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预测主要原因就是测不准，等待诺奖的经济学家队伍这么长，谁获奖也不意外。如果2023年获奖的是我正好读过一点的，那么今年的回顾会写得快一些；如果是完全不熟悉的领域，那就花点时间过一遍，写完估计得要点时间。简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这个公号的年更系列，欢迎追更。点击各部分末尾加粗的链接或文末链接，即可阅读更详细的年度简评。
对整个经济而言，所有金融机构其实都是中介组织，而它们又涉及分配经济中最重要的资源，那就是钱。把钱借出去的人，自然希望获得回报，包括利息和投资回报等；而想贷款的人，比如说用贷款买电脑，借房贷买房子，或者投资设厂要贷款等，是要用钱来消费或投资或兼而有之。那么，谁来协调借贷双方保证钱能有效分配到收益最高的人手里呢？就是银行和其他类似银行的金融机构了。可想而知，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组织对经济发展而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组织的角色与设立初期相比，已经有了更大发展。比如说，现在的银行不仅部分充当监督者来监测好的或坏的贷款者，也相互之间建立起信贷渠道进一步拓展金融市场。但正如前面说的，银行和金融中介组织也有自身的问题，这些问题在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会进一步放大，更进一步拖累经济复苏，产生“大萧条”或者“大衰退”。那么，又该如何应对经济危机中的银行呢？听之任之还是国家及时主动出手拯救银行于危难之际？所以，如何理解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角色，到如何理解它们和金融危机的关系，以及如何应对金融危机，都是经济学中的重头戏。202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伯南克（Ben Bernanke）、戴蒙德（Douglas Diamond）和迪布维格（Philip Dybvig）三人，以表彰他们在上述问题研究上的贡献。本文择要简述他们的代表性贡献，尤其是戴蒙德和迪布维格（1983）的“期限转换（maturity transformation）”模型，戴蒙德（1984）的“代理监督（delegated monitoring）”模型，以及伯南克（1983）对大萧条期间金融中介的研究。戴蒙德和迪布维格及伯南克等的研究让我们知道：一方面，银行等金融中介对市场繁荣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它们又有几乎无法避免的内在风险。他们的研究也让我们去思考如何监管金融市场，使其能够发挥将储蓄引向生产性投资的重要功能，而不至于不时地造成金融危机。可以说，没有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关于银行为什么存在、在经济中发挥什么作用、为什么内在脆弱的全面理论，以及关于大规模银行倒闭的破坏性和持久性的后果经验说明，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可能更为迟缓。尽管何种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或政策组合才是最佳的，还没有盖棺定论。但戴蒙德和迪布维格及伯南克等的研究，能让我们有更好的能力来处理未来的危机，哪怕它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
由随机实验来确定因果关系几乎是科学的黄金准则。（参见：实验微光照亮贫困世界）对随机实验的批评大致有三类：一是搞随机实验限制也很多，除了研究伦理和实际操作中的限制外，最关键的是费钱，费钱，费钱（作为过来人的一句忠告：无钱不实验！）；二是有些随机实验研究的问题太琐碎，对学科重大问题回应不足；三是随机实验并不是全能的，尤其是在某些条件下随机实验并不足以回答平均干预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这三点都要紧，尤其是第三点和今年的诺奖关系密切。实验虽好但有巨大局限，那怎么办？就只好退而求其次，用观察数据。但既然求其次，必然就有次，“次”在没法很好地确定因果关系。那么有没有办法只是基于观察数据，但又能确定其因果关系呢？202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加州大学伯克利的David Card，MIT的Joshua Angrist和斯坦福大学的Guido Imbens，奖励他们利用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方法研究经济问题以及确定测算局部平均干预效应（LATE：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的框架以识别因果关系。世事不可实验处，设计研究接近之；平均效应多限制，异质还需看局部。
怎么用最合适的拍卖方法来拍卖特定的物品和服务，从而能增进物品和服务供应者的收入，就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学问题。所谓好马配好鞍，好东西要卖高价就要配好的拍卖方法，配得好，拍卖结果就好，拍卖人喜上眉梢，竞拍到的人也乐不可支。那到底怎么配呢？202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威尔逊（Robert Wilson）和米尔格罗姆（Paul Milgrom）师徒两人，以表彰他们在拍卖理论和实践上的推陈出新。两人与合作者及相关的后续研究者一起，大大推动了我们对“怎么配”的理解。按照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说法，他们的研究不仅回答了不同拍卖方法和不同信息环境下竞拍者会如何行动的问题，也帮助回答了监管者应该如何设计拍卖来增加社会收益的问题。也即是说，两人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回答“配得好不好”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看拍卖品是单一物品还是多种物品，其价值对竞拍人是否一样，竞拍人是不是独立决策，会不会受其他人的影响，以及拍卖究竟采用何种方式。师徒两人的研究，从理论到实践，都具有巨大影响力，是实至名归的获奖者。
通盘考虑之后，什么才是减少贫困的最佳办法呢？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bhijit Banerjee，Esther Duflo和Michael Kremer基于田野实验的一系列研究，为如何减少贫困这个人类至关重要的问题提供了他们的答案。也就是说，看一个具体的扶贫措施有没有效，他们就把人随机的分成两组，一组没有得到这个扶贫措施，另一组，是得到了扶贫的措施，然后过一段时间之后再来比较两组之间有没有差异。这个差异通过一系列的经济生活水平指标来衡量。如果没有发现显著的差异的话，那么就意味着这个扶贫措施，其实并没有什么效果。如果发现两组之间有显著的差异，因为两组是随机分配的，所以这个显著的差异只可能是因为这个扶贫措施造成的，也就表明扶贫措施其实是有效的，那么这个扶贫措施在未来就可以进一步推广到更大的范围。随机对照实验，在科学上有着悠久的历史。将这种随机对照实验的方法，应用到经济学里面，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但大规模的应用到发展经济学上，以此确保因果评估，的的确确是Banerjee，Duflo和kremer等人的贡献。实验方法带来的另一个重要的启示：很多看起来经济上合理的干预措施，实际上未必有效。我把这种实验结果称为 “没有发现的发现”，其具有重要的公共政策含义。意图良好的公共政策如果没有实际效果，可能就不应该实行，这样就可以节省政府支出，用到其他更有效的地方去。没有发现的发现就是一直在论证我们不要忽视机会成本这一重要的经济学基本概念。Kremer，Banerjee和Duflo等人以及后续的公共健康实地实验研究已经产出累累硕果，通过与非营利组织以及政府甚至跨政府组织例如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大量实验结果已经被决策者应用到具体的政策中去了。从微观机制到宏观发展，正是这些实验的微光照亮了贫困世界，为扶贫工作提供了重要洞见。
诺德豪斯获奖是因为他将气候变化融入到宏观经济学分析之中，而罗默则是因其将知识及技术变革引入经济增长（也就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而获奖。诺德豪斯把一个几乎完全负外部性的气候变化内生到经济增长模型中，而罗默恰好相反，把一个几乎完全是正外部性的知识创新内生到经济增长模型中。两人的研究都迫使我们思考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学问题，即：如何维持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而两人的研究，基于内生化一正一反的外部性，都对更好的管制提出了要求。特别有意思的是，2010年，我约罗默给《财经》杂志写了《何不推行特许城市》一文，罗默特别提到中国香港的例子。罗默认为理论上中国香港的制度完全可以被内地某一座城市借鉴，然后这个城市就按照香港制度来管理。中国有“一国两制”的成功经验，罗默认为这也具有现实可能性。后来在林毅夫等讨论振兴东北方案的时候，我曾试图复制罗默的想法，认为东北完全可以辟出一块地，建一个城，移民可以自由进出，但管理经验照搬浙江，恐怕也比现在的东北要好很多。罗默当年的乐观不是全然没有理由的。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最重要的尝试就是经济特区。什么叫经济特区，无非就是在经济活动的管理上放开一点，允许更多选择而已。经济特区的巨大成功表明了宪章城市的概念并非全是无稽之谈。尽管现在，我回头再看罗默当年的满纸乐观的文字，真有种不知今夕何夕的感受。
亚当·斯密时代的经济学对人的假设还比较复杂，人除了专注专业化提高技能的“理性人”面相外，还有关心公平和正义的道德面相。经过马歇尔到萨缪尔森再到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经济学建立了一个抽象的理论体系，对人的假设也被简化成追求利润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在此基础上的传统经济学日益完善，但也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注意到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尤其是那些系统性偏离了传统理性人假设所能预测的人类行为，成了经济学要进一步发展，就不得不解释的问题。201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正是基于塞勒对违反或背离“理性人假设”的人类行为的研究。塞勒是个好媒婆，一手促成了经济学和心理学的联姻，发扬壮大成了现在炙手可热的行为经济学。
善用银行防挤兑，走出危机靠流动：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简评
无实验，不因果？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简评
改善拍卖旧理论，发明拍卖新形式：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简评
实验微光照亮贫困世界：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简评
敬自然，爱知识：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简评
当经济学遇上心理学：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简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