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悬殊是作家

拜伦

文人是清高的，在钱字上尤其如此。据说英国诗人拜伦发表作品经常分文不取，美国诗人郎费罗亦对稿酬看得很轻。还有人不但不取稿酬，反而自费出书。美国有所谓“虚荣出版社”，专为自费出书者服务。有一位托马斯·沃格曼先生就花20万美元出版了一些书。他别出心裁，书页都用不同颜色的纸张印成。这些花花绿绿的书在评论家看来却都是“胡说八道”，总共只卖出6本。沃格曼先生亦无所谓，只要心里舒畅就行，真可谓“千金买一笑”。

然而，我们不可忘了，拜伦是贵族。郎费罗家境豪富，结婚时老丈人送的礼物竟是一座豪华大宅，连当时美国的大思想家和散文家爱默生也颇不以为然，在日记中暗发微辞：“假如苏格拉底在这里，我们可以去他家同他闲谈；但郎费罗呢，我们不能去他家同他闲谈。那是一座宫殿，有仆人，有一长溜五光十色的酒瓶，盛的全是佳酿，还有玻璃酒杯、华贵的服饰。”至于沃格曼先生，倘若到了连填饱肚子都成问题的时候，他就不会那么大方了。

爱伦·坡

俗话说：“穷文富武。”当作家首先要学会同贫困作斗争。譬如郎费罗的同代人爱伦·坡，就曾经穷到连鞋子都买不起。亏得他母亲托一位朋友去求某杂志编辑赶快采用了他的一篇诗稿，爱伦·坡才免做赤脚大仙。有时连一双鞋价那么微薄的稿酬都不容易得到。爱伦·坡曾亲自把著名的《乌鸦》一诗的手稿送去《格兰姆》杂志编辑部，编辑们读完稿子后决定不予采用，可是看到爱伦·坡面有窘色，病体恹恹，显然是囊中滞涩，于是大发善心，凑了15美元送给他，但稿子仍然不用。后来这首诗终于登在《纽约镜报》上，稿酬仅得10美元，而且等了半年才收到。

穷得令人不忍卒闻的恐怕要数英国作家塞缪尔·波埃斯了。为了有口饭吃，他经常把衣服当掉，身上只裹一条毯子，上面剪开一个洞，刚好让胳膊伸出来，然后坐在床上，把纸铺在膝上写作。有时没有衬衣穿，就用白纸剪成长条，捆在手腕上，露出上衣之外，脖子上也围一圈白纸条，权充衬衣领，就这样出门去。塞万提斯曾说：“记住，一个诗人宣称他不名分文的时候，千万不要再向他要什么证据，要马上相信他的话。”“如果一位诗人在你用膳时突然来访，就径直请他坐到餐桌跟前来，不要听信他说什么已经饱餐过了那一套，必要时可以实行强迫吃饭的政策。”

作家呕心沥血写出文学价值很高的作品，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报酬，这是造成许多作家不得温饱的重要原因。莎士比亚写一个剧本所得不超过8英镑，他的朋友、剧作家和诗人本·琼生估计，莎氏创作剧本的总收入不超过200英镑。弥尔顿写《失乐园》，共得10英镑稿费，刚好等于买创作该诗用掉的废稿纸的价值。《白鲸》的作者美国小说家梅尔维尔没有一部小说的稿酬能突破200美元。由于靠稿费不能维持生计，许多作家不得不“搞副业”。美国芝加哥诗派的奠基人卡尔·桑堡就当过看门人。《西线无战事》作者德国小说家雷马克卖过墓碑石。亨利·梅勒当过掘墓人。

海明威

当然，文坛亦不乏奇事，有时稿酬会高得惊人。作家按字计酬的最高纪录是海明威所创。1960年他为《体育画报》写了一篇关于斗牛的2千字短文，得稿酬3万美元，平均每字15美元，比当时同等篇幅的文章稿酬高出29倍.其实,海明威这一纪录算不了什么。1977年去世的以描写美国军队生活出名的小说家詹姆士·琼斯，生前曾为电影《最漫长的一天》改过一句台词，总共删去两个词，改动6个词，竟得到1.5万美元酬金，平均每个词得2千5百美元。

若论财富总值，迄今最富有的两名作家是英国女侦探小说家爱格莎·克里斯蒂及比利时作家乔治·西默农。克里斯蒂一生共写侦探小说80部，发行量已超过3亿册，作品译成103种文字，仅次于莎士比亚剧本。她将话剧《捕鼠器》的版权作为礼物送给外甥，这位幸运儿一夜之间平添数百万美元的财富。《捕鼠器》也是有史以来上演场次最多的剧本，已超过1万场。而西默农所著小说120部，其中86部是梅格雷探案，另有小小说200篇，短篇小说和其他文章1,000多篇。被称为侦探小说鼻祖但一贫如洗的爱伦·坡假如泉下有知，当会慨叹生不逢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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