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坎示教 始见经纶|西迁风雨行，再忆竺公情

编者按

       立德树人是大学的根本使命，而良好的学风和教风是实现大学使命、培养新时代人才的根本所在。为了继承和弘扬百年浙大始微入渐、蔚然可观的“求是创新”精神，同时向浙江大学建校123周年校庆献礼，浙江大学档案馆、图书馆、团委联合推出“习坎示教 始见经纶——浙江大学‘教书育人’馆藏精品展”。为了深入挖掘展品的深层价值，更好地发挥展览的育人效果，我们将连续推出若干期文章介绍展品背后的相关故事。本期我们一起重温竺可桢老校长的言传身教所带给我们的无限启迪。

竺可桢（1890-1974）

       竺可桢，浙江绍兴人，字藕舫，中国近代气象学、地理学宗师，1936-1949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公为浙大倾心尽力，尤以对学生的关心、爱护，予以浙大学子切实的人生指导为典范。抗战时期，他带领浙大西迁到黔，一路克服各种疾病险情，他勉励学子在国难中努力学业，培植自己科学的头脑、训练自己的思想，负起个人的责任。今年是竺可桢诞辰130周年的日子，在这疫情肆虐全球，防控战“疫”的紧要关头，重温历史往事，体会前贤如何面对困境和挑战，同时以竺公之思想指导我们体念时艰、丰润内心，努力增长自己的知识和才干，出而贡献个人的力量。

01

       1936年5月16 日，刚上任浙大校长的竺可桢发布了《关于举行大扫除及清洁运动的布告》：

       夏令已届，疫疠渐萌。关于卫生清洁事项，亟须及时注意，俾保健康。爰订自本日起，本大学举行大扫除及清洁运动。凡各生寝室内之卫生清洁事宜，务仰各自珍重整理。合行布告周知。此布。

       竺可桢生于1890年，是美国庚子赔款第二期留美生，1910-1918年留学美国八年，对比当时欧美和中国的卫生、疫情消灭情况，他感触很深。在《科学对于物质文明的三大贡献》（1930年）一文中，竺可桢写到：“只要科学昌明，卫生讲究，不但天花、虎疫[霍乱]可以消灭，就是伤寒、喉症[白喉]、猩红热也可以绝迹。从前一般人相信阎罗王能操纵人生寿命，现在我们晓得操纵生命，就是我们自己。H.M.Biggs说得好，‘在一定限度之下，一个城邑里的死亡率，可以用卫生工程的好坏来定的’。”对于当时中国“瘟疫流行，水旱灾荒，连年叠见”的情况竺可桢很痛心，更令他气愤的是中国人解决这些问题“仍旧还要靠拜忏求神扶乩种种迷信方法”的现象。“中国社会不科学的空气，实在太浓厚，要移风易俗，不是容易的事”。要令民众有科学的头脑，还得靠教育。

1936年竺可桢出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时的宣誓词

       上任浙大校长之初，竺可桢在给学生的演讲《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中说：“我们国家到这步田地，完全靠头脑清醒的人才有救。凡是办一桩事或是研究一个问题，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步骤：

       第一，以科学的方法来分析，使复杂的变成简单；

       第二，以公正的态度来计划；

       第三，以果断的决心来执行。”

       竺可桢认为“这三点，科学的方法，公正的态度，果断的决心，统应该在求学时代养成和学习的。中国历年来工商业的不振，科学的不进步，都是由于主持者没有清醒的头脑。”办教育者常将改变现状的希望寄于教育，“近世科学，好像一朵花，必得有良好的环境，才能繁殖出所谓良好环境”。所以，他期望学生们求学的目的，“应不仅在科目本身，而且要训练如何能正确地训练自己的思想”。

02

       竺可桢上任浙大校长不久后，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江浙告急，南京国民政府决定“战争发生，大学不停办”，这是为一国储才留脉的远见，竺可桢也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学校的西迁工作上。浙大从美丽的西子湖畔迁到浙江的西天目山、建德，接着迁江西吉安、泰和，随着战事告急又考虑迁广西。1938年7月23日，在广西桂林考察迁校地址的竺可桢接到电报，其夫人和幼子病重，他即刻返回江西泰和，但其幼子竺衡已去世，夫人张侠魂病危，几天后也不幸撒手人寰。竺可桢的夫人和幼子染上的是痢疾，本非无治之症，但因抗战期间物资紧缺，乡间缺少药物而终不治，这给竺可桢沉重的打击。国难家伤人离的时代灰，成为落到竺可桢身上的大山，但身负重责，他甚至无法尽情地排遣悲痛，只能在孤灯挑尽未成眠的长夜中写下挽诗寄托丧亲之痛。

张侠魂夫人追悼会现场

       三个月后，浙大迁到有“蛮烟瘴雨”之称的广西宜山，十余名学生染上疟疾。据竺可桢日记记载：当时浙大校方所带之药均已用罄，连浙大老师们带的药亦借用无余，而当时治疗疟疾的有效药为QuinoPlasmoquine扑疟母星和Atabrine阿的平，柳州、桂林均不备，或备而不多。疟疾是非常凶猛的传染病，竺可桢对此忧心忡忡，他一方面急电请人在上海购药，一方派人急赴梧州买药。此时，除了肆虐的瘟疫，浙大还面临敌机轰炸、物资奇缺、人心不宁，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1938年11月19日，竺可桢在校务会议上提议以“求是”为校训。

1939年1月24日竺可桢记述宜山疫情的日记（目前原件复制件正在展览中展出）

       竺可桢在很多场合阐释和丰富了“求是”的内涵，扩展为“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的科学精神，是“不武断、不蛮横”的克己精神，是“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的奋斗精神等方面，并在事事中坚持其“是”。竺可桢“只问是非”坚持真理，“不计利害”毫不苟且。无论是瘟疫还是战乱，皆是横逆之境遇，但竺可桢坚持不屈不挠，也不听信谣言，定“求是”为校训，竺可桢战疫之道就在其中。

03

       抗战时举国惶惶，竺可桢为浙大迁校殚精竭力，终在1940年定于贵州遵义、湄潭、永兴三地办学至抗战胜利。多次迁徙行程2000多公里，历时两年多，浙大是所有内迁高校中图书仪器设备保存最完整的，被誉为连一块直尺都未曾丢失，这靠的是竺可桢身体力行带动下全校师生高度的爱校责任感。

       一次，十九位运送图书仪器等物资的学生，为了早到而不顾学校的警示走了一条很危险的路，在船航行时遇到各种混乱，有学生跳水，其余学生托船家照看物资弃船而走，幸有浙大职员赶到寻觅方才挽回了这批物资。竺可桢知晓此事后非常生气，认为学生们“事先已知三水危急而贸然前往，是为不智；临危急又各鸟兽散，是为不勇；眼见同学落水而不视其至安全地点各自分跑，无恻隐之心，是为不仁。”他对全校师生说：“此十九人乃你们所公推，是全体学生之样本，十九个学生之不负责乃是全体学生之大辱，亦是全校教职〔员〕之奇耻，以后你们得常自省问，若是再逢这种机会，是否能见危授命，能不逃避而身当其冲?”在其位谋其事，“祛私欲而发良知，励志节而慎行检，明是非而负责任”，作为校长的竺可桢未曾懈怠。他曾在日记中引王阳明《答顾东樵书》文句明志：“迨夫举德而任，则使（之）终身居其职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当其能，则终身处于烦剧而不以为劳，安于卑琐而不以为贱"。

竺可桢在遵义（摄于校长办公室前）

       竺可桢爱生如子，他捐薪捐物救济困难学生，他让出自己订下的客房给找不到旅社的女生住宿，他将托人从远处买来、本来是自己服用的鱼肝油慷慨送给生病的学生，浙大挖坑埋锅做灶蒸煮学生的床彻底杀灭臭虫，使学生能睡安稳觉……其心殷殷，一届届学生皆铭记在心，后誉竺校长为“浙大保姆”。

       抗战中，许多人的生活、命运都发生着变化，西迁途中浙大亡故师生有64人之多，涉及学生、校警、校医、学校会计等，校长竺可桢把他们都记在了日记中，一个个普通的人因竺可桢的仁爱悲悯之心，终成为不被忘却的纪念。后来，竺可桢为实现亡妻张侠魂关爱浙大女生成长的心愿，捐资设立“侠魂女士奖学金”，资助家境贫寒且学习成绩优秀的二、三、四年级女生。抗战中有许多普通人失去生命，有许多家庭破碎亲人永隔的悲剧，如何尊重每一个生命，如何让逝者的心愿落实，并用坚韧包容的心灵面对人类的灾难，竺可桢可谓典范。

竺可桢日记手稿等复制件正在展览中展出

04

       1938年6月到了毕业季，这是中国全面抗战后浙大第一届毕业生离校，竺可桢对学生的期望至今仍震耳发聩：“现在诸位离校以后，每个人也应该以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不能灭亡与不可灭亡之民族为职志。”“欲知明日之社会，须看今日之校园”，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浙大校长竺可桢掌校十三年，尽职尽责，坚持真理，育人传善，他守护着浙大，守护着大学的社会责任，守护着社会的良知底线，不断扩展着人类的光明和希望，指引着一代代浙大学子沿追求真理的求是之光继续前行，为中国的发展注入不绝的力量。

       以科学精神启蒙学生，以嘉言善行濡化学生，注力中国的文明进步，竺可桢的身影并未因时间的流逝而渐渐远去，反而在时光的洗涤中更显伟岸。古人云“汝若全德，必忠必直，汝若全行，必方必正。终身如此，可谓君子”，竺可桢正是这样的“求是”君子。

*作者李兴韵，系贵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习坎示教  始见经纶

——浙江大学“教书育人”馆藏精品展时间  2020年5月20日—本学期放假前后  地点浙大紫金港校区基础图书馆一楼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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