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青年朋友》｜该如何度过大学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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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书摘
《致青年朋友》是著名人文学者钱理群先生与大学生们进行心灵的对话与交流的产物和记录，收录了钱先生近几年来在全国各地的十六篇演讲以及与青年人交流的五十通书信。在书中，钱先生从自己的切身经历出发，告诉青年朋友怎样才能避免“外在的黑暗转化成内心的黑暗”，怎样才能“面对黑暗，却唤醒内心的光明，永远活出生命的诗意与尊严。”
适合谁读
· 准大学生
· 为填报志愿发愁的人
· 家里有高考生的家长
关于作者
钱理群，著名人文学者。钱教授于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研究生，师从王瑶、严家炎先生攻读现代文学，1981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后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在北京大学学生评出的最受学生欢迎的十佳教师中，他名列首位。
学什么？如何度过大学四年这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
高考过后，比等成绩更令人纠结的是填报志愿 。本来，既能照顾孩子的兴趣爱好，又能在毕业后有个好“钱途”的专业就少之又少。又有过来人说，大学里成绩无所谓，还是交朋友、建圈子更重要。那么，大学究竟应该怎么选？大学里要学什么，怎么学呢？
《致青年朋友》记录了钱理群教授的人生感悟和对大学生的指导教诲。青春是美丽的，大学犹如人生的盛夏，知识、友谊、爱情，是要在大学里追求的三样东西。青年人在大学期间要打好专业知识的底子，更要打好精神世界的底色，既对社会、历史、民族有所承担，也需要对自我的生命有所承担。
你还会发现
· 读书是为了什么；
· 应该读什么样的书；
· 为什么近些年学校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一、我们为何读书，如何读书
我们先来讲第一个维度，我们为何读书？如何读书？
周作人有一个精妙的比喻，他说，人的生命就像自然的四季：小学和中学是人生的春天；大学是人生的夏天；毕业后到中年是人生的秋天；到了老年就是人生的冬天。
钱理群教授认为，在人生的四季里，夏天是最好的季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在十六岁以前，什么都懵懵懂懂的，几乎完全依赖于父母和老师；二十六岁以后就要考虑事业啊、结婚啊、生孩子啊，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立时间就不多了。
所以从十六岁到二十六岁这十年之间是人生最好的年华，而这期间的大学四年是最独立、最自由的。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不虚度人生中这最自由的、最没有负担的、真正属于自己的四年时间呢？著名作家温小钰在北大迎新晚会上说过一句话：“祝贺你们进入大学，进入大学就要三样东西：知识、友谊和爱情。”
知识、友谊和爱情这是人生最美好的三样东西，知识是美的！友谊是美的！爱情是美的！如果你读大学追求的是这三样东西，那么，你的大学时光肯定不会虚度。
大学期间同学的友谊是最珍贵的，因为这种友谊是超功利的、纯真的友谊，同学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但友谊这东西不需要刻意去追求，因为它是人跟人之间长时间相处中，自然而然结下的。而美好的爱情呢，是可遇不可求的，你可以大胆地去追求，但未必能得到。所以，读大学期间最重要的还是追求知识，因为这是只要你追求，就一定能得到的。
于是，我们就会遇到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如何读书？读什么书？
关于读书，鲁迅是这么说的："读书如赌博。"鲁迅先生说的赌博，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在赌场中输得倾家荡产的赌博。鲁迅先生所说的赌博，是不计输赢的那种，纯粹去追求打牌中的趣味的。读书也一样，要为读书而读书，要超功利，就是为了好玩，去追求读书的无穷趣味。
鲁迅先生的弟弟周作人也有一个比方，他说："读书就像烟鬼抽烟。"其实，真正的烟鬼不在于抽，而是在于进入那种烟雾飘渺的境界。读书也是这样，就在于那种读书的境界，它是其乐无穷的。周家这哥俩也是有意思，都是海内知名的大学问家，讲到读书，偏偏一个用赌博，一个用抽烟，大概也是因为读书深入进去时，也同样是会让人上瘾吧。
在进入大学之前，我们背负学业压力，不得不读，没得选。但到了大学就不需要、也不应该这么读书了。应当选一个喜欢的专业，真正为趣味而读书，起码不要再为考试去读书。读书是为什么？读书就是为了好玩！
著名的逻辑学家金岳霖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上课，有一次正在讲台上滔滔不绝、眉飞色舞地讲课，一位女同学站起来发问（这位女同学也很著名，就是后来巴金先生的夫人萧珊女士）：“金先生，您的逻辑学有什么用呢？您为什么搞逻辑学？”
“为了好玩！”金先生回答说。
可以说，"好玩"两个字，道出了一切读书、一切研究的真谛。前两年，华裔数学家张益唐因为解决了“孪生素数猜想”成了大明星，但有记者问他，“你研究的这个东西有什么用”，他却回答说，“没什么用”。纯粹数学不是应用数学，确实没什么用，但它好玩儿，它可以拓宽我们知识的疆界，这就足够了。
上大学的另一个问题是：读什么书？
关于这个问题，鲁迅有非常精辟的见解。他说：年青人大可看本分以外的书，也就是课外的书。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人的研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对于别人、别的事情可以有更深切的理解。
2005年，当时的总理温家宝去看望钱学森，钱老感慨地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里面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学生的阅读面太狭窄了。自己的专业课虽然学得不错，但因为没有人文知识的积淀，往往导致后劲不足。最后，本来可以成为大师的人才，没有成为大师，只是成了高级工程师。
如果认真研究一些老一辈的自然科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就会发现，他们很多人都有极高的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古典美学的修养，他们有的在业余时间写诗词、散文，有的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而且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例如，著名人类学者裴文中写的小说，曾受到鲁迅的赞扬，还选入了他编著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卷；植物学家蔡希陶当年就是一边在云南采集植物标本，一面创作有浓郁边陲风情的小说；还有一位北大物理系教授丁西林，他不但是北大物理系教授，中央研究院（民国时期的机构）物理研究所所长，以热电子发射实验直接验证了麦克斯韦的速度分布律，还是一位优秀的剧作家，是中国“五四”运动以后最有影响的喜剧作家之一。
如果你有机会读他们写的学术论文和科学报告，就会发现，他们的文笔都是相当优美的。
所以，钱理群教授在书中总结说，一个真正的大学者，一个健全发展的现代知识分子，总是尽可能地扩展自己的知识结构，以求得自身学识、思维能力与性格的相对全面的发展。
我们来总结这一章节讲述的内容：大学是人生最美好的季节，在最美好的季节里，应该追求最美好的东西。这就是：知识、友谊和爱情。关于怎么读书，钱教授告诉我们，在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阶段要自由、自主地广泛读书，这不仅是为了增长知识，获得谋生的手段，更是为了自身的精神成长，为了解决自己的人生观问题，为建立自己的终生信仰打基础。
二、谈谈“民国那些人”
钱理群教授不但擅长讲道理，更加擅长讲故事，他总能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把自己要讲的道理鲜活地呈现在听众面前，在书中，钱先生就讲了好几个“民国大师”的故事。
现在好多电视剧把民国时期描写得太好了，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燕京大学的创办者）说过,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万-700万人死于饥饿。像这样每年饿死数百万人的时代，值得我们怀念吗？不值得。但那个时代仍然有很多人值得我们怀念，他们为人处世的方式，他们做学问的方法，他们的风骨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的。
我们先来讲讲刘文典先生。刘先生在西南联大执教期间曾开设过一门《文选》课，他讲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别开生面。有一天，他讲了半个小时课，就突然宣布要提前下课，改在下周三晚上7点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农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校园的草地上，学生们围成一圈，他老人家端坐在其间，当着一轮皓月，声情并茂地讲解《月赋》，俨然《世说新语》里的魏晋人物，这是怎样的一番情景。
再说说四川大学的蒙文通教授，这也是个有性格的人，他的考试课跟别人的不一样：不是先生出题考学生，而是学生出题问先生，往往考生题目一出口，先生就能知道学生的学识程度。如果学生的题目出得好，蒙先生总是大笑不已，然后点燃叶子烟猛吸一口，开始详加评论。
有意思的是，蒙先生的考场不在教室，而在川大旁边望江楼公园竹丛中的茶铺里，学生按指定分组去品茗应试，由蒙先生招待吃茶。
这样的课，绝就绝在它的不拘一格，它的随心所欲，显示的是教师的真性情，一种自由不拘的生命存在方式、生命形态。因此，它给予学生的，就不只是知识，更是生命的浸染和熏陶。
上面讲的都是文科的，咱们再来讲一个工科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有两位著名的建筑大师杨廷宝和梁思成。梁思成大家都知道，杨廷宝的名字不是搞建筑的可能不清楚，但论成就，杨廷宝就算不比梁思成高，至少不比梁思成低。
有建筑界的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兹克建筑奖”首位中国籍得主王澍[shù]是个狂人，他曾放言说：“中国建筑师只有一个半！”“一个”是杨廷宝，“半个”是他的老师齐康。
话说有一天，杨廷宝和梁思成，以及他们的学生辈，在北京东安市场一家饭馆就餐。谈话间，杨廷宝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又坐下，又站起来，又坐下，然后盯着面前的桌椅出神，就在众人不解的时候，杨廷宝突然从怀里掏出卷尺，开始给这套桌椅量尺寸，并且一一记录在小本子上。
原来，杨廷宝发现，这套桌椅只占了极小的空间，坐着却非常舒服，这在餐厅建筑设计上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杨廷宝作为一名建筑大师，他有一个习惯，就是随身带着尺子和小本子，以便随时测量和记录。像这种把握了学术真谛的学者，学术是无处不在的，他们无时无刻不处在学术状态中。
讲这些不是为了让大家听段子，而是希望大家能够学习这些大师为人处世和做学问的方法，以他们为榜样。因为这是有承担的一代学人，这是有独立、自由、创造精神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因此成为民族的脊梁。作为后人，能够得到这一代人精神的守护与滋养，是人生之大幸。今天的大学生，应该继承这样的大学精神、知识分子精神，并发扬光大，使自己成为既目光远大，又脚踏实地的更为健全的新一代大学生。
讲完了如何读书，如何做人，最后我们来讲一下如何做学术。进入大学的学生，总有一部分人肯定是要走上学术道路的，即使你以后不从事专业的学术研究，也应该从下面的讲解中，学到如何培养独立思考精神的方法。
三、谈谈如何做学术
钱理群教授的老师是王瑶先生。王瑶先生师从朱自清，是当代著名的文学史家、教育家，中国中古文学研究的开拓者、现代文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曾告诫钱理群，千万不要做两类学者：一种是“社会活动家型的学者”，一种是“二道贩子”。
有一类学者，与其说是学者，不如说是社会活动家，是“社会活动家型的学者”。我们今天就到处遇到这种社会活动家型的学者，他或者根本就没有学问，但极善公关，或者有点学问，开始阶段还下了点工夫，取得了一些成绩，然后就通过媒体和公关，极力推销自己，以取得最大限度的好处，包括物质和政治的好处。
就在前一阵子，“童话大王”郑渊洁就爆出，有的童话作者、甚至教授去中小学推销自己的书，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所以，一定不要做这样的学者。
还有一些学者是“二道贩子”，向外国人贩卖中国货，又向中国人贩卖外国货。这种人没有真正的学问，无论对中国文化，还是外国文化，都没有真知灼见，所学的知识全部一知半解，只是抓住了点皮毛，就到处炫耀，这种学者的学问全在一个“贩”字上。
钱理群教授认为，这样的学者都不能算是真正的学者。
那么，应该怎么做学术呢？钱教授以他自己为例，讲述了应该怎样做学术，以什么样的态度做学术。
1956年，年仅17岁的钱理群考上了北京大学，1960年大学毕业时，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毕业后被分配到了贵州的安顺。钱教授喜欢读书，喜欢北大，所以打算考研究生，继续到北大读书。因为“十年文革”，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一直到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才有了实现的机会，当时钱教授已经39岁了。
钱教授后来的导师王瑶先生那真不是一般人，当时其他学校都考外语，只有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等几个专业不考，这都是王瑶先生出的主意。王瑶先生找到北大中文系的党委书记，问：“你想不想要人才？”
书记说：“当然要人才了。”
王瑶先生就说：“想要人才就别考外语，你想想，这些有才华的人，在‘文革’当中他的外语肯定是不行的，你考外语就把最有才华的人挡在外面了。”
这位书记听了王瑶先生的话，没考外语，钱教授幸运地搭上了这趟顺风车。
那时候报考研究生比现在可难多了，6个招生名额，有800多人报名。据说中文系的领导也很着急，就找到王瑶先生，要求他出一个“绝题”，能够把考分拉开，不然怎么判分，怎么录取呀？于是，王瑶先生就拿出了一个“文革”前研究生毕业考试的题目：“鲁迅先生说，五四时期的散文成就高于诗歌、小说、戏剧，你同不同意这个论断？如果同意，请用文学史史实加以说明。”
这个题目太难了，就算现在让文学系的学生来做，他也未必答得出来。钱教授非常善于逆向思维，他就想，既然说散文成就比小说、戏剧、诗歌高，那么也就是说，“五四”时期小说、诗歌、戏剧的弱点，大概就是散文的优点；再进一步，“五四”时期的小说、戏剧、诗歌形式大多是从外国“进口”的，反着推的话，散文应该是从传统继承的比较多，因此成就比较大。
于是，钱教授就从这个角度作了回答，最终得了个最高分。
到了面试的时候，王瑶先生又问了钱教授一个很尖锐的问题：“钱理群你说说看，鲁迅可不可以一分为二？”
那时候评价鲁迅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鲁迅的地位太高了。早在1937年，毛泽东在陕北公学讲话时就说：“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后来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对鲁迅再次作出评价：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这段话，把中国人对鲁迅的评价推向了最高峰。1978年，文革刚结束，思想解放运动刚开始，对鲁迅一分为二，谁有这个胆子？钱教授只好含糊其辞，打算蒙混过关。
没想到王瑶先生不依不饶：“你不要顾左右而言他，明确地回答：可以还是不可以，理由是什么？”钱教授说，这个问题他以前想过，只是不敢说，现在被逼得没办法，就做了肯定性的回答“可以！”，然后谈了自己的看法。
没想到王瑶先生还不打算放过他，又提了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毛泽东可不可以一分为二？”
这个问题在当时那是最重大的政治问题，钱教授觉得头皮都有点发麻，不答又不行，只好硬着头皮，胡乱说了几句。最后，钱教授吓出了一身冷汗，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出的考场。
为什么王瑶先生会提出这么尖锐的问题呢？是为了吓唬钱教授，给他个下马威吗？当然不是。那是有深意的，而且可以说是用心良苦。试想一下，如果一位学者连最起码的质疑权威的勇气都没有，他怎么做学术？他能做得好吗？
作为学者，要有学者的风格，要有学者的风范，更要有学者的风骨。最重要的是，要有敢于质疑权威，坚持真理的勇气。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我们中国的古圣先贤中也不乏这样的人。
亚圣孟子是古代了不起的思想家，他的思想观念远超当时的时代总体认知。他认为，面对恶法和暴君，人民有反抗的权利，并且留下很多警世名言。
比如：在《孟子·尽心下》中就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人民最贵重，国家排第二，国君分量最轻）；“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如果国君视大臣的性命如杂草，大臣就可以把国君当仇人）；“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皇帝有错，就要敢于劝谏，如果反复劝说还不听，就可以把他换掉）。
这在当时可是“大逆不道”的观点，没有哪个皇帝愿意听这种话，但孟子是大儒，皇帝们只能装聋作哑。但到了朱元璋当上皇帝以后就不一样了，他是中国古代最专制的皇帝，当他读到“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那一段，禁不住暴怒，当即下令撤销孟子在孔庙里的牌位，罢免孟子吃冷猪肉的资格。
命令一下，举国哗然。这就跟基督教国家，把耶稣从教堂里赶出去一样惊世骇俗。朱元璋也知道大家会反对，额外又下了道命令：“谁要敢反对，我就杀了谁！”
真有不怕死的。刑部尚书钱唐是孔孟之道的坚定捍卫者，他给朱元璋上疏，坚决反对把亚圣打入冷宫。朱元璋更生气了，下令让侍卫射死这个倔老头儿，钱唐大喊：“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侍卫们愣是没舍得下死手，只在肩膀头射了两箭。朱元璋也明白，自己的命令不得人心，赶紧让人给钱唐治伤，老老实实把孟子请回了孔庙。
你看，就算是独断专行的皇帝朱元璋，在真理面前，在正义面前，也要低头。
在学术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当老师的，绝不能以老师的身份，更不能借助政治权力来压制学生。同样，当老师的也绝不会因为你是学生就让你，做学问就是要坚持自己的学术原则。
湖南师大的教授凌宇，也是王瑶先生的学生，现在是学术界公认的沈从文研究权威，他在读研究生时就非常推崇沈从文，他认为沈从文是现代文学第一人，而王瑶先生则认为沈从文是一个有特点的作家，是名家，而不是大家，这样一来，师生之间的学术观点就有了很大分歧。
在凌宇的论文答辩时，王瑶先生就说：我不同意你这个论文，然后劈头盖脸说了一大堆论文的问题，大家都呆住了。凌宇是湖南人，关键时刻，湖南人的脾气也上来了，面红耳赤地跟王先生争，王瑶先生火气也很足，两个人拼命在那里吵。王先生吵了半天冷静下来，想了想说，凌宇说的也有道理，还是同意他吧，最后全票通过。
后来，王瑶先生还专门给凌宇写了封信，说，“你很聪明，但是不要太骄傲”，以后两人关系一直处得很好。
当然，不是每个老师都像王瑶先生这样，既有渊博的知识，又有广阔的胸襟和学者的风度。但作为当代大学生，既要明辨是非对错，也要敢于质疑，敢于突破，不要担心会犯错。
总结
大学不只是在传授知识，更多的是传授方法。知识长期不用也许会忘记，但是能力却可以固化在身体里；灌输的想法很容易忘记的，但是教育的熏陶却可以长久沉淀下来。大学教育就像是给我们造了一个大碗，原来里面装了很多东西，随着时间的迁移，有些东西会丢失，但只要这个碗还在，我们就可以装下任何东西。
钱理群教授这本书就是在教我们如何造一个尽可能大的碗，如何造一个经得起考验，不容易破碎的碗。
钱教授是学识深厚的人文学者，书里有对现实的忧虑，有对过去的怀念，也有对未来的期待和憧憬，字里行间摇曳着对当代青年的深情和希冀。
钱教授还在书中讲了当代青年与时代精神的关系，当代大学生的志愿与社会实践以及他极擅长的关于鲁迅的研究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今天都没有展开讲，大家可以找书来读一读，相信这本豆瓣评分高达8.6分的佳作，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恭喜你，和今今乐道读书会一起读完了你生命的第 1450 本书，希望今天的内容能给你有益的启发。（拆书人：云鹏）
《致青年朋友》金句：大学之大在于开创出一个大的生命境界。
大学不仅仅使你成为一个有技能的人，更重要的是成为一个健全发展的现代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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