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最值得背的 10个名词解释，直击考场真题！

蚂蚁爱传播新传考研 2023-03-28

转眼暑假快过完了，相信很多考研er对自己目前的复习进度都在掌控之中，专业课中的名词解释肯定也不在话下。

书本上和历年考研试卷中的名词解释都过了一遍，也别忘记了层出不穷的新名词。为了拉开分数差距，不少学校的考题都会出一些看上去比较新，但的确是当年热点的名词。

这不，我们为大家把今年与新闻传播关系最密切的“新名词”都找了出来，考前看看它们，说不定超越对手几十分。

KOC

想必大家一定知道KOL，关键意见领袖。在网络消费时代，其实还有（KOC）关键意见消费者，指能影响自己的朋友、粉丝并使其产生消费行为的消费者。

KOL 与 KOC 的差别：

KOC的特点之一是“真实”，他们距离消费者更近，因为他们就是真实的消费者，他们分享的内容虽然文笔和见识不如KOL，但是胜在真实，所以和消费者天生近距离。

KOC的特点之二是“信任”，他们更近注重和粉丝的互动，由此KOC和粉丝之间形成了更加信任的关系，从内容为纽带到情感为纽带是KOL和KOC最大的区别。快手上的一声“老铁”，就形象地说明了这种关系。

私域流量

读懂私域流量，首先要了解流量池的概念，流量池指的是流量巨大的平台，比如：淘宝、百度、微博等，只要预算足够，可以持续不断的获取新用户的渠道，被称为流量池。

私域流量是相对其而言的，指的是我们不用付费，可以任意时间、任意频次，直接触达到用户的渠道，比如：自媒体、用户群、微信号等。

从属性上说，私域流量有四大特征：

第一，用户是自己的；第二，可以反复利用；第三，可以免费使用；第四，可以直接触达用户。与私域流量相对应的是公域流量，而公域流量的两个显著特征分别是，流量为平台所有，用户只是流过，流量池呈漏斗状；需要付费使用，且越买越贵。

私域流量在大多数语境下是指微信的个人号和社群，但是对于私域流量的定义不仅限于此。除了微信之外，其他平台也有一定的私域属性，如果按平台的私域属性进行排序的话，第一位应该是微信，第二位是快手，第三位是QQ，第四位是抖音，第五位是B站。

MCN

MCN 最初起源于国外 YouTube 网站，MCN 机构以 YouTube 为平台，签约 KOL（key opinion leader）和 CP（content provider）获得优质内容，根据广告客户的要求将内容分发至 YouTube 平台，最终 YouTube、MCN 与 KOL 进行三方分成。

短视频 MCN 经历了三段演化过程：从 IP 到 PGC 再到 PUGC，最终形成专业化组织——MCN。他们以工业化流程生产短视频，在摸索中形成自己的商业模。近几年，我国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不但让用户可以用较低的成本观看视频，同时催生了一批优质 CP （content provider）。这些视频内容经过互联网的传播与扩散，逐步获得较大影响力，收获了一批粉丝。当粉丝达到一定数量，广告商希望通过与这些 CP 有偿合作，为其宣传产品，CP 由于个人力量单薄，也希望通过一个专业化的组织为其更好地进行商业变现和内容产出。

与此同时，各大平台为了获得更大的流量入口，纷纷加大扶持 MCN 力度。由此，在互联网高速发展以及国外短视频 MCN 兴起的背景下，内容方、平台方与广告商三方的相互作用共同促使短视频 MCN 机构的诞生。

健康传播

健康传播是一种将医学成果转化为大众的健康知识，并通过态度和行为改变,以降低疾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有效提高一个社区或国家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准为目的行为,并认为健康传播的相关研究主题涉及广泛,既包括以艾滋病预防为龙头的疾病预防,也包括药物滥用预防、医患关系研究、计划生育、癌症的早期发现、戒烟等内容。

新冠疫情健康传播特点：

首先，传播渠道的改变是新冠疫情健康传播的突出特点。

其次，新冠病毒的陌生性和疫情早期发展不可预测性导致公众心理高度不确定性。基于此，公众自主获取信息的行为不断提高。本次疫情开始后，从钟南山院士发布人传人的信息后，各种信息纷至沓来，公众经历了恐慌、焦虑、震惊等不同情绪，对于疫情信息更加依赖且紧追不舍。

再次，此次疫情的网络健康传播中，除了传统的健康传播主体——医疗机构、医学专业人士、健康行业媒体发声之外，几乎所有类型的网络主体都参与了新冠肺炎信息和知识的深度网络建构，并生产出海量的疫情信息。网络健康传播主体激增，新冠健康信息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可能是双刃剑：一方面，能够帮助公众获得疫情知识，提高公众对于疫情的认识，降低感染的风险；另一方面，长时间暴露在单一的疫情信息主题中、过载的信息与知识可能成为“信息疫情”，也会导致公众焦虑症状的加剧甚至引发心理健康问题。

最后，健康信息来源权威的摇摆和不稳定性。在传统的健康传播中，一直强调公众应当从官方渠道、医学专业人士处获取健康知识。然而，与常见的已发传染病相比，科学界对新发传染病的认识也是一个不断学习和更新的过程，因此常常会出现科学领域内部观点冲突或官方发布前后差异的情况。

建设性新闻

目前而言，学界对建设性新闻定义的界定没有达成一致意见。2015年凯瑟琳·戈登斯对建设性新闻的定义得到了大部分学者的认可，建设性新闻即将积极心理学方法应用到新闻生产过程，以创造有吸引力的报道，同时忠于新闻的核心功能。其强调通过新闻报道提出解决方案，从而激励受众，促进个人发展和集体与社会的繁荣。

国内唐绪军认为建设性新闻指的是媒体着眼于解决社会问题而进行的新闻报道，是传统媒体在公共传播时代重塑自身社会角色的一种新闻实践或新闻理念。它强调两个重点：积极和参与。所谓“积极”，即以正面报道为主，给人“向上向善”的信念和力量，即便是揭露问题的报道，也应该提供解决方案，而不是一报了之；所谓“参与”，指的是媒体和记者不再置身事外，而是作为社会成员之一，介入到社会问题的解决过程之中去，发动民众一起共筑美好生活。

播客

播客（Podcast）一词由 iPod 和广播（Broadcast）缩合而成。2004 年，前 MTV 编辑亚当·库里和软件工程师戴夫·维拿等合作，编写出一个名为 iPodder 的程序，能自动从互联网下载音频广播，并转存到 iPod 中去，这是播客技术的雏形。播客实现了用户通过订阅音频对应的 RSS 源就能自动将音频文件下载到电脑上的功能，允许个人进行创建与发布内容，一时间成为互联网上的新兴媒介，并于 2004 年下半年开始流行。

播客受众的主动性

“新听觉文化”产生于积极的受众参与式文化土壤。积极受众的理念是使用与满足理论的核心原则。播客受众天生是活跃的，因为如果要收听播客，用户必须完成选择、下载和播放等既定动作。同时，播客受众又是参与式文化的践行者，在媒介融合背景下，播客的参与式媒体生产和个性化媒体消费同时进行。

播客受众的亲密性

播客受众的整体面貌既是积极的又是隐秘的。播客是一种深度亲密媒介，媒介融合环境下，用户可以通过耳机、汽车音响和厨房中的智能音箱把声音播放出来。播客声音既有伴随性，又具独占性，这种浸入式音频叙述有益于感官氛围建构和深度情感表达。在某种程度上说，用户通过声音获取了情感，播客与受众建立了崭新的契约关系。

播客受众的强关系

如何测量和评估播客与受众的这种亲密关系，是长期困扰播客制作者和广告投资商的难题。近年来，我们看到了播客平台的不断努力：苹果公司、Spotify 公司和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纷纷宣布开发自己的开源播客测量标准体系。谷歌公司和 Spotify 公司计划推出基因组工程，根据受众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

虚拟主播

Vtuber，全称Virtual Idol on YouTube，又称Virtual YouTuber，中译名普遍为虚拟主播。作为虚拟偶像的一种新形式，虚拟主播有着不同以往虚拟歌姬的新特质：比如活动平台的特殊性、受众的分众性、和普通的偶像粉丝文化的区别，以及技术发展带来的运作方式演变。

虚拟主播的存在，与虚拟歌姬和传统的偶像、主播分别划清了界限，存在着相当大的区别，但与此同时，它又分别从上述对象中汲取了营养，成为了一种偶像的新形态。

首先是技术层面，虚拟主播最常使用的技术手段是动作成像技术、Live2D、3D、全息投影（演唱会专用）。在日常的直播活动中，虚拟主播所使用的虚拟形象是由画师进行设计，然后搭配动作成像技术，将中之人的动作、表情转化为虚拟角色的表情，进而使用Live2D呈现为立体、动态的姿态。

其次是具体的操作层面，虚拟主播的日常行为，可以概括为套用了传统主播的直播策略：游戏、聊天、唱歌，但是加入了ACG为核心的御宅族系元素，从而很好的迎合了自己的粉丝所对应的一类分众。虚拟主播在直播领域的意义在于，填补了虚拟歌姬缺乏互动性、成长性，以及现实主播缺乏虚拟角色的拟像特质的双重空白，在二者覆盖面的空白区得以生存和发展，相当于开拓了男性御宅族（在中国则是ACGN爱好者）对于互动性和虚拟角色真实化的需求带来的新市场。

最后是文化内核层面，虚拟主播可以视为传统的偶像文化与御宅族系文化惯用的萌元素数据库的整合。一方面，虚拟主播的运营策略与当前的偶像文化类似，以人设为中心，借助表演性、互动性来开拓和巩固自己的粉丝群，同时刺激粉丝的消费、二次创作，并且以粉丝需求为中心不断改变自身，部分满足粉丝的养成欲和控制欲。另一方面，虚拟主播的构成更接近于日本御宅族系文化的诸多知名角色，用学者东浩纪的观点来概括，就是从萌元素数据库中抽取被抽象化、概念化的萌元素（如傲娇），并将多个萌元素进行整合，最后添加一些基础性的人设（特别是外观人设），形成原则上可量产，充斥着文化工业式“伪个性”的人物“原型”，这种做法，属于典型的商品属性的堆砌。

智媒时代

在 2016 年腾讯网媒体高峰论坛上，腾讯科技旗下互联网产业趋势研究机构“企鹅智酷”联合清华大学新媒体研究中心共同发布了《智媒来临与人机边界: 2016 中国新媒体趋势报告》并首次提出了智媒的概念。报告指出，智媒是以技术为导向的一种媒体形式，智媒时代，以人为主导的媒介形态开始被打破，各种智能物体及新技术的交互融合，推动传媒产业链的新变革。

人工智能、物联网、 VR/AR 等技术的发展是驱动媒体智能化的直接技术动因，并最终使智媒成为未来媒体发展的一种主要趋向。可以看出，智媒的技术基础主要是人工智能技术，一般认为人工智能可以分为“弱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弱人工智能即针对特定的应用领域的人工智能技术，学界和业界已经有了显著的成果。比如语言翻译、自动驾驶、图像识别等。强人工智能是一种未来人工智能状态的概念，强人工智能的人工智能系统的智能行为至少能够达到与人类一样的程度，能够完成各种认知任务。弱人工智能与强人工智能之间的鸿沟一直难以跨越，研究者们进行了各种尝试但是未能实现突破。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也认为，强人工智能至少在几十年之内是无法实现的。现阶段智媒的技术基础仍处于弱人工智能的阶段。

总的来说，现阶段的智媒技术仍处于初级阶段，用户接受有待观察，在有关智媒的讨论中，人们过高、过快地估计了智媒的积极影响，对于智媒的畅想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媒介发展想象，对智媒的期待还应回归理性。“我们对于技术的驾驭能力最终取决于对于技术认识的深度，以及对人和机器未来关系的思考”，所以，要想驾驭好智媒，就必须认真反思智媒的技术基础以及智媒与人的关系，这样才不会被技术所奴役，才能促使政府规范智媒的使用，企业、学界更加合理地使用智媒。

数字新闻认识论

重点关注数字新闻语境下，记者在事实判定、新闻生产以及内容传播过程中的认知与实践活动，讨论新的媒介技术是如何影响记者进行事实的获取与判断，又是如何改变记者对于真相的认知的。

以数字新闻地图对地点认知的影响：数字新闻地图将原本复杂的信息呈现为清晰易懂且更具说服力的内容，是新闻文本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数字新闻地图的生产中，记者扮演不同角色：

（1）记者作为地图绘制者

在这一环节中，记者的专业认知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大数据以及移动定位功能的不断发展，记者关于地点的认知权威受到挑战。一方面，这些数据可能会误导记者关于事实的认知，但另一方面，技术也赋予了记者新的能力--了解强化地点和背后涵义的认知。

（2）记者作为地图使用者

在这一环节中，主要有两种情况：其一报道中使用或参考“外源”地图；其二，用地图来为媒体自身的市场发展做出研判。无论哪种情况，作为地图使用者，记者依靠他人提供的信息作出关于事实的判断，暴露一定的主观性和认知的脆弱性。

（3）记者作为地图主体

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关于记者本身的地图，包括各个地区的新闻记者分布情况的地图、媒体裁员和倒闭的分布图等等，反映新闻媒体对不同地区的认知情况；另一种是关于新闻内容的地图，大数据将媒体关于不同地区的报道内容、态度偏向等进行可视化呈现，从而反映出记者和媒体对该地区的认知程度。

分布式新闻

分布式新闻是借助计算机的分布式计算进行具体的分布式处理的一种有效技术，通过此类技术在社交媒体中实现多主体的自组织模式的话题报道，通过对新闻信源资源的发现和整合，实现多主体、多角度的协同报道。

社会化媒体的应用，使得新闻生产逐步趋向分布式，即多种主体在自我协同下共同参与某一个话题的信息生产，完成对事实全貌的构建。维基百科便是分布式知识生产方面的一个典范，而在新闻领域，借助一些开放平台，人的“认知盈余”与机器、智能物体的智能资源结合在一起，将有助于对一个特定的新闻主题建立起丰富的认知框架，也有助于推动人们在某些角度下的深入挖掘。

在分布式新闻这样的模式中，各种主体的资源发现和整合，报道任务的分配与报道过程的协同，是发展的核心。分布式新闻意味着新闻生产进一步去中心化。专业媒体索然仍然不可取代，但是并非唯一决定性力量

过滤气泡

“过滤气泡”概念最早由互联网活动家帕里泽 2011 年在其著作《过滤气泡：互联网没有告诉你的事》中提出。

他发现两个人使用谷歌检索同一词语，得到的结果页面可能完全不同：不同政治立场的人浏览同一个新闻事件，看到的新闻倾向也可能完全不同。比如 2010年发生了令人震惊的英国石油公司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帕里泽委托其两位住在北部并且受教育程度相似的朋友在谷歌上搜索有关的消息。

一位获得了其深水地平线漏油事件的信息；另一位获得的却是关于该公司的投资信息。这个现象引起了帕里泽的质疑。他发现在互联网时代，搜索引擎竟然可以随时了解用户偏好，并过滤掉异质信息，为用户打造个性化的信息世界，但同时信息和观念的“隔离墙”也会筑起，令用户身处在一个“网络泡泡”的环境中，阻碍多元化观点的交流。帕里泽将此称为“过滤气泡”。关于“过滤气泡”现象，目前学术界的研究视角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考察“过滤气泡”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与美国大选的关系，指出用于 “戳泡”的多样性工具须符合民主的内在精神。

（二）对如何戳掉“过滤气泡”进行策略性研究，提出从提供多样性意识的新闻聚合器和提供信息偶然性两个方面戳泡。

（三）对造成 “过滤气泡”的算法技术进行价值探讨，认为算法技术背后是由人设计的，个性化算法会影响信息的道德价值，因而不能看作中立的，进而提出用人类价值观引领智能技术。

主编：羽生生

编辑：羽生生

作者：羽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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