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 欧盟政治的文学镜像——罗伯特·梅纳瑟与其欧盟小说《首都》
内容提要 罗伯特·梅纳瑟是当代德语著名作家，也是热衷于探讨欧洲未来的重要知识分子。梅纳瑟支持一个充分发展的欧盟并对欧洲的未来做出了积极构想。小说《首都》围绕欧盟庞大的官僚运作机制，以现代性文学技巧展现了欧盟的日常状态和潜在的政治角力。“猪”作为无处不在的隐喻贯穿了整部小说，将出现在欧盟首都布鲁塞尔的各色人物的命运融入到欧洲的历史与现实问题中。同时，作家以“奥斯维辛”这一无可替代的历史符号对欧盟所面临的困境进行了寓意表达和深刻反思。可以说，《首都》是梅纳瑟以文学形式对当下欧盟一体化发展的折射和解读，为欧洲社会所急需回答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能性答案。
关键词 罗伯特·梅纳瑟 欧盟 “猪”的隐喻 布鲁塞尔 奥斯维辛
（《首都》与罗伯特·梅纳瑟，图片源自Yandex）
纵观欧洲近代发展史，欧洲一体化无疑是欧洲在超国家层面上进行协同治理的开创性制度。但进入新世纪的欧盟似乎濒于分离崩析的边缘：欧元危机、地区差距、难民政策、英国脱欧等问题构成了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重重障碍。对此，欧盟领导人要么采取强有力的革新措施，继续引导欧洲走向民主与融合的一体化体系；要么就听任民族主义和右翼力量再次抬头，让欧洲倒退到各民族国家争夺现实利益的老路上。欧洲未来的联合需要欧洲统一观念的发扬和欧洲认同观念的巩固，但传统国家主权建立于民族意识之上，而民族意识和主权国家的强化在许多人士看来恰是对21世纪欧洲新愿景的强力挑战。2017年以《首都》（Die Hauptstadt）获得德国图书奖（德语地区年度最佳长篇小说奖）的奥地利作家罗伯特·梅纳瑟（Robert Menasse，1954—）就是一位坚定的欧洲后民族主义思想的捍卫者。《首都》是梅纳瑟第一部以欧盟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也是世界范围内第一部欧盟政治小说，表达了作家建立超越民族国家利益的后民族时代欧洲的理念。《首都》出版后影响广泛，曾在美国《时代周刊》推荐的2019年度100本必读书中位居“翻译文学”类别第一名，也获得了中国“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2018—2019）”暨第五届“邹韬奋年度外国小说奖”的殊荣。
一、作为小说家和政论家的梅纳瑟
（《精神现象学》与黑格尔，图片源自Yandex）
作为第三代奥地利犹太小说家，罗伯特·梅纳瑟在德语文学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同时他也是一位社会政治活动家，积极探讨欧洲前景的独立知识分子。在长篇小说系列《消除精神三部曲》（1988—1995）里，梅纳瑟通过虚构叙事颠倒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历史辩证法，认为人的意识不会发展成无所不包的精神，人的精神最终会呈现出一种反向发展趋势，即要回到“感性确定性”。作家以此表达对20世纪末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现状的辛辣讽刺。历史和时代小说《逐出地狱》（2001）则交叉讲述了17世纪受葡萄牙宗教法庭迫害的犹太家庭逃亡史以及二战后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后代维克托的生活史。在梅纳瑟的小说中人们可以看到，历史总是在冥冥之中重现，故事似乎永无开端，一切只不过是曾经发生事件之延续，历史客观的可能性在此遭到了严正质疑。正如梅纳瑟本人的惊人之语，即人类所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历史，“人们认为，历史是一个认识和探究目标的有意义进程，正是这种信念，把人类简单的生物和社会生活的循环发展演变成一系列的暴行，我们却视之为‘历史’来研究，同时也在压制它”。
（《逐出地狱》，图片源自Yandex）
梅纳瑟对于社会政治的敏锐思考体现在他的系列批判性杂文里。他的第一部文集《社会伙伴美学》（1990）阐述了奥地利当代文学与奥地利第二共和国在战后的政治走向和文化政策的关联，《没有个性的国家》（1992）、《愚蠢是可行的》（1999）、《这就是奥地利》（2005）等论著则围绕奥地利对纳粹历史的态度及其民族认同这一核心问题，揭示了奥地利第二共和国借助于二战“受害者角色”以逃避战争罪责的自我演示，奥地利法西斯主义的病毒一直潜伏在奥地利战后的政治、思想和文学领域中。近年来梅纳瑟的关注焦点发生了变化，这从他的演讲和论述中可见一斑。他一直在探讨欧盟和全球化问题，设想欧洲的未来。梅纳瑟不否定当下欧盟存在着阻碍变革的结构性问题，但认为这是各个民族国家争夺利益使然。在《欧洲信使》（2012）、《家乡是最美的乌托邦》（2014）和《欧洲理性批判》（2017）等政治文化随笔中，梅纳瑟始终洋溢着对1957年签署的《罗马条约》的推崇和赞扬。《罗马条约》是战后建立欧洲经济政治一体化的基石。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缔结，欧洲联合的形式并不是空穴来风，它曾是许多人的梦想，人们对“欧洲统一”也发表了种种设想和主张。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欧洲观念”在“近现代文化思潮与现实政治考量的语境中”从思想层面逐渐演变到了实践层面。众所周知，战后欧洲走上一体化道路得益于欧洲联合思想的历史渊源和政治格局的发展，在战后美苏冷战背景下，为了恢复和重新确立欧洲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获得永久和平和重建均衡，欧洲以贸易统一市场为先导走上了具有深远影响的经济政治一体化进程。但是，欧盟所主导的一体化是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的，其统一理念受制于奉行利益至上和均势原则的近代欧洲国际格局思想。欧盟内部的“民族性”和外部的“欧洲性”是一对始终无法调和的矛盾，只要欧盟的这一双重性质共存，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实现必然困难重重。
（《罗马条约》签署，图片源自Yandex）
梅纳瑟曾详细考察了欧盟在布鲁塞尔的超国家机构和管理体系。他支持一个充分发展的欧盟，甚至主张在未来建立超国家的一个市场、一种货币和一个民主的“欧洲共和国”。民族国家主导的欧洲必然会解体，欧洲联合思想是唯一理性的未来模式。但遗憾的是，现阶段欧盟内部依然充斥着国家民族主义思潮。德国右翼选择党的崛起，新老成员国难民政策的对立，英国脱欧的多米诺效应，法国全国集会的复兴，这些都表明后民族主义思想在欧洲不仅没有发扬光大，反而是日渐式微。对此，梅纳瑟提出的建议是将国家之“大”化身为地区之“小”，以区域为准绳就可以跨越国家利益的僵化制约。如果地区的利益能够超越民族国家立场在欧盟层面得到充分表达，那么许多难题也就会迎刃而解。虽然在目前的欧洲政治局势下，这一积极构想在中短期并不可能实现，但这也预示了他眼中欧洲未来的前景和努力的方向。
二、用文学思考欧洲的尝试
政治现象乃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重要、最普通的现象。个体的生存状态和命运，民族乃至人类的兴衰发展，都与政治活动密不可分。因此，具有政治内涵的小说可以理解为“以社会政治场域为主要书写对象和经验空间，通过描写一个时代的政治运动、政治风貌，表现政治现实与文化理想之间彼此如何渗透、制约乃至冲突的关系，对人在政治场域中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生态进行深刻揭示的小说”。对梅纳瑟来说，《首都》这部小说就是他以文学形式对当下欧盟政治生活的折射和解读。
梅纳瑟选择布鲁塞尔作为这部欧盟小说的城市背景，表现出作家独特的观察能力和敏锐的政治嗅觉。布鲁塞尔是欧盟的窗口，欧盟赋予了这座欧洲城市极其特殊的政治意义，作家几年前就专程前往布鲁塞尔做了充分调研：“我想写一部故事发生在布鲁塞尔、主人公是欧委会官员的小说……于是我飞到了布鲁塞尔，住进一处房子，尝试去结识所谓的欧盟官僚，看看他们是否适合做小说人物，我是否可以把他们类型化，并塑造成典型的文学形象。”毫无疑问，处在21世纪历史节点上的布鲁塞尔代表了当代欧洲政治话语体系的走向，但布鲁塞尔也俨然成为运行拖沓的欧盟官僚体系的地貌学象征。
作为公认的超国家欧洲构想的忠实追随者，梅纳瑟的创作意图并不是呼应欧洲怀疑论者对欧盟的惯有指责。在他看来，赞同欧盟和反对欧盟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欧洲一体化事业是传承历史经验的理性和逻辑结果，是给欧洲大陆再次带来和平的唯一机会。所以，梅纳瑟认为，是否捍卫“欧洲思想”才是衡量欧盟官员行为的尺度，对他们的尖锐批评也应以此为出发点。欧盟民主缺陷的根源在于民族国家权力的过度膨胀，欧盟的超国家诉求无法调和各成员的民族国家诉求，“欧洲认同”和“欧洲统一”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挑战，梅纳瑟在小说中并没有美化和改写这一真实现状。可以说，《首都》一书正是作家对21世纪欧洲政治格局的分析与展望，对欧盟发展宗旨和机构职能的把脉与审视。小说中强大的政治力量折射出个体人物的脆弱与渺小，也由此表现出梅纳瑟对欧洲历史的深刻反省，对“消除民族主义、创建超国家欧洲”的坚定捍卫。与梅纳瑟在论战中捍卫超国家欧洲构想的慷慨陈词截然相反，《首都》是一部极具讽刺意味和幽默笔调的政治小说。小说并没有出现纯粹意义上的主人公，作家汇聚了出现在布鲁塞尔的多个人物形象：欧盟官员、奥斯维辛最后一名幸存者、退休的经济学教授兼智库学者、受雇杀手和警察等。小说不同类型的人物之间素不相识，也许曾经擦身而过，但是个体命运、家族历史、国家利益和时代风云却被紧密地编织进了欧洲的历史发展脉络中。梅纳瑟为读者出色描绘了21世纪欧洲精英社会形形色色的日常场景和政治戏码，同时也将自己的欧洲理念传达与其中。正如德国图书奖评委会的颁奖词所言，在这部小说中，“当代人在文学世界里被刻画得如此鲜活，以至于他们可以从中辨认出自己，后来人也会更好地理解这个时代”。
三、“猪”——无处不在的隐喻
《首都》开篇就描述了一个离奇场景：“一头满身污垢的淡红色的家猪，略带一些疯狂的危险的信息”，正在横冲直撞地穿过布鲁塞尔的大街小巷，跟随着它的奔跑路线，小说人物也悉数登场。奥斯维辛幸存者、年迈的达维·德维恩特要从他居住六十年的老宅搬到养老院；费妮娅·克赛诺普洛和她的情人凯-乌韦·弗里格在餐馆里约会，前者是野心勃勃的欧盟委员会文化司负责人，后者是平步青云的欧盟贸易总署的秘书长；费妮娅的年轻下属马丁·舒斯曼还在公寓里思考是谁发明了芥末；来参加欧盟智库会议的奥地利退休教授阿洛伊斯·艾哈特返回阿特拉斯酒店时受阻；而刚在酒店里执行完暗杀任务的波兰人马特兹·奥斯维奇在风雨中匆匆离开；负责案件的艾米尔·布鲁法特警官无奈地发现所有线索已被清除，调查被上级勒令终止。这头狂奔的猪到底在寻找什么，无论是惊诧的布鲁塞尔市民还是好奇的读者都无从知晓。它如同散布在城市迷宫的阿里阿德涅线团，充满了暗示和讽喻，贯穿了整个小说。当然，每一个来到布鲁塞尔生活或者工作的人物其实都和欧洲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发生着必然的关系。在德语文化语境里，“猪”拥有独一无二的隐喻内涵，它既可以是幸运猪也可以是肮脏猪，既可以代表聪明智慧，也可以表达憎恶之情，是一个凝练了人们思想情感和价值标准的常见动物象征。这头神秘的猪在小说中穿针引线，无形之中充当了见证人的角色，将个人与历史、悲情与戏谑、理想与功利带入欧盟的叙事层面。人物切换和场景跳跃构成了小说的多重叙事视角，不同的语言和思想、不同的工作领域和价值观念的碰撞也为读者呈现了一个矛盾、互补的多元化欧洲。读者要在碎片式的情节中拼贴出一幅马赛克镶嵌画，并且带着自己的判断力观察这光怪陆离的欧洲政治景观。
“猪”的隐喻角色也指向现实中的具体问题，比如作为一个棘手的贸易话题，小说就给读者上了一堂“荒谬的”欧盟生猪养殖和贸易政策的政治课。马丁·舒斯曼的哥哥弗洛里安拥有奥地利最大的生猪企业，是欧洲猪肉生产供应商的行业领先者。由于中国市场对猪肉及其副产品的消费需求极其庞大，每一个欧盟小国的供应商都无力和中国单独签单，所以弗洛里安来到布鲁塞尔，想要游说欧盟官员和中国签订统一的猪肉贸易协定，以让奥地利这样的小成员国能够共同分享这块利润蛋糕。弗洛里安为此加入了利益集团，顶着“欧洲猪肉生产商联合会”主席的头衔进行各种公关活动，但他也深知“管事的都是不折不扣的蠢货或者疯子，他们接受贿赂或者被敲诈，或者在思想上被非法的动物权益保护者协会和素食主义者团体所蒙蔽”（《首》：50）。欧盟贸易司的执行决策漏洞百出：一方面对内限制生猪生产份额和减少资助力度，导致欧盟猪肉产量过剩和价格暴跌，无法进入中国市场；另一方面又屈服于欧盟成员大国的压力，拿不出进军中国市场的积极举措。欧盟迟迟没有启动同中国生猪贸易协定的谈判，究其原因并不在于中国只想和单一国家签署贸易协定，而是在于欧盟“每个成员国都相信能给自己争取到一份超值的双边协定，能够排挤掉其他国家使自己单独获取更大的利润”（《首》：51）。由此可见，在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进程中，各民族国家的现实利益成为重要的考量因素，而彼此长期的磋商、妥协和内耗无疑极大地降低了欧盟的决策能力。“欧洲一体化的现实运行模式具有混合型特征：既有超国家的性质，又在实质问题上体现民族国家特性。民族意识既是欧洲联合的基础，同时又侵蚀着这种联合。”欧盟各国可以从一体化催生的经济繁荣中享受利益，但也可能无视国家主权让渡，重燃民族主义战火。欧盟不能出台有利于整体利益的猪肉生产和贸易政策，由“猪”引发的成员国争端不过是欧盟众多问题的冰山一角，折射出民族国家利益和超国家利益的矛盾已极大地影响了欧盟的健康运行。
小说中这头猪还不可思议地出没在布鲁塞尔的公墓里，在墓园林立的十字架之间刨来刨去，用鼻子拱，用蹄子翻，似乎这里掩埋了它要在布鲁塞尔一直寻而未得的东西。它在寻找什么？寻找开篇那场悬而未决的神秘谋杀案的证据？那名叫奥斯维奇（Oswiecki）、让人不禁联想到奥斯维辛（波兰语Oświęcim）的波兰人，受神秘势力的派遣要去暗杀某人，不料却闹出了乌龙，但谁是实际被害者，谁是刺杀目标，谁又是幕后主使，案情扑朔迷离，与之相关的案卷和记录在电脑里却已无迹可循。这头猪继续在布鲁塞尔游荡，《都市日报》编辑部及时跟进了热点，发起给猪征名的活动，并请专家开设了“作为普遍隐喻的猪猡”的连载文章，“向人们展示了猪作为隐喻的涵盖范围，包括善良与邪恶，幸福与灾祸，多愁善感的爱意、鄙视和深度仇视，以及猪作为隐喻不得不承受的色情与卑劣象征”（《首》：261）。这头神出鬼没的猪会让人产生诸多对于历史的联想，看似荒诞不经的描写其实蕴含了作者讽刺的深意。可以大胆设想，这头猪挖掘的是一段正在被遗忘的欧洲历史，凶杀案的调查被勒令停止，恰恰影射了奥斯维辛历史所受到的刻意压制。因为如今对法西斯和纳粹的清算已经让欧盟官员们感到索然无味，而且很多人还抱有这种侥幸想法，即“这是人类历史黑暗的一章，写有这一章节的图书已被合上，一部新的书卷早已开启”（《首》：320）。而报社为猪征名的活动也逐渐演变成一场种族主义的闹剧，最后该活动被迫取消，这头没有名字的猪也消失得无影无踪，神秘得就像它在布鲁塞尔的初次现身。
四、从布鲁塞尔到奥斯维辛
小说标题“首都”包含着双重含义。现有两万多名欧盟和欧洲议会工作人员的布鲁塞尔并非真正的超越国家形态的“首都”，很多时候它是各个民族国家争夺利益的拉锯场所，是官僚主义和精英政治盛行的机构庞然大物。那么，欧洲是否需要一个新“首都”？作者借小说人物之口提出，这个能够对欧洲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具有深远意义的地方就是奥斯维辛。
（奥斯维辛与布鲁塞尔，图片源自Yandex）
奥斯维辛罪行是人类历史上的“文明断裂”，如果遗忘了奥斯维辛，人类就会重蹈历史覆辙，野蛮就会卷土重来。小说中有关奥斯维辛的讨论首先以欧委会五十周年纪念活动方案的流产而达到高潮。欧盟民意调查显示，近年来公众对欧委会的支持率已降至“历史性低点”，人们批评欧委会“缺乏民主合法性，官僚之风盛行，监管妄想症”（《首》：40）。举办此次庆典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挽回欧委会摇摇欲坠的形象。接管文化司的希腊专员费妮娅·克赛诺普洛想借机获得升迁，便迅速揽下这个任务。其下属马丁·舒斯曼提出让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最后一批幸存者作为活动主角，出席欧委会五十周年庆典仪式，以重申创建欧盟的伟大初衷，见证这一历史的必然选择。该方案的出发点“奥斯维辛作为欧盟的诞生之地”的要义在于，“只有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体验和那种共识，即认为历史上的那场犯罪绝不允许重演，才使得欧洲一体化这一伟大工程变得可能”（《首》：145）。虽然一开始对马丁的想法感到十分荒谬，但想要一鸣惊人的费妮娅还是采纳了他的建议。然而周年庆典计划就像村头被驱赶的野猪一样并不被欧委会高层所认可，因为“这项奇特的计划相比其可能带来的益处，将会滋生更多的事端”（《首》：267）。“奥斯维辛惨案永不再重演”（《首》：270）的愿望是美好的，倡议是正确的，但是不能作为政治纲领，因为它会消解欧洲各民族国家的诉求，这是各成员国万万不能接受的，也会引发抗议浪潮和反对欧盟的骚乱。老道的欧盟高层政客只使用了小小的伎俩，就让波兰、捷克、奥地利这样的小成员国代表们坐立不安，深感“民族认同、国家荣誉乃至生存权利遭到了质疑”（《首》：275），纷纷跳出来表示对活动方案的抗议和抵制。尽管德法两个欧洲大佬在此事上还未明确表态，但已决定退出欧盟的英国人却在私下运作起来，“让欧委会拥有糟糕的形象是一件好事”，这对英国有利，“所有现在欧委会未能成功做成的事情，都将增加英国在后续谈判中的筹码”（《首》：314）。毫无意外，这项立意高远的周年庆典计划在成员国内部的阻挠下被迫中止。
《首都》是“刻画欧洲官僚主义的一幅全景图”，为读者展示了欧盟繁冗的机制和低下的效率，以及各成员国之间的彼此掣肘。欧盟高级官员有人明哲保身，有人追逐实权；下属官员有人将工作视为晋升的政治筹码，也有舒斯曼这样对欧盟创立理想仍怀有热情的人。方案虽遭受了挫折，但有关奥斯维辛的讨论仍然没有结束。“欧洲新公约”智库成员、来自奥地利的经济学家艾哈特教授也是一位欧洲思想的捍卫者。他呼吁将奥斯维辛作为未来的欧洲首都，并认为欧洲应从“一个相互竞争的国家共同体转变成一个独立自主、权利平等的公民共同体”（《首》：325），但前提条件是，“欧洲一体化工程必须基于这一共识：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是导致奥斯维辛集中营惨案的祸根，它们绝不允许再次上演”（《首》：328）。奥斯维辛具有无与伦比的道德和政治象征意义，是“欧洲想要克服但却不能忘却的历史”（《首》：327），它会促进欧洲一体化思想的实践与完善。因此奥斯维辛这一“铭记历史之城”（《首》：327）、道德之城，就是理想中的欧盟首都。它建立于耻辱的地基之上，警醒人们民族主义的巨大恶果。欧盟要进一步推行各领域的整合改革，才能够继续发扬《罗马宣言》的宝贵精神，走向共同的未来。可以说，艾哈特的发言要旨正符合梅纳瑟本人创建“欧洲共和国”的大胆口号，但这一美好蓝图会被认为是激进的乌托邦，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和作家在现实中遭到的嘲笑、误解和敌意一样，艾哈特的这项提议并不会被认真对待。
梅纳瑟在作为明线的欧盟首都布鲁塞尔之外，又精心设计了一条核心暗线，让“犹如遥远的迦太基战争那样被尘封在历史之中”的奥斯维辛穿透岁月（《首》：329），为众多人物解开命运的符码。杀手奥斯维奇的祖父是抵抗纳粹德国的波兰游击队员，在1940年被纳粹分子公开枪决，而奥斯维奇的父亲因参加反共破坏运动被波兰国家安全部门拷打致死；德维恩特是传奇性的第二十趟开往奥斯维辛犹太人列车里少数跳车逃亡者中的一个，和他同车的家人则全部死于集中营毒气室；艾哈特教授的父亲在奥地利被并入德国之前就是纳粹党员，在波兹南地区打着“消灭游击队员”的幌子枪决犹太人；布鲁法特警官的祖父是比利时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英雄，但他的英雄事迹已经逐渐淡出公众的视野而被遗忘。这些极具代表性的个体生活史书写了欧洲的共同历史，而欧洲的共同命运则建立于对历史的共同记忆中。“奥斯维辛无处不在”（《首》：133），这是自奥斯维辛以来的永恒要求，它应当被融入到欧洲的集体记忆中。奥斯维辛是能够唤起欧洲共同价值和信念的记忆象征，对奥斯维辛历史的反思可以让欧盟公民团结在一起，产生一个具体而有意义的欧洲共性，从而拥有对于欧洲共同命运的意识和情感。尽管很多人对欧洲集体文化认同持不乐观态度，认为当今的“民族认同”比“欧洲认同”有着更为清晰的优势，但是梅纳瑟依然要用“奥斯维辛”这一历史符号构建他的“欧洲神话”。小说结尾，梅纳瑟将发生在欧盟总部附近马尔比克地铁站的恐袭案（2016年3月22日）写进了人物的结局。搭乘地铁赶飞机的艾哈特教授遭遇了炸弹爆炸而丧生，同在地铁站里的德维恩特亦未能幸免，他遗留下的集中营幸存者名单上的名字已随幸存者的逐渐离世全被划掉了，只剩下他的名字还赫然在目。本书最后四个字“未完待续”意在表明，尽管前途漫漫，欧洲共同的未来仍有待于继续探索和书写。
结 语
小说《首都》以幽默的语言和精巧的构思描述了一个处于变革时代的复杂欧洲，传达出作者后民族主义思想的使命感，可以说是文学性和政治性的典范结合。读者于多重叙事线索之中看到了欧盟官员的日常形象，政治机构的运行逻辑，也窥见到欧盟的实质危机，思考着欧洲的未来道路。由此可以理解《首都》在评论中为何集多重身份于一身：“它是以欧盟为对象的研究报告，是对欧洲和布鲁塞尔的批判性分析，是一部带有类似纪实文学章节的小说，是融入了侦探小说元素的社会小说，是对大屠杀造成的无法估量的恐惧的回忆，是一部充满悲情色彩的喜剧，也是对欧盟多元特质的文学回应。”（《首》：译者前言）罗伯特·梅纳瑟将一系列的人物和故事交织在欧洲的历史发展和现实风云中，赋予了一部政治小说前所未有的审美感受和思想启迪。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1年第6期，“专题·文学中的英国与欧盟”，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脚注。）
责编：艾 萌 校对：袁瓦夏
排版：培 育 终审：时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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