搓好热毛巾，听任他打骂。 
我徘徊了两个小时。镇江对我的家乡而言，是一个陌生的大城市，它实在太远了，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以我的性格而言，我其实是一个很保守的人，不会轻易冒险，不会去做一些我觉得非分的事情。我觉得我90％是要回家的。我根本没有去过镇江。它对于我的家乡而言，是一个大城市，太远了，而且去了也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这对我都是无法逾越的理由。但那一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我鬼使神差地登上了前去镇江的过路车子。 
到了县文教局，正好是下班时间，传达室老头冷冷地说，现在下班了，你不能进去。 
我想也罢，我进去又有什么用呢？在我打算掉头离开的时候，有人叫住了我：小鬼，你有什么事？ 
我看见两个人，一男一女，往外面走。我说我的高考成绩单丢了，能不能帮我补一下。 
男的说，下班了，明天吧。 
女的则说，我们还是帮他补办一下吧，反正也不耽误时间。 
他们把我带回办公室，帮我查找档案，又问我办这样的成绩单，有什么用处。 
我沉默了一下，突然说：“我的成绩单没有丢。” 
“那你来这里干什么？”他们显然有些生气了。 
我于是讲了高考的落榜，讲了自己很想去谏壁中学补习，但是没有达到他们要求的分数线。我说我一定要读这个补习班，去考大学。 
那个女的说，这怎么行！男的不吭气儿，他抽着烟，盘算了好一会儿。他让我出去等回话。十分钟后，他说，唉，帮他办了。 
我那时很小，15岁，穿的衣服很破旧。大概他是因此萌发了帮助之心。 
他们问我需要多少分，我说语文70分，数学80分。说完了很后悔，因为这个分数已经可以考上大学了。我又把分数改过来了，语文68分，数学70分。写完了之后要盖章，但是在这节骨眼上，公章突然找不到了。 
他们翻遍了抽屉，打开又合上。这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可能是最紧张的时候。没有章不是完了吗？事实上公章就在手边，大概是当时大家都太紧张了吧。 
女的盖完了章，轻轻说了一句：“苟富贵，勿相忘。”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那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美丽的女性。我的感激出于如下理由：她竟然还会假设我将来会有出息。 
我似乎没有说什么感激的话，拿着成绩单，飞跑着离开了。等回到家的时候，我一天都没有吃饭，两腿都已经虚脱了。 
第2年我再次参加高考，开始了在大学的求学之路。 
对我而言，生活实在是太奥妙了，它是由无数的偶然构成的。你永远无法想像，会有什么人出现，前来帮助你。我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相信生活是一成不变的呢？为什么我会那么喜欢博尔赫斯，喜欢休谟，喜欢不可知论，因为我觉得生命是如此脆弱，而生活很神秘，我觉得跟后来的写作，也有相关之处。 

暴力记忆 

在我的印象中，那个时代的外科医生都是这样一种人：穿着拖鞋，吸着烟，懒散，爱开玩笑，多少还有点神秘感。 
写作中出现暴力，大概和童年是有关的。我的童年看起来很平静，似乎与其他人差别也不大。其实在一个敏感的小孩子心里，却是波澜壮阔。 
记忆中的暴力在生活中无处不在。我记得祖父曾经用谈笑的语气来讲述一个故事，当时我们村里的一个人，私通日本人。这个人后来怎么样了，祖父说，后来我们把他“弄”死了。怎么弄死的？祖父说，就是用绳子把他绑在椅子上，叫了一个剃头的来，用剃刀割断了喉咙。祖父说得轻描淡写，而在我看来，那些东西是很残酷的，对于一个小孩子，完全不能接受。 
我们上学的时候，如果不听话，有些老师会打学生的耳光，打手心。我的语文老师，是个苏北人，他说，我不打你，可你知道我怎么惩罚你吗？我会把你的耳朵整个拧下来，让你的血“吧嗒，吧嗒”流到地面上。他就这么说。典型的语言恐怖。 
谁都知道，战争是很残酷的，但是那时的很多电影，如《地道战》等，却似乎把战争喜剧化了。“文革”后期的日常生活也不乏暴力的内容。死人、暴力是很好玩的，小孩子喜欢去模仿。渐渐地暴力就渗入了生活，成了记忆的一部分。暴力在那个时代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很简单，任何人都必须如此接受。 
我的一个朋友，从前当过医生。他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有个人被一根长长的钢筋穿过了手掌，大家手忙脚乱地把这个人扛到了医院里，心急如焚地问外科医生该怎么办。那个医生正在吃饭，他冷冷地说，怎么办啊？等一等。我先吃饭再说。吃完了，拿一个榔头，“笃笃笃”就敲了出来。敲出来后，他说了两个字：行了。而包扎一类的活就留给了护士。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还不是要一点点地敲出来？ 
我还是很喜欢这个外科大夫。冷酷然而理性，还有一点幽默感。在我的印象中，那个时代的外科医生都是这样一种人：穿着拖鞋，吸着烟，懒散，爱开玩笑，多少还有点神秘感。 
死亡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任何一个小孩子都会思考这个问题。你是一个名人，你有很多钱，地位很高，事业很成功，可是你还是要死的呀。我觉得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也是在回答这个问题，既然我要死，做一个圣徒和做一个流氓，有什么区别？托尔斯泰在苦苦思索：生活中有什么力量可以安慰我？最后他找到了这个答案，这个答案在我看来也不是真的答案：既然上帝给了我苦难，那么上帝认为我一定可以承受。如此而已。 

普通人的高妙 

她已经有了孩子，忽然想起了这个人，想起了他的恩情，于是她千里迢迢去替他收尸，在他的坟头大哭。哭完了之后回去继续与她的丈夫过日子。 
克尔凯戈尔说过一句话，所有的人认为重要的事情，在我看来一钱不值；所有人认为不重要的事情在我看来性命攸关。 
我知道每个人对待生命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比方说现在很多的白领，那些成功人士，过的是完全秩序化、标准化的生活，表面上看很好，谈笑风生，但是我相信有些人的内心，可能是一片黑暗。有些人，看起来很普通，很“闷”，但内心可能是一个诗人，有着大的气度。我偏向喜欢这些人，喜欢现实生活中的那些真实、可亲的人。当然，也喜欢那些爱做梦的人。 
胡兰成的一篇文章我很喜欢，好像叫《平人的潇湘》。它里面讲了一个故事，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订了亲，后来男的去打仗了，一走了无音讯，这个女的就再嫁了。后来这个男的战死了，尸体被送了回来。她已经有了孩子，忽然想起了这个人，想起了他的恩情，于是她千里迢迢去替他收尸，在他的坟头大哭。哭完了之后回去继续与她的丈夫过日子。她也不是贞节烈妇，因为她改了嫁。最后又来替他收尸，说明她没有忘记人世间的大义。 
我相信现实生活中，一个普通人心中，会有很高妙的东西。你看一些民工，一个耕地的老农，看起来没有文化，你怎么知道他内心的世界呢？他只是不会说而已。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其实非常小。 
现实生活中，有许多的普通人，有着简单的欲望和喜怒哀乐，他们的生活虽然平庸，但是神圣不可侵犯，所以你根本没有理由，抱着说教的态度，让别人改变生活。事实上，你只能让生活本身来改变你。 
我以前喜欢在作品中建立另外一个秩序，用它来影射生活，但是现在我觉得，根本没有这样的必要。日常生活有很多奥妙，这个奥妙并不需要别样的方法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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