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林 | 重生会怎样？——以《真实的人类》中的机器克隆老人为例

作者

程林，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本文原载《科普创作》2019年第3期，注释在此省略，全文请参见刊物或知网。

本文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2018年青年创新人才培植课题“近期科幻中的机器人养老伦理困境”（项目编号：18QNCX11）阶段性成果。

随着全球范围内老龄化的加剧，养老不仅是很多国家面临的社会难题，也是“准老人”甚至是年轻人的顾虑。不少人寄希望于未来技术，但实际上，人体（特别是老人的身体）与机器的距离似乎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遥远。读者只需想想植入式假牙、人造耳蜗、生物芯片和心脏起搏器等弥补或加强现实性的延伸器具或人造器官，就能体会到人与机器的距离，这种人机结合的方式会越来越普遍地服务于老年人。技术向善、智慧养老已成为现实中很多人的愿景，甚至是部分人的希望所在。技术会在何种程度上缓解养老难题，已投入使用的社交性机器人养老是否奏效，更先进的未来技术（大幅延生技术、冷冻人解冻技术甚至是永生技术等）的应用效果和挑战如何，我们还难下判断，但技术的不断进步与未来学家的许诺已让不少人对延生甚至永生浮想联翩。在这种情况下，虚构的科幻文学或影视作品可以预设场景，供人们进行应用讨论与伦理思辨。本文通过分析瑞典科幻剧《真实的人类》（Äkta människor，1~2季，2012-2014年）中老人通过机器克隆而重生的故事，为相关研究的素材库增加一个例子。

机器克隆人

2012年来，科幻世界中出现了数部探讨或涉及养老机器人问题的小说、电影、电视剧和动画短片。部分理工科专家甚至社会科学学者可能并不看重科幻，但实际上，某一特定的机器人故事虽不能解决人机交往中的所有伦理死结，为它们提供标准答案，但往往能展现丰富多样的前瞻性画面，拓宽人的认知空间，催人反思。因此，虽有观众将机器人科幻视为远离现实土壤的儿戏，但也有学者将其视为严肃“文本”。例如，瑞典科幻剧《真实的人类》播放后引发热议，成为探讨何为“真人”、人机关系与界线以及人机伦理的理想素材。这部科幻剧的英语改编《人类》（Humans，2015—2018年）已经热映，国产版《完美芯机人》也已开拍，可见剧中机器人或人机协存话题所引发的兴趣已经跨越了国界。

《真实的人类》描绘的并非科幻银幕上典型而又常见的“恶托邦”未来世界。相反，宜家简约安逸式的生活空间随处可见，部分场景是小镇田园。它前瞻性地呈现了比尔·盖茨预言的“家家都有机器人”的人机共存世界，仿真机器人活跃于社会的每个角落，从事着单调、繁重但也不可替代的工作。不过，在这看似风平浪静、人机协存的未来社会中也暗流涌动，人机冲突不可避免。其中，老人与机器人的关系是一条重要的故事线。第一季主要探讨了老人莱纳特对机器人老友欧迪的情感依赖，以及他和高智能机器人薇拉“人之感性”与“机器理性”之间的冲突。第二季则勾绘了离现实相对遥远的一个画面：老人死后以克隆体的形式重新出现在家人面前。莱纳特临终前同意由机器人公司复制他生前的各种影像，他的身体与部分意识在死后被掌握最新技术的“普罗米修斯（古希腊神话中的造人之神）”还原出来。意识上传、实现永生已是挂在部分未来学家嘴边的常见话题。如果意识在人死后可以保存或者重塑，那人去世后以机器克隆体的形式回归世间也就不是天方夜谭了。

图一 电视剧《真实的人类》海报

虽然死亡从人一出生就孕育在人体内，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在人类历史中，延生、重生与永生是一种难以抗拒的自恋与自爱。在这条路上，很多人不愿轻易止步。在古老神州，秦皇汉武唐宗都奢望挑战天年，找到灵丹妙药，但无论群臣喊多少遍“万岁万岁万万岁”，永生也只是一场徒劳。道家个体则希望修炼成仙、长生不老或返老还童，《西游记》中的延世蟠桃也令凡人垂涎。在欧洲传统中，王侯贵族企图以雕塑或临终面具的方式来与死神顽抗，中世纪晚期也有人通过购买赎罪券的方式求得天堂入场券。在《黑镜》第三季第4集《圣·朱尼佩洛》中，尤琪死后将意识上传，永生于“常青天堂”（圣·朱尼佩洛原文“San Junipero”中的Junipero是一种刺柏，对应拉丁语词Juniperus，其中词根junio意为青春，树名有青春、长青之寓意*）。与之相反，《真实的人类》中的莱纳特整个身体都被机器克隆化，带着由生前影音资料拼凑起来的意识和记忆，回到他只剩一丝念想的人间牢笼。沉迷于记忆的莱纳特实际上并非怕死之人，恰恰相反，他经常因为旧习惯或为重温美好回忆而不顾生命危险。但他为何依然选择重生？这或许是因为他希望能再见到机器人欧迪（他同时扮演着莱纳特机器保姆、朋友和儿子等角色），毕竟后者因为他的过失而失踪了。

*该词由同济大学成沫博士释义，特此感谢。

困惑与挑战

在《真实的人类》虚构的后人类图景中，莱纳特的命运喜忧参半。好消息是重生和永生并不像有些人文关怀学者担心的或者电影《普罗米修斯》中展现的那样，仅是有钱、有权、掌握数据的神秘寡头的专属生命福利。在此，普通人也可登上“续命方舟”。坏消息是当莱纳特以“人机器”（即“hubot”，human与robot的组合词）的形式被送货上门时，之前并不知情的女儿英俄不知所措。仅仅因为是否给爸爸“开机”，她就陷入伦理选择的困境。令做出草率决定的莱纳特始料未及的是，他的“复活”带来了不少挑战与困惑。

首先，克隆莱纳特严重冲击了生命伦理和家庭赡养伦理，彻底改变了人类生与死的二元关系。目前，生物克隆人技术被一票否决，那人真的可以复制记忆、再造身体吗？通过重生的方式自我续命，是一种极端的、不因自身先天残疾而实施的人类自我增强行为，这比使用机器人伴侣甚至比人的“赛博格化”所遭受的伦理责难更大。此时的莱纳特只需要电力维持，不会带来赡养的经济压力。但是，他却为家里增添了一个熟悉但又陌生的、自然人性减少了的成员，异化了亲子关系。这与中国道家远离人间烟火，以个体的形式成道成仙而不引发家庭伦理问题不同。如何对待莱纳特的克隆体，是否可以将其“关机”，都足以引发女儿英俄的“伦理撕裂”。硅胶和机器结合的身躯让莱纳特的身体接近永生，只要他不被“关机”。但他的“开关键”就在腋间，与他关系微妙的女婿汉斯可强行将他关机、电晕、放置在杂物间，甚至将他“回收”。问题是，汉斯可以通过关机来“安眠”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谋杀”克隆的岳父吗？——即便“关机”并不是真正谋杀岳父，家人还可以重新为其“开机”。就连莱纳特与他之前的机器人女佣薇拉的关系也变得微妙了，因为他自己现在也是机器人：人机主仆的二元关系变成了机器与机器的关系。

他的机器之身还无法拒绝外来程序的植（侵）入，就像一个U盘或没有杀毒软件的电脑一样。尚未到懂事年纪的外孙女索菲娅是唯一一个喜欢机器人外公的家庭成员，但原因也仅是他现在身上的味道更好。她为外公从网络上下载了跳舞程序，莱纳特开始跳现实中很受年轻人欢迎的机器人舞。但同时，这也使他感染了未知的机器人病毒，导致后来舞步大乱。实际上，他才是家里机器人中多余的那一个，而不是最终因为他被送走的、唯一做家务的机器人薇拉。显然，如果哪个家庭成员的伦理神经没有那么纤细，那孩子们的外公也不过是一个玩偶或傀儡木偶而已。外孙托比亚斯和玛蒂尔德及他们的朋友甚至尝试将他重装，导致他的ID被清除。这使得英俄无法将他从机器人安全局取回，因为“查无此机”。虽然他的克隆体还在某个“人机器”废弃场，被关在玻璃容器里，迷茫地望着外面，但在女儿英俄的眼里，他实际上已经第二次死去（即便后来他幸运地被救出并与欧迪重逢，但家人并不知情，他与家人也不再有联系）。只是英俄不知道，莱纳特这次是被外孙和他们的朋友“玩死的”。

在基督教所构想的完美世界里，死后的他本有希望去彼岸天堂，但他却选择重回此岸俗世罗网。基督教文化对人的生死的自然性有着更为严格的规训。可以想象，在未来的后人类时代里（包括赛博格技术使人的寿命大幅延长时），赡养伦理会受到剧烈冲击。

其次，莱纳特的克隆体同样带来了审美和心理冲击。一些奇幻小说或鬼怪志异中，复活的人（尸体）从坟墓中爬出来，会把人吓得魂飞魄散。莱纳特完全不同，他既不丑陋，也不害人，而且家人就算害怕，还可以选择不给他开机。与复活的尸体或者活着的真人不同，莱纳特的克隆体身穿有着机器人特色的、整整齐齐的服饰，外貌和举止较之生前均有小幅变化，静止时就像被处理过遗容的尸体。在某些特定的光线下或空间里，如果人看到已经去世的人以这种形态出现，想必不会习以为常或心无波澜。

早在机器人刚在现实中出现的20世纪70年代初，森政弘就开始考察机器人的外观设计与人的心理接受能力问题。他在随笔《恐惑谷》（《不気味の谷》）中指出：当人造人和仿真人造肢体的类人性达到一个临界点时，如果它的类人性继续提高，一旦露出非人破绽，就会引起人的反感、排斥和不安，从而跌落到人心理承受范围的谷底，即“恐惑谷”，尤其是它还在运动时。

莱纳特的克隆体实际上是因为人的自然性到人工性的演变而让人产生恐惑的感觉，虽不至于深深地跌入骇人尸体或僵尸横陈的“恐惑谷底”，但仍能让人感到不适。再加上他只剩部分记忆，举止言谈与过去已经不同，自然会让家人感到不安。

女儿英俄强调仪式感，坚持在所有家人（包括机器人佣人）都在场时再给爸爸“开机”。但他从包装盒里“重生”的那一刻，更有仪式感：仿如尸体从棺材里机械地坐立起来，宛如人机共存社会中的僵尸还魂。他当然没有玛丽·雪莱笔下弗兰肯斯坦的丑陋怪物那样让人感到害怕，但他却更让人感到诡异不安。森政弘还设想了逃离“恐惑谷”的可能：当人造人像真人一样时。但他同时也认为，这种技术难以实现，并建议不要以此为目标。克隆机器人版的莱纳特实际上由真人扮演，客观上讲已经非常接近真人，但他仍然难以完全摆脱“恐惑谷效应”的阴影。“人造人完全像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仅是一种理论可能。

图二 莱纳特从棺材般的包装盒中坐起

（《真实的人类》剧照）

最后，莱纳特是一种人性减少的人形存在，他不仅要求观众判断其是否是“人”，也冲击了人的自我定义边界，异化着人的同类认知，推动人不断地去调整自我认知。如果莱纳特不再是个体现象，那么套用法国女思想家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一个论点，就是“我们对自己来说也会变成陌生人”。对女儿、女婿和外孙来说，莱纳特的定位是难以解答的问题：他还是不是爸爸、岳父和外公？

日本机器人工程师石黑浩（Hiroshi Ishiguro）致力于制造最像人的机器人。他甚至派机器人复制品代他去参加学术会议，让后者进行程序设定来朗读他的演讲稿。人们有时候也在想石黑浩是否是“科学狂人”（mad scientist）。在与石黑浩对谈中，当代德国哲学界后起之秀加布里埃尔（Markus Gabriel）露出的是怀疑的目光。在被问及德国人为何抗拒高智能仿真机器人时，他解释道：自康德谈论人的尊严以来，人性和人的尊严在德国不可侵犯。人们对人性有着清晰的认识，而设计和制造高仿真、高智能机器人在德国人看来是对人和人性的威胁（参见日本电视台节目《欲望时代的哲学》中加布里埃尔与石黑浩对谈机器人的部分）。而人工续命、复命比高仿真机器人给人的认知冲击更大。显然，当人与机器人的界线变得模糊时（更不要提人以克隆机器的方式复活），以加布里埃尔为代表的学者坚守的是人之为人的尊严与界线，这在西方文化中颇具代表性。与东方佛教文化中“万物有灵”的传统不同，西方文化传统下的人位于尘世的绝对中心，人类中心主义者不会轻易容忍“人”的传统定义和定位被动摇，必会竭力避免“人性末日”甚至人的“末日”到来。末日亦非儿戏，不会像悲观者预言的那样说来就来；但随着技术不断深入人的身体与心灵，人的自我认知调整已在所难免。

余论

从韩磊的歌曲《向天再借五百年》中，我们听到的是一代帝王“踏遍万里河山”，向天喊话的万丈豪情，体会到的是后者无法逃避生老病死的英雄气短。但如果小人物莱纳特先知先觉，提前知晓他的克隆之身所带来的种种困惑与窘迫，他或许不会向天再借多少时间。对莱纳特来说，重生和永生是一把双刃剑，而且更像是仅有一瞬美丽却丧失生命和为父尊严的尴尬误会。在玛丽·雪莱短篇小说《永生者》（The Mortal Immortal，1833年）中，主人公温兹是一名在永生中陷入无限痛苦的人：无论是妻子还是村民都视容颜不改的他为怪物。作为他者和秩序破坏者，莱纳特与温兹无法再找到自己在原有秩序中的位置，共同展示了永生、重生所带来的痛苦或尴尬。重生和永生并不总是意味着去虚拟乌托邦圣·朱尼佩洛、格林童话式地从此幸福地生活着，或像道家所愿，在仙云道雾中坐看沧海桑田，也有可能更深地坠入凡世罗网。人们很难接受老人像一个虽不威胁人身安全但却诡异的怪物，也难以接受老人被当作玩偶来对待。

日裔美国思想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提问道：人们会紧紧抓住因为生物技术进展而得到延长的性命，还是觉得无止无尽的生命充满空虚并且不可忍受呢？尽管福山如此设问，尽管有莱纳特和温兹的例子，当延生、重生和永生的机会到来时，大多数人或许还是会跃跃欲试。但《真实的人类》中的莱纳特具象展现了重生后的种种遭遇，催人反思。而这种反思并非完全脱离现实土壤，拟通过“人体冷冻”以求某天实现重生的人们或许也会面临类似莱纳特所经历的问题。莱纳特在稀里糊涂的情况下贸然接受了利用新技术重生的建议，因此遇到了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这或许也是《真实的人类》在这条故事线中要传递的讯息，或至少是观众应该从中得到的启发：如果人类盲目地对待技术，或许会打开潘多拉盒子。优秀的科幻作品一再用“先技术、后反思”这一行为所带来的悲剧来做反面论证。人们应该先进行充分的伦理与人文思考，再实施某一特定的技术。遗憾的是，科幻所带来的讯息或启发经常被淹没在“科幻是虚构的”“科幻论证不充分”等论调中，而这些论调往往又以人们潜意识中“用科幻直接指导现实”等错误赋能为基础。虽然人们在大众媒体中经常读到“科幻中描述的××成为现实”等类似表达，但显然，科幻最应发挥的是预设、具象、实验、讨论与启发等功能。

人类社会正以极快的节奏演进。在未来的后人类时代，趋于紧密的人机关系、个体的进一步赛博格化甚至克隆化或许会成为现实。著名的人工智能预言家和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甚至曾预言，在不远的将来，技术将让我们变得更聪明、更健康，人类将在2029年实现永生，这个预言我们经常能在大众媒体或网络文章中读到。如果技术加强现实的人生趋势不可逆转，那在机器人、赛博格、复制人和永生人这些参照物面前或存在状态之中，人就应该更好地认识和定义自己，并做好心理、情感及伦理准备，以得体的方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如果不奢求那诗意的栖息），并防止当人机协存或融合社会真的到来时，不得不面对一个异化的世界，在原本熟悉的世界里感觉无处为家。

推文编辑 | 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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