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
出国前，我们常常在国内听到三句话，一句叫「中国人没有信仰」，另一句叫「中国人缺乏对生命的敬畏」，第三句则是结合了前两句，「中国人缺乏对生命的敬畏，因为中国人没有信仰。」yoko 跟 tao 交换了一下信息，确实，两个人都听过这几句话。
来到有信仰的欧洲后，事情发生了变化。我们听过不止一个国家的欧洲人说，他们只是名义上的天主/基督教徒，这年头，真信的人，其实不多了。
再后来，我们又发现事情还可以反转。不少西方人觉得以佛教为代表的东方信仰更尊重自然珍爱生命，并纷纷开始练功、冥想；而一些接受了西方教育的中国人，却认为那些没被科学之光照耀到的「无知人性」，都只是一些孤魂野鬼，只有被科学「祛魅」过的爱，才可判定为真。而最妙不可言的，莫过于那些「爱心泛滥到无处安放」的人，在中国会被戏称为——「圣母」。
关注环境问题之后，我们听到了无数西方世界反思的声音——毕竟，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确实是始作俑者。而其中最为尖锐的一种声音，指向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石——基督教，以及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许多人从没想过的，脱胎于基督教，后来——起码表面上看起来——又背叛了基督教的，现代科学。
西方世界可以反思自己，但已然被西方世界观彻底影响了的其他文明——包括中国——似乎是缺乏反思对象的。当看到「科学」、「技术」和「发展」成为八亿九亿十亿人大脑中的理所当然，当看到一个两个三个年轻人说自己是「技术乐观主义者」，我们心里暗自哼哼：到底是外来文化的生态影响更大，还是外来物种的生态影响更大？
今天摆在大家面前的世界，是一锅粥。如果你想更进一步的品尝这锅粥的美味，这篇由著名历史学家 lynn white 在1967年《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下子冒犯到了几乎所有人的演讲稿，一定会有所帮助。
以下全文译自：White, L. (1967).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 crisis. Science, 155(3767), 1203-1207. doi:10.1126/science.155.3767.1203. 文章配图均来自网络。与奥尔德斯·赫胥黎 Aldous Huxley 的聊天常常以一段令人难忘的独白结束。在他去世前一年的某个时候，他又谈起了他最爱的话题：人以不自然的方式对待自然并自食其果。为了举证，他说，上个夏天，他回去了英格兰的一条小山谷，那是他小时候度过了很多愉快时光的地方。他发现曾经绿意盎然的林中空地此时已经已经变成了杂草疯长的难看模样，原因在于，曾经抑制植物生长的兔子，大部分都因患上多发性粘液瘤 myxomatosis 而死亡。而这一病毒是当地农民为了防止兔子破坏庄稼而特意引入的。听到这里，作为一个没什么教养的人，我无法继续保持沉默，即使是在这样的雄辩面前。我插嘴并指出，兔子本兔也是在公元1176年作为一种驯化动物被引入英格兰的，据说是为了提升农民的蛋白质摄入。一切生命都会改变他们身处的环境。其中最令人称奇和亲切的例子非珊瑚虫 coral polyp 莫属：在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它还创造了一个深受成千上万种动物和植物好评的水下世界。自从智人 man 变得数量众多以来，这一物种对环境的影响也变得相当可观。智人用火狩猎创造出了当今世界上的各大草原，并且助力了更新世大型动物从地球上大部分地方消失——这些假说看起来十分具有说服力，如果不是已经被证明了的话。在少说也有6000年的时间里，下尼罗河的两岸一直都是人造景观，而不是自然在没有人的帮助下会搞出来的那种多沼泽地的非洲丛林。一开闸就能洪涝5000平方英里大地的阿斯旺水坝，不过是这一漫长过程的终极阶段罢了。在许许多多地区，梯田或灌溉、过度放牧、砍伐森林（无论是因为古罗马人要造船对抗迦太基人，还是十字军为了解决东征时的后勤问题）都深刻地改变了一些生态系统的面貌。由于观察到法国的地景由两种基本型组成——北部的开放式和南、西部的围篱式 bocage ——Marc Bloch 大受启发，随即开始了他经典的中世纪农耕方法研究。人类做事方式的改变常常会在无意间影响到非人自然。比如，人们注意到，汽车的出现消灭了曾经走街串巷在马粪上大快朵颐的成群麻雀。我们对生态变化的历史知之甚少，既不怎么知道曾经到底发生过什么，也不怎么知道那些变化造成了哪些具体的后果。晚近到1627年才发生的欧洲野牛 European auroch 灭绝事件，似乎也一直就是一个归因于人们热衷打猎的简单案例。对于更为错综复杂的事情，想要找到确凿的信息常常是不可能的。在一千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里，弗里西亚人 Frisians 和荷兰人 Hollanders 孜孜不倦地把北海往北推。眼下的须德海 Zuider Zee 填海项目可以说是这一过程的巅峰。会不会有动物、鸟类、鱼类、潮间带生物或者植物在这个过程中消失？如果有，具体是哪些？在与海神进行的史诗般的斗争中，尼德兰人 Netherlanders 是否因为以某种方式忽视了生态价值从而使得生活在尼德兰的人们生活质量有所折损？我找不到这些问题被人问过的痕迹，更别提是否有人回答了。人，常常是他们所处的环境中的动态因子。可是在目前已知的历史学问中，我们通常搞不清楚具体是在何时何地，人导致的变化都产生了何种效果。然而当我们进入20世纪最后一个三分之一，对生态反噬感到忧虑的人却数量大增。以了解自然奥秘为己任的自然科学 natural science 已经在一些时代和一些民族那里繁荣了多时。与之类似，我们对技术手段 technological skills 的积累也源远流长，虽然这一过程时快时慢。可是，直到四代人以前，科学和技术才在西欧和北美的包办下联姻，这意味着认知自然环境的两种方式——理论的方式和实证的方式，结合了。在1850年以前，大规模实践培根教义 Baconian creed ，也就是把「科学知识就是战胜自然的技术力量」落到实处的现象几乎没有，除了从18世纪便开始这样做的化学工业。将培根教义落实为一种普遍的行动方式，也许是人类历史自农业革命以来——甚至同时还是非人地表生命历史上的——最为重大的事件。几乎与此同时，新的形势加速了生态学 ecology 这一新概念的结晶成型；确实，「生态学」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英语里是1873年。在相隔不到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这个物种对环境施加的影响跟当年相比，已经由量变到达了质变。当第一批加农炮在14世纪早期打响时，它们影响生态的方式是让工人奔向林地和高山，去获取碳酸钾、硫磺、铁矿和木炭，这一过程来带了一些水土流失和毁林。而氢弹就是另一回事了：用它来打仗也许会改变这个星球上所有生命的基因。1285年，伦敦因为烧烟煤遇到了雾霾的问题，但我们现在正在燃烧的化石燃料，却是在将全球大气的化学组成整个儿改变掉——对于这一改变将要带来的后果，我们还处于猜测的初始阶段。人口爆炸、城市如癌症般无序扩张和积累到今天仿佛是地质矿藏般的废水和垃圾都在告诉我们：古往今来没有其他生命像人类一样，以这样快的速度把自己的巢穴搞得污秽不堪。号召行动的声音很多，但涉及到具体怎么做，即便是那些单独拿出来看价值非凡的做法，也都显得过于片面、保守和消极：禁止核武器，撕了广告牌，给印度教徒提供避孕药并让他们去吃他们神圣的牛。对于任何可疑的改变，最容易想到的解决方案当然就是，停止它；或者更上一层楼地，恢复成一个浪漫化了的过往：把那些丑陋的加油站弄成安妮小屋 Anne Hathaway’s cottage 或者（远西区那种）鬼镇酒吧的样子。那种「守护荒野」的思维方式始终如一地主张「深冻」deep-freezing 一个生态系统——无论是圣吉米尼亚诺 San Gimignano 还是塞拉高地 High Sierra ——它的状态必须冰封在第一张舒洁牌手纸被丢弃以前。然而，返祖和美化都无法对付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生态危机。我们该怎么做？暂时没有人知道。除非我们对问题的根基进行思考，否则我们设想出来解决问题的措施可能会制造出比这些问题更为严重的新的反噬。作为第一步，我们应该用具有历史深度的眼光考察一下现代技术和科学的种种预设 presuppositions 。传统意义上，科学是精英贵族阶层以思索为主导的智力活动；而技术则是平民百姓用实践经验指导生产活动的手段。两者在19世纪中叶的突然结合，很显然跟稍早发生的一系列民主革命有关。革命削弱了社会壁垒，随之而来的是把大脑和双手的功能性结合视为必须。我们的生态危机是一个新兴的、百分之百新奇的、民主文化的产物。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民主化了的世界能否经受住来自其自身的考验？除非我们可以重新思考我们那些所谓的自明之理 axioms ，否则大概率是不能的。
有一件看起来无需赘述的事情：现代技术和现代科学是西方的东西。我们的技术吸收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经验和知识，尤其是从中国；但是在当今的一切地方，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尼日利亚，成功的技术都是西方的。我们的科学是过去一切科学的继承人，可能尤其是继承了中世纪那些伟大的伊斯兰科学家的科研遗产，他们的技巧和洞察力常常胜过古希腊人：比如为医学作出杰出贡献的拉齐 al-Razi ，为光学作出杰出贡献的海什木 ibn-al-Haytham ，以及为数学作出杰出贡献的欧玛尔·海亚姆 Omar Khayyam 。这些天才的发现和思考，一开始由阿拉伯语记载，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似乎都失传了。我们今天之所以可以知道这些，依靠的是中世纪的拉丁文翻译。正是这些翻译，为后来西方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今天，纵览全球，一切重要的科学，在方式方法上，都是西方的，无论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是何种肤色，讲何种语言。而我想讲的第二对事实可能就没有那么为人所知了，因为它们来自比较新的历史研究。西方在技术和科学上领导地位的确立，远远早于17世纪发生的所谓的科学革命和18世纪发生的所谓工业革命。事实上，这两个术语不仅过时，而且还遮蔽了它们想讲的东西的真正质地——它隐藏在两个互不相干的漫长进程中的一系列重要阶段里。最晚公元1000年——也许还能再早200年时，西方世界开始将水力应用到磨制面粉以外的工业生产过程中。接着在12世纪，人们又知道了如何驾驭风力。从简单的事情开始，通过在做事逻辑上保持令人惊叹的一致性，西方世界很快就将这类技巧应用到了包括动力机械 power machinery 、节约人力的装置 labor-saving devices 以及自动化 automation 的发展中。对此表示怀疑的朋友不妨细想一下自动化历史上最具纪念意义的成就：以两种形式出现在14世纪早期的重量驱动机械钟 weight-driven mechanical clock 。在基本的技术能力而非手工艺上，中世纪后期说拉丁文的西方世界 Latin West 远远超过了她那些精致、高级和美学上极其杰出的姐妹文化，即拜占庭 Byzantium 和伊斯兰 Islam 。1444年，一位名为 Bessarion 的杰出希腊教士在写给一位希腊王子的信中描述了他在意大利的见闻。他说西方先进的船支、武器和织物让他感到不可思议，但最令人称奇的还是水车将木材锯断和给高炉风箱打气的场面。显然，他在近东没见过类似的东西。到了15世纪末，先进的技术使得欧洲众多互看不爽的小国可以冲出欧洲，走向世界，去占领、洗劫和殖民。葡萄牙是当时西方世界最弱的国家之一，但在技术的帮助下，她成功当上了东印度 the East Indies 的女主人，并且保持该地位长达一个世纪之久。我们还必须记住，达伽马 Vasco da Gama 和阿尔布克尔克 Albuquerque 使用的技术完全是基于实践经验的，科学对于这些技术的诞生几乎没有贡献。今天我们普遍认为，现代科学始于1543年。那一年，哥白尼出版了伟大的《天体运行论》 De revolutionibus ，维萨里出版了伟大的《人体的构造》 Fabrica 。并不是想要减损他们的成就，但《天体运行论》和《人体的构造》都不是一夜之间写出来的。具有西方特色的科学传统，早在11世纪晚期就开始了。当时，一大批阿拉伯文和希腊文的科学著作被翻译成了拉丁文。虽然一开始有一些重要的书籍（比如泰奥弗拉斯托斯）被刚刚对科学产生了巨大胃口的西方世界给漏掉了，但只用了短短不到200年，希腊和穆斯林科学的全体文集都有了拉丁文版本。在焕然一新的欧洲诸多大学里，它们被人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和评论着。评论又带来了新的观察、思考和对古典权威的不信任。13世纪末，欧洲从伊斯兰衰弱颤抖的手中拿下了全球科学领袖的旗帜。否认牛顿、伽利略和哥白尼所做学问的独创性有多荒谬，否认这些学问所基于的、14世纪学者科学家——像是布里丹 Buridan 和奥里斯姆 Oresme ——的独创性就有多荒谬。在11世纪之前，科学几乎不存在于拉丁西方，甚至连古罗马时期也不例外。而从11世纪往后，科学领域在西方文化中不断壮大。由于我们技术和科学的发端、成型以及称霸世界都发生在中世纪，因此，想要了解两者的本质以及它们在当下对生态产生的影响，我们似乎必须要对中世纪时期的基本假设 assumptions 和基于这些假设进行的种种建设 developments 进行考察。直到现在，农业仍是各个社会的主要产业，就连那些所谓的「先进」社会也不例外。因此，任何耕作方式上的变化，都是重大事件。早先那种由两头公牛拉着的犁，一般并不会把草皮整个翻过来，而只是把地表土抓抓松而已。因此，交叉犁耕 cross-plowing 是必须的，而以这种方式耕作的田地以方形居多。在土壤还算轻质、半干旱气候 semiarid 的近东和地中海，交叉犁耕效果良好。但它却不适用于气候潮湿、以粘性土壤为主的欧洲北部。从7世纪后半叶开始，一些北方农民采用了一种全新的犁地方法：犁刀垂直插入土中切出犁沟，水平向的犁铧撬起草皮，犁板翻土。这样犁地遇到的阻力太大，以至于两头牛带不动，需要八头牛一起上才行。以如此暴力的方式折腾土地，也就不再需要交叉犁耕了，田地的形状也顺势变成了长条形。
两个农奴和四头公牛用中世纪重型犁犁田
在抓土犁耕 scratch-plow 的岁月里，土地以支持一个家庭为单位进行分配。自给农业是当时的一般预设。因此，没有哪个农民独自拥有八头牛。为了采用新的、更高效的犁地方法，农民把各自的牛拿出来共享并一起组成大型犁地队伍，犁过的田地将根据每个人为犁地工作做出的贡献进行分配。于是，土地分配不再基于一个家庭的饮食所需，转而取决于一个动力机械装置犁地的能力。人和土地的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以前，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现在，人是自然的开发者。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农民都没有发展出类似的农业用具，而那些对待自然冷酷无情的现代技术发明者，大部分都是欧洲北部农民的后代——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
同样的开发态度在稍早于公元830年的西方日历中也有所体现。在那之前的日历里，月份以拟人 passive personifications 的方式表现。而新出现的、同时也是为后来中世纪日历定下基调的法兰克日历 Frankish calendar ，却是另一番模样：它展示了人类如何胁迫他们周围的世界——犁地，收割，砍树，杀猪。人和自然是两件事情，并且，人是自然的主人。
中世纪晚期的日历（约1400）
这些新鲜事物看起来跟产生它们的思维模式一脉相承。人们如何对待他们所处的生态环境取决于他们如何看待他们自身与周遭事物的关系。对于我们从哪来 our nature 和到哪去 our destiny 的相信——也就是宗教——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生态。在西方人眼里，这一点在比方说印度和斯里兰卡身上有所体现。而在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中世纪祖先身上，也同样如此。基督教 Christianity 战胜异教 paganism 可以说是西方文明史上最为重大的精神革命。不管是好是坏，现在很流行说一句话：我们正处在「后基督时代」。诚然，我们今天的思维方式和语言已经变得相当不怎么基督徒了。但在我看来，本质层面上讲，现在跟以前常常有着惊人的类似。比方说，对永恒发展 perpetual progress 的盲目信仰支配了我们每天的行为习惯。这种永恒发展观既不为古希腊古罗马所知，也不为东方所知。它根植于犹太-基督教 Judeo-Christian 神学，也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连共产主义者都对永恒发展观深信不疑这样一个事实，很好地呈现了另一个还可以在很多别的地方得到体现的事实：马克思主义，同伊斯兰教一样，也是发展自犹太教-基督教的异端学说 heresy 。我们今天仍然活在基督教的公理之中，一如我们已经活过的1700年那样。关于人和环境的关系，基督教都跟人们说了些什么呢？虽然世界上很多地方的神话都有创世的故事，但希腊-罗马神话在这一点上显得格外不同。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代西方知识分子并不认为眼前这个可见的世界存在一个开端。开端这种想法与他们的循环时间观体系格格不入。与之相反，基督教不光从犹太教那里继承了永不重复的线性时间观，还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创世故事。一个充满爱与全能力量的上帝有条不紊地创造了光明和黑暗、一些天体、地球和其上的全体植物、动物、鸟类和鱼类。最后，上帝创造了亚当，但细想了一下之后，为了不让亚当感到孤独，又添上了夏娃。人命名了所有动物，由此建立了他对它们的支配地位。上帝张罗这一切明显是为了人的利益和人对万物的统治：这造物过程造出来的全部事物，没有一样不是为了服务人而存在。还有，虽然人的身体也是泥巴造的，但他却不仅仅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是上帝按照祂自己的样子造出来的。这个世界上从未见过一种比基督教更为人类中心的宗教，尤其是它的西方版本。早在公元2世纪，特土良 Tertullian 和里昂的圣依勒内 Saint Irenaeus of Lyons 都坚称，上帝造亚当的时候，预示了耶稣基督的化身模样，也就是第二个亚当。人在很大程度上与上帝共享着超越自然的属性。与古代异教和亚洲的宗教（也许琐罗亚斯德教除外）截然相反，基督教不仅建立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而且还坚称人为了自身利益开发自然是上帝的旨意。普罗大众落实以上想法的方式非常有趣。在古代，每一棵树，每一个春天，每一条溪流，每一座山丘，都有属于它们自己的 genius loci，即守护神。人可以接触这些神灵，但它们跟人又是如此的不同。你可以在马人 centaurs ，羊人 fauns 和人鱼 mermaids 身上看到这种模糊性。在一个人砍倒一棵树、去一座山上采矿或者在一条溪流上筑坝以前，安抚每一个特定情境里的守护神很重要，并且要一直安抚。通过摧毁异教的万物有灵论 animism ，基督教使得人们可以处在一种无视自然中它者感受的状态下开发自然。人们常说，基督教会用圣徒崇拜 cult of saints 代替了万物有灵。话是这么说，但圣徒崇拜在功能上与万物有灵十分不同。圣徒不在自然的事物之中；他也许有他的圣所，但他终究是天国的子民。而且，圣徒是完完全全的人，他可以被人们以人的方式来接近。除了圣徒，基督教当然还有从犹太教那里继承的或者也许是从琐罗亚斯德教 Zorastrianism 那里隔代继承的天使和恶魔。但是它们也跟圣徒一样，喜欢移动而非固定在某处。依附在自然万物之上并保佑着它们的神灵一直起到了保护自然免遭人类破坏的作用。随着万物之灵的消失，人确认了自己在世间对灵的垄断地位，以前那种对开发自然有所顾忌的心情也不复存在。当一个人以这样笼统的口吻说事的时候，人们等不及要把写着「谨慎」二字的小纸条贴到他脑门上。基督教是一个复杂的信仰，它在不同的情境下产生的后果是不一样的。我前面讲的那些放到中世纪的西方也许是合适的，在那里，技术确实取得了叹为观止的进步。然而在说希腊文的东方世界 Greek East ，一个同样有着发达文明并且同样虔诚地信仰着基督教的地区，好像在7世纪发明希腊火药之后，就再也没有搞出来什么值得一提的技术发明了。导致这种反差的关键也许就在比较神学家的这一发现里：希腊正教教会和拉丁礼教教会，在虔诚美德和思想的基调上，十分不同。希腊正教认为，罪来自智识上的盲目，而救赎存在于启蒙之中，即 orthodoxy，也就是「清晰的思考」之中。在拉丁礼教那里，罪来自道德的恶，只有正确的行为才能带来救赎。东方神学是理智论者 intellectualist ，西方神学是意志论者 voluntarist 。希腊圣徒沉思 contemplate ，西方圣徒行动 act 。基督教对于征服自然的暗示似乎是更容易在西方世界出现。
红色为说拉丁文的西方，蓝色为说希腊文的东方。
另一条理解当下生态危机的线索来自作为基督教全部教义第一条的创世纪。借由启示，上帝把圣经给了人。但由于上帝造了自然，自然就必然显现了神的思想。为了更好地了解上帝的旨意而开展的、对自然的宗教研究被称之为「自然神学」 natural theology 。在早期的希腊正教教会中，自然首先是一个象征系统，上帝通过这个象征系统给人以启示：蚂蚁是游手好闲者的布道人；升起的火焰象征着渴望得到上帝启示的灵魂。人们眼中的自然从本质上讲是艺术的而非科学的。虽然拜占庭保存和复制了大量的古希腊科学文献，但我们所知道的那种科学很难在这样的氛围里兴盛起来。
然而，在13世纪早期的拉丁西方，自然神学走在了另一条十分不同的道路上。人们不再热衷于破解藉由自然万物显现于人的上帝启示，转而通过研究上帝的作品如何运转来了解上帝的心思。彩虹不再仅仅是上帝在大洪水之后首次赐予诺亚的希望的象征：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 Robert Grosseteste ，修士罗吉尔·培根 Friar Roger Bacon 和弗赖堡的西奥多里克 Theodoric of Freiberg 都进行了惊人老练的关于彩虹的光学研究，而他们这么做的目的仍然是为了精进对宗教的理解。从13世纪往后一直到莱布尼茨和牛顿，包括这两位在内的每一位重要的科学家，谈及自己做研究的动因，无一不是宗教。事实上，如果伽利略不是业余神学家，他的麻烦可能会少上许多——专业神学家可不喜欢被业余神学家指指点点。相比科学家，牛顿似乎更认为自己是一位神学家。直到18世纪晚期，上帝是否存在这件事才在很多科学家那里变得无足轻重。当人们说他们为什么做他们想做的那件事的时候，历史学家常常很难判断，那究竟是真实的原因，还是仅仅是一个可以被社会认可的原因。然而，在西方科学长达几个世纪的成型过程中，科学家在科学家的使命和奖赏是「跟随上帝并思考上帝的思想」这件事上保持了很好的一致性，这使得后来者很难不认为他们的确是吐露了心声。如果真是如此，那么现代西方科学就是从基督教神学这个模具里浇注成型的。在犹太-基督教创世纪教义影响下形成的虔诚奉献，给了西方科学前进的动力。我们好像正奔向会让很多基督徒感到不爽的结论。由于科学和技术在现代人的字典里都是令人愉快的词条，有人可能会为以下见解感到开心：第一，从历史的角度讲，现代科学是自然神学的外推 extrapolation ；第二，西方教会将基督教教义中人高于自然且是自然合法的主人这一点以「少想多做」的方式进行落实，起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现代技术的本质。但是，正如我们现在意识到的那样，一度互不相干的科学和技术在大约一个世纪前的结合赋予了人类使生态失控的力量。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基督教要对此负上很大的责任。用更多的科学和技术解决当前的问题，我们就可以避免灾难性的生态反噬吗？我个人对此表示怀疑。我们的科学和技术是从基督教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态度里发展出来的。这一态度几乎是普遍地存在于基督徒、新基督徒和那些欢喜地称自己为后基督徒的人之中。即便有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整个宇宙依然围绕地球旋转。即便有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我们依然并不真心认为自己是自然进程的一部分。我们优于自然，轻蔑自然，让自然服务于我们哪怕是最为任性的一时兴起。最近当选的加州州长跟我一样，也上教堂，但他的忧虑比我少多了。当他讲到基督教传统的时候，他说：「如果你见过一棵红杉，那么你就已经见过所有红杉了。」在基督徒看来，一棵树是一个仅仅作为物理事实的存在。对基督教和西方的精气神 ethos 而言，「圣林」 the sacred grove 这种概念是十分荒诞的。在将近2000年的时间里，基督教传教士孜孜不倦地砍伐着圣林。在他们看来，圣林不过是盲目的偶像崇拜——自然之中，何来神灵？
8世纪，来自英国的传教士圣波尼法爵 Saint Boniface 在崇拜陀尔神的日耳曼人面前将代表陀尔神的大橡树砍倒。我们对环境做什么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多的科学和更多的技术无法将我们拉出生态危机的泥沼，除非，我们可以找到一种新的宗教，或者，重新思考旧的那个。避世派 beatniks ，我们时代的革命者，他们对禅宗 Zen Buddhism ——一种对人与自然关系与基督教近乎是镜像的宗教——的亲近，展现了某种靠谱的直觉。然而，禅宗深深扎根于亚洲的历史进程之中，正如基督教之于西方历史。我不知道禅宗在西方世界能有多强的生命力。也许我们应该考虑一下基督教历史上自耶稣基督以来最伟大的激进派：阿西西的圣方济各 Saint Francis of Assisi 。圣方济各的主要神迹是他没有像他的激进派追随者那样被人拉去火堆上烧死。圣方济各的异端属性太过明显，以至于圣方济会的早期主张竟遭到了杰出而敏锐的方济会总会长圣文德 Saint Bonavlentura 的压制。谦逊的美德是理解圣方济各思想的关键所在。这里的谦逊不光是个人的谦逊，还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谦逊。圣方济各想要废黜人对自然的统治地位，并建立一种上帝所造之物皆平等的民主制。对他而言，蚂蚁不再只是对懒汉的训诫，火焰也不再只代表着渴望与上帝结合的灵魂，从现在起，蚂蚁是我们的兄弟，火焰是我们的姐妹，蚂蚁和火焰都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就像我们用我们的方式一样——赞美着造物主。后来的诠释者说，圣方济各曾以与鸟儿讲道的方式责怪人们不愿听他讲道。但记载上却不是这样说的：他请求小鸟们赞美上帝，在精神的狂喜中，小鸟扑腾着翅膀，啁啁啾啾道出喜悦。圣徒的传说，尤其是爱尔兰圣徒的传说，有很长的讲述他们如何与动物打交道的历史。但在我看来，这类描述一般都是为了展示人对其他上帝造物的统治。圣方济各的传说跟这些很不一样。亚平宁山脉一个叫 Gubbio 的地方有一只凶猛的狼出没，他不仅吃牲畜，还会攻击独自走出城门的人。根据传说，圣方济各与狼交谈，指出了他所作所为的种种不妥并劝他改过自新。狼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了忏悔，最终死于美名，葬于圣地。
斯蒂文·朗西曼爵士 Sir Steven Ruciman 描述的「方济会教义的动物之灵」一出现便很快遭到了封杀。封杀原因很可能是因为这一观点有意或无意地受到了转世轮回 reincarnation 的启发。转世轮回被当时广布在意大利和法国南部的卡特里 Cathar 异教徒信奉，他们也许一开始是从印度那里知道了这一观念。值得注意的是，基本在同一时间，也就是1200年左右，在西方犹太教，具体说来就是在普罗旺斯的卡巴拉 kabbalah 里面，也出现了轮回说 metempsychosis 的踪迹。然而，圣方济各既不认同轮回说，也不支持泛神论。他对自然和人的看法是一种比较特别的关于所有活物和静物的泛心论 panpsychism ，万物都是为了赞美卓越的造物主而存在。而造物主本人则象征着宇宙中最大的谦逊，不然他的肉身怎么会降生于马厩的食槽之中，尔后又在十字架上迎接死亡呢？我并不是在说那些关心环境危机的当代美国人将有能力和意愿跟狼和解或是劝诫小鸟。但目前人类对全球环境日益严重的破坏，是技术和科学互动的产物。两者皆孕育自那个圣方济各反抗过的中世纪世界。不认识到根植于基督教教义的种种看待自然的态度，我们就无法从历史的角度明白技术和科学究竟为何兴盛。事实上，绝大部分人不会想我说的这些东西，他们不认为基督教跟生态危机有什么关系。我们的社会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一种可以代替基督教的基本价值观。因此，环境危机将愈演愈烈，直到我们可以拒绝基督教所说的自然除了服务人类没有任何意义这一公理。作为西方历史中最伟大的精神革新者，圣方济各提出了他认为的另一种对待自然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督教观念。他试着用众生平等代替人类可以肆意支配世间万物的观念。但他失败了。我们当下的科学和技术实在是沾染了太多传统基督教对待自然的傲慢态度，以至于我们无法期待，仅凭科学技术，我们就能解决生态危机。由于麻烦的根源如此宗教，那么解药也必然是宗教的，不管你用不用这个词。我们必须反思并重新感受我们的本质和命运。虔诚却不幸沦为异教，早期圣方济会修士认为的「自然的一切组成部分皆有其精神自治权 spiritual autonomy」也许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我提名圣方济各为生态学家的主保圣人 patron saint 。∎相关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