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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人谈吕克·图伊曼斯新作:“不确定性的精准绘画”

卓纳画廊 卓纳画廊DavidZwirner 2021-09-26

卓纳画廊


吕克·图伊曼斯(Luc Tuymans)

《庆祝》(局部),2019年 

布面油画,165 x 294.2 厘米


卓纳香港画廊年终大展《吕克·图伊曼斯:好运》将于下周二开幕,呈现这位知名比利时艺术家围绕全球化、历史和当代的诸多议题创作的一组全新绘画与动画影像。法国策展人埃里克·德·沙塞(Éric de Chassey)围绕艺术家为本次展览创作的新作,为展览双语图册撰写了精彩文字。

这本画册将与展览同期出版,还收录了中国策展人苏伟的文章,以及吕克·图伊曼斯曾收录于2007年《紫禁城:中国·比利时绘画五百年》展览图册中的策展文字。



不确定性的精准绘画

撰文/ 埃里克·德·沙塞(Éric de Chassey)
翻译/ 郭娟
校对/ 尹莫违

 

吕克·图伊曼斯的绘画既是图像流通的产物和动因,也是其发生的场域。这些绘画以其独有的方式默认了所有图像以及艺术作品的构成性事实:它们都首先产生自某一脉络,随后被安置在其他语境当中,从而聚集起更多的意义。图伊曼斯并非首位承认这一事实的创作者,但他却是第一位如此坚持这一点,并且将其作为自身美学之基础的艺术家。他所绘制的图像不仅有过另一种生命,或者说多重的生命(就如同波普艺术那样),而且通常它们被挑选出来,恰恰是因为其复杂的历史及当它们被永久地挪移至画布上时(这是永久的,但与此同时,从绘画的角度来看,也是临时的),也许诺着新的复杂流通。这点在图伊曼斯为展览《好运》创作的一组作品里(它们亦统称《好运》)尤为明显。我们知道,他在创作时脑海中就已经有了具体展览的概念,知道这些作品随后将分散各地。这次,他原本是为卓纳画廊香港空间的展览进行创作,这个展览后改为在巴黎空间展出。不过,巴黎的展览因为冠状病毒蔓延造成的全球健康危机取消了,于是展览又返回了香港。毫无疑问,这些作品在香港展出时将保有它们原初的意图,但如若它们能够在法国的脉络中展出,又将会获得新的意义,尤其因为它们强调的正是图像在不同大陆和社会间流通的方式,无论这些图像是全球化创造出的常用图像库的一部分(比如那些来自电影或者轶闻的图像,它们已经获得了一种跨越国界的通用性),抑或联系到图像和物件在洲际贸易中更为具体的情境。

 

贸易

吕克·图伊曼斯(Luc Tuymans)
《鸽子》,2018年
布面油画;三联画
左:94.5 x 67.8 厘米
中:97.5 x 90.8 厘米
右:95.7 x 95.4 厘米
 
图伊曼斯一度想以一件描绘鸽子眼睛的三联画来开启这组新的作品。鸽子是世界各地公共空间常见的鸟类,而且曾被用来传递消息——这在从前是一种必需,而现在则更像是一项竞技。图伊曼斯所出生和居住的比利时一直以来都以饲养高品质的信鸽著称,近来中国的投资者开始从比利时购入最优秀的品种,这些鸽子往往价值不菲。三联画《鸽子》曾在图伊曼斯于威尼斯格拉西宫(Palazzo Grassi)的回顾展《肌肤》上展出。在威尼斯,作品描绘的对象被理解为〝不再是装点了我们的广场和街道的动物,而是一只变异的、甚至经过了基因改造的眼睛,一个永远处在监控之下社会的淡漠、冰冷的化身〞[1],而非比利时–中国关系的象征。图伊曼斯随后为2020年香港的展览找到了一个新的起点,这组画由三件作品构成,标题分别为《代尔夫特I》、《代尔夫特II》和《代尔夫特III》(2019),图像源自图伊曼斯用智能手机拍摄的三张蓝白相间的代尔夫特风格瓷砖,瓷砖本身并无特别之处,甚至也称不上美观。[2] 虽然这些瓷砖的具体出处和年代(18世纪到20世纪间)不甚明了,但它们是典型的镀锡粗陶土制品,以钴蓝上色,用来模仿——以及取代——直到1620年代都还是从中国航运进口的瓷器。它们的图像内容也可以是处于欧亚之间,两个头戴帽子的人物形象让人联想起明清瓷盘上的渔夫和农民,同时也有荷兰绘画中典型人物形象的影子(或者说是南尼德兰绘画,联省自治造成的政治划分并不妨碍两边风格上的类似)。而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本身也处在现代社会早期和当下之间,正如中间画面上那个跳舞的形象,完全可以被视作来自任何国家的嘻哈爱好者(这种源自纽约布朗克斯的风格已经传遍了世界各地)。

吕克·图伊曼斯(Luc Tuymans)的《代尔夫特》系列
《吕克·图伊曼斯:好运》展览现场,卓纳香港画廊,2020年


不信任
 
吕克·图伊曼斯(Luc Tuymans)
《秘密》,1990年 
《吕克·图伊曼斯:肌肤》回顾展现场,威尼斯格拉西宫,2019年
 
怀疑和疑虑(或者说不信任)一直以来都是图伊曼斯作品的前提条件。[3] 他在基于既有图像创作的绘画中建立起了一种距离感,而且往往凸显出其不确定性。它们绝不仅仅是它们看上去的样子,或者至少不仅仅局限于我们的理性解读——我们的直觉让我们意识到,即便画中展现的只有日常和稳定,它们同时也是怪异和令人不安的。图伊曼斯毫不避讳解释他选择的这些主题的出处,但是这只能帮助我们在面对他的作品时理解我们自己的感受。
 
你无需知道《秘密》(1990)中画的是希特勒的亲密合作伙伴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也能感受到(尤其当你站在原作前,这种感觉会进一步增强)这个用灰色单色画技法绘制的衣冠楚楚的人物散发着一种与他的衣着不相符的气息。棕色上衣阔领外延的白边和浅棕色衬衫上的黑色领带或许提供了为数不多的纳粹制服的线索,这件作品的原始图像是纳粹党卫队摄影师瓦尔特·弗伦兹(Walter Frentz)于1942年拍摄的一张官方肖像,在图伊曼斯的画里,人物胸前和左臂上的纳粹卐字标志被裁切掉,落在画面外。画面所散发的令人不安的气息与其说来自图像内容本身,不如说是因为它的绘制方式,其中充斥着参差的轮廓和折线,人物原本张开的双眼被灰色区域下的两条细线取代,而两片灰色的区域中又掺杂着部分细小的白色笔触,好像一些邪恶的光线正从下方发散出来。你也无需知道《无名者 I》(2018;来自四幅类似主题的作品构成的系列)表现的是一个惨死者的法医学面部重建模型,就可以感受到图像中那股令人不适的力量。[4] 将之转换为绘画,既为图像注入了更多的真实感,也增强了其不自然感,尤其是对比过分强烈的眼睛、睫毛和眉毛;画面尺幅超过了真人大小,也赋予它一种令人极为不安的强烈效果,看上去好像一个化了眼的老年男子。

《无名者》系列在回顾展《吕克·图伊曼斯:回归》现场,
荷兰德庞特博物馆,2019年

这里的怀疑和疑虑与绘画和摄影之间的竞争并无关系,不像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1971–1972年的《48张肖像》系列那样。在里希特的作品里,这种竞争关系体现在两种媒介质地间的互换——绘画获得了一种模糊感,如果仅仅是从绘画的角度来看,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每一个笔触总是确定无疑的,无法被视作模糊的,除非画作的潜在模型是摄影)。这些元素在图伊曼斯的作品中都不占据一席之地,即便像是《无名者 I》等作品在某些方面与里希特的肖像画有着较为紧密的关联。在图伊曼斯近期的作品里,模糊感并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绘画表面轻微的不连贯,那些细小、迅疾的笔触从不完全地扣合在一起,连贯画面本身的可能性亦因此存疑。

图伊曼斯的用笔并非一气呵成,也使得他的绘画无法展现表现主义绘画的那种连贯性,后者的整体性并不在于作品本身,而在于它如何指向艺术家完全的、个人化的在场。即便在画一条长线时,图伊曼斯也会将其拆解成一连串细斜的笔触,就如同我们在《套装》(2019)中看到的缝上去的歪斜的口袋;这是1920年代西部片演员汤姆·米克斯(Tom Mix)的一套戏服,也是图伊曼斯描绘没有人体的服饰系列绘画中最新的一张。

我们只须想像《树》(2019)和艾力克斯·卡兹(Alex Katz)1995年的《紫树》并置的效果,便能理解为何一幅作品是表现主义绘画而另一幅则不属此类,无论它们在构图和用色上有多少相似之处。


在途中

图伊曼斯代表比利时参加了第49届威尼斯双年展,呈现了《瓦纳·科图克》等讨论比利时殖民主义历史的重要作品,引起了巨大轰动
第49届威尼斯双年展展览现场,2001年
 
在1995年的《故土》(Heimat)系列绘画和2000年的《瓦纳·科图克》(Mwana Kitoko)系列之间(两个系列都恰巧与政治和历史相关,前者是对弗拉芒民族主义象征的描绘,而后者则关乎比利时的殖民过往),怀疑和疑虑的面相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每张图像都让人觉得处于运动当中,于是出现了极其矛盾的一种状态:这些绘画既是坚实的、确定的,但同时又难以捉摸且转瞬即逝(图伊曼斯解释道:〝所有图像都在途中,却被停止了〞[5])。它们是关于不确定性的精确绘画。
 
或许,多亏了里希特的绘画以及如杰夫·沃尔(Jeff Wall)等艺术家1980年代以来的摄影作品——远在数字媒体出现之前,我们(这个集体性的〝 我们〞也包括图伊曼斯本人,那时他才刚刚开始自己的创作生涯)已经不再信任摄影模型的稳定性,从那时起,我们就被迫开始将疑虑及错误视作构成图像本质的因素,即便创作者称它们为中性的描述或者纪实报导。
 
又或许,图伊曼斯在1982年到1985年之间曾暂停绘画,转而制作电影,这让他对现实与幻想之物在一个图像(或者一组图像)中的融合更为警觉。这种意识延伸到了那些构成了我们全球集体记忆的电影,比如维克·弗莱明(Victor Fleming)1934年的《绿野仙踪》,图伊曼斯在他2014年的绘画《试镜》(2014)中援引了这部电影,画中年轻的朱迪·加兰(Judy Garland)装扮成桃乐丝;又例如大卫·林奇(David Lynch)2001年的电影《穆赫兰道》,《剧照》(2019)里的图像即出自这部电影,那一幕中,蒙蒂·蒙哥马利(Monty Montgomery)饰演的牛仔正在〝教育〞电影导演应该如何行事。《剧照》既表现出了西部片里牛仔形象的精髓——理查德·普林斯(Richard Prince)1980年代的《牛仔》系列使其成为了艺术界的一种经典原型——但与此同时,图伊曼斯的版本也是这类作品中的异数,有着一种反常的柔和,牛仔的皮肤平滑,甚至连眉毛也消失了。

吕克·图伊曼斯(Luc Tuymans)
《瓦纳·科图克》,2000年
布面油画,208 x 90 厘米
比利时根特当代艺术博物馆(S.M.A.K.)收藏


稳定的无常
 
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说,图伊曼斯现在创作的图像既可以被描述为坚实的、稳定的——因为它们是传统意义上的绘画(〝你用颜料制作出的坚不可摧的图像〞 [6])——同时又是全然临时和无常的,因为,无论每一种颜色多么生动(比如《剧照》里的红色或是《小丑》〔2019〕里的红色和黄色 [7]) ,它们都被吸纳进一个无声的、不确定的整体。图伊曼斯说:〝我总是担心创造出太多对比,因为如果有太多的对比,那就变成了图解。〞这个整体对多种意义开放(而且,最终,如乌尔里希·洛克〔Ulrich Loock〕所写,也对〝失败的意义〞开放 [8]),取决于观众的反应。这些显然是变动中的图像,可能来自任何形态的出处,但常常是通过屏幕,无论是艺术家的智能手机、电脑还是电视。他新系列中的一幅画即表现了设备本身,而画面没有任何的运动(p. 11)。[9]
 
在19世纪中期,摄影被认为〝反映了自身形成过程中的意外和失误〞,展示了〝灰尘的斑点、玻璃的裂缝、过度曝光或者定影不足〞[10],而绘画则被理解为展示一种完美的状态。在今天再现的当代处境中,稳定和统一如绘画的媒介已经失去了这种状态,图伊曼斯大力承认这一点,他在自己的画面上强调,图像〝通过运动,或者更笼统地说,通过获得‘流通性’和‘用途’来获取意义、动能、形式,甚至美学状态〞——借用弗朗索瓦·布鲁纳(Francois Brunet)的说法。[11] 在图伊曼斯大部分绘画中,几乎没有可能去辨别出一个痕迹是由于某种设备造成的原始图像的不完美,还是一种绘画性的标记。他表示:〝图像趣味的起作用的方式,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几乎是外科手术式的。〞

吕克·图伊曼斯(Luc Tuymans)的《代尔夫特》系列作品细节

《代尔夫特I》、《代尔夫特II》和《代尔夫特III》里的小斑点就是如此:它们可能来自原本就烧制不完美的瓷砖,或者来自艺术家所拍摄的瓷砖照片上的瑕疵,再或者是绘画性的笔触,让构图变得更为生动或者提示着这些作品的确是手绘。《牢房》(2019)也在此列,画面中间的两个圆圈再现了狱卒密切监视囚犯举动的窥视孔,但它们下方的圆点更让人琢磨不透。同样是在这幅画中,粉红色和蓝色的笔触在表面上形成了一种光晕般的质感,或许暗示着某种照明设备——《酒店》(2019)和《放映机》(2019)两件作品都处理了这一主题——又或许只是源自原始图像的低像素画质。

在新的这组绘画中尺幅最大的一件作品《庆祝》(2019)里,图伊曼斯完全是用这些斑点建构起了整个画面。其中的变化让我们意识到那是漂浮在天空中的气球,而回到中国的语境,它们也的确来自一张记录了北京的庆典的图像。如果观看者不知道这个出处,作品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碎裂的图像表面,几乎可以说是抽象的,其中暴力暗涌。[12] 这种效果让人联想起图伊曼斯的《血痕》(1993),类似的碎裂表面常被阐释为在暗指艾滋病的蔓延 [13],或是《山》(2016)的画面中央及右下方,这件作品和中国山水画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

吕克·图伊曼斯(Luc Tuymans)作品《树》与《庆祝》在
《吕克·图伊曼斯:好运》展览现场,卓纳香港画廊,2020年
 
 
沉睡的理性
 
打破我们的确定性,并且用碎片和不足作为一个推崇效率与力量的世界中的动力,这是图伊曼斯的首要成就。这点在作品《深圳》(2019)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鸟瞰视角的城市景观——这座城市正是为了彰显一个益发强大的国家的荣光而建,但景观上覆盖着我们在观看视频时常见的播放/暂停以及倒退和快进键。图伊曼斯实现了这一切,使用了我们所剩之物中或许是最可确定者:挂在画廊墙壁上集体展示的绘画。制造出这种矛盾的状态的能力使得他成为一位极其重要的艺术家。
 
他的动画作品《猫头鹰》(2019)循环播放着一只鸟儿飞进飞出的画面,也是这种矛盾状态的极佳缩影。正如在《怒》(2019)中,一头猛兽(一只猫或者虎)几乎撑破了画面,我亦将其视作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Goya)于1799年——另一个充满危机的年代——创作的著名铜版画《理性沉睡,心魔生焉》的当代版本。《理性沉睡,心魔生焉》中亦有传统上象征理性的猫头鹰,但它们的数量之多,且与蝙蝠及猫等其他动物的组合让画面充满了暧昧的意涵。戈雅说道:〝被理性遗弃的想像力制造出不可能的怪兽:与其联合,她是所有艺术形式之母,也是它们所有奇迹的源头〞[14] ——这一感悟无论对图伊曼斯还是我们所处的这个变动中的时代而言都仍然可以引发回响。

吕克·图伊曼斯(Luc Tuymans)

《深圳》,2019年

布面油画,213.2 x 156.4 cm 



注释

1. 马克·多纳杜(Marc Donnadieu),〈鸽子〉,展览《肌肤——吕克·图伊曼斯》导览手册(威尼斯:格拉西宫/皮诺收藏,2019),p. 6。


2. 我所谓的〝起点〞并不是说这些作品是整个系列中最先完成的。因为根据图伊曼斯的说法,一个展览就像是一个叙事,这里的〝起点〞其实是指叙事的起点。比如,《无名者 I》实际上创作于2018年,和《鸽子》属于差不多同一时期。


3. 图伊曼斯曾说:〝制作图像是一项涉及不信任问题的任务。〞吕克·图伊曼斯,〈终点:与乌多·蒂特曼的对话〉(Ende: In conversation with Udo Kittelmann〔2007〕),收录于《On & By 吕克·图伊曼斯》(On & By Luc Tuymans),彼得·瑞弗拉尔(Peter Ruyffelaere)编辑(伦敦:白教堂美术馆,2013),p. 87。


4. 《 无名者I》是基于阿恩·史云逊(Arne Svenson)一张名为《无声的相似 #8》(Unspeaking Likeness #8,2005–2006)的照片,而这张照片本身就是基于他人的创作。


5. 吕克·图伊曼斯与笔者在艺术家位于安特卫普的工作室的对话,2020年2月28日。在此感谢吕克·图伊曼斯在我准备这篇文章时拨冗热情招待。以下未加脚注的引用皆来自此次对话。


6. 出自吕克·图伊曼斯与卢克·兰布雷希特(Luk Lambrecht)的对话中图伊曼斯所说,〈吕克·图伊曼斯:播下新绘画的种子〉(Luc Tuymans: Sowing the Seed of a New Painting〔1995〕),收录于瑞弗拉尔编辑的《On & By 吕克·图伊曼斯》,p. 55。


7. 贾勒特·欧内斯特(Jarrett Earnest)曾经以优雅的笔调描写图伊曼斯的作品:〝色彩常常是极为丰盛的,但又无法令人真正享受⸺更像是时日已久的瘀伤而非新娘的捧花。〞贾勒特·欧内斯特,〈冷静之罪:图像的物质性和现实性〉(Crimes of Dispassion: Materiality and Reality of Images),收录于《肌肤吕克·图伊曼斯》,卡罗琳·布尔乔亚(Caroline Bourgeois)编辑(威尼斯:格拉西宫/Marsilio出版,2019),p. 35。


8. 乌尔里希·洛克,〈关于符号关系的层次,鉴于机械复制的图像,源于十年间的展览〉(On Layers of Sign-Relations, in the Light of Mechanically Reproduced Pictures, from Ten Years of Exhibitions ),收录于乌尔里希·洛克、胡安·维森特·阿利亚加(Juan Vincente Aliaga)和南希·斯派克多(Nancy Spector),《吕克·图伊曼斯》(伦敦:费顿出版社,1996),p. 51。近来图伊曼斯曾表示:〝超越失败的概念更为有趣。〞吕克·图伊曼斯,〈与马丁·赫伯特的对话〉(In conversation with Martin Herbert〔2012〕),收录于瑞弗拉尔编辑的《On & By 吕克·图伊曼斯》,p. 159。我仍然认为,究其根本,图伊曼斯的绘画制造出的仍是失败,或许并非它们自身的失败,而是它们对观众产生的一种作用。


9. 〝我不认为艺术家应该和新媒体斗争。为什么要如此呢?你根本赢不了,所以还不如让它们变得可以为你所用。〞吕克·图伊曼斯,〈绘画中,你无法回头:威尔·塞尔夫与吕克·图伊曼斯的对话〉(In Painting, You Can't Go Back: A Conversation between Will Self and Luc Tuymans),收录于《吕克·图伊曼斯:物以类聚》(Luc Tuymans: Birds of a Feather,根特:Ludion出版,2015),p. 38。


10. 弗朗索瓦·布鲁纳,〈前言:再现源自流通〉(Introduction: No Representation without Circulation),收录于《流通》(Circulation),弗朗索瓦·布鲁纳编辑;《特拉基金会文集》(Terra Foundation Essays),第三卷(芝加哥:特拉美国艺术基金会),p. 26。


11. 布鲁纳,〈前言〉,p. 13。


12. 图伊曼斯曾说:〝暴力是支撑我作品的唯一结构。它既是实体的又同时是疏离的。〞吕克·图伊曼斯,〈胡安·维森特·阿利亚加与吕克·图伊曼斯的对话〉(Juan Vincente Aliaga in Conversation with Luc Tuymans),收录于《吕克·图伊曼斯》,p. 20。


13. 比如在林恩·库克(Lynne Cooke)和汤米·西蒙斯(Tommy Simoens)编辑的《吕克·图伊曼斯:不宽容》(Luc Tuymans: Intolerance,林根:Ludion出版,2015) ,p. 334。


14. 弗朗西斯科·戈雅,引于保罗·伊利耶(Paul Ilie),〈戈雅的畸形学和理性批判〉(Goya's Teratology and the Critique of Reason),收录于《十八世纪研究》(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18,no. 1(1984年秋季刊),p. 44。




本文收录于即将出版的卓纳香港双语画册《吕克·图伊曼斯:好运》。

《吕克·图伊曼斯:好运》双语展览图册
即将于展览同期出版
卓纳图书,2020年




吕克·图伊曼斯相关链接

即将展出
卓纳香港年终大展 《吕克·图伊曼斯:好运》
周六线上讲座 | 吕克·图伊曼斯对话策展人小汉斯(Hans Ulrich Obrist)

吕克·图伊曼斯(Luc Tuymans)
《剧照》,2019
布面油画,90.6 x 176.2 cm 


关于新展

历史回顾 | 吕克·图伊曼斯策展《中比绘画500年》


近期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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