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涛：土耳其、“欧亚主义”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一则思想史的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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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我在华东师范大学参加了一个中俄两国青年学者的培训班，其间，让我讲了一个题目，叫“土耳其与欧亚主义”。确切说，“欧亚主义”这个概念与土耳其的关系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走进我的视野的。不过，当时我主要还是从“新奥斯曼主义”与“泛突厥主义”这两个角度来讲土耳其的国家定位，认为“新奥斯曼主义”是当代土耳其对外战略的支柱之一；对所谓的“欧亚主义”只能说是有一些模糊的感觉。近来，受到“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个时代命题的刺激，我又重新将原来的“命题作文”翻检出来，希望能够从某种思想史的角度，再做一番思考。
一引子：近世土耳其人的东方游记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有一些奥斯曼-土耳其人来到了东亚，尤其是对日本、中国进行了访问，并且留下了一些游记类 的文字。除了记述当地的风土人情，这些日记文字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揭示出当时的土耳其的穆斯林如何看待东亚。简单来说就是，当时的奥斯曼-土耳其人非常赞赏日本，同时非常鄙视中国。
奥斯曼-土耳其人赞赏日本的原因很简单。一是他们了解到也看到日本人实现了国家的进步（也就是后世所说的现代化）和强大，日本甚至打败了曾经强大的中国（1894）和一直强大的俄国（1905）；二是日本人非常地文明化，尤其是很讲究卫生，为人彬彬有礼，非常讲究生活的细节；三是日本人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并没有丢掉自身的传统，不管是在服饰还是习俗方面，日本热仍然珍视自身的传统。这几个原因，使得奥斯曼-土耳其人不仅非常地羡慕日本人，而且从穆斯林的立场进行了阐发。
当时，初步认识了日本的奥斯曼-土耳其人进一步断言，日本潜在地是一个真正的、理想的穆斯林民族与国度。日本人的文明化、进步与对自身传统的珍视，正是穆斯林应该做而没有完全做好的事情，而没有信奉伊斯兰教的日本人反而做到了。由此，在他们看来，日本要变成一个真正的穆斯林国家并不难，因为它的种种美好的方面已经潜在地是一个穆斯林民族了，后面的事情就只是一个名义和时间的问题了。这些奥斯曼-土耳其人希望日本人能够接受伊斯兰教。
对当时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来说，他们之所以如此看重日本，除了认识到它的先进、强大与文明之外，更重要的是奥斯曼-土耳其人把日本视为黄种人的骄傲，视为东方人和亚洲人的骄傲。同样面临列强压力，同样在追求现代化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尽管对自身问题的认识非常深刻，但是，并没有实现日本那样的进步，尤其是感觉到帝国的问题重重，要达到日本的高度，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实现的。但是，作为自我定位在亚洲和东方的奥斯曼-土耳其人，他们在当时有一个强烈的群体意识，那就是，东方人的落后与西方的进步，使得东方民族普遍地处于水深火热的危机之中，东方人面临失败和灭亡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东方人必须团结起来。这种团结，最初是一种泛伊斯兰主义的主张，即团结起所有的穆斯林来，进行圣战，对抗西方殖民/帝国主义。几乎与此同时，他们发现了日本，就顺势把日本当成了东方人的领袖，认为，只有日本有能力带领东方人走向进步并战胜西方人。当时持这种想法的中国人也是有的。
土耳其国礼瓷画丝绸之路
关于中国，这些奥斯曼-土耳其人也有很多记载和断言。但普遍的感受是，中国大而虚弱，中国人多而散漫，没有法治，尤其是中国人非常脏，不讲究个人卫生，卑琐又不懂礼貌。这些都与日本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土耳其的旅行者在自己的记述中，对中国他们没有看到希望。
上推一百年，日本人和作为外来观察者的土耳其人有一个共同认知，那就是东西方是不一样的，日本人是东方人的希望所在。他们认为，只有日本才具有拯救东方的能力。在土耳其人的观察里，日本的这种能力不是基于它的特殊性，而是基于它的普世性，这种普世性不仅仅是用通俗的标准来看的，而且是基于伊斯兰标准来看的，伊斯兰标准不是一个特殊性的标准，而是一个普世的标准。在这个普世的标准所衡量下的日本，仍然是先进的，所以才是有希望的。
奥斯曼-土耳其人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本的观察，渗透着对东方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和自我观照。这个意识在西方占主导的世界现代史上，成为东方民族的普遍忧思，至今仍然如此。这就是东方民族主义的内在困境：既要实现现代化（模仿西方），又要建构自身的认同。这两者是有困境的，实现现代化必然就意味着去承认西方的先进，要去学习和模仿西方，但是建构自身的认同，又要求自己与西方不一样，而且害怕失去自我，必须有一个独特的自我。这样，问题就来了：一个模仿西方的东方民族还能够是它自己吗？
二作为一个概念的“欧亚主义”
最初接触欧亚主义这个概念，还是多年前在翻译一篇与苏联/俄罗斯发展有关的文章的时候，“欧亚主义”（英语：Eurasia；俄语：Evrazia；土耳其语：Avrasya）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在苏俄的，在苏联解体后得到复活，所谓“新欧亚主义”的代表就是俄罗斯人亚历山大·杜金（AleksandrDugin）。“欧亚主义”这个概念，学术界一般是将其与俄国的文明/国家定位联系起来看的，俄罗斯这个国家的身份/认同一向存在“西方的vs斯拉夫”之争。说到底，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个东方民族主义的内在困境在俄罗斯的表现形式罢了。
“西方的vs斯拉夫”这个争论可以追溯到17世纪，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出现了“西方化”与“斯拉夫主义”的分歧。这个分歧发展到19与20世纪的时候，就逐渐成了“大西洋主义”与“欧亚主义”之争。大西洋主义者（Atlanticists）认为俄罗斯应该认同西欧与美国阵营，而欧亚主义者（Eurasianists）强调的是东欧与中亚对俄罗斯发展的重要性。具体来说，在1945-1990年间，所谓的大西洋主义者认同的是西欧或美国，而在1990年以后，大西洋主义者已经不再区分西欧或美国，而统一地将其视为一个“西方”。关于俄罗斯的这个身份/认同的内在矛盾，已经有很多学者谈过，其中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也谈得比较详细。
三追求现代化的土耳其
对土耳其这个国家来说，问题是有相似性的。不过，欧亚主义这个词是在冷战后逐渐传播开来的，迄今在土耳其的影响也不是特别大。要讲清楚土耳其的这个故事，还需要插播另一段政治思想史的内容。
一般的中国读者都知道土耳其国父凯末尔·阿塔图尔克（KemalAtaturk）领导的革命和激进的西方化改革，不过，对于凯末尔时代的土耳其人来说西方化主要还是体现在内政上，外交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土耳其共和国一直奉行的是某种孤立主义的政策。至少从奥斯曼帝国晚期开始，在土耳其就出现过关于国家发展的不同思潮，整体而言，占据主流的都是支持现代化或变革的，都意识到再不搞改革国家就不行了。不过，在改革的思路上又存在较大差异，可以大致分成“部分西化派”、“伊斯兰现代主义”、“全盘西化派”。
“部分西化派”是早期的改革主义者，类似中国的洋务派，他们相信西方的优越性，但是无力挑战国内的既有体制，最终形成的是一种本土和西方并存的“双元结构”；“伊斯兰现代主义者”在思想上更为成熟和深刻，他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体”/“用”二元论者，而是坚信西方的那些优越性从伊斯兰传统中都能找到依据，从而在总体上支持现代化，但不相信西方的价值优越论，认为伊斯兰与现代化不矛盾；全盘西化论者以青年土耳其党人（早期的凯末尔主义者也是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一部分）为代表，他们将传统视为进步的障碍，意欲以一种秋风扫落叶的狂飙突进方式将土耳其提升到欧洲文明的高度，与伊斯兰现代主义者不同的是，青年土耳其党人没有心思严肃谨慎地自身的伊斯兰传统。
从国家对外战略的角度来说，20世纪初的土耳其还迷茫在西方化、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交织的复杂选项中。泛伊斯兰主义号召全世界穆斯林团结起来，在哈里发的领导下反对西方殖民主义；泛突厥主义意识到中东地区穆斯林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和离心离德，把注意力转到内陆欧亚地区广大讲突厥语的不同民族身上，梦想着将这些人团结起来，复兴或建立一个所谓的突厥帝国，最早传播这种想法的是俄罗斯统治下的鞑靼知识分子，他们有一些人后来移民到了土耳其，对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的传播产生了巨大影响。不过，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泛突厥主义无论是在中亚、伏尔加河流域、克里米亚，还是在土耳其，都失败了。最终，几经起落，它在当下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情结；少数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幻想；土耳其对内陆欧亚地区的政策的某种精神内核，却又不得不去加以掩饰。
四“无所适从”的国家？
在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理论的阐述中，他重点提到了俄罗斯、土耳其与墨西哥，说它们属于典型的“无所适从”的国家。“在从事这项事业（指现代化——引者）和抛弃伊斯兰的历史时，基马尔（今译凯末尔）使土耳其成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一个在其宗教、遗产、习俗和体制方面是伊斯兰的社会，但是其统治精英却决心使它成为现代的、西方的和与西方一致的。”对于俄罗斯而言，重要的问题是自己到底该在欧亚认同还是西方认同之间做出选择 。
在亨廷顿看来，土耳其、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在整体上可以看做是一个内部具有文明一致性的实体，也就是说，俄罗斯是东正教文明，土耳其是伊斯兰文明，在它们的内部，并不存在明显的、他那种文明圈意义上的断裂。但在对外的地缘和文明定位上，就面临“无所适从”。
五从泛突厥主义到欧亚主义
1923-1945年的土耳其是孤立主义阶段。1945-1990年的冷战时期是土耳其一边倒向西方阵营；冷战末期以来，土耳其面临重新建立国家定位的问题，主要是世界格局和地区形势的改变，使土耳其失去了原有的战略地位，它必须重新寻求一个新的国家战略。
冷战后，土耳其重新寻求国家定位的过程充满了矛盾性。由于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出现了很多新的独立主权国家，这些国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将突厥语的，也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在上个世纪90年代前半叶，土耳其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可以复活泛突厥主义的梦想，建立一个从伊斯坦布尔到中国的突厥语国家联盟。土耳其的总统厄扎尔、德米雷尔都曾致力于此，不过，他们很快就发现，中亚国家对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企图抱有很深的疑虑，这些国家对土耳其要在苏联之后做“大哥”的想法很是反感，尤其是像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反对态度更为明确。这使得土耳其不得不收缩其战略图谋，尤其是尽力避免在政治上和国家间关系上过多使用“突厥元素”。更主要地是把突厥元素注入到文化、教育、民间交往等软性领域，当然，它的这种做法在中亚国家民间还是取得了良好效果的。
在上述策略调整的过程中，俄罗斯的“新欧亚主义”运动的代表杜金“瞄上”了土耳其，并将其运动和思想输出到土耳其，并在近十年间吸引了不少土耳其的学者、知识分子、媒体人士、政党领袖、非政府组织的兴趣，甚至在军方也有其拥趸。
杜金针对土耳其的欧亚主义宣传主要是强调建立土耳其与俄罗斯的亲善关系，形成在欧亚地区的互补与互助，建立所谓的“土俄轴心”。欧亚主义对于土耳其的政治精英来说，现在是作为泛突厥主义的替代物来使用的，因为，以土耳其只是作为一个地区性国家的实力来说，它能够发挥影响力的主要还是讲突厥语的不同国家。以欧亚主义这个区域概念代替泛突厥主义这个令多方不安的提法似乎更好，也能更好地服务于土耳其的国家利益。
六土耳其与丝绸之路经济带
土耳其现在是世界第16大经济体，是G20的重要成员国北约成员国中陆军实力仅次于美国的国家，也是综合实力最强的穆斯林国家。土耳其有一个百年梦想，就是在经济实力上能够在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2023）进入世界前十名。当前它国内政局不稳，地区外交也陷入困境，经济也显著放缓，面临多种困难与挑战。
对于内陆欧亚地区（CentralEurasia），土耳其的战略主要还是立足于扩大市场份额，将自身打造成为这个地区丰富能源的转运通道国家，同时利用语言、宗教、种族、历史等方面的软实力扩大自己的影响，对于后者，应该注意居兰（FetullahGulen）运动在中亚的活动，正是结合了伊斯兰与突厥的典范。
在中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后，从新疆往西一直到伊斯坦布尔的这片广阔区域，土耳其也是一个重要且特殊的“玩儿家”。最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访华，两国领导人在会晤期间多次提到要将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土耳其的“中间走廊”计划相对接，将中国的倡议与土耳其的全方位发展计划相对接。根据笔者接触的有限资料来看，土耳其近年来提出的“中间走廊”（OrtaKoridor），是一个连接亚洲和欧洲的交通网络（ulasimagini），覆盖的范围是从土耳其、阿塞拜疆经里海（HazarDenizi）一直到中亚和中国。
同为新兴经济体，同为G20的重要国家，一个是世界性大国，一个是区域性强国，共同经历过百余年来的痛与泪，走到今天都殊为不易。习（chairman，主席）讲话中尤其强调了对两国关系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意义。回看本文开头提到的百年前的土耳其人观感。让我不禁想到毛主席的一句词：“夏日消融，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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