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卢锋：需动态调整抗疫与复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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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卢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要在危中求机，让多难兴邦变成现实，就应趁势推出一些力度比较大、能让人眼睛一亮的系统改革举措，在释放有效应对疫情冲击正能量同时，釜底抽薪地解决一段时期以来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困难，并提升我国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

逐步有序调整超常强制性隔离措施，为企业复工和稳定经济提供必要条件

武汉封城以来举国动员遏制疫情取得明显成效，然而疫情演变拐点尚未稳定确立。例如2月12日湖北公布新增病例指标跳升，从一个侧面显示抗击疫情形势仍然严峻，因而防控疫情各方面工作仍不能放松。不过同时也需看到过去20多天采取的某些准战时特殊措施的现实必要性在边际上有显著变化，恢复经济运行正常秩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则快速上升，根据客观形势变化可能需要考虑逐步放松武汉或湖北重点疫区之外的外部强制性隔离措施的强度和范围，为各地企业复工和恢复经济常态运转创造必要条件，而经济基础得到巩固本身也是为取得抗击疫情最后胜利提供支持。对此提出几点个人不成熟思考和看法。

首先，从多方面看，全面超常强制性隔离措施的必要性与元月20日之前比较已发生显著变化。第一，这次疫情前期预警迟滞，疫情严峻形势真实信息上达后高层在元月20日发出抗击疫情动员令，并很快做出23日武汉封城、湖北隔离的重大抉择，随后各地根据疫情防控单目标要求对人员和物资流动实施高强度隔离管制措施。实施这个决策重要依据之一，是根据对病毒感染者出现症状潜伏期推测，希冀通过超强隔离举措使得武汉春节期间约500万外出人口中已感染病毒者在居住地显现病情并及时收治，从而有效控制疫情扩散。目前采取超强隔离措施已20多天，覆盖多个平均潜伏期，由此有效控制武汉和湖北节前外出居民对疫情影响的目标应已基本实现。

第二，超强干预措施使得前期疫情快速加剧势头得到初步遏制。依据官方提供的公开数据，累计报告病例增速，元月27日武汉、湖北、全国的分别超过60%、80%和120%，此后逐步下降到2月11日分别为5%、5%和6%。其它疫情指标数据也呈现不同程度初步好转，如全国病例净增量2月4日达到迄今统计峰值3886个，此后七天持续下降到11日2015个；武汉和湖北病例净增量2月4日分别达到迄今统计峰值1967个和3156个，此后七天持续分别下降到11日的1638个1101个。

需要指出，刚公布的12日疫情数据显示湖北新增病例大幅跳升。这进一步说明目前抗击疫情形势仍很严峻，对此不可放松警惕和盲目乐观，而应继续坚持把防控疫情目标放到首要地位。不过初步评估湖北和其它省区最新指标变化，湖北有关指标跳升应主要是由于调整相关指标统计口径的结果，意义在于真实反映疫情发展和严重程度，似不应被简单解读为12日当天疫情反弹。对疫情演变还需结合现实变化和各方面信息动态评估，疫情重要指标截止2月11日呈现的好转动向是否依然成立有待观察。总之对目前疫情防控初步成效不应过度乐观，尤其是对大规模节后返程人口可能导致疫情反弹和波动保持充分警惕。然而冷静观察可以看出，经过举国动员20多天准战时超常努力，元月20日以前由于预警迟滞导致疫情失控风险目前已显著下降。

三是经过这段时期举国上下高强度动员和抗击疫情，从基层城市小区居民以及广大乡村村民，到高决策层和各级政府系统，对疫情信息了解以及防控疫情重要性认知大幅提高，采取各类必要防护措施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性也普遍提升。全社会范围疫情防控认知与行动自觉性为与元月20日以前情况比较发生了实质性转变，为逐步有序调整策略兼顾恢复经济正常运行需要提供了现实可能。需正视超常力度强制隔离措施的现实和潜在经济影响并适时采取务实调整措施。面对诸多不确定性增加派生的经济成本，务实做法是在保持疫情防控必要措施充分到位同时，在武汉或湖北以外逐步有序退出前期实施的超常强制性隔离措施，允许人员归岗与物畅其流，为企业复工创造必要条件，落实高层“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和谐稳定”的要求。

面对疫情，宏观逆周期调控政策应与结构性改革相结合

应对疫情无疑需实施宏观逆周期调控政策。考虑一段时期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多方面特点，应对政策选择可考虑与结构性体制性改革措施相结合，借助危机压力突破一段时期以来推进改革障碍和困难，把短期抗击疫情冲击与推动长期经济增长目标有机结合起来。

实施应对疫情经济政策，央行等五部门动手较早，于2月1日推出30条政策措施强化金融支持防控疫情。央行采取公开市场操作等手段向市场投放流动性，对稳定金融市场和保持流动性充裕产生了积极影响。我国货币政策仍有较多空间，除目前较为倚重公开市场操作和短期利率工具外，还可依据对形势动态评估采用具有中长期效果的存准率和基准利率工具。在坚持防范金融风险方针基础上，对近年金融去杠杆实施中局部存在的过于急促激进具体政策适当调整，与应对疫情冲击所要求的政策取向具有一致性。当然，货币政策过犹不及，金融监管原则也不应偏废，也不宜采用类似四万亿刺激时货币信贷天量扩张方法。

在财政政策方面，仍然需要继续发挥基建投资的重要调节工具，同时针对这次疫情冲击特点需更多采用直接针对企业和员工的财政政策工具。例如可考虑对受到重创的服务业如餐饮、零售、物流、休闲等行业提供专项税收减免，因疫情停工和延长假期的中小企业提供专项税收减免，对因为疫情导致收入损失的民工和员工提供收入补贴。鉴于这次疫情经济影响较大需各方面分担损失，可鼓励具有垄断地位的交通、水电、电讯等领域大型国企以及网络平台民营企业，对中小企业提供纾困补贴。

针对疫情冲击派生的直接和间接外部影响，我们要继续实施扩大开放和改善营商环境政策，鼓励外资企业扩大对华投资，回应国外少数人试图利用疫情鼓励外资抽离的企图。同时要在体制和政策层面采取切实措施，鼓励国内企业加快技术产业创新，在推动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同时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同时也需关注和评估主要发达国家、周边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宏观经济走势，对外部经济形势变化可能带来影响做好预案。

非典疫情爆发正值世纪之交改革开放突破推动经济成长“红利”期，目前要创造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体制环境则需要在体制转型方面攻坚克难求得较大突破。在讨论多年的大城市户口政策，民营经济全面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待遇，农地向非农利用合法有序转移等方面，应有系统设计和突破性进展，并由此实质性提升“体制状态依存的潜在经济增速”。结合本次疫情预警迟滞造成沉重代价教训涉及的社会治理不完善因素，通过改革加大媒体公信力建设，落实公民知情权和政务公开。总之，要在危中求机，让多难兴邦变成现实，就应趁势推出一些力度比较大、能让人眼睛一亮的系统改革举措，在释放有效应对疫情冲击正能量同时，釜底抽薪地解决一段时期以来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困难，并提升我国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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