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最震撼也是最重要的社会主义实践之一。中国一直坚持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民族特性及具体国情相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智慧就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地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树立了榜样。关键词：中国道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对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作一个初步总结。在1991年之前，也有过类似的总结，无论对苏联持批评还是褒奖态度，它们都无一例外地得出苏联经验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和中心地位的结论。苏联解体30年后，与许多观察家所预言的相反，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重蹈苏联共产党的覆辙，而且最震撼的社会主义实践——也是最重要的社会主义实践之一——无疑是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我们藉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之际，尝试了解中国经验的特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代表着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一个时刻，必须从历史的和长期的角度加以思考方能理解。法兰克福学派曾长期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后来逐渐不再援引马克思的观点，最近该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又开始质疑社会主义前景。在霍耐特2015年以德文出版后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的著作《社会主义理念》中，他试图表明“社会自由”对重塑社会主义计划的必要性，该观点延伸了他的“承认理论”（theorie de lareconnaissance）。令人震惊的是，霍耐特试图总结社会主义实践，却全然不讨论苏联或中国的历史，或者说苏联和中国在其中的地位相当边缘化，而且都是负面观点。几十年来有关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反思和争论都被遗忘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等尝试都被忽略了。让我们以霍耐特书中这段颇具代表性的话为例：“从根本上说，马克思的战略选择在观念上有赖于黑格尔的总体性思想，他将形形色色的市场如此强烈地等同于资本主义，以至于在他去世后人们无法设计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除非完全摆脱市场经济。”“市场与社会主义”的问题可以辩论、讨论与争论，但在霍耐特那里直接被无视，仿佛它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历史毫无关系。为与这类观点保持距离，我们首先要指出：有一种经验论和方法论因素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中国从来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观念，“社会主义”一词出现在它的所有官方文本中。而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重要性显而易见。除了官方和政治层面对马克思主义话语的频频援引外，中国还有很多马克思主义的期刊和教学，这在其他非社会主义国家是看不到的。习近平自2012年以来的讲话中都提到了马克思主义。譬如2012年11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结果……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坚持、发展和继承、创新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我们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习近平在很多面向党员的讲话中都会提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与时俱进的发展，这是一个必须了解和分析的事实。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处理市场与计划的问题。无疑，中国的新道路离不开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市场和贸易在其中所占的地位。欧洲有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是对社会主义观念的偏离。实际上，这些研究者或政治家忽略了共产主义运动史——共产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关注这些问题。通过学习列宁的著作并仔细研究苏俄建国初期的历史，我们就会知道列宁是如何在革命初期后依靠“新经济政策”来发展和振兴国家的。20世纪70年代，中国从苏联这些经验中受到启发并进行借鉴，逐渐形成了改革开放政策。由于德国法西斯的威胁，苏联不得不放弃新经济政策，选择了一条彻底的计划化和国有化的工业发展之路，未给消费品生产留下充足空间，之后苏联出现的多次物资匮乏便源于此。在苏联解体（1991年）30年后的今天，对该经验的反思必不可少。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众多机构做了大量工作，思考苏联人取得的成绩，也反思他们所犯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翻译引介了众多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如苏联的尼古拉·布哈林（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Бухарин）、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或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等人的作品以供人们对改革开放进行深入思考。继美国社会学教授埃里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的《真实乌托邦》取得了一定成功之后，目前人们对所谓的“真实乌托邦”（它们有时是受马克思主义的启发）产生了浓厚兴趣。赖特非常正面地介绍了当前的“乌托邦”实践，有些实践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并接近社会主义的理想。霍耐特就此指出：“正如埃里克·奥林·赖特在《真实乌托邦》一书中令人信服地指出的，今天，从巴斯克小镇蒙德拉贡在西班牙，靠近法国。——译注的合作社到加拿大的劳动者团结基金，有许多政治-经济创举都具有实验性的社会主义精神。”但是这些乌托邦的问题在于似乎一切都远离了政党和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这就好比未来所有的社会主义都应该远离具体的政治而进行局部实验。由此可见，部分西方社会主义者倾向于依靠局部、零星的社会主义实验，而不是抓住一定的现实问题。从这一点来看，重新审视计划化的前景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希望。实际上，鉴于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种种问题及其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欧洲特别是法国的一些左翼思潮最近又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经济计划化的观点，这显然不是重新倡导效仿苏联模式，而是及时倡导国家应与其他监管机构或政策工具一起，再次在经济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就更有必要对中国40多年来的发展演变进行慎重评价。不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确定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时都面临着马克思主义如何与本民族特点相结合的问题。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及之后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者所提出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对待“民族性”。以前有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将结束边界和民族问题，并迎来一个不再需要问这类问题的世界。但大多数时候，他们其实是想把自己的国际主义理想与捍卫、保存民族文化相结合。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有人还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要取消祖国，取消民族。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1917年俄国革命后，年轻的共产党，特别是处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借用毛泽东的说法）状况下的共产党，便开始就民族问题进行辩论。就欧洲本身而言，在某些西方国家发展史上，下述观点曾广泛存在，即共产党应该能够成为国家利益的缔造者或最好的维护者，而不是维护少数人的特权。1935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将捍卫民族利益和与其他力量在政治上结成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结合在一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上述方针的支持。以意大利共产党为例。意大利共产党曾经和法国共产党并肩成为1945年后西欧最强大的共产党（注意，意大利共产党于1991年消失）。它在创始时期（1921年）的主要领袖之一——安东尼奥·葛兰西曾被法西斯关进监狱。葛兰西批判地分析了意大利民族建构的失败。他认为，今后意大利共产党的任务之一就是领导这场斗争。“民族的—人民的”（national·popular）成为葛兰西的一大主要知识要素。他认为简单重复1917年10月是有风险的。比沙皇俄国更为复杂的西方社会必须要有新的、更合适的战略，这就是著名的“争夺领导权”的起源，而以“阵地战”对抗“运动战”今后将变得毫无用处。人们必须重新思考革命进程并把国家放在首位。在我们看来，要公正地评价中国政治，就必须承认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有多种可能。在毛泽东时期，中国就力求走出一条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被一些人视为20世纪60年代初世界共产主义的新领袖；例如我们在最近出版的前法共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的日记中就能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坐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欧洲，同“欧洲共产主义”思潮一样，兴起了对苏联的批判，代表着对多元道路的探索。从此，中国的经验也受到重视，此外人们还试图重新评价中共与苏共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写的《关于国际工人运动及其团结问题备忘录》中所提出的“多中心主义”的认可。显然从此往后，这些形形色色的道路要彼此开展对话，前提是不因此而放弃共产党的原则（不幸的是意大利等一些国家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在百年跨度中思考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前提是不能进行歪曲。如果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西方观点，没有什么可从其他经验特别是中国经验中借鉴学习的，那就错了。仅以政党问题为例，西方政治生活中的政党政治是受到强烈批评的，尤其是在法国。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是以异于西方的方式演进的。但是，看看欧洲国家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管理上所遭遇的困境，我们还坚持认为不需要政党吗？这个问题可能很快就会提出来，中国的经验也会得到认真对待。我们希望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诞辰能够在国际范围内开启类似的思考。1994年，苏联解体后不久，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提议对“短暂的20世纪”和苏联经验的决定性地位进行整体性反思，他认为，苏联迫使西方资本主义因害怕革命而进行自我改革。毫无疑问，21世纪的社会主义将与中国息息相关。也许几十年后会有一位历史学家来书写中国经验对世界发展的影响。但今天的关键在于能否超越资本主义。从这一点来看，任何人都不能低估将我们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联系起来的这100年。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必须引起所有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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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让-努马·迪康热（JeanNuma Ducange）系法国鲁昂-诺曼底大学教授；彭姝祎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1年第12期
本站责编：曹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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