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瘟疫做斗争的唯一办法，就是确认二加二等于四

昨天看到一个文章标题，说是在新冠疫情两年多后的今天，才终于看懂了《鼠疫》。

的确，小说里的很多情节和细节，就好像当下现实生活的预演一样。

加缪不愧为天才，短短的一部小说就颠覆了人们诸多的惯性，而且颠覆的发生，不是翻江倒海的，也不是歇斯底里的，而是通过再平常不过的叙述和谈话，端在读者面前，让你心服口服。

比如关于英雄主义。面对这场灾难和瘟疫，你习惯认为谁是英雄？是主角里厄医生吗？是那个奋不顾身奔赴一线的国际主义战士塔鲁吗？既然是颠覆，这些标准答案肯定不会是加缪的答案。

在小说中，加缪有这么一段来解释他理解的英雄主义——

“不错，如果人真的非要为自己树立起榜样和楷模，即所谓的英雄，如果在这个故事中非得有个英雄不可，那么叙述者恰恰要推荐这个微不足道、不显山露水的英雄：他只有那么一点善良之心，还有一种看似可笑的理想。这就将赋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确认二加二就是等于四，并且归还英雄主义其应有的次要地位，紧随幸福的豪放欲求之后，从来就没有超越过。”

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认为这部小说是一部英雄主义的颂歌，如果你认为重大瘟疫面前必须要有歌功颂德，那么你错了。在加缪笔下，乱世不一定非要出“英雄”，那么从始至终承认二加二等于四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主义，才也是真理原本的面目。

想想我们所有人都正在经历的这场肺炎疫情，如果一开始大家都能坦诚承认“二加二等于四”，又何以至此？

同样是关于英雄主义，小说中的记者朗贝尔却有着全然不同的理解。他无法认同里厄医生他们“为理想而死”的英雄主义行径，他感兴趣的只是“为爱而生，为爱而死”，所以“不必去装什么英雄。”

里厄并没有去反驳朗贝尔的个体化反抗，而只是说平淡地说，“同鼠疫做斗争的唯一办法就是实事求是”。当朗贝尔问及“实事求是”这个词的意思时，里厄医生说：“我不知道它的普遍意义，但就我而言，我知道它的意思就是做好我的本职工作。”

结合这一次的肺炎疫情，很多人看似只是在“做好本职工作”，但他们才是这场瘟疫中真正的英雄。姑且不说那些写下请战书第一时间奔赴一线的医务人员，解放军战士，那些每天奔波在路上的外卖小哥，还有门卫大爷，以及超市里的售货员，马路上的清洁工，以及处理垃圾的人，他们每天耐心地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却用一己之力维持着整个国家暂时停摆时人们的所需所求。

在《鼠疫》中，里厄医生与塔鲁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

里厄：不相信上帝，竭力同死亡做斗争，这样对上帝也许更好些。

塔鲁：您的胜利永远是暂时的，不过如此。

里厄：这不成其为停止斗争的理由。

塔鲁：我不免想象，这场鼠疫对您可能意味着什么。

里厄：意味着连续不断的失败。

塔鲁：这一切，是谁教会您的？

里厄：是苦难。

看到这里，想到今天舆论场上关于这次肺炎疫情报道的争议。有一些认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是共同抗疫，所以那些揭露苦难的表达应该先退居二线。如果一不小心“苦难”冲在了前面，还会上来一些人不由分说给你扣上一顶“造谣”“别有用心”的帽子。

这场疫情本就是一场深重的苦难，甚至是灾难，为什么要拒绝承认“二加二等于四”？在正能量之外，确实就有一些正在经历着苦难的人，比如前期那些无法及时救治不幸去世的人，还有那些被困在高速路上的货车司机，还有那些残障或者养老院的人，什么时候我们变得这么玻璃心？如果在苦难之中尚且拒绝苦难，那么这场苦难最终又将会留给我们什么？

虽然在鸡蛋和石头面前，不能要求所有人都站在鸡蛋一边，但至少，请承认鸡蛋吧。

在小说的最后一个章节，鼠疫悄然离去，整个城市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庆祝这场斗争的胜利。“死亡降临都没有真正实现的平等，解脱灾难的欢乐却做到了，至少在这几个小时成为现实。”加缪如此写道。

是的。大家同患难，无论肉体还是心灵，都经历一段艰难的空白，一段无法弥补的流放，一种从未满足的饥渴。而即便如此，这场瘟疫过后，人们终究会遗忘很多事情。

在小说结尾，加缪给后来的人们敲响了警钟——

“翻阅医书便可知道，鼠疫杆菌不会灭绝，也永远不会消亡，这种杆菌能在家具和内衣被褥中休眠几十年，在房间、地窖、箱子、手帕或废纸里耐心等待，也许会等到那么一天，鼠疫再次唤醒鼠群，将其大批派往一座幸福的城市里死去，给人们带去灾难和教训。”

就像文末出现的那个不起眼的老人说的一样，“鼠疫就是生活，不过如此。”因为，人始终是老样子，这也正是我们的力量和无辜所在。

“在隆冬，我终于发现，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感谢加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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