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犊子”的北大校长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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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美国哲学家杜威到中国访问，正好目睹了“五四运动”前前后后整个过程。在了解北大了解蔡元培以后，他感慨万千：
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等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以一个校长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
北京大学在维新变法中成立，却是在蔡元培先生担任校长时才真正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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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大学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
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
北京大学，当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
这番演说为转变学生和教师观念打下了基础：接受真正的大学教育，不应该是为获得升官发财的机会，而是将过一种有价值的生活，是帮助这个国家重新获得道德准则。
当时还是一名学生的罗家伦后来回忆说：
那深邃、无畏而又强烈震撼人们心灵深处的声音，驱散了北京上空密布的乌云，它不仅赋予了北京大学一个新的灵魂，而且激励了全国的青年。
蔡元培履职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招徕人才，即：
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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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胡适太太死了，其家人电报一定是：“你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这需要用11个字，而文言文只需要四个字：“妻丧速归”。
前几天，行政院邀请我做秘书，我拒绝了，如果用文言文肯定是：“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用了12个字，如果用白话文只需要5个字：“干不了，谢谢！”
你们学习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不要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
陈独秀先生精通训诂音韵，有著作，能胜任文科学长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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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是蔡元培请来北大任教的，但两人的学术观点常有冲突，有时甚至是对立的。例如，在对于《红楼梦》的研究方面，蔡元培是“索隐派”的大家，曾发表《石头记索隐》，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书中的大多数人与事都有所影射。
但胡适属“考证派”的开山鼻祖，他曾发表批驳蔡元培的《红楼梦考证》，得出《红楼梦》是曹雪芹自述的结论。胡适在学术界号召“推翻索隐派”，嘲讽蔡元培的“索隐”属于牵强附会，在研究上走错了路，是“大笨伯猜笨谜”方法。
对于晚辈胡适（胡适比蔡元培年轻24岁）的挑战，蔡元培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但也没有跟他计较，而是平等辩论，甚至处处提供方便，主动给对方送“弹药”。例如，胡适为研究《红楼梦》，曾四处寻找录有曹雪芹身世的《四松堂集》这部书，久寻不得，蔡元培知道后，托朋友为他借到了此书。
胡适来北大担任文科教授后，著作颇丰，举国瞩目，也因此引起了一些学者教授的妒忌。
有人便趁蔡胡之争，蓄意离间两人的关系。
蔡元培对各种流言蜚语，均采取无视的态度。
有一天，蔡元培给发牢骚者每人送了包茶叶，唯独没有送给胡适。
得到茶叶的人很是兴奋，以为蔡元培开始疏远胡适了。有人故意去询问蔡元培为何不给胡适送茶叶，蔡元培说：
“胡适的肚子是干净的，一心办学为民。而你们个个妒火中烧，一肚子歪点子，脏思想，茶叶能清肠胃，送你们茶叶是帮你们解解毒。”
正是由于蔡元培的“护犊子”，胡适的白话文运动，实验主义哲学，女子解放、个性解放的主张，乃至疑古的论调等一系列反传统的思想才得以广为传播。胡适也因此成了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成为当时青年学生景仰的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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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蔡元培的保护，北大校内新说竞出，激怒了守旧派。守旧派认为北大的教育已经脱出了常轨，便千方百计图谋报复。
当时北京大学最引起旧势力反对的有两点：一是废文言而倡白话；一是批孔孟，倡新道德。前者在社会上流传甚广，深得青年学子的喜欢；后者提倡个性，鼓吹独立思考，号召去掉奴性，在家不能愚孝，在社会不能愚忠。这两方面皆以陈独秀、胡适等为急先锋。
白话文与新道德惊破了封建遗老们的迷梦，对一向以“忠孝”标榜的旧势力冲击极大。于是中伤的谣言，攻讦的议论纷至沓来。
桐城派古文家林琴南先生以逊清遗臣自居，视新文化运动为仇敌。在他写给蔡元培的公开信中，便多有如“人头畜鸣”之类的詈骂之语。
林琴南写了一部影射小说《荆生》，大骂陈独秀、胡适和钱玄同三人是“畜牲”。另一部影射小说《妖梦》，写一人梦游阴曹地府，见陈独秀和胡适在倡导白话，毁伦常，蔡元培在一旁赞成。然后在文章中写道，忽然来一巨魔，将三人活活吞下，化作一堆臭粪。
守旧势力视白话文为洪水猛兽，把陈独秀、胡适视为左道惑人，而且认定蔡元培应负最后的责任。所以，他们要求撤换北大校长，驱逐陈独秀与胡适。为此不惜给报纸写通讯，发专电，公开造谣说陈独秀、胡适、钱玄同与刘半农等已被驱逐出北京大学，陈独秀已去了天津等等。
在当时的北洋政府内部，也有国务委员在内的一干高官提议解散北大。
皖系军阀控制的《公言报》撰文说：
蔡元培氏自长北大以来，引用非人，败坏士习，有目共睹。蔡氏夙隶国民党，比年复借教育家之美名，实行灌输社会革命、无政府等等邪说，阴为破坏举动，而己则肥遁鸣高，聚群不逞之徒为之羽翼。
京师警察总监朱深告诫同僚：
“诸君不可视蔡元培为一书生，当视为十万雄师，吾人不可不以全副武装对付。”
仇视新文化运动的人中，既包括有影响力的旧派学者，也包括身居高位的政府官僚，这给了蔡元培和北京大学很大的压力。
北大教授刘半农后来回忆当时情形时说：
文字之狱的黑影就渐渐的向我们头上压迫而来，我们就无时无日不在栗栗危惧之中过活。
有人替蔡元培出谋划策，为了保护北大，必须辞退陈独秀，并“约制胡适”。
蔡元培正色说道：
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
官僚容易养成的一种恶习就是“一切功劳归于自己，一切错误推给他人”，蔡元培的这种勇于承担责任的领袖风范，与之形成了鲜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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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蔡元培的力保，守旧势力对陈独秀和胡适等新文化旗手的论战落败了，对北大的攻击没能奏效。于是，守旧势力又开始在胡适和陈独秀等人的“私德”上做文章。
将“学术争论”演变成“人身攻击”，历来是卑鄙小人的“下三滥”拙劣手段。
民国时期，很多文人有狎妓的爱好，正所谓“自古名士皆风流”。当然，这个爱好并不光彩，但在当时并不违法。
胡适早年有打牌喝花酒的劣习，其在上海读书时，曾有一天喝花酒后醉倒街头，淋了一夜雨，还被人偷光了钱。从此后幡然醒悟，发誓痛改前非。到北大当教授后，胡适再没做过此类荒唐事。
守旧势力一时找不到攻击胡适的借口，便将攻击目标瞄准陈独秀。
1919年3月间，有人传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和理科学长夏元瑮陈独秀逛八大胡同的消息。
陈独秀和夏元瑮两人皆性情豪放，不拘小节。但夏元瑮是物理学家，主讲爱因斯坦相对论，与“孔孟之道”无关，不会招来守旧势力的攻击。
陈独秀却一直是守旧势力的眼中钉，早就想将他铲除。守旧势力便抓住这一点大作文章。一些八卦小报以讹传讹，编造各种争风吃醋、打架斗殴的“地摊文学”。守旧势力趁机大肆“抹黑”，煽风点火，多次在报纸上发表公开信，批判北大毁斥伦常、诋诽孔孟。
自此，守旧势力对陈独秀的围攻达到顶峰。
在此之前，为倡导风气，蔡元培曾发起成立“进德会”,以“不赌、不嫖、不娶妾”为基本信条，其本人亦践行承诺，终生未曾犯戒。但在陈独秀被围攻时，蔡元培发表公开信回应：
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
他认为，教授有真学问、把课上好是最重要的，私德上偶有瑕疵也是可以包容的。
守旧势力当然不会就此善罢甘休。曾任晚清翰林院编修的国会议员张元奇，向国会提出弹劾教育部长傅增湘和北大校长蔡元培，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纵容陈独秀。一时舆论大哗。两年前力荐陈独秀到北大任职的北大教授沈尹默和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面子上挂不住，也要求蔡元培撤销陈独秀的文科学长之职。
蔡元培爱才心切，自然极不愿意开除陈独秀。但汤尔和等人不依不饶，表示一定不能姑息。
压力之下，蔡元培同意给陈独秀放假一年，但仍然保留陈的教授职位。（“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离开北京去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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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蔡元培保护过的人，远不止胡适和陈独秀两位。鲁迅、周建人、辜鸿铭、张竞生等人都得到过蔡元培的“庇护”，让他们能安心写作和做学问。
性学博士张竞生曾编撰《性史》，提出：“性是学问，是一门艺术，性生活是人生美好的精神享受，它有利于男女双方的身心健康……”
这些观点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不能被大众所接受。张竞生也因此被视为“中国文妖”，人人避而远之。蔡元培主动邀请他到北大，在哲学系教逻辑学。
在北大，张竞生提倡女子不再束胸，让胸部自然生长。很快，这项女性解放乳房运动就蔓延到了全国，被媒体称为“天乳运动”。
曾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就义后，在蔡元培的帮助和筹资下，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得以改名换姓赴日本避难。
蔡元培认为学生应该安心读书，他反对打人烧房这样的过激行为，也反对学生罢课游行。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夕，蔡元培曾亲自赶往北大，力劝学生不要游行，不要影响正常学习与社会秩序，说有什么问题，他可代向政府申请提出。
但是，在有学生被捕以后，蔡元培迅即联合北京多名高校校长，全力展开营救。蔡元培还向北洋政府提出辞职：
愿以一人抵罪……如危及身体，而保全大学，亦无所不可。
在他的努力斡旋下，到5月7日，被捕的学生全部得到释放。
在北大，蔡元培就像一只护雏的燕子，保护着北大的教授和学子，不避刀俎斧钺。正是因为他的“庇护”，北京大学涌现出了群星璀璨的文化人物：陈独秀、胡适、傅斯年、鲁迅……这些名字照亮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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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身后无一间屋、一寸土，且欠下千余元医药费，就连入殓时的衣衾棺木，都是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代筹，清贫得叫人落泪！
这个现代北大的缔造者，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在留下“科学救国，美育救国”的遗言后，溘然长逝。
从此，大学虽已遍天下，世间再无蔡元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