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空中舷窗视角与美国现代主义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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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飞机作为20世纪初新型交通的代表，在现代性的时空重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舷窗下壮丽的大地告诉人们视知世界的另一种可能。两战期间是美国航空事业初创和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与“迷惘的一代”、美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发生几近同期。飞机旅行及空中舷窗视角带去了全新的时空体验，作家们不仅将飞行速度、将舷窗风景书写在作品中，更将其中提示的瞬时、现时、共时等现代时空理念纳入了对文学形式的思考。飞机速度及其代表的瞬时观启发作家们反思历时叙事模式的弊端；飞行体验中的现时和现存感启示叙事转向对当下和内在的探索；飞机舷窗景观展现出的共时感成为现代主义形式实验的灵感来源之一。新的交通手段滋长了全新的时空理念，促成了文学家从历时思维中跳脱出来，使叙事转向了现代主义。

关键词

飞机；空中舷窗视角；美国现代主义文学；时空性

作者简介

隋亚男，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Title

The Airplane, Its Airscape, and American Modernist Literature

Abstract

 The airplane, as a representative new mode of transport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has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modern reconstruction of time and space. The splendid earth seen from the airplane’s window shows people another possible way to view and perceive the world. The period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is an important stage for the startup and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aviation. It is almost the same time period in which the Lost Generation and American Modernist literature emerged. With the new temporal and spatial experience from the air travel and the airscape outside the airplane’s window, writers not only weave the airspeed and the airscape into their writings, but also take the newly obtained space-time perceptions, such as instantaneity, synchronicity, and simultaneity, into their consideration of new literary forms. The airspeed and the instantaneity it suggests inspire writers to reflect upon the drawbacks of linear narrative mode; the synchronicity and the sense of being in the flying experience prompt the narrative to explore the moment of being and the inner world; the simultaneity manifested by the airscape becomes one of the inspirational sources for the formal experiments of Modernism. The new vehicle of transport has fostered brand new space-time concepts and, thereby, helped writers shift their narrative from the chronological mode to that of Modernism.

Key words

airplane; airscape; America Modernist literature; temporality and spatiality

Author

Sui Yanan is a lecturer at the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anjin 300204, China), specializing in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e-mail]

从1903年首次实现可操纵、有动力的载人飞行，到一战中空中战场的开启，再到战后航空业的蓬勃发展，20世纪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交通地理图景。值得注意的是，飞机由诞生到发展普及的主要阶段正是美国现代主义文学发生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两战之间见证了美国航空业的初创和发展，这与“咆哮的二十年代”“迷惘的一代”几近同期。美国现代主义作家们“流放”神话的成就，离不开现代交通工具的辅助和推动。旅程中搭载飞机成为了他们难忘的体验，透过飞机机舱内的舷窗俯视大地，不仅给予了他们视觉震撼，也使他们对科技现代性带来的速度和时空变革有了切身的感受。例如，被称为美国“现代主义文学之母”的格特鲁德·斯泰因曾在《美国地理史或人类本性与人类心智的关系》（The Geographical History of America or The Relation of Human Nature to the Human Mind, 1936）等书中多次论及飞机、舷窗视角与文学。她说：“一个人必然不能忘记飞机上俯瞰的风景，它远比汽车上看到的更壮丽”(Stein, Picasso 50)，“在人类心智看来，文学像是从飞机上俯瞰的大地”（斯泰因 30）。飞机与美国现代主义文学间存在哪些关联？为何斯泰因说“文学像是从飞机上俯瞰的大地”？

以往对航空文学的关注，往往集中于一系列以飞行员、飞行生活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对其时空观之于文学转型的意义关注鲜少。本文从飞机旅行及空中舷窗视角所寓示的现代时空观入手，从瞬时性、现时性、共时性三个方面，发掘和探讨其对斯泰因、厄尼斯特·海明威、威廉·福克纳等作家的文学创作及文本实验可能产生的启示意义，思考交通地理与现代主义文学间的互动关联。

01

飞机、速度、瞬时观与文学

作为新型交通的代表，飞机以超出地面交通的空间位移速率，刷新了人们对速度与时间的感知，可以说飞机集中体现了时间与速度的现代性剧变。飞机与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产生关联，最初是作为一种新兴的科技事物、一种现代速度的标识现身在文学作品中；继而在一批文学作品中，飞机与速度时代成为一种文学主题。而对现代主义的文学来说更为重要的是，飞机、速度、以及其代表的瞬时观代表了对效率、利益、工具理性的极致追寻与崇拜，当瞬时与流变成为主导，当“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马克思语），以斯泰因为代表的文学家们意识到建立在历时观基础上现实主义叙事的传统模式正失去效力。

飞机是现代性不断追逐速度、效率的产物。《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中鲍曼（Bauman）把现代社会的崛起归因于“加速度”和对时间的掌控能力—— “时间的历史始于现代性”（110）。关于飞机的速度，鲍曼说：“当天空成为制限速度的唯一因素，现代性就成为一场朝向它而持续不断、势不可挡、不断加速的奋争”（9）。飞机在一战用于作战时速度约为180至220千米/时，发展至二战时速度已达750千米/时。如当代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言：“强大的发明潮流，集中聚焦在加快和快速的周转时间上〔……〕空间关系的激烈重组、空间障碍的进一步消除〔……〕引发了强烈的时空压缩的感受，影响了文化和生活的每个面向”（《时空之间》392）。

飞机作为现代速度的标识，作为彼时尖端科技的代表，它的诞生给人们带去了精神震动和鼓舞，不少美国文学作品中都出现了飞机的身影。例如，在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在《赚大钱》（The Big Money）中记述了莱特兄弟试飞成功这一事件：

十二月里寒冷的一天

俄亥俄州代顿市两位瑟瑟发抖的自行车修理师，

第一次见证了自制的新奇装置在空中高飞的的景象

——他们在俄亥俄州代顿市霍桑街的后院里

用削剪的核桃木树枝、

用自行车的粘合剂、

用姐姐踩着缝纫机织成的棉布

〔……〕

在基蒂霍克小镇上，它翱翔在沙丘和海滩之上。（278-285）

在诗歌《哈特勒斯角》（“Cape Hatteras”）中哈特·克兰（Hart Crane）写道：

有力的银色双翼飞机，它轻推着风的背脊！

在那里，从基蒂霍克镇的弑魔山，

兄弟二人双双飞离了沙丘

狂风折戟，莱特们与风儿博弈

朝向海角，卷过风之侧翼，搁浅、旋转

〔……〕

灵魂，借轻油，插上翅膀飞抵了新的天地。（31-39）

在克兰的赞颂中，莱特们是探寻未竟之地的勇士。如当时的评论家所说，飞机“触碰了人类关于自身的想象。人们被深深地打动了，因为他们在自己面前看到他〔威尔伯·莱特〕发明了一种新型的人类。它拉升了‘不可能’的基准”（Morshed 1）。

航空技术的持续发展继而触发了文学领域一股以航空为题材的创作热潮。例如，1927年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首次实现了单人不着陆的跨大西洋飞行，这一标志性事件的影响下，仅两个月内美国的报纸期刊上就涌现出了五千多首与飞行想象相关的诗歌，各类小说中也出现了林德伯格为原型的人物（Davis 239）。如帕索斯在《美国》（U. S. A.）三部曲中的飞行员查利·安德森（Charlie Anderson）、雨果·根斯巴克（Hugo Gersback）在《空中奇妙故事》（Air Wonder Stories, 1929—1930）中的主人公等。《空中奇妙故事》、拉尔夫·威尔金斯（Ralph Wilkins）的《空中帝国》（The Empire in the Sky, 1930）等航空题材的科幻文学作品中，“速度”是构建其未来感的核心要素之一。

飞机与速度成为一种鲜明的文学主题，而当飞机及现代交通的发展使速度时代日益成为现实，其瞬时观促成了文学界对传统叙事形式的反思。福克纳作为最早涉及航空题材的作家之一，曾表示飞机预示着“一种新的趋势，一种新的文学，一种浮躁的自我表达，这不是关乎人，而是关乎所有关于速度的一切”（Vickery 145）。福克纳曾在1917年报名参加美国陆军航空兵，被拒后转而报名加拿大空军，在多伦多接受了飞行训练，这段经历深深影响了他。《所有逝去的飞行员》（All the Dead Pilots）是为纪念一战中牺牲的飞行员而写；第一部小说《战士的报酬》（Soldiers’ Pay）以及后来的《塔门》（Pylon）都是以飞行员生活为主题。不只是航空主题，飞机及速度时代的到来让福克纳认识到历时叙事的模式以无力应对“瞬时”“流变”为主导的当下。福克纳的小说不再时间为线索展现一个完整的故事，《塔门》中他力图展现一群飞行员的生存状态。主人公以竞速和飞机表演为生，最后也因飞行表演中一味追寻速度、失速而失去性命。福克纳这样解释了他小说中的人物：“他们不在上帝的管辖范围内，不受制于责任或爱。他们不必被迫接受过去和未来，他们没有过去〔……〕在当代景象之中，他们短暂存世，如同蝴蝶朝生暮死，昙花一现”（Gwynn and Blotner 36）。他们“不必接受过去和未来”“短暂存世”，正如他们在小说中一味追寻速度的行为所映射的——在速度织就的现代性语境中，瞬时性不断冲破建立在线性时间逻辑之上的“过去”与“未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以加速的“革命”循环实现对短期利益的最大追求。

“一种新的趋势，一种新的文学，”在福克纳看来意味着打破线性叙事的思维，转向和反映当下“浮躁的自我”和“关于速度的一切”。“他们如同蝴蝶朝生暮死，昙花一现”，因为速度消解了“过去”的意义，“效率”和“利益”消解了人与人之间的 “责任和爱”。“速度时代”背后代表的工具崇拜与物本社会，使得人们在不断流逝和变化的分分秒秒中慨叹“没有所谓的曾经，只有现在”。“时间是一种流动状态，它化身为每个人存在的瞬间，除此之外毫无意义”（Meriwether and Millgate 255）。

相较于福克纳，斯泰因更直接地说明了“速度时代”现实主义宏大叙事的无力性。斯泰因的著作《美国地理史或人类本性与人类心智的关系》写成于1935年，她从法国返回美国举办巡回演讲期间搭乘飞机的经历给予她重要灵感，成为她写作此书的直接契机。著作以“美国地理史”为主标题，实际寓意了美国历史的“无根性”以及宏大叙事的无力感。在她的分析中，据进化论史观“人类本性”促使人以劳动、以外部行动改造世界，继而创造价值和人类历史。而现代性剧变中，速度及生产效率激增，物质文明欣欣向荣，现代人在精神领域却步入“荒原”。西方长期以来人们赖以寄托生存价值和信仰的形而上学体系的坍塌将人推入了无尽的精神虚无中，越发将人推向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深渊，这似乎使得所有诉说和叙事都失去了意义。“虚无”感的侵入暗含了对时间历史性的消解。历时进化论史观构造出的“总体性”不再坚固。当飞机飞越美国上空，空中舷窗下大地如地图般展开，斯泰因感叹“这个国家除了地理一无所有，而一部地理史无疑是它重要的，也是唯一的历史”，“我们的历史简单地变成了时光与生命不停流逝的‘西部’”（9）。她意识到固有精神意义的幻灭彷佛使美国历史的进程仅余下了西进中不断拓展的疆域线，使“历史”变成了“地理史”。“无根性”铸成了书写美国历史的不可能性，及宏大叙事的无力性。

综上，以飞机为代表的现代速度带来了货物、信息、资本、人口流动的加速流转，就像波德莱尔所言，现代性是“短暂、流变、偶然事件〔……〕”（485—486）以此铸就的瞬时观与速度时代背后，是工具理性只注重效率、功用、计算、手段的现实，这消解了人生存的价值基础。飞机与速度在成为一种文学主题的同时，其中的瞬时观映照出传统文学形式的无力——传统现实主义的线性叙事模式既无力应对和反映现代性带来的瞬息万变，也无力满足人们建构自我主体、创造意义的需要。飞机又在何种程度上启示和促成了文学向内转的转型？

02

飞机、现时观与文学的向内转

现代主义文学鲜明体现了对人内在感受的关注，与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叙事的历时观相对，居于现代主义文学核心的体现为一种现时观。由历时观转向现时观，由对事件的历时关照转向现时当下的体验和感受、转向“人类心智”，现代性的时空重构中，以飞机为代表的现代交通在现实生活中对现时观的渗透不容忽略。

现时感和现存感在现代交通速率不断提升的背景下日益成为一种真实的生活体验。随着飞行速度不断提升、两点间的交通用时不断缩短，空间壁垒的冲破引发了空间关系的重组。当“瞬时”与“流变”成为主导，乘坐过程中感受到的“现存”成为了全部的存在，造就了“时间的空间化”。如哈维所说：“时间的不断加速〔……〕无限延伸的均质时间途径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以现在取代过去和未来的时间图景〔……〕时间范围缩短到了现存就是全部存在的地步”（《后现代的状况》240）。另一方面，长距离跨越的用时越来越少，穿梭在云层的飞机彷佛“通过时间消灭了空间”，地球空间收缩成了“地球村”。这两方面即哈维用“时空压缩”一词所要表明的“革命化”了的空间和时间。

一战之后，随着部分军用飞机被改造用于民用，航空业发展起来，现代交通技术提供的密集流动性达到史上空前(吉登斯 123)，这成为作家们“流动”的基本物质条件。福克纳、海明威等在战争期间对飞机就有了接触认识；文学界的旅欧潮流中，斯泰因等人作为小众精英的代表，飞机做为彼时的新型交通也时常出现在她们的旅途中，可以说现代交通技术支持下的密集流动性促成了美国现代主义作家们的“流放”神话，而这一过程中频繁的飞机旅行也使得“时空压缩”的体验也愈发真切。如哈维所说，“审美实践与文化实践对于变化着的对空间和时间的体验特别敏感，正因为它们必需根据人类体验的流动来建构空间的表达方式和人工制品”（《后现代的状况》409）。这些“体验的流动”以及他们敏锐感受到的现存感促成了作家们“表现方式”上的哪些变化？

“时空压缩”体验中提示的现存感和现时感，启示作家们抛开历时叙事逻辑，关注现时当下的内在状态。1934至1935年，斯泰因在维奇坦的促成下赴美访学，促成了第一次搭乘飞机的经历。透过舷窗她发现与路面行进视角不同，她看到原来视线范围内各不相同、千姿百态的地貌、地形，平原、山岗、河流、湖泊，一切和谐地连接在一起，时间历经了“空间化”的过程。如此情境与她的文学观发生很大碰撞，由此在《美国地理史》中写到：“人们曾以为世界就是我们看到的样子但事实并非如此所以世界因人类本性而存在也因人类心智而存在”（26）。

这里，斯泰因提出“人的本性”（human nature）与“人的心智”（human mind）这一相互对立的概念，并分别把它们与代表时间的历史和代表空间的地理联系起来。她认为要洞察人类存在的奥秘，了解生存的本质，就需要知道“地理历史以及人的心智与人的本性之间的关系”（斯泰因 7）。在她的设想中，人类本性与物质现实息息相关，人类心智不关涉现实。人类本性受制于社会层面的个体身份、现实层面动机、记忆以及地域的影响。而正如同宏大叙事面临无力感，以人类本性为出发点的写作也面临危机：“如果说生存与死亡是人类苦苦求索的命题，那么‘人的本性’无力参透生死的奥秘，因为，‘人的本性’只能存在于具体情境之中，脱离不了外在环境对它的影响，看到的只是个体的存在而非全体的生存。具体而言，它只是而且只能身处现实的功利层面，所以它首先和人在社会中的个体身份密不可分”（斯泰因 120）。由于个体身份的原因，人们在了解自我、认识自我时往往需要通过他者的认可和关照才能确认自己的存在价值。“人的本性对身份有着直白的担忧”（136）大多数人不是通过自己内在的特性来了解自己，而只能靠着他着对自己的认知来确定自己的存在。斯泰因在书中甚至用了这样一个广受诟病的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我之所以是我因为我的小狗认识我”（46）。然而依靠外在的承认和认可而建立起的“个体身份”却无法触及自我的本质存在。斯泰因说：“即使我的小狗认识我，那也使我成为我，因为我之所以为我和我的小狗认识我没有任何关系”（52）。建立在个体身份层面上的“人的本性”无法独自存在、自由发展。由此，围绕“人的本性”、具体的社会情境、线性故事线建构起的传统现实主义叙事模式无法揭示现代人现时当下的生存状态。

传统叙事无力揭示人们的生存状态，更进一步说是因为其无力触及人的心灵，从而实现对个体内在的关照和救赎，故而斯泰因宣称：“请看看我的人类心智” （64）。“事件和人类本性紧密相关然而它们与人类心智并无关系因此所有与事件相关的写作终将被推倒重来”（55）。作家们认识到写作可以不再局限于讲述一个故事，不再“与事件”、与线性叙事相关。正如斯泰因笃定地说到的，要揭示现代人的生存处境，就要“推倒所有与事件相关的写作”。“人类心智诉说的是当下的一切”（105），转换视角，转向现存的瞬间，世界也“因人类心智而存在”。由此现代主义阶段见证了心理小说、意识流小说兴起——行动之下的人物内在、甚至非理性意志某些深层隐秘的活动被揭示出来。从海明威笔下战后青年男女放浪形骸的日常，到福克纳笔下碎片式的呓语、湍急的意识溪流，再到斯泰因笔下人物琐碎的日常、重复的话语，现时当下的感受、一切存在的瞬间成为文学文本进行表现的合理对象。为避开传统时间观的影响，斯泰因甚至尝试了“持续的现在时”（continuous present）叙述方式，频繁使用动名词、现在分词等动词形式，营造一种“持续的现时感”。由外部“经历”（erfahrung）转向每个人存在的瞬间，转向“人类心智”，内在的现时“体验”（erlebnis）成为了现代主义写作中表现的主体（本雅明 133）。

可以说，飞机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现代时空观中现时观的形成，而现时观深植于现代主义文学“向内转”的内核之中。如斯泰因所讲，时空情境决定了人的生存状态。当现时和现存感在时空压缩的背景中日渐真切，当“与事件相关的写作”无力从深层次揭示现时当下人的生存处境，“向内转”的趋向有着客观的必然性。哈维曾强调说：“对于时空压缩的体验，在转向更加灵活的积累方式的压力之下，已经在各种文化形式之中产生了表达的危机，这是认真的美学所关注的一个主题〔……〕如果存在着一种表达空间与时间的危机的话，那么就必须创造出思考和感受的各种新方法来”（《后现代的状况》405）。那么，这种表达危机中，飞机又在何种程度上启示了作家们对内在世界进行呈现？从具体形式来看，为何说这一时期“在人类心智看来，文学像是从飞机上俯瞰的大地”？文学又是如何像极了“飞机上俯瞰的大地”？

03

空中舷窗视角、共时观与文学的形式实验

飞机与路面交通的不同在于其独特的高空视角。空中舷窗俯瞰下的大地像极了立体主义的线条，也将艺术领域抽象的共时理念无比真切的呈现为作家眼前壮丽的图景。在人类看来，文学像是从飞机上俯瞰的大地，因为共时观几乎浸润了美国现代主义文学所有的形式实验。共时观支撑下异质并现、去中心、散焦点等理念，帮助现代主义文学实现了对人生存状态、内在精神世界的探索和呈现。

“飞机上俯瞰的大地”冲击了人们长期以来适应的、地面行进过程中的空间秩序。空中舷窗俯视视野抹去了地平面上由近景、中景、远景构成的景深感，展现了一派“共时性”的图景，神话想象中“奥林匹亚山式的凝视”变为了现实。对此，未来派发起人马里内蒂（Marinetti）说：“不断变幻的飞行视角建构了一种全新的现实，这与地平面视角下的传统现实截然不同”（295-297）。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称其为“鹰眼”视角，他在《飞机》（Aircraft）中说，飞机下的城市仿佛历经了“重建”，这“为我们的感官增加了一种新功能。这是一种新的衡量标准”（96）。

飞行旅行中，舷窗景观（airscape）作为一种全新的技术风景被作家们所发现。不只斯泰因曾感叹“一个人必然不能忘记的是从飞机上俯瞰的风景”，海明威也曾详细记述了飞行中舷窗视角下的景观。他将自己第二次乘坐飞机的体验发表在《多伦多星报》上：“起先飞机贴着地面移动，颠簸得像一辆摩托车，而后慢慢升空。我们几乎是向东直向巴黎，慢慢地随着起飞，地面开始在我们下面变得扁平起来，就像坐在由某个巨人托起的小船里。地面像是被切割成了棕色格子、黄色格子、绿色格子，大片的绿色斑点则是森林。我开始理解立体主义绘画了”（Hemingway 42-43）。他的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The Snows Of Kilimanjaro）中也有类似的景象。“他看见他们都站在下面挥着手，山边的营地现在看上去越来越扁，平原延展开来，一簇簇的树林，变得越来越扁平的灌木丛〔……〕斑马只看到它们又小又圆的背部了。大羚羊变成了一个个小圆点，正在以长长的手指形状的路线爬行着越过平原〔……〕”（海明威 34）

作家们发现飞机舷窗视角的过程也是他们体悟现代时空性的过程。海明威与斯泰因都曾注意到空中舷窗景观与立体主义绘画的相似。与海明威类似，斯泰因也曾说：“在美国时我第一次乘坐飞机，它载我走过了很多地方，而当我向下俯瞰时，我看到的都是立体主义的线条”（Stein, Picasso 50）。他们之所以不约而同地声称看到了“立体主义”的线条，进一步说是因为现代艺术以敏锐的感知力几乎最早回应了时空观的变迁。与“舷窗下的大地”相像的拼贴场景较早引起人们普遍注意，源于毕加索的综合立体主义艺术阶段。异质空间的碎片共时性地呈现在画面上，常人觉得抽象难懂。飞机舷窗视角使作家们认识到，艺术家们的理念源于现实——立体主义的共时性理念并非凭空而来，速度革命已然使共时性越来越成为一种现实，这在多数人并未意识到时，艺术家们已经敏锐察觉并反映在艺术里。就像斯泰因说到的：“我在大地上看见了毕加索混合融合的线条来来去去〔……〕我看见勃拉克的简单解决方式，使得，我看见而且我又一次知道，创造者是同时代人，当同时代人还都不太知道时，他就已经理解了”（Stein, Picasso 50）。因而海明威说“开始理解立体主义绘画了”，确切说是透过飞机舷窗他“看到”了全新的时空秩序。

飞机空中舷窗视角展现出的共时感，首先在形式上启示了作家们的“去叙事性”创新。“把事事看作都看成是平的”（斯泰因 114），受空中舷窗景观的直接启发，斯泰因在《美国地理史》中多次这样说。她借地面行进视角与空中舷窗视角，比喻传统线性叙事与现代主义叙事。线性叙事如地面行进，有起有终，中途有起伏波折，进程随时间而向前推进。在斯泰因早期作品中，她也曾尝试传统历时叙事的写作方法，例如以自己三代家族史为题材创作的《美国人的成长》（The Making of Americans）：“我曾在《美国人的成长》中试图把每个人刻画为不同的个体。是怎样去做的呢？通过创建一个开头，中间，还有结尾”（斯泰因 113）。但正像她后来反思到的，“真的有开头这回事吗。中间呢。结尾呢”（113）。飞机舷窗下，“所有一切都平铺在那里”（8）；“风景没有开头没有中间没有结尾，这使它显得浪漫”（143）。她想到“把事事看作都看成是平的”，因为“在他人类心智的深处他从来没有过开始，没有开始过也不会开始”（113）,“人类心智既没有身份也没有时间而当它睁眼四顾时万事万物看起来都是平的”（115）。写作可以如飞机舷窗下的风景，摒弃了“行进感”，可以无需制造“开头”或“结尾”，无需制造沿着线性时间的故事线。

再者，飞机空中舷窗视角以直观的视觉，启示了作家们共时视角下异质事物共存和杂糅的可能。“并非土地的外貌而是它延展的方式和人类心智紧密相连”（斯泰因 30）。土地“延展的方式”启示作家们在展示内在世界时物与物之间共存的可能性和形式。“这便是人类心智。它与时间无关”（20）。跳脱出历时观，现代主义文学几乎所有的文本实验都浸润着共时思维。空中舷窗景观对现代主义写作可能产生的启示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共时视角下的“混沌”感。航空“在这样一种媒介中运作，这里没有边界线，所有地球上的大地看起来都是相似的”（Roosevelt）。飞机舷窗的俯瞰下，人为制定的地方之间的界限消失在自然视域中，离地越远，事物聚合在一起，便越发简化为相似的斑点和色块，因而“大地看起来都是相似的”。如斯泰因和海明威二人记述的，飞机特有的飞行速度与高度带去了独特的俯瞰式全景。地表建筑物、山峦、一切具象物体褪去景深感，趋向于扁平化，产生了一种平面感、一种直观的“地图感”。 “棕色格子、黄色格子、绿色格子”，地面上的事物隐去了细节，变身成模糊不清的颜色格子。“共时”视野下，微观事物的界限感隐去，由此造成了一份实在的感知觉混沌感。

其二是共时视角中异质事物的共存和杂糅。事物间界限感的消弭、与其间时间因果关联的缺失，自然将其间的关系指向了共存和杂糅。飞机舷窗下的景观以具象的方式、以有冲击力的视觉画面极好地传达了这一可能。如斯泰因自己讲述的：“从空中俯瞰陆地使我对很多事情了如指掌：某个单一的地理中心和四周辐射开来的种种规划之间的关联，一条曲折蜿蜒的铁道线，一块四分之一英里大小的土地，每一棵树在雪地上投下的阴影〔……〕”（28）俯瞰下事物没有主次，不以某物为中心，所有的异质事物就在那里。

与共时观对应的写作观，不同于传统叙事中事物以时间先后建立起因果关联，事物间不必有时间先后或因果关联；甚至在意识流作家的“自由联想”法中，一事物可以自如跳至下一事物，事物间的“界限”、相互逻辑不必澄明，一切事物的共存皆合理。“如果是人类心智的话那么任何一分钟都充满任何可能”（20）。“人类本性是那些所有人类都会做的事〔……〕而人类心智则是诉说什么是人类做过的正在做的可能做的或者能够做的事的方式”（21）。共时逻辑下，人类心智对异质事物的共存体现出极大的容纳性，“做过的正在做的可能做的或者能够做的事”均有可能共同出现在文本中，而无需经过理性、因果逻辑或时间逻辑的梳理。这衍生出一种存在主义式的印象混乱或感觉混乱，体现为一种前所未有的叙述流动性。若说现实主义叙事中的线性时间与工具理性相对应，现代主义写作中的共时观与“混沌”感，对应了现代人 “心智”的迷惘。

例如，多斯·帕索斯的《曼哈顿中转站》在发表之初便有评论家指出小说的视角是像来自“一架轰鸣的、飞过整座城市的飞机”（Gold 26）。“俯瞰下”无数的“城市碎片”组成了曼哈顿的城市“全景”。小说开篇“男男女女通过渡船房的木隧道，像被碾碎的苹果通过槽道进入榨汁机”（Dos Passos, Manhattan Transfer 15）；另一场景中，婴儿正降生在一处气氛沉闷的医院；细雨敲打的窗边,“百老汇街头人们的雨伞来回跳动”（79）；在城市的另一边，“一辆消防车、一辆水喉车河一辆救生车在街上回响，有一栋房子冒着烟，不时从房顶窜出火苗〔……〕”（94）快速的场景转换，各色人物登场，互不相干的路人，各自奔赴不同的命运，“每个人存在的瞬间”同时并呈，汇成了纽约的众生群像；这一切与“摩天楼”“白色大道”“港口”“大桥” （书中的章节标题）等城市地标相交织，整座城市的风貌仿佛尽在眼底，如同飞机上的俯瞰的世界。共时性的拼贴场景呈现了异质复杂的现代都市。没有线性叙事线，没有中心人物，众多“混乱”的印象碎片聚成了“心智”感受到的现时之景。

不只是帕索斯笔下“曼哈顿”的都市速写，在对人的生存状态、内在精神世界的探索和呈现时，现代主义文本实验中异质并现、去中心、散焦点等常见方法都渗透着共时思维。例如，斯泰因的小说多数既没有明确的主题，也没有情节起伏带来的高潮，更多时候陷入一种日记式的对日常事件的琐碎记录中，从头到尾保持着近乎相同的质地，因而很多她的小说看起来更像是为普通人所做的文字肖像而不是故事，《三个女人》（Three Lives）以及后来的《爱丽丝·B·托克拉斯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Alice B. Toklas）中的内容都反映出这样一种特点。《三个女人》以近乎于“圣徒言行录”（hagiography）平铺直叙的方式记述了安娜、梅兰克莎、莉娜三个人琐碎的一生，其中既没有言行中构成高潮的“聚焦点”，也没有传统小说中通过叙事进行的主旨展现，而斯泰因认为这样的手法才能展现了生活和生命的真实进程。在“梅兰克莎”这部分中，平淡的叙述中既没有惊喜，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悬置，梅兰克莎和杰夫两个角色通过不断日常生活中的“重复”（此时她称之为“强调”）逐渐展开。而斯泰因认为这种相对于传统小说的“散焦点”“无主题”实质上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新型的主题：《三个女人》的主题“本质上是全新的：这展现大多数人真实生活中那些

无数细小的进程和发展”（Stein, “Portraits and Repetition” 184）。不止如此，为了对抗时间性，在斯泰因的重复手法里，小到语词、句子，大到段落、“情节”反复重演，这些书面上的“印记”没有随时间、随线性阅读的演进而消逝，它们破坏了常规叙事中的“近景”“中景”“远景”，使表意的“情节”陷于同质性的叙述，以至于这些反复的内容在页面上凝结成为了一种“绵延的”或“延长的”现在。

福克纳的小说中异质并现、去中心、散焦点等以共时理念为支撑的表现方式，同样频繁出现在他对人物内在心灵状态的呈现中。多视角叙事几乎出现在他每一部精心设计的小说里，不同人物构成的视点从《喧哗与骚动》等小说中的三个、四个，多至《我》中的十五个，这种以散焦点、对位模式进行表现的形式作为福克纳小说最典型的美学特征之一。他借用不同视角特定节点的对位、比较，使面与面的多样共存传达出意义。人物意识流的呈现更是处处体现了异质并现的共时性特点。人物飘忽不定的思绪、现实现在的对话、隐匿不可说的禁忌、表象、知觉、感觉与记忆；班吉的呓语中有闻到的“冷的味道”“雨的味道”，有听到的“开弟”，有想到“树的香味”；昆丁的思绪中有凯蒂与艾密斯密会的场景、忍冬花、家人对话的只言片语、凯蒂手指触到自己时冰凉的触感……没有因果律支撑、没有时间逻辑，文本碎片变成了一种均质、共时的存在。那些来自意识深处的、无法以逻辑语言言说的“非理性”因素、欲念或纠结被放大出来，那些琐碎、“无意义”的生活碎片被揭示出来，呈现出现代人的“迷惘”与精神苦痛。

在这些作品里共时感和现时感交织，呈现的是“关于速度的一切”，是现代人“浮躁的自我表达”。若说机械复制时代的“震惊”体验是造就现代主义美学风格的主导成因之一，飞机作为现代交通的代表，它所带来的“震惊”体验集中体现了现代化的速度、生产流转效率与现代时空性。按照哈维的观点，现代主义在美学上的创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对于时空体验中的危机和焦虑的一种回应，即如何突破文艺复兴以来表现空间和时间的固定模式，寻找到表达空间和时间的新方式、新技巧。作家们对飞机旅行、舷窗景观的记述和思考，体现了他们对全新时空观的接纳，这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他们对文学作为“时间艺术”之形式的思考、对历时叙事策略的突破。飞机、空中舷窗视角昭示出的瞬时、现时、共时等现代时空观念映现在美国现代主义文学突破历时叙事模式而进行的种种文学实验中。

飞机、空中舷窗视角所昭示的时空观与美国现代主义文学之间的映射关联，本质上体现了物质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间的互动。一方面，物质交通工具的进步促成了现代性的时空重构，时空重构的结果映现在美国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中。另一方面，美国文学接纳新的时空观、实现形式革新，继而打破再现摹仿传统、转向心灵内观的过程，体现了审美现代性对工具理性的能动悖反、对审美自律的坚守。

责任编辑：刘兮颖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3年第1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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