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蕾：​“江姐”就在我身边

作者和于蓝

我小的时候就喜欢看电影，在银幕上认识了《烈火中永生》中的江姐，江姐的坚韧和牺牲精神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江姐的扮演者于蓝，那端庄秀丽的外部造型和高雅超凡的内在气质更让我仰慕。

《烈火中永生》剧照

1985年，我有幸来到于蓝身边做了一段秘书工作。初次见面时她已两鬓斑白，年逾花甲，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没有名人的架子，说起话来和蔼可亲，像一个慈祥的母亲。相处久了，我发现于蓝不光有“江姐”般的气质，更有吃苦耐劳，开创事业的闯劲儿。

于蓝不相信眼泪

文革期间，于蓝在干校劳动时不幸从房上摔下来，右侧脸部严重受伤，眼睛出血，当时就昏了过去。由于右脸落下了神经麻痹症，这位曾在《革命家庭》中饰演母亲周莲并在1961年获得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的表演艺术家，不得不告别银幕。这对于一个演员来说真的是太残酷了，但于蓝没有沉浸在痛苦中，她及时转换角色，向新的目标出发。

童影建立历经磨难

八十年代初，既认真演戏又认真做人的于蓝出任了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第一任厂长及艺术指导，她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致力于儿童电影事业的发展中。

可是当时的童影厂，既没钱、也没房、更没地，只有她一个人。这年她已60岁，换句话说，这已是绝大部分职业妇女离退休的年龄了，可是于蓝却带着癌症手术后留下的疤痕，为中国儿童电影事业又开始了新的冲刺和远征。

童影建厂后第一个春节，她是到云南边陲同摄制组同志一起度过的；童影投产的第一笔资金是她从全国妇联跑下来的；童影厂的摄影机也是向厂家租借的。在于蓝开创的艰苦奋斗良好的氛围中，童影厂居然仅用10万元拍摄了《敞开的窗户》和《林飞与马加》两部故事片，并如期同小观众见了面……然而，当童影厂“一岁”时，大家才发现童影厂在国家计划上没有户头，有关部门竟然没有发过建童影厂的文件。

——“我们不懂啊！”于蓝感慨万端。于是她带领同志们拼命为童影的“出生证”而奔波。

人们常把执着为事业奔波的妇女干部形容为“铜头、铁嘴、飞毛腿”，殊不知童影创业时，大家也有自喻：“兔子腿、八哥嘴、蛤蟆肚、橡皮脑袋”——意味着跑得快、会讲话、气量大、能忍受、不怕碰。听同事说，每天晚上只要于蓝不上床，其他人也别想睡好觉，不定什么时候电话就追到家里。还有人说大庆有个“王铁人”，童影有个“于铁人”。人们实在难以想象平日披着件快拖到地的旧军大衣的纤弱老太太，工作起来竟有那么大的精神。

北京地皮紧张，不跑不争取不行。负责基建的同志到部里为地皮的事情气得掉眼泪，不是说主管部长出差，就是被秘书挡架。于蓝宽厚地劝慰她，“需要我怎么干你们说。”信息反馈回来了，主管部长正在国务院第一招待所开会，于蓝二话没说，直接前往，守在餐厅门口儿，“堵”住了那位刚巧在吃晚饭的主管部长。后来文件终于批下来了，具体部门却迟迟不予落实，追根寻底方知对方想用解决子女工作问题作为交换条件。单纯的于蓝万万没有想到，关键时刻有人会来这一招，一生从未在原则问题上让过步的她，这次实在无奈了。就在把对方子女事情办成的第二天，童影厂的地皮也彻底落实了，于蓝心里却憋闷的很，她失眠了，半夜痛哭了一场：“我们的干部怎么能这样啊！……”

旧病未愈再添新伤

童影初创时条件极其艰苦，人们倚在北影的墙根，用芦苇、油粘砖头在临时搭起的工棚里上班。那是1983年冬天的一个早晨，于蓝照例早早上班在开门时，不小心被弹回的门狠狠夹了一下手，由于反弹力过猛，于蓝的右手没有及时抽出，结果一节断指留在门板上，于蓝当时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随后，她用手绢儿包好那一截儿留在门缝儿上的断指，匆匆赶往医院。在医院医生打开她捂住伤口的毛巾，只见连着那截儿断指的只是一根儿细细的白生生的筋。医生告诉她断指要接上得做手部大手术，康复需要20天，当时厂里工作千头万绪，于蓝说：“又不弹钢琴，直接缝上就行了”，毫不犹豫地把那节手指扔掉了。医生看到于蓝的所作所为非常感慨，他说：“十指连心，没想到她在生活中也这么坚强，真是江姐呀！”

手术做完后，于蓝就戴了个像手套又不是手套的大棉罩，完全不顾病痛，下午回来，就开始处理厂里的各种事务。

要让全国儿童能看上电影

由于受到各方面条件的制约，童影每年辛辛苦苦拍出的影片常常只能卖出几十个甚至几个拷贝，许多看不上电影的小观众，都给这位平易近人的奶奶写信。

“……于蓝奶奶，虽然我喜欢看电影，但是已经有好长时间没去电影院，找不到合适我们小朋友看的电影儿！”

“……于蓝奶奶，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只给大人拍电影儿，他们的电影里杀来杀去，到底为什么？为钱？为宝？为当官？我们的英雄呢？”

“于蓝奶奶，我们每年六一都是和嘎子见面，影片里的对话我们都能背下来了……”

看了这些信，于蓝难过极了，她除了在政协会上提案，利用各种方式向全社会大声呼吁外，只能把工作做得更扎实了。她亲自带领大家拎着拷贝到各市、县直接与小观众见面，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记得那次是在鲁迅故乡绍兴，很多小朋友为把影片《霹雳贝贝》看完，顾不得上厕所竟尿湿了裤子，我们的创作人员大为感动。

一天晚上于蓝回家，发现有个黑影跟着他，上楼梯时只听见脚步不见人，刚反锁上房门儿，敲门声又响了，她的门上没有门禁，她犹豫了一下还是开了门，只見是个高大的汉子，吓了她一跳，来者很快讲明原委，他是工人，写了一个剧本想请她过目，于蓝没有冷落这位冒失而又热情的作者，连夜审阅，并责成一位编剧妥善处理，她告诉大家，“不能让任何一位热心儿童电影创作的同志失望，我们太需要他们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那些年，于蓝亲自扶植了不少儿童电影剧本，并且为“童牛奖”拉赞助，辛辛苦苦却又未索分文，他也要求职工这么做，我们在大港油田组织儿童影片评选，一天1块5的出差费，于蓝说不能拿，有的同志不理解，她说因为咱们干的是儿童电影事业只能讲奉献。去外地参加活动，贵重礼品一律不许收，但当人家送的棒子面、棒子碴她都让我们扛回来，厂里一个摄影师和我说，当时装棒子面的外面口袋是化肥袋，一上飞机别人都看他，当时抱着特尴尬，真想把它扔下去。还有一次，我陪同于蓝还有著名作家颜一烟一起出差，接待的地方出产萝卜，临走时人家给了十几斤，放在一个大网兜里，我嫌难看说不好拿，于蓝说拿到办公室让大家尝尝，我只好拎着一大网兜萝卜上火车，在于蓝身边像这样的小事数不胜数。在厂里于蓝就是大家长，谁家有人去世，她都去过问，知道哪位同志生病了她也去探望，在我父亲临终时，于蓝把我叫到医院的小花园，安慰不知所措我要有心里准备。她把延安的革命传统带到了厂里，让我们每个职工心里都觉得暖暖的。在当今像她这种超然物欲干事业同时又关爱每一位同志的人，确实太少了。

坚持自己的信念

于蓝无疑是我见过最坚强、最有信念的女性，但她几乎从没和我谈过什么大道理。她不时和我回忆自己的少年、青年时代：母亲过早离世，父亲为了全家二十余人的生计成日到处奔波……她说她很小就自然地理解了自立、自强的含义和重要。住校有大量的闲暇时间，她就一本一本读世界名著。“其实，这些名著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讲爱心，宣扬真善美。17岁那年，抗战爆发，是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烽火唤起了她的良知，她毅然加入了爱国青年的队伍，徒步数月，辗转千里，奔赴延安。

于蓝和我说，那时候每天都有上千青年奔赴延安，延安招待所连睡的地方都没有，她就睡在地上，那时候不是党员才上党课的，大家都要听，都思索着中国革命的问题，党课上讲了许多前辈不暴露组织不牵连同志，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的事迹，加上自己受进步文艺、古典文学的影响，这一切都深深的感染了她，从而变成了她一生的行动。

身教重于言教

和我们这个年龄段在文革中失落太多的人一样，我平时虽努力工作，但也常常牢骚满腹，总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倒霉的人。于蓝一批评我这种情绪，我就说，“咱不像您，党的阳光总是直射着。”因为在“文革”中我的家庭受到了巨大冲击，长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使我养成我行我素的性格，觉得只要这辈子不坑人不害人作个正直良民就行了。

“……一个人光正直善良是不够的，还要从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升自己，咱们一起试试吧。”于蓝既诚恳又耐心地和我讲着，反倒弄得我没脾气，那就试试吧。

在她的脑海里，有不少幸福的回忆，1957年周恩来总理受邓颖超同志委托，在杭州陪同外宾时探望于蓝。总理一到杭州，马上请秘书打电话查找于蓝在哪个疗养院，可她却住在一位战友家。那天她从街上回来，见胡同里挤满了人，人们看见她时惊讶又羡慕的围过来说“刚才总理来看你了”！于蓝万万没有想到，一个普通演员的病痛，竟然惊动了总理。她激动的跑回去，发现总理给她留下一个条子，内容是：“请告诉我你修养情况如何？能否出来走走？如不能走动，务必照实告我，候复。”

是啊，我想，如果党的阳光有那么一次“直射”于我，我也会多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工作下去的。但当我和于蓝处久后，我才明白她也并不总是被阳光照射，而经常被风霜雨雪吹打。一次谈心，她向我讲了她的不幸遭遇。

于蓝一生中最亲密的两个人是哥哥和丈夫。就是这两位她至亲的人的痛苦遭遇也给于蓝带来了沉重打击。她的哥哥总是惦记着她，当年哥哥从地下工作转到延安时，把从事重体力劳动积攒下来的微薄报酬，全部给了瘦小的她，希望她买些营养品补养身体。于蓝在奔赴东北战场后又一次和哥哥相遇，哥哥特意给她送来了两个特别大的苹果，捧着苹果她哭了，他知道这是哥哥在多么艰难的环境下省给她的。

于蓝丈夫田方（《英雄儿女》王芳亲生父亲王文清政委的扮演者）留给她的温馨更是一言难尽。延安时期他们的小家安在一眼新打的窑洞里，冬天全是野草刺，练功很不方便，过了几天她觉得平坦多了，后来才知为了让她练功不被扎着，田方竟用小剪刀把刺一根一根剪掉。解放后，为了不耽误于蓝在苏联专家表演班的学习，儿子田壮壮得了猩红热田方都没告诉她，而是坚持自己到医院探望接送，在一次聊天中于蓝无意中才知道的。三年自然灾害，田方偷偷藏下了自己的特殊供应卡不用，和人民共度难关。国家经济好转，他把从未动用过的供应卡又郑重地交给了组织。

然而，“文革”中这两位真正的共产党员同时又是于蓝最亲的人都受到了打击迫害。田方由于文革时期的长期误诊与世长辞，哥哥去世后竟被人高挂在打铁场的高架上，做自杀假现场。不幸还未尽，在于蓝最沉痛时，医院又通知她患了子宫癌，乳腺癌，两次手术，甚至切除两个乳房……这简直要致于她死地了。

“……但是，我知道我还要走下去，不管多难。”于蓝在哽咽中讲着。

是人民群众在艰苦的日子里，给她以温暖和鼓励。为田方同志开追悼会那天，当时的北影厂只许一个车间去几个人，可那天实际开会时人多的出奇，就连会场外也站满了人，北影许多同志默默乘公共汽车专程最后一次看望自己的老厂长，参加其他追悼会的人听说是在为田方开追悼会，也都主动朝这边聚集……

于蓝是在长沙参加他哥哥追悼会的，当时那个工厂为限制工人到会，用花盆圈住礼堂的一半儿不许人过，于蓝亲眼看到工人师傅们冲破门卫阻挡拥进礼堂，楼上楼下全坐满了人，主持会的不许死者家属讲话，会开完人们就是不肯散去，于蓝非常感激，走到台的前口向大家深鞠三躬：深深的感谢全场职工对于于亚伦同志的敬爱，对于我们家属的关怀，我请求你们可以离开会场了，谢谢，谢谢……”这样大家才渐渐散去。通过她的讲述，我看到了光环背后的另一个她。

和于蓝相比我真的很惭愧，我总是用一种负面情绪看待眼前发生的一切事情。

——“虽然我力挽不了狂澜，但是我还是从自己做起，你不用看别人，就看我于蓝变没变！”在我最困惑的时候于蓝曾这样鼓励我。

随着时代的变迁，个人命运的大起大落，有的人变的实惠了，利己了，甚至与她格格不入，但她荧幕上下的表里如一赢得了人民大众的心。

人民群众不忘“江姐”

在为童影操劳的日子里，广大群众仍没忘记她，不断关心她，打听她。

有一次我陪她到山东参观一个工厂，当我们刚走到院子中间，楼上的窗户一下子全打开了，工人们向他招手，江姐江姐的叫着，听着这些亲切的呼唤，于蓝同志激动地流下了眼泪，我知道这绝不是演员单纯对仰慕她的观众的一种感激之情，而是一种深深的理解和沟通。

是的，时代变了，但广大人民群众追求真、善、美的心态没有变，于蓝做人的宗旨没有变，我庆幸，自己曾经在于蓝身边工作过。

关于作者：阙蕾，著名导演阙文之女，曾任于蓝的秘书。1961——1967史家胡同小学学习；1967——1970北京七十二中学学习；1971——1972房山插队；1972东城饮食管理处工作；1979北京医用冷藏设备厂工作；1986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工作；1987——1989北京电影学院管理系毕业；2001年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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