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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非传统问题研究
（一）生态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并没有重点论述生态问题。不过，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寻找马克思和恩格斯等著作中有关生态问题的论述，试图建立起马克思生态主义体系。其代表人物主要有詹姆斯.奥康纳( James O'Connor)、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John Bellamy Foster）、本.阿格尔(Ben Agger) 、威廉.莱易斯(William Leiss)。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不仅仅会由于生产相对过剩和消费不足而产生经济危机，而且会由于过度发展生产力，过度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和生态资源而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导致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已经是继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国家需要面对的第二大危机。奥康纳曾论述到：“对劳动的剥削以及资本的自我扩张的过程、国家对生产条件的供应的管理、围绕着资本对生产条件的利用与滥用而进行的社会斗争等问题”。可见，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将研究的重点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以及重构，转移到了对生产条件重构，尤其是对生态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为了使得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立论具有坚实的马克思理论的支持，以柏克特（Burkett）为代表的学者从劳动二重性入手，重新阐述了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理论。柏克特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理论可以解释为：具体劳动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是物质和资源等转化的结果，体现的应该是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关系，而抽象劳动创造价值，体现的则是资本家、工人阶级的社会关系，由此可以将自然与社会、自然规律与社会实践联系起来。
生态马克思主义注重分析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生态问题，并从不同的视角来阐述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关的解决之道。这对于解决工业化过程中，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生态和环境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生态马克思主义也扩展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的外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二）女权马克思主义
女权马克思主义可以看作是马克思的权利和阶级理论在女权领域进一步拓展的结果。当代，最具代表性的女权马克思主义者是美国的凯瑟林.吉布森和澳大利亚的朱莉.格雷汉姆，在其著作《资本主义的终结——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女权主义批判》她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很多观点，利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方法论，从女权主义的视角来剖析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女权马克主义者追求性别平等，要求实现妇女的解放。在此过程中，她们从阶级压迫和解放、私有制中家庭和婚姻的演变、生育劳动等视角，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阐述和解释“性别盲点”问题。“性别盲点”是由朱丽叶.米切尔提出的，她认为人们对性别问题的研究缺少重视，使得这一领域成为了“沉默的一角”。女权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关于阶级、平等、权利等方面进行了引用和重新解读，来探讨妇女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同时探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以图寻找到性别平等和妇女进一步解放的途径，同时逐步摆脱传统家庭给妇女带来的束缚，逐渐进入职业领域，在社会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女权马克思主义者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在“性别视域”中找寻女性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来挑战传统的男权社会，追求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从人类发展和进步的角度来看，追求权利平等无疑是正确的，也是值得肯定的。不过，女权主义者宣言的一些过激的言论确实值得慎重思考。
四、 简要评论
纵观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可以总结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几个新特点：（1）研究的主题和范围拓宽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以及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不仅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统问题，如价格—价值转形、资本循环、劳动过程和剥削、利润率下降、货币与信用、金融危机等，还研究生态、女权、种族等问题。（2）研究的方法更加多元化。学者们不仅利用文本分析、文献梳理以及历史分析法，还不断的借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尤其是数学和计量工具的使用使得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更加“现代化”了。（3）理论的逻辑性和现实的批判性意味越来越浓。为了应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经济学是“粗线条经济学”的批评，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利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构建具有微观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时，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批判，对现实社会的审视和批判也越来越强烈。（4）宽视角和跨学科视域正在形成。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从其他学科视角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生物学视角、生态学视角、社会人口学视角等。（5）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的沟通和联系越来越密切。尤其是，一些学者比较分析了凯恩斯、熊彼特、明斯基等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异同。另外，一些学者还致力于比较、分析和借鉴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虽然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取得了一些丰硕的成果，但是其被逐渐边缘化的趋势明显。在20世纪70和8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最辉煌的时代之一，那时候美国等国家主流经济学杂志上都可以看到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应用的文章，甚至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大经济学家也加入了发展和批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行列。不过，随着苏联解体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一样，陷入了低估。以美国为例，很多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转为研究其他经济问题，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论文发表杂志也越来越少，目前仅在《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Science & Society》等少数几本专业杂志发表其相关论文。不过，在美国等国家，还是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他们既研究传统问题，也从空间地理，主流经济学等领域寻找理论工具和方法。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一直在构建马克思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如果构建成功，这将是一件意义非凡的进步。另外，一些不发达国家的学者和留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热情与日俱增。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受到了质疑，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经济学派又开始逐步“活跃”起来。笔者坚信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定会走过曲折，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当然，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我们需要批判的借鉴和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是立足于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现实的，其理论主要是为了解释或解决特例条件下的问题提出的。这就需要我们在学习和借鉴时，本着“去粗取精”和“去伪存真”的科学态度，吸收和借鉴那些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益的思想和理论，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具体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五、学科意义
系统梳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不仅是对西马经济理论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发展历史的百科书式整理，我们由此获得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视野和分析方法的拓宽；在理论演进的背后，我们也能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化路径和多样性特征，这对于正确理解当前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和未来走向，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都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首先，通过整理西马经济学的学术流派和研究内容，有助于了解中国学者在相关领域研究的不足，吸收西马经济学研究有益的方法和视角，完善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内容体系和方法；其次，在西马经济学演变的背后科学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经验，有助于提升对现实经济变化的解释力，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基础上形成“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最后，有助于增加中国马克主义经济学研究与西方的互动，使中国研究走向世界，实现中西学者在共同研究主题上的直接对话。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呈现出丰富的内容，提供了多种分析问题的方法。在学习和借鉴这些观点与方法的同时，也应注意到：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由古典向新古典演化、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异端经济学的融合，这些不同分析范式的基本假设和研究结论存在差异。在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互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注意避免“没有马克思的经济学”这一问题，例如，我们可以借鉴激进政治经济学有关劳资权力关系的模型做微观研究，但是要注意他们缺乏劳动价值理论的问题，避免将马克思的结论与其经济理论相剥离的做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自它在150多年前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以来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即使是不接受它的意识形态的西方学者也不否认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以及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揭示的科学性。但是，我们也要看到，20世纪以来人类文明和社会思想的巨大发展，使经济学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体系。这个可以称之为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不断随着经济学内部“分工”和“专业化”的研究和发展而不断演化，也不断把其他新的经济学流派的理论吸引过来，包括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博弈论的研究进展等等，在国际上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比较成熟、完整和规范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但是，这个理论体系又有一些很大的问题。首先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经济学越来越“科学化”、“精细化”，从而变成了一个非常数理化、公理化的一个体系。当代经济学的主流趋势是，按照一些基本假设，去推导人们和企业微观行为，推导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越来越数学化、导致百分之八十以上乃至绝大部分经济学论文只求逻辑上自洽而脱离现实。其次，这个理论体系是以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成熟市场经济的运行为基础而构建的，不能以此为参照物来解释中国和其他不发达国家、转型国家的经济现象（例如“华盛顿共识”）。第三，西方主流经济学不能解释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分裂、两极分化、贫富差距等问题的根本原因，虽然一些学者尖锐地看到资本主义市场制度出了问题，也看到了主流经济学“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缺陷，并有“回到凯恩斯”、“回到马克思”的说法，但西方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主流立场和作为理论内核的“一般均衡模型”的缺陷使它面临一次又一次的“理论信任”危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所坚持的生产关系分析和“物质生产是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因素”，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决定了它在当前经济学多元发展和各种思想、理论交锋中的优势和科学性，我们切不可妄自菲薄。在21世纪经济学的新发展中我们应该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自信和理论自信。同时，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也应该对现代西方经济学以及21世纪世界范围内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新成果有包容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应该有更多的对话和交流，在对话交流中增强其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因此，充分研究和借鉴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成果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学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