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惠芬：疼痛感来自经验的打通 | 专访视频

孙惠芬令人联想起萧红。同样来自东北，同样把书写定格在深沉的东北乡村，却又同样无意于描绘波澜壮阔的时代图景，而是将画面锁定在一个特定的时空，竭力展现瞬间的生死场。故事被抽离，细节和情绪，是孙惠芬小说中永远的主角。

然而，这一次，孙惠芬决定要好好讲一个故事。2019年6月底，孙惠芬携最新长篇小说《寻找张展》南下第九届江苏书展。在接受现代快报专访时她说，《寻找张展》是一次经验的打通，一次疼痛的碰撞，关于90后，关于孤独、迷惘和救赎。

  白雁 / 文

  施向辉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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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张展》源于一个“命题作文”。

2014年，孙惠芬接到来自出版社朋友的邀约，希望她写一部以90后志愿者为主角的小说，并说有人物原型。孙惠芬拒绝了邀约，“我怎么可能去写命题作文，而且又是我不熟悉的大学生题材。”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不久后，她和在美国读书的儿子交流，谈起这件事，儿子给出的建议是“为什么不可以写一下我们90后？”

儿子的话，触发了孙惠芬的思考。直觉告诉她，关于90后志愿者，一定是一个关于救赎的故事，“年轻人做志愿者，不是一个简单的高尚行为，一定是有生命遭遇的引领，让他救赎自己才能获得这样一种境界。”

故事萌芽了。一条写作的岔道清晰地出现在了孙惠芬眼前。

2014年11月，孙惠芬遇到一位热心读者。这位读者说，他的一位朋友也读过孙惠芬的小说《致无尽关系》。不幸的是，那位朋友在2009年的法航447空难当中去世了。

热心读者的话，让孙惠芬想起她之前在网上看到的一篇博文：“文章作者说，他的朋友在法航空难当中去世了。朋友曾向他推荐了《致无尽关系》这篇小说，恰巧就是他正在家读的时候，得到了朋友去世的不幸消息。”

《寻找张展》

孙惠芬 著
作家出版社

线索突如其来汇集在了某一点，小说人物呼之欲出，“灵感的种子一旦跌落土地，完全由不得你想象。我从没想写什么90后，可是当一个深陷命运深渊的大学生尾随一个读过你小说的人向你走来，你不得不迎上去。”

小说里的主人公张展，是“我”儿子的高中同学、官二代。父母为追求事业和财富，把张展送到了“交换妈妈”那里。高考前夕，张展的父亲在一场空难中意外去世，此后多年，张展杳无音信。有一天，“我”接到远在大洋彼岸的儿子布置的任务，就此开始寻找张展。在别人的讲述中，张展是一个叛逆、滥情、没有理想的青年，然而，随着一步步寻找，一个完全不同的张展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是一个全新的、迥异于“命题作文”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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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寻找张展》之前，孙惠芬并不注重故事，她锁定的是一个又一个情绪起伏的瞬间。

孙惠芬的童年充满了与故事的对抗，“父亲50岁就双目失明，他是个爱讲故事的人。小时候，父亲常常坐在家里讲故事，但是我不愿意听，为什么？因为我捕捉的全是女人的，奶奶的、母亲的、嫂子们的心情。当妈妈很劳累很辛苦的时候，父亲在那儿讲故事，妈妈不愿意听。我因为关注妈妈的内心，也不愿意听。”

《上塘书》

孙惠芬  著
 作家出版社 

从《歇马山庄》到《上塘书》，从《吉宽的马车》到《秉德女人》和《致无尽关系》，再到《后上塘书》，孙惠芬写尽了东北乡村的生生死死，写尽了纷繁芜杂的乡土人情世情。然而，就像她在《寻找张展》的封底上所写的那样，“生命的本质是创造，如同我们每一天里的创造。”与“张展”的不期而遇，将孙惠芬引入了藏满故事的岔道。

一条远近未可知的岔道，其实一直就在那里。但是现在，她闯入了。

“写作以来，听到很多国内的我喜欢的作家，都说要学会怎么讲故事。我心想，我怎么从来没有学着讲故事。但事实上，当在抒情的那个废墟上站起来，真要写小说的时候，我就在慢慢地思考故事了。”

2014年，孙惠芬读到法国作家的小说《长崎》，仅5万字，但是故事讲得极其精妙、深刻。孙惠芬喜爱的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也长于讲故事，“《幻影书》讲了一个丰富的，充满了哲理的故事。他是在追问，在寻找人的自我。”

日本作家远藤周作也是讲故事的高手，“他的《沉默》看得我心痒了，我就有了一个雄心壮志，写一个简短的厚重的故事。当张展这个形象在我心里站起来的时候，我就想我一定要好好地讲一个故事。”

而实际上，早在写《后上塘书》的时候，孙惠芬就已经在尝试着讲故事了，小说以三个不同的角度展开叙述，交错缠杂，相当丰富。对故事性的追求已经显露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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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东北乡土文学30年，孙惠芬成功地树立起了自己的文学地标——饱满、厚重。这种厚重来自具体而细微的文本书写。比较孙惠芬和迟子建，甚至更早的东北女作家萧红，读者会发现，她更巧妙地处理了乡土抒情与现实关注两者之间的关系。

以《寻找张展》为例，尽管被认为是孙惠芬向城市题材转型的作品，她本人并不完全赞同，“我写作时，没有认为我在写城市题材。”

小说当中张展的父亲，来自农村，凭借自己的努力，在城市里获得了地位和财富。在妻子的怂恿下，他渴望将自己连根拔起。当他试图剪断自己的根系时，遭遇了不可预料的疼痛。这种疼痛辐射到第二代人身上，扭曲成孤独、叛逆、迷惘，成为血淋淋的伤口，最终需要通过救赎让伤口结痂愈合。

张展父子两代与乡土剥离的疼痛，孙惠芬感同身受。“在乡村的时候，觉得没有爱过乡村。一直因为乡村而压抑、劳累，那种贫穷、痛苦，伴随着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因为不爱它，所以才走。一程程出走，可是因为写它，那个恨里边，跟它的感情已经非常深了。我的生活一直在外边在远方，可是真到了远方，远方并没有成为家园，精神还是无处安放。”

《歇马山庄》

孙惠芬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站在城市与乡村交接的绵延地带，孙惠芬开始怀念乡村，“怀念包含了所有的写作动力和动机。包裹在一个巨大的怀念的情绪里边，去想象了一个写作的现实。我用现实这个入口打开了写作的乡村。《寻找张展》，就是我这些年来经历的，和我们当下的乡村城市化进程现实紧密相关。张展的根也是乡村，他一直都不知道父亲的那个乡村是怎么回事。父亲走后，他才打开那个世界。因为打开乡村的世界，才找到了父亲为什么会成为父亲。”

对话

女人们在活着

这件事儿上强大

读品：张展有原型吗？

孙惠芬：没有。当这个名字在我心里出现的时候，我就想，这个孩子完全是无中生有。可是，当你觉得他因为叛逆多年，跟他的爸爸关系扭曲，爸爸突然走了，他会怎么样认同爸爸的身份？他会怎么想？他会寻找，你就被带进了一个黑洞里面，就要去探索。张展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形成，我觉得他似乎就在那儿，在一个厚厚的岩石下面，你像一个雕塑者，一点一点把整个废料的石头都打掉，张展出现了。

读品：为什么书写城市的90后青年？

孙惠芬：事实上，这几十年来，我们每一个母亲身边都有这样的孩子。太熟悉了，没有一个单独的张展，但是这一茬孩子，在我们心里面。为什么前面写那么多乡村小说，就转到这儿来了。这个契机是一个偶然，但事实上也是一个必然。小说是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不熟悉的生活是无以想象的。我们可以幻想，但真正扎实的，让人能有疼痛感，和别人打通的，都是经验的打通。

读品：很多作家初写作时喜欢讲故事，成熟以后就不讲了。

孙惠芬：我觉得我可能很笨吧，就是很晚才开始学着讲故事。甚至现在，还不能说自己学会了讲故事。

读品：关注过萧红吗？

孙惠芬：她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在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两个人对我影响特别大。一个是萧红，一个是沈从文。还应该提到一个人，就是茅盾。我最早的日记体的文字的气味，是受茅盾的影响。我二十五六岁的时候读到萧红的《呼兰河传》，它让我觉得自己丰沛的心情被激荡了起来。萧红在乡村，在大地，有一颗野草一样自由的心。她后来因为写作走出来，走到哪儿都能感受到碰撞，被挤压被碰撞的那种疼痛。我也有野草一样的童年。野草一样的童年，使得我们有了能够向外界去寻找的一个激情。随着往外出走，一点一点挣脱束缚的时候，你就会感到边界碰撞。有了碰撞有了疼痛，就开始创作。

读品：评论家汪政评价您是中国式女性主义？

孙惠芬：我不是女权主义，我是男权主义。男人在权力上的强大，我是认可的，不是否定的。我生命当中的女人，都是在那些不能被命名的地方伟大、强大，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我小时候，外边刮风了下雨了，稻子被淹了，田被淹了，家里稻草被冲走了，父亲永远是半夜坐起来，说：完了完了，今年的收成又完了，什么什么又完了。我就吓得一身冷汗。我是妈妈最小的孩子，和妈妈睡一个被窝睡到14岁。小时候，每当紧张害怕恐惧的时候，妈妈使劲握着手，一句话也没有。她的手心里有汗，但是她从来没有父亲那样的语言。我觉得，真正在精神上，不是在权力上，支撑这个世界的是女人。我小说里的女人，都是坚韧的，充满了生命力的，她们不是在反对男权的情况下强大，而是在日常当中，在活着这件事儿上强大。我想汪政老师的话也许是这个意思。

孙惠芬

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辽宁省作协副主席，2015年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曾获“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文学新人奖”、人民文学奖·优秀长篇小说奖、中国女性文学奖等国内诸多重要的文学奖项。代表作《歇马山庄》《上塘书》分别入围第六、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最新出版有长篇小说《寻找张展》。

编辑：张垚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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