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杰 || 记忆老西安：报恩寺街
报恩寺街
文/朱文杰
报恩寺街是西安城含光门里朝东的一条巷子，位于西安城西南角靠近南城墙处，东起太阳庙门西口和四府街南口，西至甜水井，南边一摆子住户院子，如有后门，可通顺城巷，当时我们叫“马道子”。
含光门曾是唐皇城西南边一个门，门里曾是“鸿胪寺”和“鸿胪客馆”所在地。鸿胪，本为大声传赞，引导仪节之意，主外宾之事，主要负责外事接待、民族事务活动及凶丧之仪，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鸿胪寺”的寺不是报恩寺这样的宗教寺院，是官署名，唐代九寺之一。还有光禄寺、太仆寺、大理寺等。“鸿胪寺”下属的有司仪署、典客署、礼宾院等，还有“鸿胪客馆”，用以接待各少数民族使者与国外来宾的馆舍，相当于今之国宾馆，在 “鸿胪寺”之西。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五月，太和公主出嫁回鹘，一次安置回鹘迎亲使团573人。唐德宗时，一次外国使者入唐而不能返回，4000多人就住在鸿胪寺旁，膳食、供养均由鸿胪寺负责，可见“鸿胪客馆”规模空前之大。唐朝政府为此每年拨粮一万三千斛专充招待费用。
大唐盛世，报恩寺街至朱雀门一带成为丝绸之路对外交流经贸活动最为繁华旺盛的中心地带，“九天闾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唐帝国都城的长安成为人口上百万的世界第一大城市。当时和唐朝通使、交好的国家有70多个，主要有朝鲜、日本；东南亚的天竺（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泥婆罗（尼泊尔）、狮子国（斯里兰卡）等；中亚、西亚、欧非诸国如波斯（伊朗）、大食（阿拉伯）、佛林（东罗马）等。因之大批外宾客商汇聚长安。
我从认识到熟悉这条街，全是因了当年西安最有名的报恩寺街小学。上世纪的1956年，我在报恩寺街西边隔着含光门的私立东西甜水井街小学上学。当年“甜小”属私人办的初级小学，到高小时我就能升入报恩寺街小学，这是我梦昧以求的。因为它曾是陕西省立第一实验小学校，简称“一实”。可到我该上五年级时，“甜小”变成完全小学，所以我没上成“一实”。到我1962年毕业后，“甜小”才成了报恩寺街小学的分校。
“一实”地址在报恩寺街23号。创建于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908年），始为四川尹昌龄先生于城墙下南教场西（即现校园内西侧）创立的客籍学校——公立客籍中学堂。因当年作为省城的西安，官员多是外省人，这所学校专收少爷公子，相当于今天的贵族学校。1914年改为省立单级师范学校并设附属小学，是为学校前身，其间几度易名。1933年始用陕西省立第一实验小学校名。
由报恩寺街小学毕业的最有名的是音乐家刘炽。他的音乐作品有歌剧《阿诗玛》《白毛女》，歌曲《我的祖国》《当我们荡起双桨》《英雄赞歌》《新疆好》《祖国颂》等，是中国音乐界无人不晓的超级大腕。
还有田克恭，先后担任西安市二中校长、西北对外友协副秘书长。他岳父董正谊先生是清末秀才，民国三年创办“省立单级师范传习所”，后为便于师范生实习，又创办了附属小学，董先生担任“省立单级师范传习所”的主任，后改称校长。
田克恭在他著的《西安老街巷》书中写有“莲湖区报恩寺街幼儿园的过去与现在”一章。他文中写道：“这个幼儿园的地方是报恩寺的遗址。……是单级师范传习所的西偏院。”
抗战时期，这一带城墙都挖有防空洞，大约七八个，有几个洞能从城内通城外，防空洞有二三米宽、一人高。东边小南门上有警杆专为这一带街巷老百姓升降红绿灯。实验小学大门口有一座东西长约百米的地下室，是防空袭用的，一旦敌机轰炸，全校学生很快就可进入躲避。夏天附近居民可到地下室乘凉。1949年后地下室就被填埋了。
田克恭上学时的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学校校门是“洋式门楼”，他回忆到“临街处是一排铁栅栏，进中间铁栅门走下一小段慢坡路，正中是学校大门。”到了“文革”时六十年代中期，学校一进大门是一座很大的照壁墙。不少“报小”学生回忆：校内翠竹与古树交辉，教室皆以游廊贯连，有楼亭点缀的园林风格。学校操场北墙东边曾经开有一个小后门，门外是冰窖巷，对面就是陕西省高等法院。田克恭《西安老街巷》书中写有：“省立模范学校——报恩寺街小学” 一文，文中提到“1927年上半年，杨明轩同志任教育厅长时，将原来的模范小学改为‘省立第一模范小学校’。”“1931年，这所小学校划归省立高级中学（今市20中前身）的附属小学，名实验小学。可能由于当时已有西安师范实验小学，所以将这个实验小学定名为‘第一实验小学’。”简称“一实”，当年学校的校歌是：“一实校，一实校，绿枝短墙四面绕。热心学，苦心教，师生忘辛劳。忙过一年一年到，养成健儿把国保；一实校，一实校，礼义廉耻是目标。”
报恩寺街上的送煤老人,赵利文摄于1987年
记得“文革”中1968年前后，报恩寺街小学被火药局与四知村之间的西安砂轮机厂接管，改名为“西安砂轮机厂五•七学校”。当年宣扬的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
我的朋友中，毕业于报恩寺街小学的有好几位“大”人物。
有“神童画家”韩少力，他画的马闻名画坛，为西安一绝，连绘画大师齐白石都写信赞扬鼓励过他。他十二岁就被陕西省美协吸收为会员，当年轰动一时，是我孩童时崇拜的偶像。我们交往甚密，2008年同时被吸收西安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同时从西安市市长手中接过市政府的聘书。
还有西安音院教授梁建群，笔名梁欣，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竹笛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陕西竹笛学会名誉会长。他也是我西安市27中的校友，当时在南院门市委礼堂听过他吹笛，他也是我心中的“笛子王”。
有西安美院美术史论系主任、教授赵农，他是清代军机大臣赵舒翘的重孙。我在《甜水井街的赵家大院》一文中写到过他。
还有油画家、中国美协会员、宝鸡市美协副主席、宝鸡油画院执行院长屈凌君，参加过中国美协举办的几次全国油画大展，他还擅长连环画、书籍插图、纸雕等艺术门类。他家住报恩寺街。他和我的诗友渭水（原名周抗美）是陕西师范大学二附中的同学，一起插队宝鸡的知青。他的父亲屈映明1938年参加八路军129师，曾任朱德总司令的警卫员。1942年进延安鲁艺学习，与渭水的父亲周军曾住一个窑洞。1949年在西安任陕西省军区文工团教导员。屈凌君的母亲是于佑任先生外孙女，曾在西安市六中当老师。他的外祖母是于佑任先生的二女儿于云浦，外祖父王鸿俊是于佑任先生的秘书。
再有作家鲁迁，原名庞斌。1940年生。也是报恩寺街小学毕业，身残志不残，以写作为生命，还是享誉西安的儿歌大王。我十分敬佩这位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业余创作的老作家。我主编的《集邮年华》一书还收有他的散文《邮册伴我病榻上度过400个日日夜夜》。他退休前先后在东仓巷、古迹岭、湘子庙街小学当语文教师，还是商子秦、杜爱民等几位作家的小学老师。我曾在西安城墙管委会组织一次活动中见过鲁迁先生一面，并为他和商子秦合影，也读过杜爱民写的散文《鲁迁老师》。
报恩寺街小学基建挖出来的大石块和石磙
清代，报恩寺街中段是“镇标校场”相对于莲湖公园东边的“北教场”，俗称“南教场”。 东段则是“义精营”， 是西安城练兵习武的重要营盘。
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报恩寺街，下中国象棋的人多。这里十字路口有个露天象棋摊远近闻名，而报恩寺街7号院的张增华，也是当年陕西棋坛的佼佼者。张增华1933年出生，兰州大学高材生，大学时曾被错划为右派，回西安后到莲湖区运输队拉架子车。他二十多岁就活跃在西安棋坛，“文革”前曾和王羽屏代表西北地区参加全国象棋比赛获得第十七名，为国家1级棋士。在省、市象棋比赛中都曾获得第一名。他的弟弟张全禄和我是西安市27中同班同桌的学友，也是我的棋友，我曾从他手中借棋书学习打谱，有胡荣华、李义庭的《中国象棋开局》《中国象棋中局技巧》什么的，还观赏过张增华与象棋特级大师杨官璘在全国比赛上对弈的棋谱。
报恩寺街小学的孩子们对放在学校角落的石碑很好奇
记得报恩寺街东口的东南角，有一块青色的大石头，有次我从朱雀门外步行回白鹭湾的家，坐在这块石头上歇过脚。这附近有一家卖茶水的铺子，两间门面。上世纪八十年代改成一家葫芦头泡馍馆，名“天发芽”。听一食客说：掌勺大厨请的是南院门“春发生”的厨子，因之引得远近吃家盈门，口碑不错。我进去咥过一次，味气正宗，大肠放的不少。另一次特意带人去吃，门口排着长队，耐不住饿的我们只有放弃了。
报恩寺街上小孩在放风筝
报恩寺街小学的西面，民国年间是军官李士隆家的大院和花园，解放后成为“陕西省广播器材厂”，其家属院就是靠东头路南的12号院。另外，报恩寺街38号还曾有个陕西音像出版社，邵华时任编辑部主任。我认识他时他已任宝鸡市歌舞团业务副团长兼指挥，和我曾经在铜川市歌舞团同事的毕践新、张振民共同负责宝鸡市歌舞团，团里推出舞剧《萧史弄玉》在西安演出，邀我去观摩，便认识了邵华。后他调到陕西省广播电视民族乐团任编创室主任、首任专职指挥，成为国家二级曲作家。
1988年春节前几天，全国"龙乐音乐周"在北京举行。陕西代表队以最强实力和最大规模，浩浩荡荡约千人，由陕西省民乐学会会长鲁日融等领队，在国内乐坛演绎了“陕军东征”的大剧，取得辉煌成绩，并被载入史冊。陕西代表团中，以省广播民乐团为主体，当年的青年指挥家邵华携乐队全体演奏家一跃登上人民大会堂“开幕式”的舞台，非常出彩的演奏了打击乐协奏曲《关山随想》。这是邵华先生音乐生涯中最闪光的华彩乐章。
我还从网上下载音频听过邵华1968年的处女作板胡独奏《延河边的回忆》，还有邵华与“笛子王”梁欣合作的笛子协奏曲《啊，青春》，听得人荡气回肠，旋律之优美大气，让我佩服至极。邵华说：“报恩寺、含光门、甜水井一带，是个音乐窝子。我跟梁欣是亲密朋友、发小，重要的合作者（如双笛协奏曲《啊，青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文革’中，一个在城墙上吹，一个在城脚下拉，两相竞技、挑逗、角力，惹得旁观者拍手叫好。”这就是这俩哥们流传至今的佳话。两位从报恩寺街走出的音乐家，永远成了我心中偶像。
卲华指挥乐队演出时的照片
报恩寺街21号院曾经住过一位留学德国的名医李蔚潭。据李蔚潭大夫的孙辈李珊回忆：21号院面积有1.2亩，是1954年我的爷爷用行医的积蓄购置的。它是一处三进院，前院有桃树、苹果树和苜蓿地，后院种着香槐树、石榴树和两棵高大的梧桐树，月季、玫瑰和一片薄荷……
李蔚潭大夫1903年出生于绥远省（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脑包村，1924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后，留校做了两年助教。1933年至1938年作为绥远省公派留学生，赴德国柏林就读图宾根大学医学专业研究生，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1937年杨虎城将军赴欧洲宣传抗日，李蔚潭大夫受杨将军抗日宣传的感召，于1938年回国参加抗战，满怀一腔热血，任李宗仁部队军医，并随军参加了台儿庄战役。 接着，应时任陕西省立医院（陕西省人民医院前身）院长、西北医学院院长张乃华邀请，来到西安，就任陕西省立医院医务长，兼任西北医学院教授，主讲基础医学、生理学、病理学、生物化学，肩负起为国家培养医务科技人员的重担。
解放后，李蔚潭大夫任儿童妇幼保健指导所所长，负责西安市妇幼保健工作。1958年任西安市中心医院儿科主任。李大夫是享有盛名的陕西名医，他的一生都献给了医疗事业。可惜的是在“文革”时期，他被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关进“牛棚”，受到残酷迫害，于1971年离世。
街东路北有一个半截巷子叫六合巷，巷子名字起得厉害，“六合”指天地四方（即左、右、前、后或东、南、西、北加上、下）。还有“六合一统”之说，即天地四方统由皇帝一人统帅、统领之意，李白诗中有“秦王扫六合”。《庄子•齐物论》：“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淮南子•时则训》：一年之中的十二个月，总有两个相对应的月份互相影响、互相制约，并产生变化。这就是：“孟春与孟秋为合，仲春与仲秋为合，季春与季秋为合，孟夏与孟冬为合，仲夏与仲冬为合，季夏与季冬为合。”古代以年月日时十二地支，选择吉日良时，考虑月和日的“冲（不利）”或“合（有利）”，“合”指子与丑合，寅与亥合，卯与戌合，辰与酉合，巳与申合，午与未合，称十二地支六合。用十二生肖属相，作为人与人之间和谐程度上的判断。 即鼠与牛为合，虎与猪为合，兔与狗为合， 龙与鸡为合， 蛇与猴为合， 马与羊为合，为十二生肖六合。武术应用有内三合和外三合之分。内三合指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外三合指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又有眼、心、意、气、功、力六个方面的配合。还有以手、眼、身相合为外三合，精、气、神相合为内三合。看来这“六合”太博大精深了。
六合巷的得名，也正巧有六位山西富商修建的六所深宅大院的原因。这六所大院，门楼子高，砖墙砌得厚，让小贫民、穷百姓望而生畏。
《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
其中一个院子是《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办公地址，这个联合版，是由原《秦风日报》《工商日报》两报联合而成。《秦风日报》是西安事变后成柏仁创办，《工商日报》是西安事变前刘文伯创办。这份报纸是西北地区进步舆论的一面旗帜，是由民盟西北支部掌握的主要宣传阵地。民盟西北支部从1946年2月建立，杜斌丞就任主任委员。杜斌丞1930年任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杨虎城部总参议。1936年西安事变后，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而《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董事长就是由由杜斌丞担任的。
“文革”中的1966年报恩寺街改名为东升街西段，1972年又改名为东升街，1981年才恢复原名。
报恩寺街因寺而得名，但这个得名比较复杂。一些人认为报恩寺街有寺名而无寺，一些当地老住户回忆：相传报恩寺是为了表彰唐初大将秦琼在临潼山救驾有功，被特准修建报恩寺的。还有文章这样说：“唐中宗时辟鸿胪寺一角在皇城第七横街修懿德寺。”
而我对“辟鸿胪寺一角在皇城第七横街修懿德寺”存疑。因为西大教授张永禄先生主编的《唐代长安词典》中明确指出：长安外郭城坊里之一的延寿坊“南门之西，有中宗时为懿德太子追福所立的懿德寺”。 延寿坊在今西安城外西南西北大学新村及其以西处。
时光渐行渐远，报恩寺街明清时就是西安城的一个老街巷，它位于府城西南隅，靠近南城墙含光门东，在原隋唐鸿胪客馆处，唐末以皇城改筑为新城，后渐形成居民街巷，元代这里已“巷陌委曲”，并设有养济院，明清时为长安县领卫水池坊属区。清代雍正年编的《陕西通志祠祀》报恩寺条载：“元至元中赐平章也先捏夫人也鲁为花圃，尝见白石像放光，因舍为寺。”初敕额 “大兴国报恩寺”。明初称报恩寺。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重修。如此看来，报恩寺街上的报恩寺，创建于元。
不论报恩寺和报恩寺街如何演变？时代久远，世事更迭，物非人非造成民间记忆的缺失、朦胧和碎片化，但这条老街毕竟是这座古城数千年来发展的脉络，也是这座城市变化最直接最真切的历史见证。
(图片源于网络，感谢原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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