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新书】《大国大城》|北上广的城市病，根源在哪？

房价陡升、雾霾遮天、交通拥堵；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农民工的窘境……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刚刚过半，但大城市的病状和乡村的隐痛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限制大城市人口流入，让农民工返乡...

核心书摘：

房价陡升、雾霾遮天、交通拥堵；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农民工的窘境……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刚刚过半，但大城市的病状和乡村的隐痛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限制大城市人口流入，让农民工返乡，问题就能解决吗？不！去往城市，来谈乡愁。社会经济学家陆铭比较全球经验，立足本土现状，基于实证，力倡中国发展大城市的重要性。社会问题宜疏不宜堵，只有让市场本身充分发挥对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的调节作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下棘手的社会问题。政府的功能不是与市场博弈，而是在市场失语的地方，以长远眼光，布局科学的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供给。《大国大城》将告诉你，只有在聚集中经济发展才能走向均衡，地理的因素不容忽视，只有以追求人均GDP的均衡取代追求区域GDP的均衡，才能充分发挥出大国的国家竞争力，最终提升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

只要读懂《大国大城》,我们就能明白中国下一波的风口在哪里，个人该怎么在这波风口中找到自己的发力点，从而成功地站上时代的潮头。所以我向各位书友隆重推介这本书，不管你是在创业，还是在上班，亦或是刚出校门决定去哪个地方、哪个行业发展，都应该好好研读，找到属于自己的机会。

关于作者：

陆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他同时以兼职教授身份受聘于复旦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东北财经大学等国内外高校，并曾担任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咨询专家。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劳动经济学、城乡和区域发展、社会经济学。他还多次参加国内顶级智库的宏观战略研讨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级的宏观决策。

学什么：

1、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2、何必限制人口流动

3、向大城市病宣战

一、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首先，我们来看本书的第一个重点内容：我们该如何通过城市化实现产业资源、劳动力资源在空间上的集聚，进而实现不同区域的人均生产率的平衡。

1、集聚的中国和分散的印度

我们先从一张世界夜晚亮灯地图讲起。2017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发布了全新的夜间灯光地图。为什么美国会关注这张地图呢？因为它能基本反映各地区生产、服务、居民消费等经济活动的活跃程度。比如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科学家们就通过夜晚灯光亮度来分析东南亚各国经济的恢复程度。

这张图公布没多久，就有人发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为什么印度的灯光比中国和欧美还亮？莫非这个国家真的开了挂了，这几年埋头搞发展，使得经济和电力水平都超过中国和欧美了？从常识出发，这样的答案自然是错的。

那印度的灯光为什么会显得更亮呢？这是因为图上主要反映的是光点的数量。印度的灯光分布很分散，显示出平原上坐落着一处处村庄，像错落有致的星星；而中国和欧美的灯光分布就没那么均匀了，主要是以城市群为中心的大光点，像几个小月亮，映衬得其它区域一片漆黑。除了表示光点数量，NASA还用不同的颜色来表示灯光的强弱。其中印度的光点以蓝绿色居多，红黄橙色极少，而中国和欧美很多地方的灯光是红橙色的，这标志着经济发达，人口高度集聚的城市。

仅仅从灯光图上，我们就能看到印度和我国，以及欧美在城镇化发展方面的差距。事实上，我国早在2016年城镇化率就达到了56%，且分布并不均匀。在东部很多地区，如长三角和珠三角，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80%以上，大的都市圈、城市群几乎连成了一片。但印度的城镇化率只有35%，除了几个大城市孤独地屹立在半岛上，剩下的就都是散落分布的小村庄了。

历史规律告诉我们，都市圈、城市群只会在发达国家出现，而且会越做越大，这是由经济发展模式决定的。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天然地具有集聚性。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它以知识、信息和技术为核心竞争力，这些资源易于流动，而且具有马太效应，基础越好的地方资源集聚能力会越强，相应地产业就会发展得更好。而知识、信息和技术以人为载体，跟产业相关的劳动力资源也会随之流向大城市。

但印度这样的不发达国家则走的是另一条路。尽管孟买、班加罗尔等少数几个城市已经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服务业体系，但大多数区域仍以农业为主。农业的主要投入资源是土地，劳动力资源处于次要地位，依附土地进行生产。所以农业天然具有分散分布的特征，在这样的经济模式下，人口自然会集聚在小村庄里，自然也不会产生大的城市群了。

2、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平

十多年前，普利策奖得主托马斯˙弗里德曼曾经写过一本畅销书，叫《世界是平的》。在他看来，科技和通信产业如闪电般迅速进步，使得全世界的人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彼此接近，这种世界级的平坦化将剧烈改变人们的生活。对这个观点，本书作者陆铭则持相反的观点，他通过研究发现，从城市发展的角度看，世界不但没有变平，反而高低差异更加明显。简单地说，就是大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而小城市和村庄却在萎缩，“大国大城”的态势愈演愈烈。

我们先看美国。美国总人口为3亿多，大约80%集中在大约4%的国土面积上，主要分布在东海岸、西海岸和南部个别地方，光纽约一个市的人口就达到了美国总人口的2.7%。从经济集聚程度看，这4%左右的国土贡献了大约50%的GPD值。

接下来看日本。日本的GDP集中分布在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中，这里集中了全国50%以上的人口。其中，东京的人口1200万，占日本人口的十分之一（2021年3月，日本官方统计人口总数量为1.26亿）；东京都市圈的人口是3600万，占全日本人口的三分之一。东京圈的面积仅仅相当于上海加上苏州，由此可见这个地方的人口密度有多大了。

我们再简单地看下欧洲。法国的经济就像一座埃菲尔铁塔，塔尖就在巴黎附近，人口达到了全法人口的15.9%。还有英国，伦敦城的人口占了英国人口的13.1%。在欧洲所有发达国家中，唯一的例外是德国，它的经济和人口分布相对分散，呈现出“大国小镇”的特征。

那么，德国为什么会成为例外呢？这就得讲到德国的历史。和英法这些国家不一样，德国历史上是由300多个独立小国组成的联邦，直到1871年才正式统一。后来，这个国家又因二战分裂成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直到1990年才又统一。即便到了今天，德国经济和人口的分布，仍然受到长期分裂历史的影响。所以，德国的例外无法成为否定“大国大城”这一城市发展规律的反证。

3、区域平衡应体现在人均效率上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大国需要大城，现代经济同样也需要大城。但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是反对大城模式的。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南下，提出了“让一部分区域先富起来”，之后东部集聚了中国最多的人才和最好产业资源“先富起来了”。邓小平当时还说了第二句话“先富要带动后富”，所以很多人认为，东部地区抢占了“时代红利”，现在就要反哺中西部地区，让中西部地区也富起来，实现区域发展均衡。从2003年开始，我国大力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建立在这套区域发展均衡的逻辑之上的。

但近二十年过去了，西部开发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好。当时国家给了这些地区很多的项目和资金，让这些地方的路越修越宽、房子越盖越多，工业园区的面积也越来越大，硬件设施越来越漂亮。但吊诡的是，中西部地区再怎么努力招商引资，那些漂亮的工业园区还是没有多少企业愿意入驻，当地的就业同样也没有好转，人口流失照样严重，甚至还让很多地方变成了空城、鬼城。这是为什么呢？作者在书中指出，这主要是因为这种逻辑违背了产业经济发展的规律，中西部地区在发展工业和现代服务业方面缺少比较优势，具有先天不足。

更重要的是，大家对“均衡”的理解错了。当年邓小平说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动后富”，强调的是人，而不是区域。俗话说得好，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但GDP的密度和人口的密度高度一致，这意味着人均创收和人均收入是差不多的。从这个角度看，这些国家的资源利用效率和回报率是均衡的。

反观我国，因为严格的户籍管理政策，把劳动力资源锁死在了土地上。当人不能自由流动的时候，就只能在区域层面实现均衡。实践证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此时我们就应该转换思路：为什么不放开户籍政策，让劳动力往人均GDP更高的地方流动呢？这样就能全国一盘棋，“在集聚中走向平衡”了。作者认为，这一思路很有可能会成为中国下一步发展中的制度红利，推动我国经济再上一个新台阶。

二、何必限制人口流动？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本书的第二个内容：为什么我们国家的劳动力资源被锁死在了土地上，为什么人口流动被限制了呢？

1、两边的抱怨都错了

在一次东部某城市的政府工作会议上，有位领导在汇报当年的工作业绩时，提到了这样一条：本市在过去一年中，通过提高门槛降低外来人口子女本地上学率，有效地减少了2万个入学名额。在新闻中看到这个内容时，作者陆铭感觉自己直冒冷汗，他在问：这到底是创业绩，还是犯大错呢？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个安土重迁的国度，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往往会带来怨言。人口流出区域的人们抱怨，说大城市像吸血鬼一样，把最优质的人才、最能干的青壮年劳动力都给吸走了，导致区域发展后劲不足，也让留下来的老人陷入孤苦无依的窘境，同时还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留守儿童问题，所以这些区域的管理者都视人口流失为心腹大患，动足脑筋要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让劳动力流失。

但那些外来人口涌入的大城市一样也不开心，人们也在抱怨，说外地人越来越多，抢占了本地居民的公共资源。工作难找了，是外地人抢了我们的饭碗；交通拥挤了，都是外地人来得太多了；小孩入学难了，也是外地人抢了我们的入学名额；犯罪率上升了，那都是外地人干的……“外地人”几乎成了大城市病的“替罪羊”。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外地人进城，就真的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吗？陆铭认为，大家都只是看到了不好的一面，看到了发展过程中阶段性的问题，而没有站在更长远的角度，看到人口流失对中西部地区的好处，以及外来人口涌入对大城市的好处。一句话，两边的抱怨都错了。下面，就让我们从一朵松茸开始，讲讲其中的道理。

2、越来越内卷的松茸产业

《舌尖上的中国》里讲过一个故事：在香格里拉的一个小山村，凌晨3点，28岁的卓玛和妈妈坐上爸爸开的摩托车，去往30公里外的原始森林。之后母女俩下车，步行进入山林采集松茸，她们要走一公里才能找到一朵松茸。在雨季的每天凌晨，母女两个都要凌晨3点出门，因为如果去晚了，松茸就被别人挖走了。每年两个月的松茸采摘季节，母女两个可以挣 5000元，占她们全年收入的80%。

我们现在经常用一个词“内卷”，来形容竞争过度白热化时，大家不得不做出无谓的付出。卓玛母女采松茸的过程，就是一种内卷。为什么她们要这么辛苦，凌晨三点就上山？难道她们不能和其它农户制定个公约，比如，大家都好好地睡觉，然后统一在5点之后上山呢？答案很简单,采松茸的人太多了。人多了,协调成本就上来了，就很难形成统一的管理机制，就只能在内部竞争。

但是，老天爷给的松茸总量是固定的，大家起得再早也不会让松茸的总量增加。这就是农业生产的特殊性，资源和产出很容易达到极限，蛋糕始终就是那么一小点。在蛋糕做不大的前提下，要想每个人多吃一口，怎么办？只能是降低分母，减少采松茸的农业人口。毕竟和农业相比，工业和现代服务业更容易把蛋糕做大，平均分配到每个人头上的量也会大一些。

所以，农民进城是必然趋势。一旦留在村庄里的人数减少了，协调成本就会大大降低，大家就愿意尝试规模化经营。比如，在有些农村，进城务工的人员会把家里的地转包给他人经管，这些人也开始采用一些新机械、新技术，专业化分工也开始出现。农民们早年进城时，每年农忙季节都要请假回家，帮助收割庄稼。现在不用了，因为有人会开着收割机，提供专业的收割服务。留下来的农民要么成了农场主，要么成为农业工人，人均GDP和人均收入都增加了很多。

因此，对中西部地区的政府领导来说，他们与其担心人员流失，不如想方设法把当地的特色经济搞起来。和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尤其是交通不便利的地方，不应该补工业和现代服务业的短板，而是要大力发展农业、旅游业和矿业等“长板”，把产业链作深做透，为当地居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岗位。如果能在老家赚到钱，大家干嘛还要离开故土呢？

就拿故事中的卓玛来说，如果当地百姓的主要收入来源还是靠松茸采集，她的最佳出路一定是进城讨生活；但如果当地能把松茸加工产业做起来，把相关的松茸采集旅游项目带起来，卓玛即便留在山里，可能也会有更好的出路吧。

3、应该怎样对待外地人

那么，卓玛为什么没有往高处走，没有进城呢？她如果进城了，是可以在餐馆烤松茸，也可以在工厂打工，甚至可以骑上电动车送外卖、做家政，随便一个月也能有四五千的收入吧。她为什么没有来呢？答案就是大城市严格的户籍管理政策，限制了她的流动。

我们以上海为例，看看户籍政策是怎么限制卓玛进城的。大家知道，上海的户口很值钱，有了这个小本本，就可以享受到高质量的就医、教育等资源。但落户上海的难度也是出了名的高。上海实行落户打分政策，只有本科以上学历才有参与评分的资格，而且分数还向高学历、重点院校以及具有高技能证书的人才倾斜，所以大多数打工者压根就没敢想上户口，只能漂在上海。这样的“沪漂”一族不是少数，2012年人口数据统计，上海市当年常住人口达到了2400万，其中只有1400万取得了上海户籍，“沪漂”的数量达到了1000万。

即便外地人享受不到本地公共资源的福利，但本地人还是不喜欢他们，本地人会说，上海的脏乱差都是外地人造成的，这些人就是上海这座城市的负担。但在陆铭看来，外地人不但不是负担，还是上海的宝贵财富。为什么这么说呢？

有一次陆铭乘出租车回家，在路上遇到堵车，司机发牢骚说，就因为外地人多了，开车才越来越堵，希望政府能把这些人赶出去。陆铭就问他：“你有没有想过，要是没有外地人进来，以后谁会为你养老啊？”要知道，截至2011年底，上海市户籍的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了总人口的24.5%，而且上海的人均期望寿命还在不断上升，到2014年末已经达到了82.29岁。我们国家的养老政策是，今天像我们这样努力工作的人，用缴纳的社会保险来养现在的老人，等我们退休后，我们的养老就得靠下一拨工作的人，如此递推。但现在上海市民生孩子的意愿越来越低，这就意味着未来缴纳养老保险的人越来越少，如果没有外地人涌入，上海的养老基金早就入不敷出啦！

除此之外，外地人，包括低端劳动力的涌入，也是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活力源泉。因为大城市既需要教授、企业家、工程师这样的高端人才，也要有清洁工、门卫、服务员、家政人员等低技能劳动者。他们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如果把那些低技能的体力劳动者给赶出去，像家政这样的劳动供给减少，住家保姆的月薪就会大幅提升，服务质量还不一定有保证。保洁、门卫、餐饮等行业也是这样，当这些行业都不景气后，上海这座城市就没那么大的魅力了，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也会下降，像金融、互联网、高科技产业也就没法持续发展了。

所以说，我们得辩证思考，外地人到底是大城市的负担呢，还是宝贵资源？如果卓玛要来大城市发展，我们是强烈反对，还是要举双手欢迎呢？

三、向城市病宣战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本书的最后一个内容：引发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这些城市病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该怎么有效解决城市病？

1、人口增加不是城市病的元凶

中国的大城市正在出现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很多人认为这是人口数量增长所致，所以得控制人口。事实真的如此吗？让我们看看发达国家的大城市的应对经验吧。

科学家对美国芝加哥、洛杉矶、纽约三个大城市的交通情况进行了分析。

从1980年到2000年，这三个城市的人口一直在增加，但上下班单程通勤时间超过45分钟的人口比例仅上升了 2%—3%。为什么控制得这么好呢？因为增加的人口主要集中在郊区，同时城市很多产业连带着就业岗位也搬迁到了郊区，人们的通勤距离并没有大幅增长。

但我们国家的情况有所不同。前些年我国的大城市竞相扩张，大量的人口从市中心外迁，外来的人口也主要集中在近郊区，出现了一个个近郊“大社区”。但新增的产业资源却仍然集中在市区的写字楼里，另外，很多大型的购物中心、学校、医院等，也都建在了市区。人们要上班，得进城；送孩子上学，得进城；去医院，还得进城。再加上地铁、公交车等规划建设不到位，人们只能选择开车，这就导致交通越来越堵，通勤时间越来越长。

由此可见，并不是人口增加引发了城市病，本质的问题是城市规划不当。近年来，上海等城市开始了副中心建设和新城建设，并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修地铁、建学校和医院，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事实上，只要公共交通设施到位，即便把产业集中在市区，交通也不会象现在那么拥堵。就拿香港来说吧，那里大部分老百姓不开车，而是乘地铁或巴士。虽然路面很窄，但主干道路全封闭，行人走空中连廊或地下通道过街，所以车子能跑得起来。香港的公共交通设施为什么这么好？因为人口密度大啊。只有人多了，大城市才有动力投资地铁、地下通道、空中连廊等基础设施，提高城市的宜居性。

城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方面变好了，就能带动其它方面提升。就拿环境污染来说吧，因为人们愿意乘坐公共设施出行，路上跑的私家车变少了，城市的空气也会相应变干净。北京从2004年开始，集中整治大气环境，仅用6年时间就将PM2.5年均浓度降低至42微克/立方米，下降幅度超过50%。而环境的改善又吸引人口进一步增长，让城市的发展进入了良性循环。所以说，人口增加并不会导致大城市病，反而是缓解城市病的良药呢。

2、向大城市病宣战

从城市诞生的第一天开始起，大城市病就是一个如影随形的存在，它考校着人们的城市经营管理智慧。比如说在唐朝武则天时代，大都市洛阳就因为小小的一担柴，差点引发了一场重大的经济危机。

公元690年，武则天建立了大周王朝，还把首都从长安迁到了洛阳，更名为“神都”。新朝建立，万象更新，洛阳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市政建设，国库就有些紧张。为了开源，洛阳的官员想了个办法，在几道城门设立了关卡，对进出的商品征税。税额不高，但对卖家来说这也是成本，所以洛阳的物价开始微涨。

如果说像珠宝啊、字画啊这些东西涨价还没什么，问题是薪柴也要征税，这引发的矛盾就大了。我们经常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柴甚至摆在了米的前面，可谓是生活中的第一必需品。而且薪柴生意还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大宗物品，本身利润很低，只能靠走量来赚钱，所以成本一旦增加，卖家只能涨价；第二体积太大，物流成本高，受交通条件影响也大。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说“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意思是说，贩卖米面，物理半径别超过一千里；薪柴的要求则更高，物流半径不能超过百里。

武则天当政期间，洛阳是当时世界级的特大型城市，整个城市的面积达到了50平方公里，人口在80万到120万之间，薪柴的市场需求量极大。在平时，洛阳薪柴的价格差不多是城外乡村价格的10倍以上，一旦遇上冬天或雨雪天气，供需矛盾加重，那价格只会上涨得更多。所以说，薪柴价格是直接关系百姓生活质量的大事情。

城门关卡对薪柴加税的信息一出，一些嗅觉灵敏的市民立刻跑到各个薪柴店，把里面的存货扫荡一空。那些后知后觉的人没买到，气得聚在大街小巷高声叫骂，一时间整个洛阳城人心浮动。当时的官员们虽然不懂现代经济学，但也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这跟关卡收税有关。他们立刻取消了新增的关卡，城里的薪柴价格这才慢慢回落，让新生的大周王朝平稳地度过了这场经济危机。

由此可见，城市的规模大了，人口多了，对城市治理的要求就会非常高。一旦有一点失误，整座城市就会爆发可怕的“城市病”，造成巨大的影响。但只要能抓住病根，采用合适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思路，“城市病”也能有效地缓解。同样，当我们面临拥挤不堪的地铁、人满为患的医院和排队登记的学校时，也要考虑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是外地人跑来抢了我们的资源，还是因为当初规划没到位，导致地铁、医院、学校的资源供给能力不足呢？

上海在三十多年前曾做过一份规划，规划设计者当时预测，上海到2020年人口总量会达到1800万，所以后来上海的地铁、医院、学校建设都是按照1800万人口来设计的。但如今上海的实际常住人口早就远远突破了这个数字，因为当初的预测出了偏差，所以产生了供给不足的问题，如果我们现行的政策是坚持按当初的预测往下“砍人”以适应不足的供给，这显然是典型的削足适履，本末倒置。

结语

讲到这里，《大国大城》这本书就讲完了。

我们先讲到中国下一步发展的关键，就是要通过空间的“集聚”实现人均效率的“均衡”；其中最大的阻碍就是人口资源不能自由流动，导致各地区的生产效率仍有极大的提升空间，这也是我国下一阶段发展的制度红利。要想充分释放这种红利，我们就要尊重城市发展的规律，加强城市治理，通过增加供给来解决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医疗教育资源不足等“城市病”难题。

苏格拉底曾经赞美城市（也有人说他是在讽刺城市）说：“田野与树木没有给我一点好处，而城市的人们却赐给我颇多的教益。”苏格拉底的话说得有点绝对，但也能让我们感受到城市在集聚智慧、推动进步方面的魅力。从近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发现，大国大城仍是我国下一阶段发展的重心，爱德华·格莱泽在《城市的胜利》中说：“城市的未来和人类的未来息息相关，如果我们深信人类的未来是光明的，那么城市的未来发展就是乐观的，因为城市绵延不绝的生命力正是建立在人类的社会属性之上的。”

恭喜你和“今今乐道”读书会一起读完了你生命中的第6849本书，希望今天的内容能给你有益的启发。

【编辑：北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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