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钊 | 回应对《逃婚妇女、都市犯罪与战时北平的生存策略》书评
本期推送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马钊教授对几篇关于他的英文专著《逃婚妇女、都市犯罪、与战时北平的生存策略，1937-1949》（Runaway Wives, Urban Crimes, and Survival Tactics in Wartime Beijing, 1937–1949,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5）的书评的回应。本文发表于《圆桌》2015年秋冬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这些书评和作者回应是CCSA组织的。感谢CCSA授权我们转发。欢迎读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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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书评的回应
马钊
感谢CCSA的组织者，为我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和参与读书会的老师和同学分享我的新书。新书出版是件令作者兴奋的事情，它标志着一个研究课题终于走完了从博士论文到研究专著的学术生产流水线，也终于告别了论文导师、同窗好友、以及匿名评审人的狭小圈子，能与读者见面，我期待着读者的审视、洞见与批评。康凌和谢新球同学的书评中涉及到了许多方面，比如本书的理论框架、历史中的个人经验与历史研究中的叙事结构的关系、国家与社会二元结构的预设、以及性别和阶级对个人生活实践的影响等问题。这些问题的确是我在博士论文研究和专著写作修改过程中经常思考的内容，我很高兴能在此与读者分享一些理论思考与材料研读的心路历程。
就理论框架而言，谢新球同学的书评中反复提及一个史学系谱，包括杜赞奇、高彦颐、黄宗智、王国斌、彭慕兰、罗威廉、郭安瑞等学者。这些学者当中，有些是我敬仰的学术前辈，还有一些是我的老师和朋友，他们的学术著作是我研究生时代上课读书期间必然涉及的内容。不过，我想有必要再次回顾，或曰厘清我的史学研究谱系。我希望大家注意以下几个名字，他们是白凯（Kathryn Bernhardt）、苏成捷（Matthew Sommer）、白德瑞（Bradley Reed）、戴真兰（Janet Theiss）和作为法律社会史学家的黄宗智。这是一个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为中心的新法律史研究团队，他们广泛使用保存在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四川巴县与南部县、直隶宝坻、台湾淡水新竹等地方档案馆的清代中央和地方司法审判档案，将立法与司法运作放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变迁之中，了解时代的兴衰和普通民众的个人生活。苏成捷曾经概括了新法律史研究的旨趣与特色：
“相对于特权精英阶层，我更关心的是历史中的普通人和小人物，去了解他们的生活、境遇和想法，以及他们对历史的推动力。在法律案件中能找到很多关于这些普通人的资料，在别的地方都没有，这也是我多年来钟爱法律案件的一个原因。”[1]
这里提到的“普通人和小人物”的视角，是我从事这项研究最初的想法。我也希望通过写作这本书，“去了解他们的生活、境遇和想法，以及他们对历史的推动力”。
正是受到新法律史研究的启发，我从2003年起，开始在北京市档案馆查阅民国时期北京地方法院刑事审判档案，特别集中关注“妨害婚姻家庭”类的庭审材料。在阅读和抄录各种有关“通奸”、“诱拐”、和“重婚”的案件材料时，最吸引我的是生活在“老北京”街头巷尾的妇女，是她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我希望回到历史现场，倾听当事人的诉说，追寻她们游移不定的身影，理解她们的抉择，讲述她们的故事。我对历史生活经验的关注，远远超过对理论研究的兴趣。我在近3年的查阅档案的工作中，抄录复印了大约400余件刑事案卷材料，最终选取了20多个案例，构成了本书的基本叙事线索。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刑事案卷材料中涉及的700余位有名有姓的妇女，她们生活在战乱时期的北京，囿于文化水平，不能用笔记述她们的生活。但是，她们将足迹与声音留到了尘封的法院案卷当中，让我们能够观察她们游走于家庭、婚姻、道德和法律边缘的生活片段。我的任务是将这些细碎的生活片段和噪杂的声音表述拼接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我能依稀看到她们忍饥挨饿的一份苦楚，感受到她们离家出走的些许无奈，体会到她们再婚改嫁时的一点期待，还能辨别出她们面对法官和警察、自我辩解时狡黠的目光。
对于本书对战争时期北京下层社会和妇女生活的解读，谢新球同学提出了一些批评，比如他提到“马博士强调的北京底层女性悲惨生活在‘内卷化’的贫民窟里”：“作者立场使然和为叙事需要，特别节选战时北京‘内卷化’的悲剧来推演和凸显‘受害’的‘底层女性’与作为社会精英的改革和革命者们的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对立”等。有关“内卷化”的理论，我会在下文详细讨论，在此我想先澄清本书是如何处理“悲剧”与“受害”这两个词，“悲剧”一词在全书中共计出现3次，专指妇女在庭审口供中悲情地讲述自己衣食无着的家庭生活。本书也的确使用了“受害”（victim）一词，但那是法律术语中“刑事案件受害人”的意思，我想我对这些词的用法与谢新球同学所意指的所谓妇女是当时社会政治制度的“受害人”有本质的区别。搞清楚究竟本书如何使用和理解“悲剧”与“受害”二词是很重要的，在我看来，如果不加批判的使用这两个词，会忽视妇女生活中危险与机会并存的复杂局面，会片面强调战争和饥荒带来的危机，会忽视经济生活和婚姻生活中的各种机会，从而抹杀了她们在应对和化解危机过程中的巨大的创造性和能动性。就此而言，另一篇书评就本书如何使用“悲剧”和“受害”二词，有更准确的理解，请注意康凌同学书评中的这两段话：
“后世学界对逃婚这一现象的探讨，也往往不出这一基本设定。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的逃婚行为，不仅被标举为妇女解放之滥觞，更成为学者们检视20世纪中国的性别与启蒙、革命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天然’窗口。而在逃婚实践与进步话语的这一耦合背后，正是高彦颐所谓中国妇女史研究中的‘受害者叙事’：在她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共产主义革命和西方女权主义学说三者合流，共同规定了中国妇女在传统父权制下饱受压迫与屈辱的‘受害者’形象。这三者牺牲了‘历史性的考察’，错误地将标准的规定视为历史的现实。由此，尽管它们对妇女解放的方式与路径有各不相同的想象与实践，但中国妇女史的‘受害者叙事’却几乎是不可撼动的。因而，既然在父权制的婚姻体制下，中国女性的受害者位置是‘必然的’，那么，作为逃离、背弃这一体制的行为，逃婚也就同样必然地与进步划上了等号。”
“正是基于这些翔实乃至细琐的审讯记录，马钊的《逃婚妇女、都市犯罪、与战时北平的生存策略，1937-1949》一书得以引领我们进入一个属于北平底层妇女的灰暗、沉默的地下世界。一方面，这个世界当然受到各种宏大叙事的支配与影响——战争、革命、政权交替、社会改革、国家建设，诸如此类，而另一方面，这个世界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去‘历史性的考察’一大批逃婚妇女在战时北平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的出处进退，她们的动机与行止、游移与决断、决断背后的权衡与考量、这些决断对改革话语提出的挑战、以及改革者面对这些挑战时的回应乃至妥协。”
其实，在反对“受害者叙事”这个问题上，本书与两篇书评的观点是一致的，只是其中一篇书评错置了批判的靶子，它将“悲剧”和“受害”从本书的语境中剥离出来，这无助于读者全面和准确地了解本书的真实动机，而且还真的有可能形成谢新球同学所担心的知识分子的“道德快感”。坦率地讲，我无法改变作为工作在21世纪的历史学家与生活在战乱时期北京街头巷尾的“普通人和小人物”之间时光的差距，也无法改变我的西方史学训练背景与我所试图了解的北京下层妇女之间的文化差异，但是我希望倾听她们的诉说，贴近她们的生活，勾勒她们的情感历程，这可能是我们摆脱谢新球同学所担心的“东方主义史学”陷阱的最基本的前提，也是避免“浪漫化想象和处理”的最有效的手段。
谢新球同学对我书中观点的另一方面的批评，来自于他对于本书与“内卷化”理论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在回应批评之前，我还是要先厘清本书与“内卷化”概念的关系。当我看到本书与“内卷化”理论并联的时候，我是很惊讶的。之所以惊讶，主要是因为“内卷化”理论的主要著作，例如黄宗智的《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彭慕兰的《从中心到边缘：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与经济》和《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等并没有出现在我的注释和引用书目中，现在与这些学者和他们的著作在书评中不期而遇，令我有些惊讶。探究这种不期而遇的根源，大概源自本书前言第13页的一句话和一个注释，这也是全书唯一一次提到“内卷”involuting（请读者注意，我在此并没有使用“内卷化”involution一词）。该段论述的大意是：
“在游历者眼中，北京城高大的城墙的确令人产生敬畏之情，对城市的居民而言，城墙也提供了一些安全感。但是城墙的存在，将北京城营造成一个巨大的内闭空间实体，导致人口只能在城市内部膨胀，这与罗威廉描述的19世纪汉口城市的人口“内卷”发展是类似的。根据当时市政人口统计，1935年北京市辖境内70%的人口居住在城墙以内的城区，从1917年至1935年的18年间，城区人口增长了37%，从811566增加到了1113966人。”
这里所提到的“内卷”，只是描述了一个人口发展与城市空间之间的矛盾关系，以及表明了人口发展的最终空间分布的结果，并没有涉及社会经济史意义上的“内卷化”发展模式。回到本书具体章节，是想请读者搞清楚争论点的文字出处，希望评者和读者了解具体用语产生的语境，以便整体把握该词汇的内涵和外延，既不要忽视，也不要过度诠释。
谢新球同学的书评中还进一步提出了“国家内卷化”的概念，本书中虽然没有使用“国家内卷化”的概念，但的确涉及到国家权力下渗和国家对基层社会管控的问题。换言之，当我们深入下层、贴近生活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下层的生活实践和谋生之道与政治和革命对下层民众的期许之间复杂的关系。在这个层面上考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考虑行政手段与妇女生活的关系，这些都是“国家内卷化”研究的内容，也值得我们在此进一步讨论。“国家内卷化”可以理解为国家为巩固自身统治的权威和加强统治效率，不断增殖官僚机构，扩张行政权力。但是官僚机器的扩张和基层管理措施的细化，并没能提高政权的工作效率，没有帮助国家政权实现现代化转型。在我看来，近20年来的城市史研究已经勾勒出国家在城市基层社会持续扩张的历史脉络。清末开始的户籍改革、警察制度改革、司法改革、婚姻登记制度改革，凡此种种，都是国家建立官僚管理机构，强化行政管理手段的基本例证。那如何理解政权的工作效率呢，本书第4章和第6章已经展现了市政管理对下层社会民众的深刻影响，特别是战争时期国家对经济生活和社会稳定的高度重视，更空前强化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治安管理，很多涉案的妇女可以逃离家庭和婚姻，但是无法逃脱细化并付诸实施的户口查验制度，无法躲避常态化的巡逻制度。妇女犯罪、被捕、受审、获刑等，并非20世纪以来的新现象，但是此时国家应对犯罪的侦讯手段与惩戒的能力，已经获得更大的发展。如果再考虑到北京社会施行的粮食配给、居住证、身份证等制度，我们可以看到国家行政权力在一系列私人生活场域内与普通妇女的亲密接触，并对她们的生活造成深刻影响。就此而言，本书讲述的不是“国家内卷化”的过程，而是国家扩张权力和改进行政管理手段的切实努力和初步成效。而且如本书前言所表述的，这种深入基层的官僚制度的建设贯穿于清末、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日伪统治、国共内战时期等不同历史时段，最终为1949年之后的共产党建政奠定了治理城市社会的行政基础。
国家权力运作的另一个重要场域是文化道德改进，也就是清末以来经常见诸于报端的“风俗改良”、“家庭改良”、“婚姻革命”等口号背后的各项改革努力措施。这里就出现了下层的生活实践和谋生之道与政治和革命对下层民众的期许之间复杂的多重紧张关系，这也是政治史和革命史叙事框架在解释下层生活时“力有所不逮”之处。紧张关系表现之一，就是康凌同学书评中提到的经典的改革／革命的口号和举措与下层妇女生活之间两相疏离，甚至是“不在场”的尴尬。妇女的庭审口供表明，滥觞于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历经风雨，到了20世纪40年代，尚未取代那些被改革和革命口号贬斥为“压迫”、“传统”、“落后”的行为习惯。二者之间的冲突可以直接体现在语言表达的层面，康凌同学提到了本书第1章对“职业”概念的考察：
“在改革者看来，只有在工业部门中获得一个依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组织起来的正式工作岗位，才能称之为有‘职业’。这不仅要求专业技能的训练、公共场合的工作、更要求现代生产体系的监管与督导。支配着这一定义的，则是一整套以‘工作’为中介，打造、规训现代公民主体的启蒙方案。相较之下，北平底层妇女以家政、小额交易、性服务为主的多样化、临时性、不稳定的工作模式便完全不符合这一定义。换句话说，司法档案中的‘无业’一词，并不意味着底层妇女没有收入来源，它事实上标示着底层妇女的经济实践与改革者的‘职业’话语之间的断裂。”[2]
显诸于语言表达层面的口号与实际生活的冲突的有一个例子，是法官问曰“结婚”，妇女答以“找主”，我们可以通过此处用语的差别想见对家庭内权力结构的不同设定——前者强调夫妻双方应履行相互抚养责任，而“找主”则凸显了妇女的经济依附地位。接踵而来的新中国的城市管理者，在发动妇女参加革命的时候，遗憾地认识到妇女“麻痹单纯”、“封建落后”，工厂女工们“受国民党压迫，对剥削劳动者反而羡慕，工资被厂方克扣了，也只愿命苦，不肯参加男工队伍去斗争，反而希望以‘女人’身份坐享其成”。[3] 女工们“解放前普遍与男工不说话，一起工作好几年，谁也不知道谁叫什么名字，偶尔说一两句话也要脸红。别人看见，还说闲话”。[4] 还有很多“女工相信命运，当女人倒霉，是命不好，做工也是八字没生好”[5] 基层干部的调查报告中还特别强调了妇女头脑中的“依赖思想”，比如大华茶叶厂的一些女工“都是一结婚就不再做工了。旧式家里生活不好，非做工不可，也要换个工厂，再不到原来工厂里去，谁要婚后还来做工，别人就笑话，说嫁了一趟人，还不是得做工！”[6] 我们所熟悉的女性解放和社会改革的口号，例如女性独立、男女平等、个人自由、社交公开等，既非下层妇女的思想诉求，亦非她们的行动指南。
更进一步讲，我不赞同谢新球同学反复提及的观点，即“底层女性虽然在所谓的既有社会规范和性别关系里维权和表达自己，但似乎已经是很明显受到‘进步’的革命思想观念的影响”。本书第2章、第5章和第6章曾经指出妇女离家出走、背夫潜逃，这些行为并不是20世纪以后才出现的新现象，至少在明清时代就已经存在。在西方中国史学界，最著名的背夫潜逃的中国妇女是史景迁所著《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一书中的妇人王氏，意大利的清史学者Paula Paderni也有专文研究清代刑科题本中出现的妇女背夫潜逃的问题。[7] 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读者，还可以参考苏成捷的新著《清代的一妻多夫与买妻卖妻：生存手段与法律制裁》，那里讲述很多18世纪中国的“光棍”、“买妻卖妻”、“共妻”等问题。[8] 这些现象背后的家庭权力结构和社会道德习惯，都直接关乎于20世纪40年代妇女生活的社会背景。如果将妇女离家出走、背夫潜逃的行为都视为“现代性”的表达，那么我们是否也应该将明清之际的王氏和清代刑科题本中的逃妇也归因为“受到‘进步’的革命思想观念的影响”呢？恐怕没有人会赞同。我认为实际情况应该是，40年代的妇女并不需要从新文化运动和女性主义那里找灵感和动力，那些没有留在纸面、但却流行于社会之中的“潜规则”已经给她们提供了一套应对危机的说法和做法，这正是本书第2章、第4章和第5章所论及的。不能因为“这毕竟已经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了，而且是在当时‘中国’的主要城市！”，就在革命思想和妇女生活之间建立因果联系。对于下层妇女的行为，我只想把它们视为一些生存手段，在法律和制度的空隙内谋生活，与国家保持一种逃而不离的关系。对于妇女那些基于生存本能，对于“地方性知识”或“潜规则”所允许和正名的生活实践，我不想把它们视作“积极的权力和自主意识”，不希望赋予那些日常生活行为太多的、超出当事人理解范围的政治内涵，我只愿意在下层妇女的言行中发现她们的内心世界和行为规范，并给予她们的想法与抉择一点理解和同情。
妇女生活实践与改革／革命话语的另一层紧张关系，体现在妇女对改革／革命者的疑虑，以及改革／革命者对妇女的无限焦虑。同样借用接管初期共产党基层干部的调查报告，他们发现妇女“害怕八路军共妻，她们听说45岁以下要编号配给大兵，还说某男人有两个老婆，必须匀一个出来给公家，大老婆怕不要，小老婆舍不得。其他女工害怕集体慰劳，如日寇在时搞的，……怕扭秧歌，怕八路军挑拨家庭和睦，尤其是婆媳之间”。[9] 这些疑虑一方面说明了改革／革命话语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理解20世纪改革／革命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1949年以后的共产党政权不仅基本接受了上述制度改革的成果，还更进一步的将革命引入社会生活实践，并最终使底层妇女参与城市管理与革命运动，实现所谓“人民当家作主”。我们可以将这种长达一个世纪的改革／革命努力归结于改革／革命者的坚韧不拔；不过在我看来，这也正说明了作为改革／革命对象的社会习惯势力的强大，或者说，这种妇女生活实践与改革／革命话语的紧张关系极大推动了20世纪中国的改革与革命。强调妇女生活实践，并不是要“否定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叶的现代主义话语和社会革命”，也不是要“基本上完全忽略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的作用”，而是要发掘这些话语和思想的体制性再现，以及改革与革命的原生动力与社会根源。
既然说到生活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就离不开讨论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关系。我很同意谢新球同学书评中提到的“‘国家’到底是什么？”，“如何定义？”的问题，妇女的生活实践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答案。对于下层妇女而言，抽象的“国家”是不存在的，至少我没有从她们的口供中发现任何有关“党”、“国”、“主义”、“领袖”的表述。在她们的生活中，“国家”具体体现在一系列的行政管理者和行政管理措施之中：清查户口的警察、站岗巡逻的宪兵、登记婚姻的文书、发放配给的保甲人员、主持庭审的法官和发动群众的干部，都是抽象“国家”概念的具体化身。妇女与政府的关系，或者说“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就是在一次次的户口登记、居住证发放、婚书验证、配给口粮核发、法庭调查过程中被不断定义和实践的。也许“女性主义者”有能力、也有意识地“挑战过‘国家’和‘她们’与国家的关系”。王政对于五四时期女权主义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研究提供了一些答案，同时文学研究中展现的作家丁玲等在延安的经历，以及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经历，似乎表明了她们的确“挑战过国家和她们与国家的关系”（请注意这里的“过”所代表的英语过去时的时态特征），但是她们的挑战经常消声灭迹于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10]
下层妇女与共产党政权的关系要更复杂。在提交出版社的初稿中，本书除现有6章之外，还有两章详述了1949年以后共产党主导的基层社会动员和妇女运动。但是，审稿专家认为这两章关于革命时代妇女的考察，无论从使用材料的来源还是涉及的政治和社会问题，都与前6章有很大差别，建议另作处理。的确，革命超出了本书的研究范围，但是在写作这些有关革命的章节的时候，我已经觉察到了革命时代的妇女动员与民国时期妇女生活之间的延续性。下层妇女对革命的理解，甚至是对新政权的认同，根植于她们在战乱时期的生活实践。妇女夹杂在欢迎解放军入城的人群中，她们眼中看到的与其他市民团体一样，是一列列解放军战士，一队队装甲战车，但是她们头脑中产生的革命想象是什么样子的呢？她们会觉得这是阶级斗争的胜利吗？她们会认为这是更广义的国家走向独立、自由的开始吗？可能从物质生活的角度出发，将革命胜利理解成为告别三餐不继的生活，更为切实。然而，复数和多样的对革命的理解和想象，把共产党提出的“翻身”的口号物化为“贴地气”的物质保障，这有助于扩大革命的社会基础，解决革命初始阶段的认同问题。告别战乱和饥饿，获得人身安全和物质生活的保障，是新政权能够在短时间内站稳脚跟的基本前提。
随着革命从“翻身”走向“深翻”，妇女再次成为众矢之的。革命要重新定义妇女的劳动能力、性能力和生殖能力，把它们从男性和家庭语境下剥离出来，使妇女从“找主”进步到“当家作主”。在这个“深翻”的过程中，阶级观念逐渐走上前台，按照当时基层干部的说法，妇女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没有阶级观点或阶级观点不明确”，“除党员和一部分团员外，大部对国民党和共产党认识不清，常常混为一谈，没有立场”。可以看出，在阶级斗争这块试金石面前，诸如性别、民族、国家等要素都退居次席，它们都不是建构革命的想象的共同体的真正媒介。只有建立在阶级觉悟、经过阶级斗争洗礼的性别革命、民族平等和国家独立，才是成功、彻底、并存之长久的革命事业的坚实基础。就此而言，共产党继承了民国以来历次政权所奠定的国家制度建设的成果，使国家政治有可能真正触及个人，下层妇女的生活将迎来一次革命的“深翻”。在这一次“深翻”过程中，下层妇女有无可能从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关系中突围，参与革命和国家的顶层设计？有可能，但也面临很大困难。贺萧关于集体化时期农村妇女干部的研究，王政对1949年以后居委会干部“女性化”的讨论，以及我个人对建国初期女工动员工作的初步研究，都表明共产党政权有意识地将底层女性拉入国家政治生活。[11] 例如，北京市委和妇联根据阶级成分，规定妇女代表比例，在北京市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的选举中，让不足城市人口0.5%的女工占据16%的代表席位和25%的执委会委员的席位。[12] 但是“坚持党的领导”始终被放在首位，这也提醒我们注意共产党领导下历次群众运动中“群众路线”与“官僚主义”之间无休止的拉锯战。
以上是我对两篇书评和CCSA读书会讨论中涉及的一些问题的回应，文章结束之前，我还想再次感谢康凌和谢新球两位同学撰写书评，以及参与讨论的其他老师与同学的热情参与，也期待着来自《圆桌》杂志的读者的批评与指正。
Notes
[1] “汉学家眼里的底层人物：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教授苏成捷访谈”，《南方周末》，2015年03月27日
[2] 有兴趣的读者，还可以参阅我的另一篇文章“女性与职业：近代中国职业概念的社会透视”，选自黄兴涛主编《新史学：文化史研究再出发》，中华书局，2010年。
[3] “女工工作材料整理”，选自84-2-15，北京市妇联，“女工工作材料整理”，1949年。
[4] “女工思想状况”，选自101-1-262，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女工部：区工会办事处领导下的女工工作总结”，1949年。
[5] 同上。
[6] 同上。
[7] Paula Paderni, “I thought I Would Have Some Happy Days: Women Eloping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16, no. 1 (June 1995): 1-32.
[8] Matthew Sommer, Polyandry and Wife-Selling in Qing Dynasty China: Survival Strategies and Judicial Interventio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9] “女工工作材料整理”，选自84-2-15，北京市妇联，“女工工作材料整理”，1949年。
[10] Wang Zheng, 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李陀：《丁玲不简单——毛体制下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今天》1993 年第3 期；高华：《从丁玲的命运看革命文艺生态中的文化、权力与政治》，《炎黄春秋》2008年第4期。；杨奎松：《忍不住的关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11] Wang Zheng, “Gender and Maoist Urban Reorganization.” In Gender in Motion: Divisions of Labor and Cultur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edited by Bryna Goodman and Wendy Larson, pp. 189–210.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5; Zhao Ma, “Female Workers, Political Mobilization, and the Meaning of Revolutionary Citizenship in Beijing, 1948–1950.”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9, no. 4 (2014): 558–83.
[12] “北京市各界妇女概况统计表”，选自84-2-4，北京市妇联，“北京市妇女各界人数统计”，1949年；84-2-2，北京市妇联，“市妇联关于北京市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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