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名家培养工程”系列报道：记厦门国家会计学院院长黄世忠教授

青年会计人联合发起会计领域NO.1高端自媒体

传播会计前辈思想，引领青年一代成长

因缘分相聚，因互助成长，因智慧光华

编者按

为着力打造一批造诣精深、成就突出，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的会计名家，推动我国会计人才队伍整体发展，财政部于2013年启动了“会计名家培养工程”并严格按照党性修养、学术造诣、教学成绩、年龄及所获奖项等条件，于2013年遴选出首批会计名家入选名单。目前，首批会计名家培养对象即将迎来所承担资助扶持项目的结项仪式，值此之机，《财务与会计》杂志拟对顺利通过考核的首批“会计名家培养工程”入选者进行报道，以促进会计学术成果的推广应用，加强我国会计文化建设。

以『传播会计前辈思想，引领青年一代成长』为历史使命，会计学术联盟进行相关报道的转发，感谢《财务与会计》杂志社领导与编审人员，祝愿《财务与会计》杂志越办越好，服务更多有缘会计人。

厦门国家会计学院（下称厦国会）院长黄世忠1979年以家乡所在县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取厦门大学（下称厦大），就读于经济系会计专业，而后出国留学，回国执教，下海创业，回归教坛，潜心学问。他用一句话总结大半生的学术之路—— 中流自在行。

“中流自在行”语出南宋大学问家朱熹的一首七言诗：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黄世忠说，“中流自在行”对他来说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于时代而言。他从青年时代开始赶上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大潮如波澜壮阔的春水，使他能够随着时代的洪流顺势而为。而葛家澍教授、余绪缨教授、常勋教授以及众多前辈和领导则像每一段航程的引路人，指引他避开旋涡暗礁，走进“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自在境地。第二层含义是于他而言。“中流”即处于水流中央，不偏航，不下沉，居中守正，这需要有定力、有智慧、有忍耐，只有保持一颗自在的心才能长期如此，从而在水流中央自在前行。他说：“学术上的不偏航得益于恩师葛家澍教授治学方面的言传身教，我尽量做到研究方向‘瞻前顾后’，研究方法‘顶天立地’，研究成果‘虚实结合’，研究态度‘学以致用’。不管任何时候，都千方百计寻找学问上的中轴线。”

感悟治学之道  汲取实务经验

说起与会计的缘分，黄世忠开玩笑道：“都说‘人生若只如初见’，但我与会计的初见不似想象中那般美好。”高考第一志愿是厦大历史系考古专业，但却被录取至经济系会计专业，这让从初中开始就衷情于历史的他颇为失望。为了摆脱“戴着瓜皮帽，拿着铁算盘”的迂腐形象，他多次申请转到历史系学习，未获批准。大三时他参加了一场全校选拔性英语考试，事后才知道当时厦大经济学院首任院长、我国著名教育家、会计学家葛家澍教授努力推动厦大与CIDA（加拿大开发总署）的合作交流项目，为此在全校范围内遴选英语基础比较好的学生作为赴加留学人选。黄世忠得以入选并获得赴加拿大攻读工商管理硕士的机会。为了在严酷的淘汰制中生存，他选修了多门会计类课程，在厦大打下的会计基础让他应对自如，并随着持续的学习和深入的了解逐渐感受到会计的价值和魅力。1986年6月他学成回国后任教于厦大会计系。

1989年9月，黄世忠顺利考取了葛家澍教授的博士生资格。得益于葛教授对会计审计原著和权威文献的执着和重视，以及他深厚的会计思想和丰富的研究成果，黄世忠汲取了大量的理论养分，并逐步领会到“独立之思考、自由之思想”的真谛。同时，他有幸从四个方面汲取了丰富的实务经验，涵养了理论与实际高度契合的学术特色：一是常勋教授对他在实务方面的栽培和提携，二是参加国内外会计审计标准的制定和咨询，三是担任独立董事的经历，四是以民主党派人士的身份参政议政。

1988年，常勋教授创办了厦大会计师事务所，为厦大会计系的师生提供了一个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平台。在常勋教授耳提面命的教诲下，黄世忠最终成长为事务所的骨干。之后他又参与创立厦门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并担任首席合伙人兼主任会计师，不久后参与发起设立天健会计师事务所集团。直至2001年回归厦大，黄世忠在事务所执业13个春秋，汲取了宝贵的实务经验。他从1992年起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审计准则组成员的身份参与我国审计准则的起草、制定、修订和培训工作，在国内外做了大量的实地调研，为我国注册会计师事业的规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之后他以财政部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委员、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委员、财政部会计标准战略委员会委员、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身份，参与国内外会计准则的制定咨询和教育培训工作，为我国会计准则的完善和国际趋同献计出力。2002～2013年期间，他先后担任了包括中国银行在内的多家境内外上市公司和基金公司的独立董事及审计委员会主席，直接参与重大经营和财务决策，增进了对公司治理的感性认识，为教学科研积累了丰富的素材。黄世忠现任民建中央委员、民进福建省委副主委、民建厦门市委主委、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厦门市政协副主席。他说：“加入民建并担任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后，我不仅有机会近距离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而且有机会与民营企业家会员亲密接触，了解其所思所想。这对于我在教学科研工作中深入了解国情和制度背景弥足珍贵。”

回眸笔耕之路 梳理学术思想

黄世忠长期从事财务会计方面的教学科研，具体包括三个领域：一是国际会计与会计准则，二是企业合并与合并报表，三是报表分析与财务舞弊。其研究兴趣主要聚焦在三个方面：一是公允价值会计的影响分析，二是企业合并的经济后果及合并观念对合并报表的影响，三是报表分析的融合性逻辑框架以及财务舞弊对报表分析的影响。他认为这三个研究领域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进财务报告目标的实现。

（一）公允价值会计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

黄世忠对公允价值会计的研究始于1997年，在次贷危机和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进入高峰期，目前仍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时间跨度长达20余年。他和他带领的研究团队对公允价值会计的研究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97～2015年）的研究结合国内外资本市场的案例，侧重于介绍公允价值会计的难点热点问题；第二阶段（2015年至今）的研究结合财务报告概念框架，专注于分析公允价值会计的理论影响，包括对会计基本假设、会计原则、财务报告目标等基本理论的影响，探索重构财务会计基本理论体系的思路和方法。

1.第一阶段的研究

1997年黄世忠在《会计研究》发表了《公允价值会计：面向21世纪的计量模式》一文，开启了他对公允价值会计的关注和研究。他在文中指出，公允价值会计既对会计界提出严峻挑战，也为计量模式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了契机。他判断，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极有可能在21世纪成为主流，历史成本计量模式将逐步淡出历史舞台。他认为，在理性的市场环境下，金融资产按公允价值计量，可以提供更透明、更相关的信息。但当投资者理性缺失，甚至出现群体性的“非理性亢奋”（Irrational Exuberance）时，公允价值就要背负罪名，甚至被横加指责。他提出公允价值会计的运用需要设置前置条件，只有当资本市场有效时，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才应当按公允价值计量。这里所说的资本市场有效，至少包括四大要素：（1）投资者是理性的；（2）市场交易是有序的；（3）流动性是充裕的；（4）交易量是正常的。这四大要素缺失导致资本市场无效时，采用公允价值会计将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经济后果。2007年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和由此引发的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印证了上述观点。对此，他结合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市场背景以及美国《公允价值计量》（FAS157）存在的缺陷，发表了《金融危机触发的论战》一文，详细分析了在极端市场条件下运用公允价值计量所产生的问题。

次贷危机和全球性金融危机让金融工具准则和公允价值会计意外成为空前热门的“网红”，为黄世忠深入研究公允价值会计提供了好机会。《公允价值会计的顺周期效益及其应对策略》《后危机时代公允价值会计的改革与重塑》和《金融工具前瞻性减值模型的利弊分析》等多篇学术论文的发表，标志着他对公允价值会计的研究进入了高峰期。《公允价值会计的顺周期效益及其应对策略》一文系统论述了公允价值会计诱发顺周期效应（Procyclicality）的机理和传导机制，并对准则制定部门和监管部门提出的缓解顺周期效应的应对策略进行评述。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的产生机理与会计准则对银行两类不同账户的计量目标和计量要求有关。公允价值会计主要通过资本监管、风险管理和心理反应这三个机制传导顺周期效应。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国际货币基金(IMF)和英国金融监管局（FSA）等机构提出的顺周期效应的应对策略大致可分会计层面和监管层面两类，各有利弊，不应妄下结论，更不应矫枉过正。《后危机时代公允价值会计的改革与重塑》一文认为后危机时代公允价值会计的改革主要聚焦在两个方向：降低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复杂性、缓解公允价值会计的顺周期效应。《金融工具前瞻性减值模型的利弊分析》一文认为IFRS规定的企业和金融机构用以确认和计提金融工具的减值准备的三阶段法本质上属于预期损失模式（ELM）的范畴。从理论上说，预期损失模型既可缓解顺周期效应，增强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亦有助于会计界的信用损失确认与金融界的信用风险管理在做法上实现偶合，弥合会计界与金融界由来已久的分歧。黄世忠认为，ELM所蕴涵的逻辑和理念明显优于ILM，但ELM这种前瞻性减值模型，在金融监管、利率环境、基础设施、模型构建、内部控制、独立审计、成本效益等七个方面面临巨大的挑战。

2.第二阶段的研究

公允价值会计从次贷危机和全球性金融危机中的激烈争论中存活下来，不仅没有被取缔，反而有扩大运用的趋势，呈现出越来越旺盛的生命力。黄世忠认为，公允价值会计的普遍运用使现有的财务报告理论体系支离破碎，不足以解释和指导现行的会计实务。鉴于此，2015年以来,他带领研究团队，结合国内外财务报告概念框架修订的讨论，专注于研究公允价值会计的影响分析，包括对会计基本假设、会计原则、财务报告目标的影响，以此作为重构财务会计基本理论体系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并从修订和完善财务报告目标、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会计要素、会计确认、会计计量、信息列报与披露等六个方面，基于公允价值计量的视角，提出具体的建议。此外，他们还根据IASB修订概念框架的最新进展和主流观点，结合我国具体国情，从财务报告目标、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会计要素、会计计量、列报与披露、会计假设、基本准则角色定位等七个方面提出修订和完善我国基本会计准则的政策建议。修订和完善我国基本会计准则的政策建议为：（1）在财务报告目标方面，坚持决策有用观和受托责任观的财务报告双目标制，对国有企业和非上市公司占据主导地位、资本市场还不是特别发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尤其必要，评价企业管理层和治理层的受托责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会一直是我国财务报告的一大重要目标；（2）在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方面，用“如实反映”取代“可靠性”，符合我国越来越重视经济实质、价值管理和风险管理的环境变迁。此外，经济转型升级、技术进步、商业模式创新以及公允价值的导入和推广等，使得我国的会计环境和会计信息系统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将“谨慎性”作为约束条件，有其现实必要性；（3）在会计要素方面，随着公允价值会计的推广，综合收益（CI）和其他综合收益（OCI）在业绩报告中日益重要，有必要在会计要素中增设“综合收益”要素，在确认环节中确立“非交易观”的思想；（4）在会计计量方面，有必要明确商业模式在计量属性选择方面的角色和地位，将商业模式作为计量属性的选择标准，有利于应对商业模式创新和交易性质多元化给会计计量带来的挑战；（5）在列报与披露方面，基本准则应借鉴四个报表的提法，赋予管理层适度的列报和披露选择权，同时借鉴IASB的做法，适时启动“披露框架”研究项目，并将其纳入概念框架，以弥补基本准则缺乏披露要求的不足；（6）在会计假设方面，鉴于我国公允价值会计的普及程度不如发达国家，有必要针对公允价值适用的外部环境和交易条件，增设新的会计假设；（7）在基本准则角色定位方面，可以考虑弱化其在准则体系中的统驭地位，借鉴IASB的做法，允许具体准则在例外情况下可以背离基本准则，但必须在具体准则中说明背离的原因。

（二）企业合并与合并财务报表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

在合并财务报表方面，黄世忠和研究团队取得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是出版三部专著以及在《会计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五篇学术论文。这些研究成果既有探讨合并报表理论问题的，如论文《合并会计报表若干理论问题探讨》（2001）、《企业合并的经济后果分析》（2004）以及专著《企业合并与合并财务报表研究》（2005）等，也有探索合并报表实际问题的，如专著《长期股权投资会计与合并会计报表》（1996）、论文《会计年度内取得控股权是编制合并报表的若干问题探讨》（2000）、《论资不抵债子公司的报表合并》（2002）及《购买法和权益结合法下合并报表编制研究》（2006）。其中，《合并会计报表若干理论问题探讨》和《企业合并会计的经济后果分析》这两篇学术论文以及《企业合并与合并财务报表研究》这部专著，集中体现了他和研究团队对合并报表研究的学术思想：一是主体观念具有理论优势，应成为我国合并报表的最优选择；二是购买法和权益结合法具有明显的会计后果，在特定因素、我国特殊融资和监管环境下可能转化为严重的经济后果。

黄世忠和他的研究团队认为，我国未来在选择合并会计报表理论时，应当以主体观为主。主要理由如下：一是从国际上看，主体观成为合并会计报表主流理论已是大势所趋，FASB 近年来在这方面的立场尤其明显。二是从我国信息需求的角度看，对合并会计报表产生信息需求的决不仅仅是母公司的股东，合并会计报表与企业集团债权人的决策也是相关的。主体观所倡导的开放型的合并会计报表编制目的显然与我国会计信息需求的实际情况相适应，而其他合并观念所阐述的合并报表目的则过于封闭。三是从少数股东权益和少数股东损益的性质认定看，主体观的立场与我国会计要素的定义相吻合。四是从集团内公司间交易未实现损益的抵销看，主体观要求100 %抵销，而不是按母公司的持股比例抵销，有助于抑制企业利用集团利用关联交易进行利润操纵。五是从计价基础上看，主体观克服了其他合并观念对子公司的净资产及相关资产和负债采用双重计价标准的缺陷。

企业合并会计历来是个难点、热点和重点问题，学术界和实务界对购买法和权益结合法的抉择见仁见智，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这两种会计政策是否具有不同的经济后果。黄世忠和他的研究团队提出，购买法和权益法的选择不仅具有明显的会计后果，而且在企业特定因素、我国特殊融资和监管环境的作用下可能转化为严重的经济后果，并采用“二分法”，勾勒出“共同控制”与“非公共控制”情景下我国企业合并会计逻辑框架的构建思路，即对于“共同控制”下的企业合并，采用权益结合法反映，而对于非“共同控制”下的企业合并，采用购买法反映。

（三）报表分析与财务舞弊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

报表是财务会计的最直接产品，对其进行科学分析和有效利用是提高财务会计功效的最佳捷径。黄世忠在厦大和厦国会给EMBA、MPAcc学员和财务总监讲授“财务报表分析新思维”课程时，将竞争战略、商业模式和财务舞弊有机融合到报表分析中，视角独特、方法实用。根据多年的教学心得，他带领研究团队编写并出版了专著《财务报表分析：理论、框架、方法和案例》（2007）。

他和研究团队对报表分析的最深刻体会是，纯工具性的分析方法（如以财务比率为核心的分析方法）只能作为基础性的入门知识，唯有将三大报表的分析目的研究透彻，并将竞争战略和商业模式与所分析企业的报表深度融合，报表分析才能由低端走向高端，实现工具方法向诊断方法的跃升。在探索报表分析的基础理论方面，他们以信息不对称理论为基础，提出了创新性的观点：一是识别财务舞弊是报表分析的前置条件。分析企业的财务报表前，应根据“舞弊三角论”所提供的框架性思维，判断企业是否存在舞弊的动机、机会和借口；二是竞争性信息收集是报表分析的有效保障。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财务报表分析者无法获得完全的内部信息，因此，必须依靠对企业所处行业及其竞争战略、商业模式的了解来解释财务报表。成功的财务报表分析者不仅必须了解行业特征，而且应很好地把握企业的竞争战略。尽管相对于管理层而言，财务报表分析者处于信息劣势，但是他们可以通过信息源的扩展以及处理信息时更为客观的态度来弥补这一信息劣势，通过正确的报表分析从各类信息源中“提取”出管理层所掌握的内部信息。只有收集到充分、恰当的相关信息，才能得到科学合理的报表分析结果。

在提出分析框架时，黄世忠和研究团队认为三大报表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报表分析的三大逻辑切入点是盈利质量、风险所在和财务可持续性，并创新性地构建了将这三大逻辑切入点与财务舞弊和竞争战略以及商业模式融为一体的整合框架。此外，他们还提出了“宏观利润表”这一独特的分析新视角。传统上，基于价值创造的绩效评价主要以微观利润表为基础。黄世忠认为这种做法固然重要，但不足以反映企业价值创造的全貌，更难以反映企业创造出的价值是否在不同要素提供者之间进行公平分配。惟有同时从微观利润表和宏观利润表入手，基于价值创造的绩效评价才会不失偏颇。宏观利润表为：收入 - 成本 = 工资 + 利息 + 税收 + 净利润。公式的左边代表企业在一定期间内为社会创造的价值总量，右边代表企业创造的价值总量如何在不同要素提供者之间进行分配。具体地说，公式的右边说明企业创造的价值有多少以工资（包括福利）的方式分配给人力资本提供者、有多少以利息的方式分配给债权资本提供者、有多少以税收的方式分配给公共服务提供者（政府）、有多少以净利润的方式分配给股权资本提供者。可见，宏观利润表以要素提供者为中心，用于评价企业是否有效履行对要素提供者的社会责任。宏观利润表不仅可以反映企业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全貌，而且可以用于评估企业创造的价值是否在不同要素提供者之间进行公平分配。这种宏观利润表理论不仅可以使财务会计提供增量的信息，而且改变了会计只能是微观的传统看法。

将财务舞弊的识别嵌入报表分析，是黄世忠在报表分析研究方面形成的特色。他说，安然事件发生后，葛家澍教授敏锐地意识到财务舞弊是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重大因素和变量，建议他利用在外语、审计和公司治理等方面的优势，组建研究团队，从制度层面和诚信机制等角度，作一些深层次的挖掘和研究。在广泛收集舞弊公司的财务报告、董事会的舞弊调查报告、证券监管部门的起诉书、法院的舞弊案件审理判决书等一手资料和多年潜心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多篇论文和《会计数字游戏：美国十大财务舞弊案例剖析》等多部专著，系统总结和比较中美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动因和典型手法等。在财务舞弊的识别和防范方面，黄世忠和研究团队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系统梳理和归纳，总结出了财务舞弊的68个一般预警信号，为构建财务舞弊预警模型提供变量，奠定基础。目前，黄世忠和他的研究团队正以厦国会与厦大会计系、厦门天健咨询公司、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东方富海和唯你网共同发起的“中国财务舞弊研究中心”这一产学研一体化的研究平台为载体，致力于开发财务舞弊识别模型和构建财务舞弊指数，为提高我国会计信息质量殚精竭虑。

• 来源：《财务与会计》2018年第15期
  

• 责任编辑：刘良伟
  

• 值班编辑：李卓  姜雪
  

• 版式设计：刘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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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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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小编：庞佩，华中科技大学在读会计硕士研究生，2015年6月本科毕业于新乡学院会计学专业，现就职隆平高科财务部，2018年8月加盟会计学术联盟志愿者服务团队-公众号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