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精析|鸟、帝王与粟特天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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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02, 2nd Floor, Sea World Culture & Arts Center, Shenzhen
安纳托利亚鸟形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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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鸟形印章来自公元前四千至三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Neolithic Period),用凡湖当地的特产地开石(Dickite)雕刻。凡湖,是土耳其境内面积最大、中东地区第二大的湖泊,位于安纳托利亚(Anatolia)或小亚细亚文化地域的最东部。
萨珊时期帝王狩猎图银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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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猎图作为一个包涵各种寓意的“符号”,它可以出现在相对私密的皇家狩猎园内的石雕上,也可以使用在相对公开的重大宴席或作为外交礼物的银盘上,包含有对王权力量的强调和宗教信仰的图像化宣扬,兼容政治意图以及世俗间的享乐主义。萨珊艺术中头戴日月冠冕、脑后飞扬飘带的君主显然成为其艺术的重要象征符号。
粟特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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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重纺织品上的装饰图案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如财富与声望等),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政治与宗教的符号。从中亚和新疆塔里木盆地的考古发掘看,它们的使用并没有仅见于皇室环境,说明粟特化的装饰图案已经成为丝绸之路上代表身份的一个标识性图案。多元的装饰纹样以萨珊波斯为起点,东西方之间已经开始融合与创新。对拜占庭帝国的装饰艺术影响是基于国家政治与意识形态层面的互动,可以从类似装饰图案在宗教场所中教堂、宫殿中的出现作为重要信号;而在东方的传播则以主要是被粟特商人团体带动的经济层面为核心。
亚述、古波斯和帕提亚时期那种早期的象征性反复性出现的特殊狩猎主要指猎狮活动。狩猎图像,以轰轰烈烈的活动规格、主角配饰的繁复以及动物飞扬的飘带等,使得整场狩猎活动更像一场合乎时宜的政治仪式。君王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猎杀不同的动物,其艺术呈现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宣扬统治者政绩,也是个人魅力和国运亨通的象征,其背后蕴含着国王的魅力权威、正统权威与传教需求。
波斯狩猎图像的传播对东西方的装饰艺术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些题材先是被中亚粟特挪用,后沿丝绸之路传至中国。如北朝虞弘墓的石椁图中就有人狮搏斗图、骑单峰驼的草原民族射狮图,以及翼马图等。虞弘是信奉祆教的中亚鱼国人,其石棺上的图像内容、艺术风格甚至宗教渊源,形象头光、脑后飘带、各种鸟兽等造型,均具有萨珊波斯和粟特艺术的明显特征。在北朝到唐期间,萨珊、中亚与中国之间在文化上拥有高度的联通互文关系。
粟特城邦,主要是阿弗拉夏阿布(撒马尔罕)、彭吉肯特、瓦拉克沙(布哈拉)等,都处于地中海、拜占庭和中国之间交通线上的战略要地。商人的社会地位介于贵族和工人之间,是等当地非常活跃的阶级。他们享受生活,酒、音乐、舞蹈等乐趣,富有的粟特人也经常被描绘中原的雕塑中,图像中身着珍贵而华丽的衣服使用并奢华精美的杯子喝酒是他们的形象。
作为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角色,粟特人在公元 3 至 8 世纪成为中亚最重要的贸易商,并将粟特语(一种东伊朗语言)作为该路线上的商业语言。规模庞大的粟特商队远赴北方、西亚、中亚、印度和中国,也有一部分定居在塔克拉玛干绿洲和中国的许多城市。在中国,主要集中在武威、兰州、长安和洛阳。从公元 4 世纪开始,粟特商人几乎垄断了甘肃所有的贸易。
粟特锦有以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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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特锦和波斯锦拥有高度的相似性,红地团窠含绶鸟锦、红地中窠联珠含绶鸟锦、黄地中窠联珠对鸭纹锦会以强烈配色给人以反差强烈的视觉感受。夹经线加Z向强捻,属于中亚一带所产织物粟特织锦。黄地中窠联珠对牛锦即为双夹经加Z向强捻属纬锦,且色彩强烈为粟特织锦。
联珠纹又称连珠纹、圈带纹,是一种广泛使用的装饰性图案。“联珠纹是在每个圆形单位纹的四周,有一圈圆珠状的边饰重复构成连续性的图案。在联珠外圈之内的圆形纹样多为动物纹”。圆轮中间常饰以立雁、立鸟、狮子、马、骑士等。这些纹样有的是单独形象,有的则两两对称,所以有时称为联珠对鸟纹或联珠对兽纹,或以圆轮内纹样称谓,如“四骑士”纹。在圆与圆相接处,常用朵花压叠。圆轮外面的空间用四出菱形瑞花纹填饰。”常见纹饰主要为联珠团窠纹,“单圈联珠、多圈联珠、纯联珠和花式联珠等组成了联珠纹的多种形式”。
犍陀罗风格的联珠纹菩萨头像模制陶砖,6至7世纪,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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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联珠团窠纹中饰有多种动植物图案,比较著名的纹样有猪头纹、大鹿纹、含绶鸟纹等。联珠纹从西亚波斯经中亚粟特人在南北朝时沿丝绸之路传至中国后,高度民族融合的北朝晚期至隋唐时期即出现了铺天盖地的联珠饰物,如织锦、瓦当、雕像石刻、墓葬壁画、金银器物等方方面面。这些带联珠纹饰器物大多集中出现在丝绸之路贸易沿线地区,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显然与当时入华粟特人关系密切,粟特人在丝绸之路贩卖丝绸与进行其他双边贸易这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丝绸之路这往来贸易之路,来自西方织物同样以多元的花型见长,得以进入中国。在《步辇图》里吐蕃禄东赞身穿的联珠立鸟纹长袍就是典型的粟特图案,以团窠联珠纹加对兽对鸟或立鸟立兽为主立在了大唐的国土拜见唐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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