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王德威教授 | 亡明作为隐喻——台静农《亡明讲史》

本期推送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为台静农抗战时期撰写的并由台大出版中心2020年推出的《亡明讲史》这本历史小说的导论文章。本文原刊《现代中文学刊》2020年第4期。感谢首发“论文衡史”公众号授权我们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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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静农《亡明讲史》，台大出版中心2020年版

原编者按

《亡明讲史》是台静农写于抗战时期的一部历史小说，生前从未发表，近日方付梓面世。王德威教授在这篇导论文字中，揭橥台静农在日军压境的危机时刻写作这部小说的隐微心事及其表露出的幽暗史观，并将其置于台氏命途多舛的人生旅程的转折点上，阐发它对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独特意义。本文原刊《现代中文学刊》2020年第4期，感谢王德威教授与《现代中文学刊》授权发表。

亡明作为隐喻——台静农《亡明讲史》

王德威

摘要：《亡明讲史》是台静农完成于抗战时期的历史小说，陈独秀曾经先睹为快。这部以满清灭明史事为蓝本的演义之书，是一部危机之作，也是一本危险之作。台静农日后携书稿到台湾，在戒严的时代里，当然心存顾忌。《亡明讲史》自此被束之高阁，直到2020年才正式出版。抗战期间流亡知识分子颠沛流离，每有兴亡之叹。南明作为隐喻，此时又成焦点。台静农随性出入古今，从晚明看见民国，从文明看见野蛮。他质疑历史大叙事「诗学正义」的可能。不过《亡明讲史》更应被置于文学史与台氏的精神史脉络中加以看待，因为他的对话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写作《故事新编》的鲁迅。在这部迟到八十年的抗战小说中，我们见证一位五四文人兼革命者的自我对话与转折。《亡明讲史》正位于台静农生命转折点上，其内蕴的张力关乎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

「历史有如梦魇，我挣扎从中醒来。」

——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

1937年夏天第二次中日战争爆发，台静农（1902-1990）和千百万难民撤退到大后方。他落脚四川江津，先于国立编译馆担任主编，随后受聘执教白沙女子师范学院。战争带给他重重考验，包括痛失爱子。[1]但一如他日后所言，这只是「丧乱」之始。[2]也就在此时，他写下《亡明讲史》。

台静农是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传奇人物。因为家国丧乱，他的生命被切割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台静农生于安徽，青年时期深受五四运动洗礼，关心国家，热爱文学，并视之为革命启蒙的利器。1925年他结识鲁迅（1881-1936），随后参与左翼活动， 1930年北方左联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3]也因为左派关系，他饱受国民党政府怀疑，1928至1934年间曾三次被捕入狱。[4]抗战时期台静农避难四川，巧遇五四先驱、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1879-1942），成为忘年交。[5]

抗战胜利后，台静农并未能立即离开四川。1946年去留两难之际，他觅得国立台湾大学一份教职，原以为仅是跨海暂居，未料国共内战爆发，让他有家难归。在台湾，台静农度过了他的后半生，他乡成为故乡。

台静农在台大中文系任教二十七年，其间任系主任长达二十年，广受师生爱戴。除任教治学外，他以书法见知艺坛，尤其擅长倪元璐体，被张大千誉为三百年来第一人。台的才情风范成为五四一辈来台学者的典型，然而在彼时的政治氛围下，他对早年的经验讳莫如深——包括了战时所写作的《亡明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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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明讲史》顾名思义，讲述明清易代之际，天崩地裂的一段史事。全书始于李自成（1606-1645）攻陷北京，长驱直入紫禁城自立大顺王，百官四散，崇祯皇帝（1611-1644）走投无路，自缢景山。继之福王在乱中建都南京，是为弘光朝。此时清军已经席卷大明半壁江山，南明小朝廷偏安一隅，兀自内斗不已。福王昏聩颟顸，耽溺酒色，马士英、阮大铖把持朝政，左良玉、刘泽清拥兵自重，史可法等少数忠臣良将一筹莫展。这是一出完美的亡国大戏。果然，清兵不久长驱直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最后南京沦陷，福王窜逃，未几被俘。南明弘光一朝从开始到结束，为时不过一年。

《亡明讲史》完成于抗战最胶着的时期，廖肇亨推断为1940年前后；因为陈独秀在当年秋天已经先睹为快，并致书台静农，鼓励他「修改时望极力使成为历史而非小说，盖历史小说如《列国》、《三国》，虽流传极广，实于历史、小说两无价值也」。[6]陈独秀是五四运动和左翼革命的先驱，也是中共党史早年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但他之后被贴上托派标签，驱逐出党，并进了国民党的监狱。台静农认识陈独秀时，陈甫出狱，穷途潦倒。两人很快在彼此身上找到默契：他们都曾经是革命理想的信徒，却各自走上曲折道路。时不我予，他们流落在西南边陲小城，幽幽相濡以沫。

陈独秀致台静农信手迹

在对日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刻，台静农写出一部满清灭明的小说，自然是甘冒不韪。原因无他，此书太容易被视为讽刺国民党政权的末世寓言。这段期间他曾先后写出杂文，针砭时政，感伤民生。《亡明讲史》更以「讲史」形式，暗示历史的永劫回归：大敌当前，国民党退居西南，纷纷扰扰，何曾全力投入抗战？明亡殷鉴不远，民国的命运又是如何？

台的讥诮可能出于早年政治经验，但更来自知识分子感时忧国的心声。不论如何，这是一部危机之作，也是一本危险之作。日后他携带此一书稿来到台湾，在戒严的时代里，当然心存顾忌。《亡明讲史》被束之高阁，良有以也。

我们今天该如何评价这部迟到八十年的抗战小说？抗战期间流亡知识分子颠沛流离，每有兴亡之叹。南明作为隐喻，清代即有脉络可寻，此时又成焦点。陈寅恪（1890-1969）北望中原，曾写下：「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7]陈的亡明情结延续到1950年代，以《柳如是别传》（1958）为高潮。冯友兰（1895-1990）则以较乐观的眼光看待，称之为「第四次南渡」。冯认为中国历史的前三次南渡分别是第四世纪的晋室南渡、十三世纪的南宋偏安，与十七世纪的南明起义。这四次南渡都是因为异族——胡人、女真、满人、日本人——侵略中国而发生，每一次侵略都将中华文明逼向一个存亡危机；政治正统、文化与知识命脉都备受考验。[8]冯友兰宣称抗战引发的第四次南渡将以北归作结；贞下启元，剥极必返，中国必能复兴。

相对于此，左翼文人如阿英(钱杏邨，1900-1977)在上海写出南明系列戏剧《碧血花》、《海国英雄》、《杨娥传》、《张苍水》。郭沫若（1892-1978）则于1944年——明亡三百周年（1644-1944）——写出〈甲申三百年祭〉。郭以李自成农民起义的角度写出革命的史前史，赞美闯王的反叛精神，遗憾其人刚愎自用，终不能成大业。他并推崇仕宦子弟出身的李岩，「有了他的入伙，明末的农民革命运动才走上了正轨。」[9]郭期待延安的共产党记取甲申教训，为革命开出新局。郭文引来国民党强烈抨击，日后却成为革命书写名篇。

台静农在甲申之前数年就写出《亡明讲史》，即使无意为风气先，也的确流露出一种强烈的世变心态。[10]国难当前，当权者却依然贪腐无能，有识之士怎能不忧心忡忡？但台静农与郭沫若极有不同之处。对郭而言，历史进程必须以革命来实践，延安势力不啻是民间起兵的进步表征。他期望的历史充满破旧立新——尤其是建构国家民族——的力量。然而对台静农而言，历史已经失去了这种承载过去、建构未来的目的性。他固然期待巨变，但对于巨变之下的不变——人性的卑劣、世事的无常、命运的「无物之阵」——却有不能自已的忧惧。

这让我们再思《亡明讲史》叙事风格的特征。改朝换代、国破家亡原来是再沉重不过的题材，台静农却采用了轻浮滑稽的方式叙述。崇祯王室最后一刻紊乱暴虐、宗室朝臣苟且偷生，南明小朝廷尔虞我诈，霎时大难临头，一切灰飞烟灭……，他的叙事者彷佛立意将明朝灭亡写成一出闹剧。当皇帝与外寇、乱臣与贼子都成了跳梁小丑时，起义也好、战争也好、甚至屠杀也好，都不过是充满血腥的笑话。当历史自身成为一个非理性的混沌时，史可法等少数典范也只能充当荒谬英雄罢了。

《亡明讲史》读来不像一般我们所熟悉的历史小说。这也许是为何陈独秀看过初稿后，有所保留的原因；他希望台静农将小说写成历史，但台静农却视历史犹如小说。陈独秀低估了台静农的心事。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台静农何尝不曾「呐喊」过、「彷徨」过？但到了抗战前夕，新文学的范式显然已无法表达他所感的时，或他所忧的国。在革命与启蒙之外，他感受到更苍莽的威胁铺天盖地而来。无论政治抱负上或个人情性上，他都面临着此路不通的困境。《亡明讲史》那样阴暗却又轻佻的口吻，已经清楚标示他的危机感。在这方面，台静农对话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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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底，台静农成为北大学生，不久即参与五四三大现代文学组织之一「明天社」的创立。[11]1925年，台静农结识鲁迅，迅速成为亦师亦友的知交。他们与几位友人[12]组织了未名社，译介外国文学，特别是苏维埃文学。与此同时，他也编辑了文学史上第一本鲁迅作品批评论文集《关于鲁迅及其著作》。1930年秋，台静农和一群友人共同提倡创立「北方左联」(次年年初成立)，台顺理成章的担任常任委员之一。1932年，鲁迅因为台的协助才能回到北京小住，发表了著名的「五场谈话」，并参与两场地下论坛，而未遭到当局刁难。[13]台静农与鲁迅的深厚情谊也可从两人的书信往来，以及台静农关于鲁迅的演讲与写作中一见端倪。[14]1937年北平沦陷前一夜，台静农手钞鲁迅旧体诗三十九首，携带出奔。

未名社骨干。三四十年代摄，左四台静农

五四之后，台静农开始小说创作，1928至1930年间，出版了《地之子》与《建塔者》两本短篇小说集。《地之子》描绘安土重迁的中国农民深陷苦难与惰性的循环，无法自拔；《建塔者》则彰显了革命青年如何建立起高塔般的使命，舍身蹈火在所不惜。合而观之，两作指出当时小说写作的两种趋势：乡土写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穿梭在「地」与「塔」之间，台静农为一九二○年代末中国小说添上最精彩的一笔。他精练的修辞、抑郁的风格，乃至对写作作为一种社会行动的思考，在在令我们想起鲁迅。鲁迅所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有台静农小说四篇，是为收入篇数最多的作家之一，鲁迅对台的欣赏，可见一斑。[15]

乐蘅军曾指出台静农早期小说展现「悲心」与「愤心」的张力。《地之子》直面人世苦难，企图以无比的悲悯包容众生。[16]但在革命的时代里，「悲心」很快就为「愤心」所取代。《建塔者》描写革命青年如何饱受冷血迫害及自我抑郁的折磨。这些故事结构零散，声调若断若续，彷佛要讲述的真相总是难以说清；叙事者就像是个劫后余生者，从死亡的渊薮带回那一言难尽的讯息。

1930年代前后，台静农遭遇一系列政治打击。先是1928年初，未名社因为出版托洛次基的《文学与革命》，被北京当局强迫关闭。台静农和另外两名译者韦丛芜与李霁野，遭到逮捕。台静农入狱五十天，案情一度「颇为严重」。[17]1932年末，台再次因持有革命宣传资料与炸弹的嫌疑被捕。[18]尽管最后无罪释放，他却因此失去辅仁大学教职。1934年7站台静农第三次入狱，罪名仍为共产党关系。[19]1935年出狱后，台静农在北京已无立足之地，只能在福建、山东等地寻觅教职。这些经验日后他虽绝口不提，但无疑已成为忧郁核心，渗入他的写作甚至书法。

如果台静农早期作品证明了他的「悲心」或「愤心」，《亡明讲史》则透露出他横眉冷言、笑骂一切的犬儒姿态。台静农的「悲心」与「愤心」来自于他仍然视历史为有意义的时间过程，有待我们做出情感与政治的取舍。他的犬儒姿态则暗示他看穿一切人性虚浮与愚昧，进而嘲弄任何改变现状的可能。如此，他笔下的史观就不赋予任何一个时代，不论过去还是未来，本质上的优越性。当下看来就像是过去的重复，反之亦然。

这一风格立刻让我们联想到鲁迅的《故事新编》（1936）。晚年鲁迅自谓以极尽「油滑」之笔重写历史或寓言；他刻意颠倒时代，张冠李戴，故事于是有了新编。在大师笔下，儒墨道德君子凄凄惶惶犹如丧家之犬，自命清高的老庄也难逃装模作样的嘲讽。纵是女娲的补天之举也只落得一场徒劳的闹剧。「油滑」的极致，不仅人间的秩序失去意义，天地的秩序也纷然瓦解。无物之阵的狂欢一旦启动，不论什么革命进步方案都注定被吞噬殆尽，就像〈铸剑〉中人头滚动的那口大鼎一样。

台静农以类似角度看待晚明——或抗战——天崩地解的现象，激烈性可想而知。他随性出入古今，从晚明看见民国，从文明看见野蛮。他质疑历史大叙事「诗学正义」的可能。我们阅读史可法的孤军奋斗、或扬州十日的屠城死难，与其说感受到天地不仁的悲怆，不如说是「生命不可承受之轻」的虚浮。钱谦益等士大夫的惺惺作态，崇祯皇帝的殉国死难，或弘光皇帝的昏聩荒淫，不过殊途同归，都为大明送终而已。台静农如此描写崇祯的最后一刻：

宫中树木新叶正发，晨光中已能辨出油绿的柳色，皇帝不禁心酸，霎时间过去十六年中的一切，都一一的呈现在面前，忽又一片漆黑，一切都不见了，只有漆黑。（页31）

他笔下的扬州十日：

且看这偌大的扬州城，被清兵闹得比地狱还惨，奸抢焚杀，无所不为，正如三百年后现在的日本兵的兽行一样……五天的光景，就屠杀了八十多万人，妇女上吊的投水的被掳去的，以及饿死的骇死的还不在数，作者不用在这里重述了，读者自己去翻翻这篇血史吧，看看同我们的日本敌人现在放下的血债有什么分别没有？（页141）

在这层意义上，《亡明讲史》流露的幽暗意识不再局限于政治、道德批判，而有了本体式的、横扫一切的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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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园论明末时代氛围，总以王夫之所谓「戾气」二字。[20]她在时人论述里不断发现「乖戾」、「躁进」、「气矜」、「噍杀」、「怨毒」等字眼，显现一个激切纷乱，上下交征的时代如何动人心魄。始作俑者当然是皇朝无所不在的暴虐统治，尤以对待士大夫为甚。有关明代种种钳制、杖杀、逮系、监视、流放的「规训与惩戒」已有极多研究，赵园则提醒我们，这样的统治风格如何渗透至各个阶层，形成见怪不怪的感觉结构。帝国表面踵事增华，恐怖与颓废的暗流早已腐蚀民心，以致沆瀣一气。

时至晚明，朝中阉党与东林党斗争你死我活，几无宁日；上行下效，民间也形成尖峭寡恩的风俗。刘宗周因此感叹：「乃者嚣讼起于累臣，格斗出于妇女，官评操于市井，讹言横于道路，清平世宙，成何法纪？又何问国家扰攘！」[21]更重要的，戾气所及，穿透舆论清流，模糊了仁暴分野。鼎革之际，烈夫节妇或殉难、或抵抗者不知凡几，固然展示誓死如归的勇气，换个角度看，却也不无铤而走险、甚至「施虐与自虐」的征候群。[22]

《亡明讲史》写尽了弥漫明清之际的戾气。这戾气吞噬袁崇焕、左光斗，也吞魏忠贤、李自成；吞噬史可法、高杰，也吞噬马士英、阮大铖。掩卷兴叹之余，我们要问，作者台静农自己不也难以幸免？全国抗日的时刻，敌我忠奸的杀伐之气甚嚣尘上，而台静农似乎走得更远，流露出玉石俱焚的忧郁和诅咒。怨毒著书，史迁不免。但他必已感觉《亡明讲史》这类作品可一而不可再。

如何化解这样的戾气成为台静农最大的考验。我所关注的是，台静农撰写《亡明讲史》同时，已经开始旧体诗创作。他的幼学不乏旧诗训练，转向五四后搁置已久。新文学引领他写出《地之子》、《建塔者》这类标榜现实主义人道精神的作品，然而曾几何时，他逐渐理解新文学一样不脱程序化的形式和窠臼，现实主义也每每沾染意识形态色彩，变得毫不现实。生命的困蹇无明让他体会启蒙与革命的局限。眼前无路想回头，台静农有意识的透过古典诗歌另辟蹊径，探寻一个可以疏解郁愤与忧患的管道。

台静农行书七言诗

离开晚明，台静农发现了六朝，中国历史上另一个大裂变的时代。他从阮籍、嵇康等人的吟咏中找到共鸣。台静农此时的旧体诗均收入《白沙草》，其中最动人的作品无不和历史感喟有关。以〈夜起〉为例：

大圜如梦自沉沉，冥漠难摧夜起心。

起向荒原唱山鬼，骤惊一鸟出寒林。[23]

首联呈现一个天地玄黄、凄清有如梦魅的情境。次联写夜不成眠的诗人起身朗读《九歌》〈山鬼〉，彷佛与两千年前《楚辞》的回声相互应和。诗人的悲声划破了夜晚的宁静，寒林中一只孤鸟受了惊扰，突然扑簌飞出。而我们记得阮籍《咏怀诗》里就充满了孤鸟的意象。[24]

或有人认为台静农因此背离了他早期的信念。但我认为旧体诗其实将他从启蒙万能、革命至上的决定论中解放出来，也为《亡明讲史》那样的虚无感提出超越之道。旧体诗引领他进入一个更宽广的记忆闳域中。在那里，朝代更迭、生死由之，见证着千百年来个人和群体的艰难抉择。旧体诗的繁复指涉构成一个巨大、多重的时间网络，不仅瓦解了现代时间单线性轨迹，也促使台静农重新思考「讲史」的多重面向。面对古今多少的憧憬和虚惘，他岂能无动于衷？换言之，台静农是以回归传统作为批判、理解现实的方法；他的怀旧姿态与其说是故步自封，不如说形成一种处理中国现代性的迂回尝试。

不仅如此，正是写作《亡明讲史》期间，台静农开始寄情书法，竟欲罢不能。他在书法方面的创造力要到定居台湾后才真正迸发，并在晚年达到巅峰。从文学到书法，台静农展现了一种独特的「书写」政治与美学。他早年追索人生表层下的真相，务求呈现文字的「深度」；饶有意味的是，他晚年则寄情笔墨线条，彷佛更专注于文字的「表面」功夫。[25]

晚年台静农

值得注意的是，台静农重新开始书艺时，先以王铎（1593-1652）为模范，后转向倪元璐（1593-1644）。王铎风格酣畅奔放，相形之下，倪元璐则字距紧俏，笔锋欹侧凌厉，彷佛急欲脱离常规结构，收笔之际却又峰回路转，彷佛力挽奔放的墨色。倪元璐与王铎同为东林党人。东林党在崇祯时期卷土重来，政治影响力自然有助于倪、黄等的书艺地位。但两人不同之处在于：明亡王铎降清，倪元璐则在李自成攻陷北京后自缢殉国。

台静农初遇倪元璐书法时，《亡明讲史》完稿不久，倪殉国一事也为小说所描绘。我们不难想象，在满纸昏君乱臣贼子的荒唐行径后，台静农必然对倪元璐的忠烈心有戚戚焉。书法的创造力有很大的层面来自临摹参照，促使书写者进入意图和中介的辩证层次：就是生命与意象、人格与字体相互指涉的呈现。《亡明讲史》对中国文明、政治未来充满犹疑，而倪元璐的书法则确认了忠烈意识的久而弥坚。

在这样的脉络里，我们见证一位五四文人兼革命者的自我对话与转折。悲心与愤心，戾气与深情，台静农的后半生不断从书法与写作中尝试折冲之道，死而后已。《亡明讲史》正位于他生命转折点上。这本小说未必是台静农文学创作的最佳表现，但内蕴的张力关乎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那是怎样纠结郁闷的征兆？大势既不可为，唯余小说一遣有涯之生。然而即使是游戏文章也只能成为「抽屉里的文学」。

故事新编，亡明「讲史」讲不出改朝换代的宏大叙事，只透露「人生实难，大道多歧」的叹息。[26]的确，抗战流亡只是又一次「丧乱」的开始。几年之后台静农将跨海赴台，而且在一个他未必认同的政权治下，终老于斯。

《亡明讲史》成稿八十年后，我们阅读此书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感触？当此之际，台湾小说家骆以军写出《明朝》(2019)——「明朝」既是明日黄花的过去，也是明天以后的未来。拨开华丽的表面文章，一个充满戾气的时代扑面而来。喧嚣与狂躁凌驾一切，虚拟与矫情成为生活常态。历史不会重来，一切却又似曾相识。亡明作为隐喻，有如奇特的接力暗号。历史有如梦魇，我们仍然挣扎着从中醒来。

骆以军《明朝》，镜文学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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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明讲史》终于出版，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廖肇亨博士功不可没。二〇〇四年春天，我在文哲所客座访问，某日在书库遇见肇亨，他告诉我为筹备台静农先生百岁展览，发现《亡明讲史》稿本。我有幸先睹为快，深为台先生这本战时小说所震撼，一位学者的隐微心事，尽在其中。当即约定日后此书刊印，必定共襄盛举。

台大中文系柯庆明教授为台静农先生弟子，也是肇亨的老师，多年以来极力推动《亡明讲史》出版。所遗憾者，柯老师未能亲见此书付梓而遽归道山。遥念庆明老师当年闻我从事台静农研究，每次会面必作竟日长谈，倾囊相授之余，并赐赠大批珍贵资料。从台先生到柯老师到肇亨，《亡明讲史》的出版，见证台大中文系三代学者的传承。我虽非中文系出身，也有如身在其中，为之感动不已。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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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1939年台静农四子夭折，时为台避难四川白沙第二年。罗联添：《台静农先生学术艺文编年考释》（台北：学生书局，2009），页277。[2] 台静农：〈始经丧乱〉，《龙坡杂文》（台北：洪范出版，1990），页148。[3] 有关台静农先生生平以及学术艺文成就最翔实的数据为罗联添教授所编辑之《台静农先生学术艺文编年考释》。台静农参与左联，页175。[4] 见台静农挚友李霁野的回忆，〈从童颜到鹤发〉，收入陈子善编：《回忆台静农》（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页6。[5] 见台静农文：〈酒旗风暖少年狂：忆陈独秀先生〉，收入陈子善编：《回忆台静农》，附录，页343-349。[6] 陈独秀于民国29年（1940）10月14日与台静农书信，《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一（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6），页64。台静农：〈酒旗风暖少年狂──忆陈独秀先生〉；许礼平编：《台静农诗集》（香港：翰墨轩出版有限公司，2001），〈附录〉，页74。陈独秀与台静农之往来信件超过三百封，都有妥善保存。台静农将这些书信带到台湾，在白色恐怖时期还小心保藏。[7] 陈寅恪：〈蒙自南湖〉，《陈寅恪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7册，《诗集》，页24。陈寅恪的亡明情结延续到1950年代，以《柳如是别传》（1958）为高潮。[8] 冯友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1946年5月4日），收入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总览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页283-284。[9] 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页190。[10] 见廖肇亨：〈希望•绝望•虚妄——试论台静农《亡命讲史》与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的人物图像与文化诠释〉，《明代研究》11（2008.12）：页95-118。[11] 罗联添，页64。[12] 同前注，页66。其余四名成员为李霁野、韦素园、韦丛芜、曹靖华。[13] 同前注。[14] 2005年版《鲁迅全集》中，从1927年到1936年间，鲁迅写给台静农的封书信有40封。[15] 鲁迅在导言中如此称赞台静农的小说：「要在他的作品里吸取『伟大的欢欣』，诚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却贡献了文艺；而且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生死，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详《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页16。[16] 乐蘅军：〈悲心与愤心〉，收入林文月编：《台静农先生纪念文集》（台北：洪范书店，1991），页225-246。[17] 台静农于1928年4月7日遭到逮捕。许礼平编：《台静农诗集》，〈附录〉，页69-71。[18] 参见李霁野,〈从童颜到鹤发〉，收入陈子善编：《回忆台静农》，页6。台静农于1932年10月12日遭到逮捕，原因为持有「新式炸弹」以及「共匪宣传」。后来发现所谓的「新式炸弹」是台静农朋友留下制造化妆品的设备，所谓的「共匪宣传」则是未名社出版的书籍。[19] 台静农于1934年7月26日与范文澜（1893-1969）同遭逮捕，并被移送到南京军警司令部。六个月后在蔡元培、许寿裳和沈兼士等人协助下才得释。[20] 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页1。[21] 刘宗周，〈上温员峤相公〉，戴琏璋、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6），第3册，文编八，页519。[22] 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页10-15。[23] 许礼平编：《台静农诗集》，页11。[24] 论阮籍诗中鸟的意象的文字所在多有。见如刘慧珠：〈阮籍「咏怀诗」的隐喻世界──以「鸟」的意象映射为例〉，《东海中文学报》，16（2004）：105-142。[25]  有关台静农书法与文本、文字与文学之间的辩证关系，请参看拙著《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台北：麦田出版社，2017），第八章〈国家不幸书家幸——台静农的书法与文学〉。[26] 这当然是台静农书法最为脍炙人口的金句。「大道多歧」典出《列子》；「人生实难」典出《左传》。 （作者单位：哈佛大学东亚系。图片均来自网络）版面：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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