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脚城市:最终的人口大迁徙与世界未来》|落脚城市是如何推动城市文化进程的?
一本为“城中村”正名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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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书摘
《落脚城市》是城市管理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这本书客观全面地分析了落脚城市(城中村)对一座城市的影响,落脚城市可能是下一波经济与文化盛世的诞生地,也有可能是暴力冲突的爆发地,那么如何认识、理解、治理落脚城市,让它向着我们期望的方向演化,就成了每个人都应该思考的课题。《落脚城市》的作者道格·桑德斯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解决思路,用五年时间走过了五大洲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入接触和走访底层平民,最终完成了这本书。
关于作者:
道格·桑德斯,加拿大著名记者,1995年加入加拿大《环球邮报》撰写专栏至今,现任《环球邮报》欧洲局负责人。曾在1998、1999和2000年三度获得有加拿大“普利策新闻奖”之称的“国家报纸奖”,被誉为加拿大最好的专栏作家。
学什么:
1、落脚城市是如何影响一座城市的发展的?
2、应该如何治理落脚城市?
一、落脚城市的起源和演变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书的第一个重点内容,落脚城市的起源和演变。
早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城市形态的聚落开始出现,自从那时开始,人类就不断从乡下迁往都市。在接下来的五千年时间里,无数的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和社会精英都迁往了都市,这种现象多数是自发的,在早期也没有引起城市管理者过多的注意。直到18世纪下半叶,乡村移民在城市边缘形成的飞地才成为城市里值得注意而且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特征,落脚城市也是从这时候开始才成为西方政治变革的驱动力之一。
落脚城市的形成与许多因素直接相关,比如疾病、人口、政治、经济等等,排在最前面的因素是疾病。
在医疗条件落后的古代,城市汇集了各种恐怖的传染病,这些传染病会在人口密集的社区里散播。除了这些疾病之外,城市每隔几十年还会遭遇鼠疫这类大规模流行性疾病的摧残。这种情况带来的后果就是大型城市里的人口死亡数超过出生人数,儿童死亡率尤其高,在人类早期的城市里,儿童顺利长大成人的比例很少超过50%;18世纪中期,欧洲城市的人口增长率仅有0.2%。
从18世纪下半段开始,这种情况开始改变。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的免疫能力也有了大幅提高,以前许多致命的传染病不再成为威胁,这就导致了全球人口的暴发式增长。由于这些新增的人口绝大多数都是农民,而相对固定的土地资源却无法支撑如此大规模的人口增长,所以,在欧洲各地,因土地引发的矛盾愈发激烈,很多农民因为无法负担起一家的口粮,只能被迫流向城市,导致城镇过度拥挤。
由于城市管理者对人口大量涌入的情况缺乏预见性,经常会让新进人口因为城市配套设施的不完备而陷入困境,再加上城市原住民的排挤和歧视,外来人口产生的正向作用往往被忽视,这也成了落脚城市被污名化的主要原因。
初步建立起落脚城市只是城市文明进步的第一步,核心问题是现代都市如何与落脚城市和谐共处。早期的移民从家乡抵达城市,第一个起点就是落脚城市。友善的落脚城市,会激励他们努力摆脱贫困,成为新兴的中产阶级,子女们也有机会超越父辈;如果落脚城市把他们当做垃圾来对待,他们就可能心怀怨恨,满腔愤怒,让自己和城市两败俱伤。
所以,好的管理者可以看到落脚城市的巨大潜力,而糟糕的管理者只能看到落脚城市所带来的麻烦。如何用一种辩证的方法看待落脚城市这类困难与机遇并存的复杂情况,是对执政者的一次考验。
二、落脚城市的失落与新生
在这一节,我们将通过发生在我国深圳的一个具体案例,来了解落脚城市对于城市主体的意义,以及落脚城市失落与新生的原因。
深圳在1980年的时候,还只是一座小渔村,人口仅有25000人,如今,深圳已经是一座人口接近1400万的大城市,这里经济蓬勃发展,工业和科技水准不断升级,涌现出大量的中产阶级,成为全国人均收入最高的城市。尽管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但在作者桑格斯看来,深圳却不是一座合格的落脚城市,原因很简单,因为人们很难留在深圳。
在深圳,首先是高昂的生活成本和居住成本限制了外来劳动力落户,另外就是严格的户籍制度也严重限制了外来人员落户深圳,而且非深圳户口且无房产人口的子女上学也是一个大问题,这种过高的门槛几乎彻底扼杀了外来务工人员留下来的念头。
从2008年开始,深圳陷入了劳动力短缺的危机中,虽然深圳市政府已经把最低月薪不断上调,但这些措施都无济于事。
著名农村问题专家秦晖给深圳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鼓励“贫民窟”的发展。秦晖认为,大城市存在贫民窟并不可耻,深圳和其他城市都应该主动允许廉价居住区的存在,而且政府还要允许人们在指定区域内自行搭建功能性建筑。因为一个合理且良好发展的社区不能只具备简单的居住功能,这背后应该有一整套的社区系统,包括便利店、餐馆、维修站等。只有允许人们在“落脚城市”中建立起自己的事业,能为社区中的他人提供服务,那么即便这片区域还是脏乱差的生活环境,但它也是家。
秦晖提出的这套解决方案在目前世界上的很多地方都得到了验证,书中讲了美国洛杉矶边缘的落脚城市西亚当斯变迁的故事。
西亚当斯是位于洛杉矶的贫民窟,这里曾经是洛杉矶人口最密集也是最贫穷的地区,是非裔美国人聚居的贫民窟,曾经在1992年爆发了暴力冲突,当时有数十栋建筑被烧毁,又有更多人遭到抢劫。经过这起事件,周边的居民都想要尽快搬离这里。
然而,在那场暴动的20年后,这个角落却已经脱胎换骨了。现在,这里变得整洁而生机盎然,街道两边可以见到许多店铺,还有小型工业与热闹的市场和餐馆。从一个犯罪猖獗的危险地带,到人们安居乐业的整洁社区,西亚当斯发生的变化正是落脚城市治理的最好样板。
造成这种变迁的最主要原因是,租住在这里的人发生了改变,这里60%的人来自拉丁美洲的萨尔瓦多,而且很多人原本就是同村邻居。这些贫穷的中美洲农民来美国打工,再把在美国赚到的钱寄回故乡,从美国寄回的钱改变了萨尔瓦多人故乡的生活,这些在西亚当斯聚集的先行者成了家乡人中的榜样,于是很多同乡沿着他们的足迹迁徙到这里,租房、找工作、存钱、做小生意。这些萨尔瓦多人努力在此扎根,然后设法买房创业,在这里建立起一个新的社区网络,他们的目标已经不再是单纯地维持生活和找到工作,而是要建立一个结构完整、秩序井然的落脚城市。
如今,西亚当斯这块社区所经历的演变,开始在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很多地方被推广和复制,出现了一些诸如墨西哥村、哥伦比亚村的新落脚城市。
所以作者认为,不断涌入城市的新的外来人口,具有创造新的经济体的能力和潜力。只有让这些人能够由下而上,并且自发地建立自己的立足点时,这个经济体才能实现最佳的发展。落脚城市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它成为连接农村和城市的缓冲地带,一方面可以让城市中的资金回流到乡村,改善乡村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乡村作为在城市中打拼的人们最后的退路,也给予了物质上和精神上莫大的支持。
三、落脚城市的治理和发展
本书虽然说的是城乡接合部的落脚城市,但实际上探讨的是社会的流动性。人们从乡村迁往城市的目的在于提升家庭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而要实现这种流动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落脚城市。生活在落脚城市的居民都认为贫穷只是一种暂时的过渡状态,目前的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建立落脚城市只是乡村移民进入城市的第一步,要达成他们的最终目标,作者认为,这中间还需要完成一些关键的转变。
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要创造一批中产阶级成员,也就是一批拥有相当程度的收入和存款的家庭,能够创业、雇佣员工、把子女送上大学,并且拥有持续稳定的较高生活品质。
落脚城市的中产阶级之所以重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他们能够促成社会与政治稳定,因为他们会把移民小区和都市的制度及组织连接起来,从而开辟一条道路,让居民拥有额外的选择,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不至于沦入犯罪之中。
第二,落脚城市的中产阶级可以让新进移民看到,从农村迁入城市不会让人永远陷在糟糕的环境当中。他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告诉初来乍到的人们,只要努力找寻出路,愿意投注心力,就能获得长久的富足生活。
第三,落脚城市的中产阶级通常能够诞生出商业和政治领袖,从而改善社区中所有人的生活品质。
第四,落脚城市一旦出现中产阶级,也有助于改善移民来源乡村的生活水平、为乡下地区提供资助,并且催生平行的乡下中产阶级。
最后,当落脚城市发展到足够成熟的程度,造成乡村与都市的平等化后,就可以终结乡村人口向都市迁徙的现象,到那个时候,乡下生活富有自足和悠闲自得,而城市生活也是过得多姿多彩。
当落脚城市成功地诞生出中产阶级和较为完善的社区网络后,下一步就要更加融洽地融入正常社会,获得广泛的接纳。只有拥有适当的资源,落脚城市才会繁荣兴盛,就像西亚当斯一样;如果没有,则可能爆发严重的后果,就像发生在孟买、欧洲和巴西等地的暴乱冲突。
所以,对于落脚城市的治理往往取决于执政者的立场,当采取积极和接纳的立场时,落脚城市就是城市的活力之源;而采取排斥和否定的立场时,这里可能就真的成为犯罪和形成反对派的温床。
那么,落脚城市的发展又需要哪些资源呢?作者在书中提出了四个要点:土地所有权、商业机会、自主经济和互助的社会网络。把这四个要素进一步概括,就是:自由市场、产权保障、政府服务。这些要素,无论怎么归纳,最重要的目标都是给新移民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工具和机会,而且不只是对新移民,其实它对任何阶层和经济团体来说,也都是发展所必需的要素,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不做详细拆解了。
结语:
近年来,在各大新闻平台上,关于“城中村”“贫民窟”报道屡见不鲜,有关户籍制度的讨论也不绝于耳。各地政府也纷纷意识到外来务工人员对本地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开始给予这些外来人口合法的居住身份以及包括教育、医疗在内的市民福利。不过人们对于“落脚城市”,对于“城中村”的看法却多数以负面为主。用作者的话说:“落脚城市是复杂的,它可能是下一波经济和文化高峰的诞生地,也可能是下一波重大冲突的爆发地。我们不可能提供答案,而只是提供调查和思考,究竟走哪条路,取决于我们是否关注它的发展、是否愿意采取正确的态度。”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任何理论都不可能绝对完美,《落脚城市》这本书也存在这样的问题,那就是书中预设了一个前提:城市化是最好的。但城市化真的会让生活更美好吗?或者城市化就是人类社会化的最终目标吗?这恐怕不同的人、不同的国家治理理念、不同的时期都会有不同的理解。
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伴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欧美的城市化确实为社会带来了巨变,创造了精英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大趋势,经济、科技和文化也都因为城市化的集聚效应获得了飞速发展。但近二三十年来,“蚁族”的出现,标志着白领阶层的破产;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又把大量乡镇人口拉进城市,但这些人进入城市,却又无法真正在城市扎根,他们想离开城市,却又无法回到故乡,成了既非农民又非市民的“中间人”,由此产生的纠结和焦虑已经成了很多城市新移民的痛苦根源。所以,在这个多元的时代,对于乡村人口来说,是固守家园还是向城市流动,又或者打破“城乡对立”,实现“城乡互助”,都可以找到支持自己的理论,何去何从,全在一心。
此为本书书稿的删减版,更多详细内容请听完整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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