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平凉回族的近代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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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回族的近代迁徙
平凉回族的主体来自陕西关中，回民自称“东安人”“西安人”是指他们的原籍。“东安”是西安以东的渭南、华县、大荔等地。“西安”是西安以西的三原、泾阳、凤翔等地。一百五十多年以后，住在平凉南北二原的“东安人”和“西安人”所使用的方言，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明显的地域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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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动乱后平凉回族的迁徙
在清代，关中是回族的聚集区。据当时官方资料显示，当时的陕西省，人口逾千万。“汉七回三”是当时的人口比例。无论怎样计算，当时关中的回民人口也应该在百万以上，或者更多。
在同治年间（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关中回民高举反清的大旗，同以左宗棠为代表的政府军展开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后因寡不敌众，在清政府剿扶两手的蛊惑下，起义坚持了十年，最后以失败告终。其中有以白彦虎为首的三四千人，在清军的围追堵截中，杀出了一条血路，冲出了国门，得到当时沙俄政府的保护。白彦虎这只义军就定居在今天吉尔吉斯的“陕西村”。“陕西村”现在的人口逾十万。
在反清斗争中，大部分回民义军被杀，剩余小部分做了清军的俘虏。所谓的“安民”，就是把这些在战场上俘虏的 义军，押送到政府确定的安置点进行安置。其中，平凉是清政府确定的最主要的战俘安置地之一，十年中，清政府共向平凉遣送了七批战服，这些义军战俘大都拖家带口，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总人口超过万人。当时安民有几项原则，比如大分散，小聚集，环城而居者不得进城，边远山区要安置在大道两旁，以防不测等。
这次安民，清政府对俘虏的义军也是区别对待。对表现好的（比如投降早的、和清军配合的）一般安置在川原等条件较好的地方。对表现不好的（比如反清最坚决、坚持到最后的）大都安置在了边远山区。这些地方非沟即壑，非旱即涝，自然条件极差，好多地方甚至不具备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左宗棠把这些回民安置到这里的用心，不言而喻，就是让他们自生自灭，自然消亡。这就为以后的一百多年的迁徙，埋下了伏笔。
安民也有特例，如出自关中大荔的禹得彦，曾是反清义军的主要领导，被称为八大元帅之一。后来禹得彦投降所率领的一千人首先被安排在平凉近郊（七里店）。但禹家以为平凉是西北的交通要道，被安置的各路义军也多，在加上当时回汉对立情绪严重，他们害怕有人暗中报复，便奏请朝廷另选址安置，朝廷准奏。将禹得彦一干人马中的主要部分，又从平凉七里店迁往华亭北关安置。
由于大部分回民被安置在边远山区，那里土地贫瘠，干旱少雨，自然条件恶劣。有些山区宜荒宜林，并不适合农耕。所以一百多年来，生活在这里的回民，根本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一直在饥寒交迫的贫困线上挣扎。为了改变现状，只有走出大山，到条件相对好的地方去发展。“人挪活，树挪死。”平凉回民尤其相信这句话，为了生存，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平凉回民的迁移活动从来也没有停止过。
民国初期由南北二塬的山沟走出来，在平凉城郊落户。
抗战期间，由河南来的难民在平凉的兴河庄、豫陇沟、泾河滩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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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口外，是平凉回民迁徙的大方向。
新疆是地处偏远山区平凉回民一直想往的地方，也是他们最主要的迁徙目的地。目前平凉回民的移民，在新疆各处可见，遍布天山南北。这些移民(我们暂且称他们为移民，新疆本地人称这些人为“盲流”）在新疆从事农业生产者居多，有少数人从事工业和零星商业活动。
平凉人把“走西口”叫“走口外”。过去走口外，就以为出了国，走了口外的人就永远也回不来了。事实也确是这样，由于交通不便，走口外就算是亡命天涯，永远也无法回来。解放前走口外的多是当兵、饥荒，也有少数人犯了重案，为躲避官兵的抓捕，而亡命口外的。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其实走口外比走蜀道难的多。解放前走口外，有骑驴的，有骑骆驼的，也有步行的。从平凉到乌鲁木齐二千五百公里骑牲口要走三个月，步行要半年多时间。那些难耐饥渴，病痛缠身的，死在路上的也不在少数。走口外的路上，多为沙漠和戈壁，几百公里没有绿洲，没有水源，没有人烟，引导人们前行的只有前人的车辙和足迹，一旦误入歧途，你只有一步步的走向死亡。
笔者在新疆工作十多年，遇到许多老新疆回民，他们都自称是平凉人，但我问他们具体老家的地址，他们多数说不清楚，因为他们已经在新疆繁衍了几代人，近百年。但他们说他们是平凉人，这一点确是肯定的。看来，平凉人走口外的先例由来已久，从平凉到新疆定居的人口也不在少数。
我在新疆碰上一个餐厅老板，因为我常去他饭馆吃饭，混熟了，他给我讲了他们祖辈走口外的辛酸历史。他说他的爷爷奶奶是平凉人，家里日子过不下去了，解放初，一家人走了口外。一根扁担两只框，一头挑着老板父亲，一头挑着老板的姑姑，一路步行。走到大阪城时，姑姑有了病，爷奶也实在挑不动了，他们决定把姑姑放在路边听天由命，当时他们已经走了很远的路时，仍然能听见老板姑姑那羸弱的哭声，他们实在不忍心，又把姑姑抱回来，放入框中继续前行。后来，他遇到了一个好心的货车司机，把他们捎到了乌鲁木齐，最后他们一家就在乌鲁木齐定居了。
我在新疆期间，有个老赖欠账不还，官司打到了沙依巴克区法院，法院判决欠账还钱，但老赖仍然执迷不悟，赖着不还。最后判决转到了执行庭，没想到执行庭的庭长姓马，回民，更重要的他说他是平凉人，结果可想而知，十几万的欠账一分不少，还带利息。马庭长还把我们盛情邀请到家，介绍给了他的父亲，他父亲的那个热情啊，感动得我当时直想流泪。饭间，我问马庭长的父亲老家在平凉什么地方，老者说他也说不清楚，因为那是他爷爷辈的事情，只知道在平凉北原的某个地方。
六七十年代，是平凉回民逃亡新疆的又一个高峰期。在那个年代，由于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和一茬又一茬的“自然灾害”，蛰居于平凉南北二原的回族群众的生活陷入了空前的困境，家无隔夜食，身无御寒衣是普遍现象。记得六七年十一月，笔者作为“红卫兵小将”，前往白庙原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住在小陈队的一户农民家里，看到他们个个面黄肌瘦，衣衫单薄生活十分困难。我亲眼所见，农民把冻烂的洋芋放在碾子上碾成湖状，然后撒上少许面粉，搅拌均匀，蒸熟即食。这种食物吃到嘴里不甜即苦，难以下咽 。
就在这次下乡中，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晚上住在了白庙公社的总机房。这天晚上公社总机响个不停，电话从公社的各个大队打来，内容基本相同。都是向公社汇报**村**家，全家人一夜之间去向不明。总机接线员认真接电话，做记录，准备第二天向领导汇报。（好像当时的公社书记叫冯世昌）我好奇地问接线员这些人都上了哪里，接线员笑着说：“还能去那里，都走了新疆。”
从上分析看来，平凉回族人民，如此延绵不绝地，人数众多地向新疆迁移，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
抗战期间，平凉曾是陇东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吸引了不少难民涌向平凉，其中有不少是全国各地的回族同胞，尤以河南回民居多。来自河南回民有以下特点：其一，流出地都在河南孟州的桑坡村，且以“丁，白，张”三大姓为主。其二，在平凉的定居点相对集中，比如兴河庄、豫陇沟，都以他们的聚集而得名。其三，桑坡人世代经营皮毛，他们的到来，推动了平凉皮毛生意的兴旺，对后来陇东皮毛市场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河南回民在平凉相对稳定，除个别抗战胜利后返还原籍，则大多数便在平凉定居了下来。
在国家实施了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平凉的回民的迁徙虽然没有停息，但出现了新的情况。
首先，我们看到走口外的步伐放缓，迁徙目的地出现了逐渐分散的趋势。比如近年有不少边远山区的回族群众，奔赴宁夏、内蒙等地寻求新的生存空间。随着宁夏实施移民搬迁政策，平凉不少回民也参与其中，有些已经开始在那里定居（比如在宁夏的红寺堡等地）。据说这是西海固的移民把分给自己的指标，转手倒卖给了平凉人，这才让平凉回民也搭上了宁夏移民搬迁这趟车。
其次，大批农村回民进城。随着国家政治环境的宽松，人民生活的改善，再加上近些年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大批回民离开原住地，纷纷进城务工经商，在城市定居。进城务工的回民多数从事建筑业，而经商者多以街头摊贩为主，也有部分从事餐饮业的。这些进城回民，普遍文化程度较低，从小就接受着伊斯兰经堂教育，也没有什么专业技能，所以他们根本没有机会融入当今的主流社会。在居住方面，进城回民多选择在城市的边沿或城乡结合部，他们喜欢平房小院落，而不选择楼房。这是因为他们长期在农村住单门 独户的习惯，也是避免和汉族杂居以进行日常的宗教活动，还有一个原因与他们所从事的小商小贩的职业有关。这些进城回民到处寻购小院落、宅基地，以致造成地处平凉“三沟”“两台”（指水桥沟、纸坊沟、甘沟，东台和南台）的私人小院落和宅基地，成了抢手的山芋。一些奸猾的“房贩子”也趁机寻购地皮，建造房屋，翻手捣卖，从中渔利。
第三，由于国家大环境的好转，再加上多项惠民政策的落实，有一部分迁徙回民又返回原籍。“故土难移”也反映出了移民们的普遍心态，“月是故乡明”这些人虽然长年在千里之外，但使他们魂牵梦绕的依然是他们的家乡。他们忠心的盼望家乡兴旺发达，繁荣昌盛。他们的故乡梦，和寻根情会代代相传。这些走出去的平凉回民，多数还保留着原住地的户籍，有些虽然在外地几十年，也在迁入地办理了户籍手续，但在老家的户籍依然存在。有些迁移的回民，在老家有房有地，在迁入地也有房有地，甚至冬来夏往，两地奔波。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像：由于长期的人口外流，造成了一些偏远山区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有些行政村户籍管理人口和实有常住人口严重不符。我认识一位南部山区的村主任，我问他政府不如把这几个村并合，以便管理。他回答，行政村的扯并，属于行政区划的调整，要经过国务院，并非易事。
2015年11月8日
马嘉珉
注：本文是笔者多年观察分析的结果，不一定正确，唯一遗憾的是缺乏可靠的数据支持。本来去年就已成初稿，但途中笔者病魔缠身，搁置了一年，最近才整理脱稿。
马嘉珉 男 回族 地址 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紫金城60号 邮政编 码 744000 电话 158258507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