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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杰 || 记忆老西安:西关正街(二)

2017-07-09 老西安记忆

六十年代的西关机场航站楼


西关正街

朱文杰

  

  三

  

  西安西关机场,是西安市最早的飞机场。建于1924年,位于西安西稍门附近。

  

  西安西关机场在唐代属于醴泉坊,上世纪的1999年在这里发现了烧造唐三彩的窑址,以及出土三彩建筑构件、唐三彩残器等,被称为古长安醴泉坊窑址。陕西省考古所姜捷先生主持过唐三彩醴泉坊窑址的发掘,他指出:醴泉坊窑址所处时代正是晚唐,其中出土的大量日常器皿证明了唐三彩从冥器到生活用具的转型。这是三彩考古学上的新发现。他还说:醴泉坊窑址位于当时唐代的西市北边,也可以断定窑产三彩会促进市场销售。而这些产品多为实用生活用品以及建筑饰品。

  

  西关机场古长安醴泉坊窑址这一重大发现,为了解西安地区出土的唐三彩器提供了实物证据,意义非凡。  


  西安西关机场建机场之前为清末所建西关大教场,俗称西教场,又称大营盘。1909年陕西组建由汉兵组成的新军,西关大教场为陕西新编陆军混成协的营房所在地和操练场地。

  

  辛亥革命西安起义于1911年10月22 44 33993 44 14940 0 0 3943 0 0:00:08 0:00:03 0:00:05 3942日(农历九月初一)爆发,起义组织者上午在西安西关林家坟召开紧急会议,林家坟在大营盘西北,西门十字往西二里(唐义宁坊)古景教寺右首。张凤翙、钱鼎、张钫、万炳南等同盟会、新军、哥老会负责人参加,会议推举张凤翙为首领,钱鼎为副职,并决定在当日中午即发动起义。于是,张钫、党自新等率徒手兵数百人冲进军械局,缴获大批武器弹药,随即分兵占领巡抚衙门。与此同时,钱鼎得知西关小学堂存有一些枪械,便迅速带百余人到学堂收缴。小学堂的旗兵哪里能料得到,顿时都缴了械。将旗人捆好后,钱鼎带人来到西门,见城门还开着,知道起事上面还不知道,便冲进西门。钱鼎与张宝麟入据陆军中学校,夺获器械,转而东南。张凤翙率大队为中路接应。不久由西门进城的新军其他各营队,分别进占城内各衙署和军事据点。起义军首先占领城内军装局成立临时司令部,起义军定名为 “秦陇复汉军”, 张凤翙为大统领,成立临时军政府,起义成功后立即通电响应武昌起义,成为全国第一个响应革命的省份。

  

辛亥革命西安起义


  为什么选西关开如此重要会议?应该与参加起义的主力之一为新军有直接关系。当时,张凤翙充任新军协(旅)司令部少校参军兼二标一营管带。

  

  再有,当年西关南火巷口有个茶馆,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革命党人把该茶馆作为秘密联络点,并由新军混成协队官张光奎负责与茶馆联系。联系人为卢慧卿,后俩人结为夫妇。西安起义爆发时,张光奎带领数十名新军士兵,身着便装,暗藏武器,在军装局附近巡查,策应张钫等顺利占领军装局。紧接着卢慧卿也由西门入城参战。张光奎、卢慧卿夫妇为陕西辛亥革命先驱。辛亥光复,张光奎任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府参政兼东路筹饷大使。卢慧卿是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巾帼英雄,被誉为辛亥女杰。

  

  西安当年有民谣:“张云山,性子暴,走进西门就打炮。”就是说他率兵从西关进西门。张云山,陕西哥老会的头领,任新军协司司号官。1910年张在西安开了名为“通统山”的山堂,自任山主,“通统山”开堂之后发展很快,陕西新军的总人数不足6000人,在通统山列名入会者达2800余人。辛亥光复,张云山任秦陇复汉军兵马都督。

  

  作为秘密联络点的西关南火巷茶馆,以及起义军由西关出发,各营队由西门进城的记载,说明西关正街、西门在辛亥革命西安起义中占居的重要一页和光辉历史。

  

  后来这里建成西关机场,1930年12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空军第六航空大队第三分队侦察机由郑州飞抵,自此始建军用航空西安站。1931年3月,中德合资的欧亚航空公司在此设立西安民航站,逐步开办国内民航线数条。此后,该机场长期军民两用。抗战期间西关机场一直作为临时机场使用,西安西关机场见证了许多历史。最知名的莫过于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负荆请罪”送蒋中正先生回首都南京,就在这里登机。

  

西关机场的老照片


  1937年冬,西关机场扩建,并设立空军西安总站。1943年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即陈纳德飞虎队)进驻西关机场,以西安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前线机场。与中国空军11大队并肩作战,夺回了制空权,为保卫西安立下不朽功绩。当时西安西关机场的美国军用飞机很多,主要是P51野马式战斗机和P47轰炸机和少数被称作黑寡妇的P38夜航机,偶尔也会有B25大型轰炸机降落。

  

  1949后西关机场正式成为西安民航飞机场,是中国距市区最近的机场,距离西安城中心钟楼的直线距离仅4.4公里。五十年代前后机场四周曾掘有深达三四米深的壕沟,记得我上小学时1959年前后,经常跑到西关飞机场附近的壕沟外的地里用石头打野兔,挖田鼠洞。还挖出了田鼠挑拣的一个个滚圆饱满准备过冬存粮的一堆黄豆。我们还在壕沟里捉蛐蛐,沟畔上摘酸枣。一次爬上沟,钻过铁丝网,进到机场,企图在里边逮蚂蚱。突然,受到警卫鸣枪示警,忙朝外逃,头顶有子弹嗖嗖滑过,发出凄厉的叫声。一个同学小腿肚子中弹,滑滚到沟沿,我们忙围上去,才发现中的是一颗橡皮子弹,拔掉后起了个水泡,疼得这小子直声喚,这时一架飞机好像贴着我们的头顶飞过。巨大轰鸣声,不是一般的震耳欲聋,摧肝裂胆的感觉,好半晌头都是昏沉沉的,耳还在鸣,嘴张开有点合不拢。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被飞机所震慑。西关飞机场便给我少年时留下最惊心的记忆。

  

  由于西关机场是距离城市太近,据市中心距离甚至小于现在大型机场跑道长度。而且噪音很大,距离城内建筑过近,于1991年迁至地处咸阳市东北13公里处,改名为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2004年12月1日建成的丰庆公园。就是在旧飞机场的原址上建立的。

  

西安丰庆公园


  机场迁走了,但和机场有关的西北航空公司、航空酒店、民航管理局、民航售票处等单位还在西梢门老机场旧址一带。这些部门不少人都成了我的朋友,有任过西北民航管理局宣传处长、西安咸阳机场工会主席的许汉平,从航空公司走出的作家,现任西安市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的杜爱民,任《西北航空》杂志总编辑,西安市诗书画研究会会长的傅晓鸣,青年作家吕虎平,民航售票处的主任乔丽萍和陕西省作协会员的王斌。还有书画家、摄影家几十个朋友。

  

  1994年前后我被聘为西北航空公司青年文学笔会中心的顾问,《西北航空》杂志的特约编审,一下兼职干了二十多年。现在仍是由《西北航空》改刊《东方商旅•云中文化》杂志的特约编审。在这个航空杂志上曾发表了我最早的一批游记散文,收入我的两本散文集《青平乐》《拾穗集》中。我第一次坐飞机,就是西北航空公司的飞机,还是免票、享受特等仓待遇。一次安排采访机长,还进入了正在飞行中的飞机驾驶仓,与驾驶飞机的机长合影。

  

  可以说我与西关机场、西北航空公司缘分太深了,几乎成了他们中的一员。

  

  四

  

  西关剧场,位于西关正街92号,南小巷东侧,原为新民社演出剧场,解放初期以席棚搭建而成,后来改成砖木结构。是1956年兴建的。当年只演戏剧,是原西安市文化系统的一个专业剧场。现在是西安市西关影剧场。

  

  西关有个秦腔剧社的新民社,西关的新民社和西关剧场的创建人都是秦腔表演艺术家王正秦 。1949年王正秦在一王姓富商帮助下出资买了西关八家巷口的一块地皮,以股份制形式建起了比较简易,席顶棚的西关剧场,首先保证舞台结实,能演武戏,能挂大布景,台口能挂大气灯。有街巷老人回忆,当年在西关剧场看戏,买竹签代替门票入场,进场后只能站着看戏。剧场改建后才有了座位。我六十年代到西关剧场看过几次戏,学生娃没线,只能买站票,一张票2毛钱。在这里主要看秦腔,有时也演眉户剧。记得看的秦腔有《辕门斩子》《五典坡》等。

  

  我第一次登台演出,就是在西关剧场。用口琴为男声小合唱伴奏,时在1965年,我在西安市27中学上初中三年级,参加莲湖区举办的什么“抗美援越文艺演唱会”。唱的那首歌不怎么好听,较生硬,名字自然也记不清。1969年元月我被分配到铜川商业系统,一去就参加了文艺宣传队,在乐队拉二胡。1970年我调入铜川市歌舞团乐队拉贝司,生命中有了八年的演艺生涯,忘不了的是这起初第一次登台的西关剧场。

  

  1975年前后我所在的铜川市歌舞团在西安参加全省文艺汇演,汇演结束后又在西关剧场进行了约一个月的商业演出。

  

  我西安的家离此不远,在西门里的白鹭湾,我的父母、外婆、舅舅等亲戚和不少年轻时的同学、玩伴,都分别被我邀请来看演出。我当时任乐队队长,还负责团里的外联,好在掌握一点赠票。尤其后十几天票只能卖出去多半场,赠票就更多了。西关剧场比较简陋,没有乐池,我们只好因陋就简从前排隔出过道和一排座位,充当乐池。这所谓乐池前一排座位,旁边都空着,成了我们乐队不要票的特座,而且我们全团120个成员中三分之一都是从西安到铜川的,西关剧场成了团员家属看自己儿女演出,并为之助阵的重要剧场。

  

  当时看演出的观众还算可以,但说老实话水平不咋样。所以,除过礼拜六、礼拜天,观众坐半场成了规律,但还不至于惨不忍睹。

  

  一次我在观众席观察演出效果,听到几个买票进场看演出观众的议论很有意思。一个说:演的啥吗?上当了!一个马上制止并给周围一起来的几个年轻人说:回去不准说铜歌演的不好,让厂里那些瓜货都来上当,要不光亏了咱。还有,对我们一个唱花腔的女高音独唱节目,听不惯,嫌刺耳,其中一个河南口音,好像是头头的,却拚命搧动周围人鼓掌,要求返场。“都给俺鼓掌,喊,再来一首,娘的,让她唱,唱死去球。”还真让我团的女高音独唱返了五次场,闹得演员特兴奋,我给乐队几个人说了真实情况大家一下笑成一团。十年后我还为此事写了一首诗《无题》,发表在1987年一期的《星星》诗刊上,并得到了《星星》主编叶延滨的好评,就是他把最后一句“唱死去球”改为“唱死去吧”。意思是脏字不入诗。

  

  当时我们就住在西关剧场招待所里一排房间里,而我住在后台。剧场里还驻扎有西安市一杂技团,每天早晨5、6点起来练功,练柔术、高车顶碗、抖风竹、叠罗汉什么的,很勤奋,也很辛苦。我乐队的一个人来了兴趣,还偷着骑人家的独轮高车,从车上裁下来,人没摔坏,把独轮车木头座子给摔断了,人家还来找我索赔,赔了几块钱已记不清了。


(图片源于网络,感谢原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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