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近的瘟疫》｜人类为什么会在与瘟疫的战争中节节败退？

一部全球瘟疫史。

核心书摘：

《逼近的瘟疫》是一部瘟疫史，这本书介绍了人类文明进程中遭遇的不同种类的瘟疫，从玻利维亚出血热、拉沙热到埃博拉，从猪流感、性传染疾病到艾滋病，通过记录这些肆虐全球的瘟疫，作者劳里·加特勒指出一个令人担忧的事实：人类在与瘟疫的战争中节节败退。

今天，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人类又不得不再一次和瘟疫作战，相较于过去，人类现在面临的局势更加困难，传染病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呈现出更复杂的特点：首先，是新发现疾病的反复暴发，很多过去没听过没见过的传染病出现了；第二，就是流行性疾病向新的地区传播；第三，是人类的技术会助长疾病的流行，交通进步给人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脆弱”。任何区域性的疫情，在全球化的交通物流条件下，都会迅速升级为全球性的人类疾病。那么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人类应该如何应对瘟疫呢？我们可以试着通过阅读《逼近的瘟疫》这本书，来总结经验。

关于作者：

劳里·加特勒，美国著名女记者，也是历史上第一位同时获得皮博迪奖、乔治·伯克奖和普利策奖三大著名新闻奖项的传奇人物。劳里·加勒特曾就读于加州大学，攻读公共卫生专业，毕业后，又先后到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进修。在校期间她对新闻事业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成为专业记者，现为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除了《逼近的瘟疫》这本书外，加勒特还著有《失信:全球公共卫生事业之瘫痪》、《流行天下!传染病的世界》等书，这些书在新闻领域和公共卫生领域都有着极高的影响力。

学什么：

1、人类对瘟疫的心态发生过哪些变化？

2、为什么人类在与瘟疫的斗争中总是节节败退？

一、心态转变：从盲目乐观到战战兢兢

加特勒对医学的兴趣，来自于舅舅伯纳德的影响。

伯纳德12岁的时候，得过结核病，是祖父传给他的，虽然后来病愈了，但肺部也留下了明显的疤痕。在1944年抗菌素研制成功之前，肺结核一直都是致死的重病。后来，肺结核抗菌素研制成功，人类命运迎来了转机。

在抗菌素没有发明之前，虽然医生们可以迅速辨别病毒性疾病，但无法治疗，也不知道发病原理。抗菌素的出现只是弥补了治疗手段上的空缺，但仍无法解答“为什么”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伯纳德作为陆军卫生兵走上前线，在太平洋热带战场服役。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热带病。当时驻扎在太平洋岛屿的美国士兵，很多都染上了热带病，幸亏当时青霉素已经被广泛应用，医生一针下去，士兵们马上就能见好。青霉素带给人们极大的自信，那是个盲目乐观的年代，称为“健康转折期”。

但伯纳德清醒地意识到，抗菌素并不是万能的。他形象的把抗菌素比作税务局，他说，“人们总是在寻找漏洞，但是等他们真找到什么漏洞时，税务局马上就给堵上。抗菌素就是这个样子，你前脚研制出一种新的抗菌素，细菌后脚就产生了耐药性。”后面的历史，也验证了伯纳德的说法，抗菌素的发明的确只能算是人类应对病毒的一次小小的胜利，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

1981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的理查德·克劳斯博士出版了《难以平息的浪潮：微生物世界不停的挑战》。书里提到，人类高估了抗菌素的作用，低估了疾病的顽强。人类单纯地以为病毒和疾病会一成不变，但没想到自然演化赋予人类极高智慧的同时，也赋予这些微生物极强的环境适应能力。

进化论研究发现，地球上的所有生物身上都流淌着近似的基因，在这个物种身上的DNA变异，很有可能在另一种物种身上呈现出来。所以，一方面，人们对不断涌现的新病毒缺乏了解，另一方面，旧的病毒仍在不断进化、演变。这种新旧交织的复杂性，也是致命病毒难以根除的根本原因。

二、瘟疫和生态环境的关系：阿斯旺大坝和血吸虫病

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研究了过去几千年间人类遭受微生物攻击的资料后发现，人类历史上的每一场灾难性流行病，都是人类进步造成的后果。他说，人类改进命运的同时，也就加大了自己面对疾病的软弱性。

埃及的历史其实就是引水灌溉、沙漠变绿洲的历史。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尼罗河年年发洪水的问题，埃及政府在苏联的帮助下，在距离开罗以南600英里处的阿斯旺兴建大坝，尼罗河被拦腰截断。

阿斯旺大坝带来了三个好处：一是它既可以控制河水泛滥，又能存储河水，以便在枯水季节用于灌溉；二是巨大的发电能力，为工业化提供充裕而廉价的能源；三是大坝所形成的巨大水库，可以发展淡水养殖业。但大坝也产生了两个不好的后果：一是拦截了上游肥沃的泥沙，让下游的耕地变得贫瘠；二是，大坝的修建还带来了血吸虫病。

血吸虫是一种寄生虫，在不同的生长阶段，分别寄生在田螺的体内、淡水植物的表面和人类的身体里，成虫可以使人患上各式各样的疾病，而且传播范围极广。

千百年来，几乎所有的埃及人都是沿尼罗河居住，大坝建成之后，尼罗河流速显著减缓。流速的变化直接改变了下游的血吸虫种类，由埃及血吸虫变为曼氏血吸虫。这意味着血吸虫从一种主要攻击幼童、引起尿道疾病的生物体，变成了一种攻击青年，引起脾脏、肝脏、循环系统、结肠、中枢神经系统等严重疾病的生物体。

大坝还带来了另一种疾病——裂谷热。裂谷热病毒由蚊子携带，这种病毒可以引起血病，对成长中的胎儿和新生儿有明显的致命作用。

1977年，美国科学家调查发现，阿斯旺地区发生的大规模人类流行病的病因就是裂谷热，这种原本只在苏丹地区流行的疾病，传播到埃及的原因有两种：一是有人不小心把毒蚊子从苏丹带到了埃及；二是印度洋的季风把蚊子吹到了非洲。不论哪种原因，毒蚊子来到阿斯旺后，在大坝形成的人工湖上生长、繁殖，是不争的事实。

阿斯旺大坝对埃及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已经无可挽回，但我们需要从中吸取教训，很多时候，瘟疫是天灾，但更是人祸，是人类不尊重自然，盲目、愚蠢导致的灾难。

三、导致美国总统下台的“猪流感”

1976年，美国经历了一场猪流感，不但流感本身造成了巨大的灾害，而且因为接种疫苗又引发了一系列“次生灾害”，甚至导致当时的美国总统福特连任计划失败。

1976年1月，美国陆军新兵戴维·刘易斯感染了流感病症，几个小时后就死了。刘易斯得的是一种新出现的猪流感病毒，到1月底，猪流感开始在军营里传播起来，到了2月，疾控中心的科学家证实发现了猪流感。

因为担心新出现的流感病毒会引发大规模的传染，科学家们建议尽快生产疫苗。时任美国总统的福特通过电视讲话，建议国会为疫苗接种计划拨出专款。

国会通过了这个提案，并拿出1.35亿美元用于猪流感疫苗研究。专家们只用了半年时间就研究出了疫苗，还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临床试验，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疫苗的规模生产，而那时距离疫情爆发只过去了10个月。

疫苗迅速投入使用，但新的悲剧发生了。第一批接种了疫苗的人中有3个人在完成注射10天后，突然死了。后来，死亡人数猛增到了十几人，这些人全部死于一种叫桂兰-巴尔综合征的罕见神经性紊乱疾病，这是由猪流感疫苗的副作用引发的。

后来因接种疫苗而死亡的人数不断攀升，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被迫宣布停止了疫苗接种运动，但最终还是有4300万美国人，接种了这种疫苗。虽然说事后接种疫苗的没有一个人染上猪流感病毒，但美国政府却被迫因为处理疫苗接种带来的后遗症，而额外多支出了1亿多美元。

1976年的美国猪流感最终导致一个人死亡，而因疫苗而死的却有58人。了解到疫苗真相后的美国人民怒不可遏，他们认为“疫苗接种计划”就是福特总统为了在大选中连任而搞的“政治作秀”，这也导致他在当年11月的竞选中惨遭失败。

所以说，有时候，瘟疫或者灾难并不来自外界，而来源于人类内心。人们的贪婪和自私，可能就是“瘟疫”本身。

四、危机和警醒

《逼近的瘟疫》一书写于1995年，在过去40年的流行病研究中，美国的疾病控制中心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卫生安全预警，一直都是国际公众舆论争论的焦点。在这期间，从埃博拉病到黄热病，美国一直站在传染病研究的前列，而且成绩卓著。所以每次出现危机，世界卫生组织总是首先联系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但这样强大的美国，在2020年却深陷新冠疫情的泥沼。在世界各国逐渐控制疫情，纷纷走出困境的时候，美国引以为傲的疾病监控和防护体系仿佛荡然无存。这种巨大落差再次证明了：人类在与流行病的战争中，始终落于下风。

既然落于下风，那么人类更应该提前做好防护和准备，时刻牢记过去带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让无处不在的危机时刻警醒着安逸享乐的人类。其实早在1989年，美国就曾经召开过一场有关全球范围流行病大爆发的演习会议。800多名热带病专家齐聚檀香山，在原本应该与家人团聚的圣诞节，展开了一场有关流行病监控和防护的讨论。

演习方案是这样的：三个神秘的赤道非洲国家，代号分别为昌加、卢巴韦和巴桑加尼。昌加爆发了内战，最后演变成野蛮的大屠杀，在之后的个多月的时间里，约12.5 万平民被杀，20多万难民逃入邻国卢巴韦和巴桑加尼。大部分难民栖身在肮脏的帐篷里，条件极度恶劣，各种传染病在这个区域里盛行。出于国际人道主义，各国展开救援行动，联合国派出一支维和部队驻守在巴桑加尼和卢巴韦的边境，保护难民免受袭击。

这些救援力量的出现有效地改善了难民的生活，但却带来更大的世界性危机。没过多久，在难民、多国医疗人员、联合国部队中间暴发了一场可怕的流行病。而且感染神秘微生物的患者还把病毒带回到各自所在的国家，引发了病毒在世界各地疯狂传播，这个病毒被称为埃博拉病毒，而且是埃博拉的一种突变株，更加危险，更加致命。

会议上的人们七嘴八舌地讨论着解决方案和防护措施，每个人看上去都忧心忡忡，但没有人怀疑这个假设的可能性。后来艾滋病的爆发和埃博拉病毒的出现，证明演戏方案并非危言耸听，如果人类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真的有可能会面临那样可怕的下场。会议在严肃、低沉的氛围中开了足足5个小时，没有得出什么可行的答案，但所有人都知道，必须在此时此刻开始重视起全球性流行病大爆发的危机和可能。

檀香山的实况演习以及当时发生在美国国内的另外几起病毒传播事件警醒了美国政府。在1988年到1994年期间，美国政府开展了五项重要的研究项目，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处置办法。美国的科学家，特别是病毒学家，都主张实施大规模的监测计划。他们希望通过卫星、生物密闭实验室、电脑、聚合酶连续反应装置等，及时发现可能有利于微生物出现的生态变化。如果做不到这些，也应该组织一支科学界的“快速打击力量”，以便能及时发现和消灭新出现的微生物，避免疫情暴发和蔓延。但是由于新疾病问题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大，科学家设想的监测网的规模也随之扩大。除了需要对常见疾病进行监测外，还需要对农作物、牲畜、野生动物等进行监测。

这个工程量的巨大和复杂可想而知，但又不得不实施。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和几个富裕国家纷纷开始建立起各自的疫情监控网络，共同承诺禁止生物武器的开发，做到各国疫情信息的公开透明。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并不能说明这个疫情监控网络失效了，而是说明之前的监控网络还存在较大的漏洞。俗话说，堵不如疏。在流行病领域，防护的意义永远大于治疗。因此，建立一个更加强大有效并且公开透明的国际疫情监控网络，势在必行。

在威胁全人类的流行病面前，各个国家更加需要抛开矛盾，携手面对难关。毕竟病毒不会因为国别、种族的不同网开一面。不过作者也清楚地知道，这个呼吁并不现实，人类依旧会由于政治、利益等种种现实因素，放弃合作，选择对抗。

所以说，为什么人类一直无法战胜瘟疫？瘟疫本身的复杂多变是一个原因，更加重要的是，哪怕面对共同的危机，人类都无法做到团结。将来如果人们真的想要战胜瘟疫，恐怕首先得战胜人性本身。

结语

以上就是《逼近的瘟疫》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在本书中，作者以通俗的语言叙述了人类发现、研究埃博拉、艾滋病等传染病的经过，带领读者走进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迎面撞见一个个神色绝望的病患和全力以赴的医生，以及那些与政治挂钩的党派斗争。人类活动、城市发展、政治斗争，都让微生物一次次逼近人类。可以说，逼近人类的不只是瘟疫本身，还有人的劣根性。

【编辑：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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