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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话文章】星汉:诗词的题目、序文和注释之我见(三)

2017-02-07 小楼听雨诗刊




作 者 简 介

星 汉 姓王,字浩之,1947年5月生,山东省东阿县人。现为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尚在岗。中华诗词学会发起人之一,新疆诗词学会创建者之一。系中华诗词学会顾问,新疆诗词学会执行会长。公开出版有《清代西域诗研究》《天山东望集》(诗词集)等20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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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的题目、序文和注释之我见(三)

星  汉

(新疆师范大学 乌鲁木齐 830054)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前人诗词的题目、序文和注释的分析,结合笔者本人的诗词创作,认为诗词题目尽可能在精炼的情况下涵盖正文。诗词题目中的地名、人名和时间,不能妄加,也不能随意删却。诗词的序文要和正文应相得益彰,方为上乘。诗词中不宜加注,更不宜有长注。

【关键词】 诗词 题目 序文 注释


注释,就是解释字句的文字。本文所说的注释,指的是诗词中的自注。自注有“题下注”,这种注释大都是对题目中地名、人名的解释,如杜甫《万丈潭》,题下注为:“同谷县作。”表明万丈潭在同谷县;《赠比部萧郎中十兄》,题下注为:“甫从姑子也。”表明萧郎中是自己的远房表兄。自注还有“句后注”,这种注释大都是一种说明性的文字,如杜甫《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中“谬称三赋在,难述二公恩”两句,句后注为:“甫献三大礼赋出身,二公常谬称述。”其用意一是感谢崔国辅、于休烈的恩德,二是说明三大礼赋影响,也多少有些“自我表扬”的意味儿。白居易《杭州春望》尾联:“谁开湖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道斜。”后有注为:“孤山寺路在湖洲中,草绿时,望如裙腰。”如无此注,对于“裙腰”二字的理解便费些周折,但是用心的读者还能琢磨出来。笔者发现,唐人诗中“题下注”和“句后注”数量很少,所注字数也不多。


宋人诗中“题下注”和“句后注”数量也少,但有个别较长的“句后注”。现举苏轼为例。其“题下注”如《碧落寺》,注为:“在英州下十五里。”是说明“碧落寺”的所在位置。其“句后注”如《游金山寺》中“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乌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其注为:“是夜所见如此。”苏轼此注的用意在于说明,他真的看到了江心的炬火,而不是想象。在今天,可能有人说:这就是飞碟。但是苏轼个别的诗作也有字数较多的“句后注”,如《壬寅二月诏令……》一诗,是89字的长题,500字的正文,句后注10处,凡471字,最长的一处是190字。写这首诗的目的,苏轼在诗题的最后一句说得明白,就是“凡所经历者寄子由”。这首诗是26岁的苏轼的“日记”。苏轼当官不久,首次“出差”,用诗的方式把所见所闻告诉弟弟苏辙,当时的苏轼恐怕无意将此诗“发表”。只用诗的正文就缺少了纪实性,大量加注可以使苏辙看得更明白。这种情况在以后的苏诗里就看不见了。


清代的西域诗人中,有两位以写风情为主大型组诗的诗人,他们是纪昀和萧雄。纪昀有七绝《乌鲁木齐杂诗》160首,萧雄有七绝《西疆杂述诗》140首。他们的诗作,类似“竹枝词”。他们不仅仅是“句后注”,而是有大量文字的“诗后注”。纪诗是以诗求文,萧诗是以文求诗。诗和文不可或缺,如无注释,诗便难通。它们的价值不在于诗,而在于文。这类注释,不能和以上所说的“自注”同日而语。


对于唐宋诗人的“自注”,我们不妨可以这样说:即便是不出注或是在后来的传抄中将注释丢失,读者对诗意的理解也不会出现偏差。笔者以上所举个例就是如此。就是苏轼的《壬寅二月诏令……》一诗,不去阅读自注,读者也能理解全诗。如果离开自注,读者便不知所云,那么这首诗就是失败的作品。今人的作品也应当这样去衡量。


  笔者有《雨夜宿庐山石门涧》一首七律,道是:

山裂石门天路遥,野桥茅店度今宵。

峰高白傅终难语,寺近苏髯或可招。

灯影酒杯孤另另,雨声竹叶两萧萧。

涧溪也伴诗人梦,流入长江涨晚潮。


笔者诗后有注:“人传白居易作《大林寺桃花》处在今庐山牯岭西。 石门涧下西林寺即苏轼作《题西林壁》处。”这个自注虽然放在诗后,其实注的是颔联。如无注释,这两句便现突兀。但是,去掉这个注释,还不至于影响这两句诗的理解。


   词,是唱给人听的,理论上是不可能加注的,特别是不能有“句后注”。演唱者总不能唱一句之后停下来,再做一番解释。当然在诗词合流的今天,词作也有在词中加注的,笔者发现在《中华诗词》中发表的词作就有这种现象。


   萧雄在《西疆杂述诗·例言》中说:“作者自注,前人讥之。”笔者同意这个看法。一般来说,诗是案头文学,是给人看的,少量加注,倒也无妨。但是大量加注,或加长注,似不可取。那样会喧宾夺主,破坏了诗词的整体艺术。


笔者发现《中华诗词》发表的有些诗词,诗词中或是诗词后有大量的文字作为注释,颇感累赘。如果删却自注并不影响诗意的完整,那就要考虑这个自注是否有存在的必要了;如果删却自注就不知诗意所云,那就要考虑这首诗是否有存在的必要了。还有些人,缺乏概括能力,在没有约定俗成的情况下自造词汇,然后再加注释,也是不可取的。如果说“朱毛”、“刘邓”等词组,用之于诗词,不加注释,读者自然明白;如果出现“星王”这个词,然后再加上注释:“指星汉和王亚平。”就显得非常别扭。至于有些诗人词家在作品中用一些冷僻的词汇或是典故,而后再加注解释就大可不必了。笔者以为,这种作法,要么是在炫耀自己的才学,要么是在轻视读者的智商。


一般读者在阅读欣赏中华诗词时,典故是其理解障碍之一。笔者于诗词创作不甚了了,只是站在读者的角度上认为,为了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情感交流,最好是不用典,次之是少用典,再次是活用典,慎用生典、僻典。诗词的语言要高度浓缩,力求精炼,有时候用典可以加大诗词的容量,但是,滥用生典、僻典,以此来炫耀自己知识的渊博,就难免有“掉书袋”之嫌。倘用典能无堆砌痕迹,如水中着盐,食有味而觅无形,自是高手。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诗词题目尽可能在精炼的情况下涵盖正文;如果确实需要长题,不必把长题改成序文。诗词题目中的地名、人名和时间,要作具体分析,不能妄加,也不要随意删却。诗词最好不要加注,纵然加注也不宜过长;能改作序文的地方就不要以注释的形式出现。


以上文字,只是笔者个人的体会,写出来供诗人词家讨论、参考。在题目、序文和注释方面,起不到也不可能起到规范全国的诗词创作的作用。谬误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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