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杰 || 记忆老西安：土地庙什字（一）

　　土地庙什字（一）

　　朱文杰

　　土地庙什字是西安城圈内西南角比较有名的一条老街道，也称土地庙街。因位于其十字路口的“都土地庙”而得名。

　　所谓“都土地庙”，和都城隆庙一样，全在多出一个“都”字上。传说都统西北数省土地，故称“都土地庙”。 历经岁月沧桑，西安都土地庙早已不复存在了，但名字却流传了下来，可惜“文革”时的1966年又改名为五星街。当时是将粉巷、南院门、五味什字、土地庙什字、东、西梆子市街统一命名为五星街，以东段、中段、西段给以区分。过了大约十年，到了七十年代后期，统一恢复原名时，五星街中的其他5条街道都变回原有旧名，可能因为土地庙的名字，明显带有封建迷信味道，加之那年月残存在人们心目中左的意识还根深蒂固，就没能得以恢复，五星街这个名字就沿用了下来。但当地老户的老西安人还称这条街道为土地庙什字。

　　土地庙什字这条街巷，曾经是分为南北和东西交叉状的两条街，一条被称为南北土地庙什字，是指今天从梁家牌楼到五星街的桥梓口南段，南接南北甜水井街，北挨着桥梓口街南口；另一条东西土地庙什字，指的才是今天的五星街，西连东梆子市街，东对五味什字。

　　关于南北土地庙什字，1966年改为前卫路的一部分， 1972年，南北土地庙什字被改为红光街，之后红光街有一段时间改成了含光街，现在则成了桥梓口的一部分。短短十年，四易其名，在西安也属罕见。他原先那土得掉渣的老街名，只能记载在文字和老西安人的记忆中了。

　　这条街是笔者最为熟识西安老街之一。一是我住在与之隔一条东西梆子市街的白鹭湾，上中学在曾经的南北土地庙什字北口朝东紧挨的梁家牌楼西安市27中，所以有不少同学、朋友在此巷居住过；

　　二是我舅家曾在这什字口西南角有一处两间的门面房，有房产证，解放前租给一家开糕点铺的，解放后长年成了一家蔬菜店，九十年代这一带大拆迁前给卖了，呜呼！才卖了二万多元。

　　朋友中有纪溪坪，他是我27中同级校友，他家曾住南北土地庙什字45号。溪坪是著名音乐家，任西安市音协副主席，舞剧《秦俑魂》作曲之一，我俩也是同行，七十年代他任职西安市歌舞剧团，我任职铜川市歌舞剧团。九十年代末，我们还同场参加职称评聘的古汉语考试，又同时评为高级职称，我多次造访过他土地庙什字的45号小院的“韵园”，我的好友同事和谷也是这里常客，写有《韵园琐忆》。欣赏他养的虫鸟花草，谝西安旧事，不亦乐乎。我们缘分着实不浅。

纪溪坪家土地庙十字45号

　　溪坪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我记忆最深的就是《延安窑洞住上了北京娃》。

　　纪溪坪祖上身世显赫。土地庙什字家中曾存有乾隆皇上御赐他先祖国子监监生纪维世之子纪乃績的牌坊“孝行坊”， 坊建于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建在纪家原籍周至县尚村镇神灵寺村。碑文曰：“双亲寝疾，日夜侍则，躬调汤药，亲xxx，殁后，遵制守庐墓三年，邑侯杨仪，上书请来奖，乾隆帝立即降旨：赐银三十两，建坊旌表”。

纪溪坪祖上“孝行坊”

纪溪坪父母亲婚礼留影

刘炽（前中）纪溪坪（后排右）赵季平（前排左）程大兆（前排右）张大龙（后排左）1975年照片

　　他爷爷纪镜滋是民国政府的西北检察院检察长，父亲纪克让是一位农业科学家，曾任西安市农作物学会理事长、西安市农技站站长。纪溪坪家中存有他爷爷的几张老照片，其中一张是他父亲结婚时在老宅院屋前的合影，照片两侧有持枪护卫的军人，喜庆气氛中，尽显威严，让你明白20年代的西北检察院院长身份的显贵和威风。我也不知纪溪坪何以如此大胆，能收藏有这样的家传照片，怎么躲过了横扫一切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劫难。后来听纪溪坪亲口告诉我，“文革”初期他还收藏有时任陕西省委书记、书法家舒同贴在钟楼旁邮电大楼墙上自我批判、检查的大字报，被他用刀片刻下剪贴成册的书法作品呢。我才明白他有着不同常人的收藏瘾，敢留下这些犯禁的老照片，自然顺理成章了。

　　再有就是，这纪家小园给我印象最深的三棵“命树”，一棵刺柏，一棵黄杨，一棵泡桐。一棵是他祖父为他父亲出生时的1923年栽下的，一棵是他父亲为溪坪出生时的1949年栽下的，一棵是溪坪为他女儿纪韵栽下的。一家三代同出生于此院，真是难得。而且一家四代居于此院，时间跨度足有百年。这处幽秘之小院，文化内蕴如此之深，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我上中专西安财会学校时的老师，画家张义潜曾在他岳父阎佩山家的土地庙什字口的桥梓口106号院办了一所艺苑美校。张义潜老师是一位大师级的画家，他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画的《林则徐虎门销烟》和《闯王李自成》上过我们中学的课本，上过宣传画，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还是西安美院国画系最早的创办者。如今活跃在画坛的一大批画家都是从这里走出的，有利友仁、王权、史国林、周若奇、郭利杰等。我们结识时正当“文革”初起，张义潜老师当牛鬼蛇神，关牛棚挨整的1966年6、7月份，我们几个学生成立了个红旗小组，糊里糊涂把张老师最早“解放”了，让他给我们画抬着游行的毛主席像。文革中，我们可以说吃住在学校，日夜相处，他画画至深夜，我就陪着胡吹乱谝，白天到钟楼邮电大楼去贴张老师画的宣传画，记得有《三元里抗英》《义和团》《金田起义》等。我们的《红旗》因为拥有了张义潜，也叫《红旗美术宣传队》，被对立面诬称为“美国派来的工作队”。真正的滑稽可笑。这时张老师住在南大街书院门北边一个粮站的后院。而张老师他岳父的儿子阎建民，是我西安市27中的同级校友。

张义潜老师

张义潜老师绘画《陈胜吴广起义》

　　我还有一位交往颇深的画家朋友戴希斌，曾任西安美院副院长，就家住东西土地庙什字14号。戴先生那些年经常参加我组织的采风活动，曾一起去过太白山、嘉陵江源头公园、周至老县城、黑河森林公园，我曾为他撰写过一篇评论文章《秦岭与我语》，并为他六、七幅山水画配过诗，记得其中两首《贺兰山道中》和《秦岭晴旭》有点味道：“昨夜的羌笛 / 连接起几堆烽火 / 狼烟惊醒几座峰峦的不眠 / 空谷寂寂 / 飞绝的鸟可能已随千里暮云 / 叠嶂在远山的呼唤里 / 再不见草惊林暗 / 问行路的你 / 为何怆然泣下 / 为何沉溺在虚幻空蒙中 / 佇立成一块石头 / 沉默无言”“屏息凝视 / 入虚无缥缈 / 出烟云萦绕 / 仿佛被摄去了魂魄 / 收不回的眸子 / 与山一起入定 / 佛知我心 / 可在一念之间”。

　　戴希斌的爷爷是冯玉祥的文秘，北京大学毕业，戴家在陕西渊源深厚，先祖在明代镇守潼关，是个一跺脚震三省的人物。他的堂兄是中国四十年代“八大名医”的戴希圣。戴希圣大夫与我家父辈交往较多，我小时有病就经常被母亲领着去让戴大夫诊冶。记得我十岁左右，一次脖子长了一个包，化了脓，患处跳着疼，疼得我是吃不成，睡不下，连大气都不敢出。到了戴家诊所，只见戴大夫仔细看过后拿出一小竹芊，用竹芊头头从一药葫芦中挑出一丁点药粉，抹在我脖子上的大包顶溃烂的伤口上，当时就只觉一阵凉意直冲脑门，似乎一下就不砰砰地跳着疼了，真个是神啦！戴大夫在我头上轻拍一下，说道：这就是金芊串葫芦。后来又让用这金芊串葫芦治了几次，就痊愈了。长大后才知脖子上长的这个包叫甲状腺肿病，俗称瘿瓜瓜，因缺碘引起的，当年是特别的难冶。从此我就记住了医家圣手戴先生的名字，五十年不敢忘。住在土地庙什字一同学告诉我，当年戴希圣家的大门门楣上就悬挂着一块“国医圣手”的牌匾，戴大夫名字中这个“圣”字，作为医家之圣手确实名不虚传。记得九十年代认识了戴希斌院长后，一次主动跟他说起：我们那有个名医叫戴希圣，和你就差一个字。戴院长忙说：那是我哥呢？这一下就拉近了我和戴院长的关系，感觉乡里乡亲的亲切了不少。（待续）

(图片源于网络，感谢原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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