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上）》

新秩序建立中的得与失

新中国的建立，是全体中国人民艰苦奋斗、探索自强之路的伟大成就，实在来之不易。俗话说，“马上打天下，马上难以治天下”，“守业更比创业难”。革命后新秩序构建的任务比打天下更为复杂、艰巨。中国共产党人以坚定的意志，不走旧中国的老路。他们带领人民大众，在经历剿匪反霸、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等各种斗争和运动之后，让中国社会一度出现了孔夫子梦想中“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场景。

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本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作者是著名的党史研究权威杨奎松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分为上下两册，第一册主要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1947年~1952年间在政治秩序改革方面的尝试，这其中有得有失。接下来我们就通过第一册中的三个故事来重温这段历史。

一、土改中的左倾风潮和纠偏

新中国成立前夕，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决定开展土地改革，解决农村中生产资料占有和贫富不均的问题，这同时也是为新中国工业发展获取资源的一种手段。土地改革的开展方法就是通过一定的暴力手段，从农村中的地主和富农手中剥夺他们过多占有的土地财产，分给贫穷没有土地的农民，激发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为国家的建设创造更多的农产品。

地主和富农在新中国建立的过程中，一直是两个相伴相行的贬义词，由于他们比普通农民占有更多的牲畜、土地、农具等生产资料，并通过雇佣普通农民耕种，收取地租为生，这样自己不劳作的人便被定义为为剥削者，成为被改革的对象。

一场会议的召开将土地改革运动推向了高潮。1947年7月17日，全国土地会议在位于河北石家庄的西柏坡举行。这场会议的参与者面临很多问题。比如，土地改革要到何种程度才算是“彻底消灭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满足无地少地农民的要求”。

再比如，如何划分农村中的阶层和阶级，富农的标准是什么，他们是阶级敌人还是中间阶层，如何审判地主和富农，刑罚的标准是什么，这些问题很遗憾都没有在会议上讨论出结果。但是会议依然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部大纲废除了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以及所有乡村中的传统机构，包括祠堂、寺庙、学校等占有的土地所有权，并且规定一切土地收归农民大会，由大会平均分配给农民。

土地改革便在这部大纲的指引下，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各地负责人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立场，纷纷放手发动贫农斗争富农和地主，甚至将斗争范围扩大到党政机关内部一些地主或富农家庭出身的干部。在山西晋绥地区，有农民把五台山的寺庙砸烂，在废墟前搭起批斗台，将一些出身不好的干部拉上台进行批判，指责他们的家庭曾剥削压迫过农民。有的干部想到自己为党的革命事业所做的贡献，向农民们表示自己早已和家族分离，没有了地主阶级的思想。这样的反驳辩解，反而激起农民更大的愤怒，这些干部都遭到了殴打和驱逐。

与此同时，许多村镇，专门安排民兵吊打地主、干部，负责批斗的人如果不积极，也会被转为批斗对象。后来，由于人员死伤太多，严重挫伤了一些基层党员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一些县级政府的优秀干部，因为出身，被农民赶出了政府。不少机关被农民占领，整个行政秩序混乱不堪。

到了这时候，中共高层开始警惕这股风潮，毛泽东重申了“地主作为一个阶级要消灭，作为个人要保护”的原则，要求给予几千万地主和富农适当的安置，允许他们参与劳动，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彻底打败当时还盘踞在大陆的国民党反动派。之后，土地改革的推进变得更有章法，农民也获得了实际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得到了更多群众的拥护。

二、“三反”运动

毛泽东对中国历史有透彻的认识。他知道，革命虽然成功，政权已经初步建立，但是这些“打天下”的干部一旦安逸下来，很快会受到社会上残余的资产阶级享乐风气的腐化。果然，新中国建立不到一年，一些官员就开始和一些商人勾结，挪用公款为自己牟（móu）利，生活上铺张浪费，当起了官老爷。

身为地方高级干部的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和现任书记张子善，在建国后的一年中不断与私人商贩暗中交易，倒卖钢材和东北的木材，谋利171亿元，用于“机关生产”。机关生产其实是革命战争时期的一种惯例，当时中共中央没有统一的后勤部门，每个根据地只能自己想办法筹集资金和物资。作为地方负责人，当然想让自己的手下人员生活工作条件更好。刘青山和张子善过去的工作习惯造成他们违反纪律，为团体谋私利。最后，刘青山和张子善被判处死刑。他们的死刑震慑（shè）了许多心存侥幸、意图腐败的干部。

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件事。他发出指示，要求全国各地党委发动党内外最广大人民群众，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检查、惩治贪污腐败人员，并要求各地方政府除了向自己的上级政府报告外，也要直接向中央报告。

从此，中共中央以对刘青山和张子善的处理为契机，发动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整治干部队伍中的腐败之风。毛泽东要求中共中央、各大军区、省市各级机关定期编发关于三反斗争的每周简报，以检查哪些领导干部在这一艰巨的斗争中积极努力，哪些消极怠工。在毛泽东看来，三反不仅要整顿已经腐化变质的干部，还要让好干部警惕起来，积极自查，时刻保持优良作风。

毛泽东十分欣赏当时山西省委的做法。山西省委由省委委员带头，推动各级党政负责干部向所属机关干部群众做自我检查，他们把这种检查叫做“脱裤子”；并且派干部，到落后和问题严重的单位坐镇，给群众撑腰，让群众祛（qū）除对于官员的神秘感；

同时让他们讲述干部在和百姓相处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这样，干部在自我检查时便不敢敷衍了事。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全国各级党政机关都开始向山西省委学习，三反运动达到了高潮。

在运动高潮中，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贪污情形都得到了暴露，但也有些单位为了凸显自己在三反中的积极性，方向开始偏移。比如，在华北军区某军特别注重抓贪污大老虎之后，各团之间相互比赛，看谁揭发出的老虎最多。结果有的团号召党员互相怀疑，带头坦白，逼着有些党员无中生有地承认自己贪污几百万。

这样冤假错案一多，严重破坏了许多机关的工作秩序。中共高层警惕起来，开始遏制这些激进的做法。毛泽东再三作出指示，要求各地方严格按照政府法令，认真、如实地对贪污嫌疑人进行审查，不得放纵一个坏人，也不可冤枉一个好人。这次指示后，三反运动开始有了更扎实的成效，使党的领导干部群体得到了净化，保证了新中国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

三、与资产阶级合作

中国共产党在为农民谋利益，净化组织，从政治上稳固政权后，还十分注意经济问题。建国初期，面对一个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许多民国时期的企业家知道自己资产阶级的身份，在新政权下不会受欢迎，于是人人自危。为了保护财产，他们纷纷退出市场，大量工厂倒闭、商场关门，无数工人失业。1950年春天，仅上海一地，在500多万人口中，失业工人就已超过200万。

经济要发展，必须有发达的商品生产和足够的流动资金，而建国初期，60%的工商业基础都是民族资本家过去建立的，他们手上也还有充足的黄金和外汇可用来投资。毛泽东了解到这个情况后，立即务实地提出，要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允许私营企业运营，恢复经济。

不少干部当时不理解毛泽东的意见，依然提出要限制和排挤私营工商业。毛泽东十分智慧地修正了他们的想法。他批示说，应当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也就是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等，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在它们困难时应当给予扶持。

还有人提出要把粮、布、火柴、百货和盐等都收归国家控制分配。毛泽东批示说，除了盐以外，国家应当划定范围，对其他几项商品在一定数量内控制即可，要允许一些私营企业售卖。

在以上这些思想的指导下，中央政府调整工商业政策，解除了不少民族资产阶级对新政府态度的疑虑，市场上的紧张空气大大缓和。1950年下半年，以上海为代表的大城市私营工厂和商店纷纷开业，反映经济情况的数据明显好转。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不失本色，十分警惕民族资产阶级中带有封建性和买办性的反动分子破坏经济。这两类资产阶级都是以出卖国家经济利益为牟利手段的群体。好在，群众的力量在当时已经十分强大，许多心怀叵（pǒ）测的资本家被及时揭发，受到了惩处。

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政策，调整全国经济成分中的公私经营机构的比例，既让广大人民群众掌握了经济命脉，又让民族资产阶级发挥了自己的特长，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

建国初期中共领导层对政治秩序进行改造，做了很多尝试。国内外阶级斗争经验告诉他们，要彻底改造中国农村社会，必须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才能从根本上巩固政权。土改，达到了这一目的。

另外，广大农民对新中国的美好未来充满期盼，他们发自内心憎恨腐败，因此，发动他们冲击腐败和官僚作风，事半功倍。三反运动后，各级党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当中的贪污腐败问题明显减少。这一举措，很大程度上保住了来之不易的民心。

建国初的历史中有许多今天看来难以理解的情形，我们只有回到历史环境中，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才能真正理解它们的意义，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建设新中国的艰辛，也才能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美好的生活。（拆书人：张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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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文字、图片部分来自今今乐道APP和网络，老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