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差异化进入模式下企业海外投资生产率“学习效应”有何不同?
引文格式：周茂,操方舟,李雨浓.差异化进入模式下企业海外投资生产率“学习效应”有何不同?[J].经济学报:26-44.
作者信息：
周 茂 西南财经大学 国际商学院
操方舟 西南财经大学 国际商学院
李雨浓 西南财经大学 国际商学院
摘 要 基于手动整理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全新数据库，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对两种不同模式下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率"学习效应"的异质性和其形成机制进行因果效应评估。研究发现∶（1）并购和新建两种模式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率"学习效应"均显著存在，且并购的总体效应大于新建;（2）从动态趋势看，新建模式下的生产率效应逐渐削减，并购模式由于存在资源整合过程后期的生产率效应更突出;（3）从渠道机制来看，在新建和并购两种模式下，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企业生产率提升的共同渠道机制为规模效应，经验曲线效应和利润驱动效应都不显著。并购模式相较于新建模式，其规模效应更为突出，但"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不及新建模式。本研究可以为我国企业采取差异化模式"走出去"的生产绩效评估等方面提供理论和经验借鉴。
关键词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投资模式;全要素生产率
主要结论
（1）在新建和并购两种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下，对外直接投资均显著提升了中国企业生产率。但是，两种模式下对外直接投资"学习效应"具有异质性。具体来说，一是并购模式下的总的"学习效应"大于新建模式下的总的"学习效应";二是在两种模式下对外直接投资"学习效应"动态趋势也存在差异。动态趋势检验结果表明，对于新建模式，生产率效应仅能持续到第2期，且第2期的效应大小相较于第1期也有减小。对于并购模式，生产率效应在第1期和第3期显著为正，且3期的效应要比第1期大得多。
（2）从渠道机制来看，在新建和并购两种模式下，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企业生产率提升的共同渠道机制为规模效应，经验曲线效应和利润驱动的作用都不显著。并购模式相较于新建模式，其规模效应更为显著，但"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不及新建模式。基于此，本文认为并购模式的规模效应更大是造成并购模式下总的生产率"学习效应"大于新建模式的原因。
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和"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大力推进企业"走出去"是提升企业生产率的有效手段。在企业资源整合等各方面能力有所保证和外部环境允许的条件下，跨国并购相比新建投资对于生产率提升这一目标实现起着更大作用。此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还应重点改善学习过程中遇到的不利影响，以确保"走出去"对我国企业的正向反馈。
主要贡献
（1）基于整理形成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库，为缓解生产率"自选择效应"等内生性估计偏误，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评估了两种不同模式下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生产率"学习效应"的异质性。
（2）基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规模效应、经验曲线效应和盈利能力考察了不同模式下对外直接投资生产率"学习效应"的形成机制。
0 引言
自 2002 年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迅速攀升。特别是近年来，对外投资在双向投资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2015年，我国首次实现资本项下净输出。在此背景下，对国家整体和微观主体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企业"走出去"能给中国发展带来什么利益和机遇?特别是对于市场微观主体企业来讲，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对自身绩效是否有提升作用是一个重要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根据异质企业贸易理论和跨国公司理论开展的一系列经验研究基本上均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验证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学习效应"（Desai et al.，2009;蒋冠宏等，2013;蒋冠宏和蒋殿春，2014;Chen and Tang， 2014;Cozza et al.，2015）。但是，既有文献通常是直接比较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和未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生产率差异，没有考虑在不同模式下对外直接投资"学习效应"的异质性。事实上，从投资金额和投资项目构成来看，我国企业"走出去"实践中的投资模式都体现出显著差异①，并且理论上新建投资和跨国并购提升企业生产率的机制渠道也存在较大差异（Buckley et al.，2008）。由此引申出的一个问题，不同模式下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率"学习效应"是否不同?
Arrow（1971）最早提出"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此后，国际经济学中的出口和海外投资均运用到"学习效应"。随着异质企业贸易理论的发展，近年来对于企业出口带来的经济效应，大多数文献认为企业出口能够有效提升自身生产率（Bernard andJensen，1999;De Loecker，2007;Atkin et al.，2017等）。相较而言，对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生产率的"学习效应"，相关文献略有欠缺。在这类文献中，已有研究大多验证了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生产率的"学习效应"。此外，通常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够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规模效应、经验曲线效应和协同效应等渠道促进生产率提升，并且上述传导机制可能由于在不同模式下存在异质性因而生产率总的提升效应不同（Kleinert and Toubal,2007; Buckley et al.,2008;Pradhan and Singh,2008;Cozza et al., 2015）。总的来说，鲜有文献通过区分企业的投资模式，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对生产率"学习效应"的影响机制。
出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相较于国外系统性的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虽不乏针对性但一直缺乏系统性。现阶段，公开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主要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以下简称《公报》）。然而《公报》仅提供国家和行业层面经加总的宏观数据，因而不适用于我国微观企业层面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对于这一问题，部分文献如白涛等（2013）、林莎等（2014）、周经和蔡冬青（2014）等抽样调查获得企业对外投资模式等相关信息。但是，这样形成的数据很可能由于有样本量小、企业分布集中和时间跨度短等问题导致得出的结论很大程度上不具有普遍性。此外，另外一部分文献如陈丽丽（2015）、周茂等（2015）、蒋冠宏和蒋殿春（2017）等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全新数据库，检验了不同模式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生产率的"自选择效应"。
在方法上，要准确评估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关键在于如何控制投资前企业对于投资模式的生产率"自选择效应"。否则，投资前生产率的"自选择效应"和投资后的"学习效应"混同在一起，会造成反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参照 Chen and Tang（2014）、Cozza et al.（2015）、蒋冠宏和蒋殿春（2014）等文献的做法，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进行因果评估。
1 数据和研究方法
1.1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的定义
本文参照周茂等（2015）的定义，从投资标的角度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区分为新建投资和并购投资。新建投资又被称为绿地投资（greenfield investment），属于比较传统的投资模式，是指跨国公司采用"一揽子"生产要素投入在海外建立全新的分支机构，从而形成新的生产能力。而并购投资（cross-border mergers & acquisition）是指跨国企业对目标市场现有企业取得全部或部分资产所有权的跨国投资行为，是目前全球范围内比较流行的投资模式，可分为跨国兼并与跨国收购。新建和并购是最常见的对于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划分，除此之外，还可将海外市场进入模式从股权角度分为授权、合资和独资三类（Hill et al.，1990），其中独资与合资也是企业进行 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面临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它会对企业取得持续竞争力以及长期发展产生重要影响（Brouthers，2002）。实际上，可以结合两种进入模式分类标准对企业 OFDI投资模式进行细分考察，但是采用投资进入模式的两个维度的交叉定义势必会加大研究过程中理论构建和对于结果解释的难度，并且考虑到在我们整理的数据库中获取的企业的投资股权信息并不完整，因此本文从投资标的角度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区分为新建投资和并购投资。
1.2 数据
1.2.1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研究涉及的数据主要有三个来源∶《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以下简称《名录》）、《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根据《名录》整理的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全新数据库。其中，《名录》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是易得的，关键在于获得企业的对外投资模式等信息。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具体依据《名录》上"走出去"的公司名称，依照一定顺序搜寻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官网。更具体地来说，如果企业是上市企业，则查询企业年报;如果企业没有具体网站或通过网站和年报均不能获得具体对外直接投资信息的，从母公司所在地的官方统计和报告上查询;如果通过上述渠道仍旧不能获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信息的，再通过网络最大限度地搜寻相关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信息。在此基础上，本文对这些从各个渠道收集到的相关信息进行整理。具体来说，倘若词条中出现"新建""成立""建立""创立"等相关词汇，本文把对外直接投资模式记录为"新建";倘若词条中出现"收购""并购""兼并""购入"等相关词汇，则把对外直接投资模式记录为"并购";倘若词条中没有相关词汇的，则把样本对外直接投资模式记录为缺失。相较于《名录》提供的企业投资信息，这样形成的"企业对外投资数据库"增加了企业的新建或者并购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初始投资额、投资股权结构等本文需要直接使用到的相关变量。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企业名称"作为中介，把经整理的数据与《中国工业企 业数据库》进行逐一对应。通过匹配后，本文则可获得包含相关财务数据的较为全面的企业对外投资信息，这些较为全面的企业信息能够保证准确计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特征变量。另外，周茂等（2015）、袁东等（2015）和陈丽丽（2015）同样采用了此套数据。
参照周茂等（2015）、Li et al.（2017）等文献的做法，本文首先剔除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存在数据缺失、明显异常和不符合会计准则等问题的观测值。考虑到本文主要关注企业生产率和投资进入模式两个核心变量，我们剔除了这两个变量存在缺失的观测值。此外，本文进一步剔除企业所有制形式、所在行业、总人数、总资本、总产值等特征变量存在缺失的观测值。由于存在"返程投资"的现象，即投资目的地是第一目的地但不是最终目的地，本文把投资目的地为中国香港、开曼群岛和维尔京群岛的样本观测值排除在外。与此同时，依据《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①，本文仅保留对中方控股权大于 10%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在对关键指标存在缺失和异常情况，的观测值进行剔除后，本 文 的样本企业包括 1661 家境内母公司和与其对应的 2157 家境外子公司。还应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还剔除 了首次核准年度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不清楚的样本企业。此外，考虑到企业的对外投资项目大于一个时，海外投资积累的经验在相当大程度上会影响后续的追加投资行为。因此，当企业的对外投资项目大于一个时，本文则考察其首次对外投资行为，主要依据为首次对外投资项目的核准时间。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上述两部分样本观测值仅占比 4.68%，因此剔除这两部分样本观测值不会对结果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1.2.2 统计学基本特征描述
本文整理统计了我国 2002—2012 年①在新建和并购两种模式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项目数。整理后的数据结果见表1。
表1显示，从合计的企业项目数来讲，2002—2012 年新建模式下的企业项目数占总企业项目数的 92.5%，而并购模式下的企业项目数仅占总企业项目数的7.5%，这表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主要进入模式是新建模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共 4000 家左右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由境内投资者在国外设立，其中并购模式下的企业项目数为457 个（占比为 11.4%）。另外，《2011年中国企业并购回顾与前瞻》显示，2011 年中国企业并购模式下的企业项目数占比约 10%。基于此，本文认为，虽然经数据处理后本研究的样本量相当大程度上有所改变，但经处理后数据的总体特征与《公报》和其他的数据特征在相当大程度上具有一致性，这说明本文整理后得到数据是有效可靠的。
表2进一步描述了 2002—2012 年不同进入模式下分不同股权和所有制属性的项目数。分不同股权来看，新建模式中独资企业占比 87.7%，并购模式中各股权类型占比 50%。分所有制属性来看，新建模式下国有控股企业占比约 13.4%，并购模式下国有控股占比22.7%。背后的原因在于，并购模式往往要求收购方的资本实力雄厚，因而相较而言在并购模式下国有控股占有更高的比重。
1.3 实证方法
在方法上，要准确评估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关键在于如何控制投资前企业对于投资模式的生产率"自选择效应"。对此，本文参照 Chen and Tang（2014）、Cozza et al.（2015）、蒋冠宏和蒋殿春（2014）等文献的做法，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进行因果评估。该方法的优点在于∶第一，可以较好地克服由于实验组和对照组事前生产率的自选择问题;第二，能够缓解由于遗漏变量而造成的内生性估计偏误。上述两个方面都有利于提升因果效应评估的准确性。
本文的主要问题是并购和新建两种模式下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自身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具体比较两种模式下的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生产率"学习效应"异质性时，D=0表示没有开展过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D=1表示企业在并购或新建两种模式下开展过对外直接投资。为了简便起见，在下文的具体方法介绍中本文只以开展过对外直接投资和没有开展过对外直接投资的两种情形为例，将实验组区分为新建和并购两种模式在 PSM+DID 方法的使用上都是类似的，故不再展开。y，表示i企业t年经 OP 方法计算得到的企业 TFP。4y;表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在两期生产率的实际变化，△y?则表示未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反事实状态下企业生产率的变化。对外直接投资对生产率"学习效应"的平均影响表示为∶
（1）
式（1）中
（2）
考虑到企业往往不是在同一年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本文依照企业初始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时间逐年匹配。更具体地来说，我们将t年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与t年及其前后均没有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进行匹配。首先，我们运用 Probit 模型估计出倾向得分∶
（3）
式（3）中，
企业对外资直接投资“学习效应”的估计效应为:
（4）
其中，N为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数。
为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学习效应"的动态趋势，本文进一步对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后1~3期"学习效应"进行估计∶
（5）
其中，
2 实证结果
2.1 平衡性检验
共同支撑假定（Common Support）要求实验组和对照组在进行匹配后应具有平衡性。有效匹配要求，实验组和对照组中企业的特征变量在匹配后没有显著差异。换句话说，两组中特征变量的分布在匹配后应是平衡的。对于这一问题，参照 Girma and Görg（2007）的做法，本文对匹配后的结果的特征变量开展平衡性检验（Balancing Test）。具体来说，平衡性要求经匹配后的实验组和对照组企业的特征变量偏误越小越好。参照Rosenbaum and Rubin（1985），本文设定偏误绝对值不大于20%时的匹配结果是有效的。另外，当t统计检验结果不显著时，本文同样认为匹配结果具有平衡性。新建和并购两种模式下平衡性检验的结果见表 3和表 4。由于篇幅限制，仅窗口期内首年和末年的平衡性检验结果呈现在文中。
表 3 和表 4 的结果显示，除 2002年并购模式中是否国有这 一特征变量.其余经匹配后实验组和对照组中的特征变量的偏误均不大于 20%，且t统计检验结果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两种模式下经匹配后实验组和对照组中企业的特征变量均没有显著差异。平衡性检验的结果说明倾向得分匹 配倍差法的运用满足前提假设。
2.2 不同模式下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表 5的结果具体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展示了两种不同模式下对外直接投资在窗口期内总的"学习效应"，结果见第 （1）列;第二部分展示了两种不同模式下对外直接投资"学习效应"的动态趋势，结果见第（2）~（4）列。值得注意的是，本文主要关注企业在当期、第 2 期和第 3期对外直接投资的估计结果。
2.2.1 总体效应
表5第（1）列显示，在新建和并购两种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下，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为正。这一结果表明，平均来讲，相较于没有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生产率显著更高。具体来说，在新建模式下，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生产率要比未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平均高12.1%。在并购模式下，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生产率比未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平均高 27.2%。这一结果表明，两种模式下对外直接投资均提升了母公司生产率。这一结果与既有文献高度一致（蒋冠宏等，2013;蒋冠宏和蒋殿春，2014;Chen and Tang，2014;Cozza et al.，2015）。
此外，两种模式下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率效应具有较大差异，主要为新建模式下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率效应小于并购模式下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率效应，但新建模式在统计意义上更显著。对于这一差异的解释比较复杂。通常来讲，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率效应主要由东道国企业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和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效应协同决定（贾妮莎等，2014;Cozza et al.，2015;贾妮莎和韩永辉，2018）。但是，对于不同投资模式这两种效应可能存在差异，因而反映出的总效应也就不同。与新建模式相比，并购模式通过直接获取被并购企业的资源因而能够快速地扩大规模并实现专业化分工，但新建模式下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大于并购模式下的（Cozza et al.，2015;Hansen et al.，2016）。另外，由于并购模式下企业后期整合资源的难度在一定程度上往往很大，因而子公司对母公司的反馈效应会被削减（约瑟夫·克拉林格，2000;Edamura et al.， 2014）。对于这一问题，本文在机制分析部分进一步进行考察。
2.2.2 效应的动态趋势
表 5的第（2）～（4）列显示，两种模式下的对外直接投资不是在事后每期都对生产率均有显著提升作用，这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生产率没有产生持续的提升作用。对于投资当期，两种模式下母公司生产率均有明显提升，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生产率的影响效应是即时的。但在动态趋势中，新建和并购两种模式下的"学习效应"具有异质性。具体而言，对于新建模式，"学习效应"仅能持续到第2 期，且第 2 期的效应大小相较于第 1期也有减小。对于并购模式，"学习效应"在第1期和第 3期显著为正，且第 3 期的效应要比第1期大得多。背后可能的解释为，相较于新建模式，并购模式是对外直接投资吸收整合下游资产更加有效的途径（ Wilson，1980;Capron et al.，1998）。然而，并购模式的企业后期资源整合通常需要一个过程（约瑟夫·克拉林格，2000）。但是，一旦实现成功整合，资源的协同效应会对母公司生产率带来更大的促进作用（Wernerfelt，1984;Teece，1986）。
2.3 匹 配方法选用的稳健性检验
前文中，本文采用单一最近邻匹配方法开展样本匹 配。考虑到估计结果可能随匹配方法的不同而变化，本文采用1∶3 的最近邻匹配方法重新对样本进行匹配。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6。结果显示，相较基准估计结果，稳健性检验结果发生没有实质性改变，说明前文得出的结论不随匹配方法的不同而变化。
3 不同模式下企业差异性"学习效应"的形成机制讨论
前文的估计结果表明，新建和并购两种模式下的对外直接投资均能促进企业自身生产率的提升。由此引申出的一个问题是，对外直接投资具体通过何种机制影响母公司生产率? 一方面，这一机制分析有利于理解不同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对生产率的异质性效应;另一方面，也能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模式的选择提供经验借鉴。在这一部分，本文从规模效应、"逆向技术溢出"、企业盈利能力和经验曲线效应四个方面开展机制检验。考虑到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主要由东道国企业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和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效应协同决定（Desai et al.，2009;Coza et al.，2015），本文重点从规模效应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开展机制检验。除了"逆向技术溢出"这一主要的知识溢出效应外，子公司对母公司的正向反馈还包括先进的管理经验。对此，我们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曲线效应对该渠道进行考察。同时，在企业国际化中，企业盈利一方面是企业持续投入研发和生产率提升的来源;另一方面也是企业绩效的一个重要方面，因而我们也从企业盈利的角度进行机制检验。企业采取新建或并购模式开展对外资直接投资对机制变量的影响效应为∶
（6）
其中，N为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数。Ay; 表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采取新建或并购模式）的i企业在投资前后机制变量如逆向技术溢出、规模效应 、经验曲线效应及盈利能力的均值变化。Ay表示与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i企业相对应的未开展投资的j企业在投资前后机制变量的均值变化。系数b是本文重点关注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机制变量的影响效应。
3.1 逆向技术溢出
参照 Cohen and Levinthal（1990）的做法，本文采用企业研发产出作为"技术溢出"的代理变量。企业研发产出用"新产品产值/总产值"表示。估计结果见表7第（1）列。结果表明，新建模式下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大于并购模式下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这一结果与本文的预期是相反的。具体来讲，考虑到企业在并购模式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往往在于获得技术等战略资产（Deng，2009;Cui and Jiang，2009），因此并购模式下的"逆向技术溢出"应大于新建模式。但是，由于理想动机和实际效果间通常存在差异，这一结果并没有太过意外。背后的原因可能在于;第一，对于缺乏国际投资经验和不了解当地市场的企业，成功获取并有效整合被并购方的技术等资源具有很大难度。此外，目的国和母国间的文化差异会进一步增加获取并整合资源的难度（Nummela and Raukko，2012;Buckley et al.，2014）。第二，在能获取被并购方技术的条件下，子公司转移技术的过程中可能还存在障碍。Hansen et al.（2016）认为主要有三类障碍∶第一是企业的投资经验，例如母公司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和企业的跨文化融合能力;第二是东道国知识产权的保护和企业间的相互信任。这两类障碍在很大程度上会抑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新建模式下"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仍比较小。第三，Hennart and Reddy（1997）指出并购模式下更容易产生知识外溢。
3.2 规模效应
第（2）、（3）列分别用企业销售收入和企业总产值表示企业规模，估计结果显示，在新建和并购两种模式下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显著扩大了母公司的规模，且并购模式下的规模效应明显大于新建模式下的规模效应。
对此，可能的解释为，由于母公司的沉没成本会因为国外子公司的投资生产被分摊掉，且子公司通常会分享生产中的学习到的管理经验、先进技术等相关信息，因此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扩大母公司和子公司的规模（Hijzen et al.， 2011）。进一步地，在生产中规模效应能够通过专业化分工提升母公司和子公司的生产率。在生产规模扩大后，母公司通常有为了最大化利润的激励而一体化母子公司生产的冲动。具体来说，母公司通常会专注为子公司提供中间品，子公司同样会专注于专业化生产。在专业化分工的过程中，母公司和子公司的生产率会同步得到提升（Desai et al.，2009;Herzer，2012）。
另外，通过进一步对比我们发现，与新建模式相比，并购模式下对外直接投资有着更大的规模效应。背后的原因可能在于，并购模式下的投资，一方面能够获取被并购企业的互补性资产①，进而能拓展销售市场扩大生产规模;另一方面通过融资渠道的拓宽进而扩大企业规模（Anand and Delios，2002;Bonaglia et al. ,2007)。
3.3 经验曲线效应
经验曲线效应指，企业通过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获得东道国企业在经营管理方面的相关经验知识，尤其是在并购模式下。背后的原因在于，并购模式更易于获得东道国的本地经营知识，这些知识往往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管理效率进而能够提升企业生产率。参照 Qiu and Yu（2014）的做法，企业的管理效率用管理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表示，占比越大则说明企业的管理效率越低。
表7第（4）列的估计结果表明，在新建和并购两种模式下，对外直接投资对管理效率的影响均不显著。其中可能的原因在于，企业的能力和生产率通常是具有异质性的（Melitz，2003;Caves，2007），包括企业的管理知识。因此，企业间管理知识的分享很大可能是无效的。特别是不同国家的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差异性，经营管理知识往往只适用于当地企业的运营。更为具体地说，子公司学习到的管理知识通常只适用于东道国市场子公司的经营，但对母公司在母国市场的运营来讲通常借鉴意义不大。
3.4 企业盈利能力
在企业国际化中，盈利能力这 一指标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企业盈利是企业持续投入研发和生产率提升的来源;另一方面，企业盈利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绩效。参照已有文献，本文用"净利润/销售收入"，即净利润率表示企业的盈利能力。
估计结果见表7第（5）列。结果显示，在新建和并购两种模式下，对外直接投资均不能显著影响母公司盈利。背后可能的解释在于，"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大多都是首次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因此存在投资经验不足（如不了解东道国市场和国际规则等）等而造成后期盈利困难等问题。此外，投资经验不足等劣势还可能会造成企业最初的进入模式不是最优选择。另外，目前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多是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通常以承担政治任务为重要目标，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会增加了企业对外投资风险。在此逻辑下，中国企业后期盈利能力往往不足。
总而言之，表7的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在新建和并购两种模式下，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企业生产率提升机制主要有规模效应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第二，相较于并购模式，新建模式下的"逆向技术溢出"在统计学意义上更显著但影响效应有限，且规模效应更小。这一结果还在相当程度上解释了表5并购模式的总体效应大于新建模式的结果。
4 结论
基于手动整理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全新数据库，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对两种不同模式下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率"学习效应"的异质性进行因果效应评估。此外，本文还从规模效应、"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企业盈利能力和经验曲线效应四个方面探究了对外直接投资"学习效应"的形成机制。本研究发现以下两点结论。
（1）在新建和并购两种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下，对外直接投资均显著提升了中国企业生产率。但是，两种模式下对外直接投资"学习效应"具有异质性。具体来说，一是并购模式下的总的"学习效应"大于新建模式下的总的"学习效应";二是在两种模式下对外直接投资"学习效应"动态趋势也存在差异。动态趋势检验结果表明，对于新建模式，生产率效应仅能持续到第2期，且第2期的效应大小相较于第1期也有减小。对于并购模式，生产率效应在第 1期和第 3期显著为正，且第3期的效应要比第1期大得多。
（2）从渠道机制来看，在新建和并购两种模式下，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企业生产率提升的共同渠道机制为规模效应，经验曲线效应和利润驱动的作用都不显著。并购模式相较于新建模式，其规模效应更为显著，但"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不及新建模式。基于此，本文认为并购模式的规模效应更大是造成并购模式下总的生产率"学习效应"大于新建模式的原因。
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和"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大力推进企业"走出去"是提升企业生产率的有效手段。在企业资源整合等各方面能力有所保证和外部环境允许的条件下，跨国并购相比新建投资对于生产率提升这一目标实现起着更大作用。此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还应重点改善学习过程中遇到的不利影响，以确保"走出去"对我国企业的正向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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