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研究 | 独立三十年来吉尔吉斯斯坦文学述略——为庆祝中吉建交三十周年而作
阿地里·居玛吐尔地 柯尔克孜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二级），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创新工程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文学与文化比较研究”首席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史诗学、口头传统及中亚文学。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项，一般项目若干项。著有《<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中亚民间文学》等，编有《中国<玛纳斯>学读本》《世界<玛纳斯>学读本》等，译有《玛纳斯》（第一、第六、第七部）十万余行以及《吉尔吉斯斯坦诗歌选集（两卷）》等。
内容提要 吉尔吉斯斯坦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国家，对于我国广大民众而言既是近邻又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国度。陌生是因为其文化在我国媒体上介绍的并不多。吉国的文学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其英雄史诗《玛纳斯》与我国三大史诗之柯尔克孜族民族史诗的《玛纳斯》一脉相承，而艾特玛托夫的文学遗产则是吉国的骄傲和自豪。2021年是中吉两国建交三十年，对苏联解体、吉国独立之后的文学发展现状的研究和梳理，于我国文学界而言是一个崭新的重要课题，其推进必将对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人心相通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 吉尔吉斯斯坦文学 独立三十年 后苏联时代 艾特玛托夫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并建立起了民族国家。与此同时，各个崭新的独立国家不断掀起摆脱苏联影响的激进民族主义思潮和一波又一波的改革浪潮，意识形态领域更是出现了坚持保守传统还是走向多元化多极化的争论，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出现鱼目混杂、杂乱无章的混乱局面，人民的生活每况愈下。面对社会转型期的乱象，人们开始思考新兴国家的发展前途和命运，开始反思如何正确认识和面对社会现实，如何在稳步的发展中解决各种社会矛盾，人们的思想意识也面临艰难的抉择和严峻的挑战。这也给曾经一度繁荣辉煌的苏维埃吉尔吉斯斯坦文学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由于社会急速转型，吉尔吉斯斯坦文坛各种思潮涌动、矛盾丛生，具有六十多年历史的吉尔吉斯斯坦作家协会从一个极具社会影响力的社会团体分裂为若干各自独立互不关联的小团体。文学书籍的出版印刷数量锐减，曾经作为标杆引领整个国家文学发展方向、声名显赫的国家级综合性文学刊物《阿拉套》和大型文化类综合性报纸《吉尔吉斯斯坦文化》等报刊停刊，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除了在大学课堂上保有点滴空间和微弱的声音之外，基本上销声匿迹。社会的大转型大动荡大变革并没有带来吉国文学创作的革命性转变和巨大的发展机遇，而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近十多年的危机和消退。直到进入21世纪，这样的局面才有所缓和，呈现出复苏的迹象。回顾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三十多年来的文学发展轨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审视和总结。
一、苏联文学：一个无法割舍但渐行渐远的存在
苏联时期，吉尔吉斯斯坦文学作为苏联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积累深厚的俄罗斯文学传统、苏联多民族文学以及口头文学传统的浸淫滋润下，不断吸纳来自各方面的滋养，从无到有，不断壮大，与整体的苏联文学同步发展，走过了七十多年的稳步发展历程，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发展之路，并且谱写了一段辉煌的发展历程。
20世纪，以钦吉思·艾特玛托夫（Ч. Айтматов，1928—2008）为代表的吉尔吉斯斯坦作家、诗人们在苏联文学中喷薄而出，独树一帜，创作出了一大批经典作品，代表了20世纪吉尔吉斯文学的最高水平，而且独领风骚几十年，甚至成为20世纪下半叶以降苏联文学发展的风向标，并在世界文学坐标系中烙上了独具特色的鲜明印记。艾特玛托夫的早期作品结集成《草原和群山的故事》，获得1963年列宁奖；中篇小说《永别了，古里萨雷》获得1968年苏联国家奖；1977年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剧本《白轮船》获得苏联国家奖；长篇小说《一日长于百年》获得1983年苏联国家奖。艾特玛托夫是获得国家级奖项最多的苏联作家，不仅如此，他还曾获得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印度、日本、美国等国家颁发的各种奖项。
（钦吉思·艾特玛托夫，图片源自Yandex）
除艾特玛托夫之外，20世纪吉尔吉斯斯坦的文学版图上还有一些不能忽视的作家、诗人。觉马尔特·勃肯巴耶夫（Жoмaрт Бөкөнбaев，1910—1944）、图格里拜·斯德克别科夫（Түгөлбaй Cыдыкбекoв，1912—1997）、纳斯尔丁·拜帖米绕夫（Нacирдин Бaйтемирoв，1916—1999）、加利利·萨德考夫（Жалил Садыков，1932—2010）、托略干·卡斯穆别科夫（Төлөгөн Касымбеков，1931—2011）、玛尔·拜基耶夫（Мap Бaйжиев，1935—）、卡扎特·阿赫马托夫（Казат Акматов，1941—2015）、库瓦特别克·居苏瓦里耶夫（Кубaтбек Жүcүбaлыев，1941—）等人的小说、戏剧创作，以及卡斯穆·特尼斯塔诺夫（Касым Тыныcтaнoв，1901—1938）、阿勒·托坤巴耶夫（Аалы Токомбае，1904—1988）、阿勒库勒·奥斯莫诺夫（Aлыкул Ocмoнoв，1915—1950）、苏云柏·叶热利耶夫（Суйунбай Эралиев，1921—2016）、索然拜·居苏耶夫（Coopoнбай Жүcүев，1925—2016）、巴依得乐达·萨尔诺盖耶夫（Байдылда Сарногоев，1932—2004）等人的诗歌，能够反映20世纪吉尔吉斯小说诗歌繁荣发展的历史轨迹和文学创作水平。其中，钦吉斯·艾特马托夫、阿勒·托坤巴耶夫、阿勒库勒·奥斯曼诺夫和图格里拜·斯德克别考夫等人被认为是吉尔吉斯斯坦百年文学史上不可逾越的高峰。后三位也曾分别获得过苏联时期的斯大林奖、吉尔吉斯斯坦托合托古勒·萨特勒甘诺夫国家文学奖等奖项。《阿勒屯克孜》（Алτын Кызз，Жоомарт Бɵкɵнбaeв）、《阿加尔》（Ажaρ，Кacмaлы Баялинов）、《茹克亚》（Уркуя，Насирдин Бaйтeмирoв）、《我们时代的人》（Биздин замандын кишилери，Түгөлбай Сыдыкбeкoв），《蓝旗》（Көк асаба，Түгөлбай Сыдыкбeкoв）、《雪青马》（Акбоз ат，Шатман Сaдыбaкacoв）、《战场》（Майдан，Узакбай Абдукaимoв），《玛纳斯之子赛麦台》（Манастын уулу Семетей，Жали Сaдыкoв），《断刀》（Сынган кылыч，Төлөгөн Кacымбeкoв）、《来吧，来吧》（Келкел，Төлөгөн Кacымбeкoв）、《雪豹的后裔》（Байыркы жомоктон，Мар Байжиев）、《时代》（Мезгил，Акмaтoв Казат）等小说、戏剧作品，则被称为20世纪吉尔吉斯文学的经典。
（阿勒·托坤巴耶夫与图格里拜·斯德克别科夫，图片源自Yandex）
苏联多民族文学是吉尔吉斯文学的滥觞。“十月革命”后，苏联社会的意识形态及民族文化的发展进入了历史新纪元。文学评论家姆·鲍格达诺娃在评论图格里拜·斯德克别科夫的创作时指出：“这位青年诗人的诗歌创作天才从民间诗歌的泉源中汲取了精神，发展和巩固起来。另一方面，诗人也受到了俄罗斯古典文学和苏维埃文学的良好影响。”在谈及自己的创作经验时，艾特玛托夫也毫不避讳地表示，吉尔吉斯斯坦的古老口头文化传统以及丰厚的俄罗斯文学传统是他创作的源泉。苏联时期成长起来的吉尔吉斯老一代作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均如此。这一点从以艾特玛托夫为代表的上述苏联时期功成名就的老作家身上，也可从萨艮·阿赫玛特别柯娃（Caгын Aкмaтбекoвa，1949—）、夏依洛别克·杜依谢耶夫（Шaйлooбек Дүшеев，1950—）、巴赫特古丽·乔图饶娃（Бaктыгүл Чoтуpoвa，1955—）、苏勒坦·热耶夫（Cултaн Рaев，1958—）等一大批跨世纪的中青年作家的创作中体现出来。
（萨艮·阿赫玛特别柯娃，图片源自Yandex）
值得一提的是，吉尔吉斯斯坦作家的作品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就被翻译成中文，被我国读者所知晓。图格里拜·斯德克别考夫1949年获苏联斯大林奖的长篇小说《我们时代的人》、艾特玛托夫的《查密莉雅》《白轮船》《艾特玛托夫小说集》和阿勒·托坤巴耶夫的《诗集》等，是最早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吉尔吉斯斯坦文学作品。近几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吉尔吉斯斯坦文学译介也开始有了一定规模，诸者可以看到作家出版社出版、被列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典诗歌文库的《吉尔吉斯斯坦诗选》（两卷本）、2020年《世界文学》杂志推出的“吉尔吉斯斯坦文学作品选”小辑等。此外，艾特玛托夫的几乎所有作品均被译成中文，并被多次印刷出版，研究成果亦层出不穷，篇幅所限，此不赘述。
二、国家独立：迷茫中艰难探索的文学
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吉尔吉斯斯坦文学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期。人们追求独立、民主、创新、自由的新思想新浪潮狂飙突进，动荡的社会现实和经济危机，使年轻一代作家的创作进入一种亢奋而无序的迷茫期。他们苦苦追寻，试图为复杂的社会问题寻找答案。这种探索不仅体现在新生代的作品中，在老一代作家的作品中也有突出反映。艾特马托夫的《卡桑德拉印记》《崩塌的山岳》，库瓦特别克·居苏瓦里耶夫的《冰冷的墙》（Муздак дубалдар）、《太阳还没有完成自己的画像》（Күн автопортретин тартып бүтө элек），苏勒坦·热耶夫的《洪流》（Потоп），女作家敏迪·玛马扎伊诺娃（Меңди Мамазаирова）的《阿依马然》（Аймаран），夏依罗别克·杜依谢耶夫（Шaйлoбeк Дүшеев）的《盲流》（Aгыдылap）等长篇小说均属此列。
（敏迪·玛马扎伊诺娃和夏依罗别克·杜依谢耶夫，图片源自Yandex）
反思历史、回顾过去，是独立之后吉尔吉斯斯坦文学发展的一个突出趋势，尤其以18、19及20世纪初对民族觉醒、民族复兴有功绩的近代历史人物为素材，歌颂他们对民族历史文化所作的贡献，引发了一场反思历史的浪潮。比如吉·素万别考夫（Ж. Субанбековдун）的长篇小说《我挚爱的巴尔斯可汗》（Любимица Барсбек кагана，2002），托略干·卡斯穆别考夫（Төлөгөн Касымбековдун）的长篇小说《入侵》（Нашествие，2000）和《抢劫》（Разбой，2004），贾·托合托纳利耶夫（Жапаркул Токтоналиевдин）的《奥尔曼汗》（Ормон хан，2000年第一卷，2001年第二卷）、《夏布丹勇士》（Шaбдaн Баатыр，2006），埃尔尼斯·图尔苏诺夫（Э. Турсуновдун）的长篇小说《巴勒瓦依》（Балбай，2002）和《包荣柏》（Боромбай，2004），斯·斯塔纳里耶夫（С. Станалиев）的长篇小说《卡斯穆·特尼斯塔诺夫》（Касым Тыныстанов，2001）等便是其中较有影响的作品。
在诗歌创作领域，吉尔吉斯斯坦诗歌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和思考的新思潮、新手法和新内容。诗歌创作积极向现代转型，诗人们投入到了积极探索和努力开创吉尔吉斯文学新时代的展望中。但是，他们所期待的新文学时代并没有如期到来。对一部分面临失业和穷困潦倒的诗人，创作变成了一种精神的奢望。所以尽管有很多满怀文学创新追求的诗人们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挚爱的文学探索和创作中，但为了得到微薄的稿费维持生计，媚俗和低级内容充斥作品的现象并不鲜见。当然，在文坛占据显著位置的，还是具有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在体裁、题材和艺术风格上力求创新的作品。依然可以说，当代吉尔吉斯斯坦文学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具有后现代主义风格的文学新时代。
在这些探索中不乏成功案例，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诗人索荣柏·居苏耶夫的爱情长篇叙事诗《卡纳特与查丽娜》（Канат менен Зарина，2003）便在青年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并很快被译为俄罗斯、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等文字，被称赞为继承和延续了吉尔吉斯斯坦伟大人民诗人阿勒·托坤巴耶夫的韵文体长篇叙事诗传统。
吉尔吉斯斯坦人民作家苏乐坦·热耶夫是一位厚积薄发的小说家、剧作家，2000年之后他用俄文发表了中篇小说《手握太阳的孩子》及一系列短篇，其小说和剧作《噢，姑娘们》（О,девчата!）、《王冠》（Корона）、《女王的哀鸣》（Плач царицы）等在俄文读者中找到了知音，大受欢迎。他借鉴欧洲戏剧传统并将其同东方哲学、欧亚大陆传统文化巧妙融合在一起，创作出了极具现代性的戏剧作品。他的长篇小说《洪暴》（Потоп）更是获得一片好评，不仅获吉尔吉斯斯坦2019年度钦吉斯·艾特玛托夫国际文学奖，而且还在2017年获得瑞典斯德哥尔摩国家文学大赛大奖、2019年布鲁塞尔国际文学节首届亨利克·显克微支文学奖，成为吉尔吉斯斯坦文学近年来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家和作品。因其在文学领域的巨大成就，苏勒坦·热耶夫还先后获独联体国家联合体文学奖“团结友谊星”奖（Звезды Содружества，2010）、上海合作组织“丝绸之路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奖”（Шелковый путь-гуманитар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2012）等。
年逾古稀的敏迪·玛马扎伊诺娃（1943—）是一位蜚声吉尔吉斯文坛的女作家、女诗人。其近年来创作的小说和诗歌，以清新的风格、深刻的思想、尖锐的批评意识而受读者喜爱。苏联时期她曾出版中篇小说《夏季最热的日子》（Жaйдын эн ыcык күнү）、长篇小说《黄鹂》（Турумтай）以及诗集《你好，太阳》（Caлaмaтcыӊбы,күн）等。吉国独立后，她以旺盛的创作热情和敏锐的批判现实主义笔锋，创作出了大量探索人性、针砭时弊、具有强烈爱国主义色彩、以民族自尊自爱自强为主题的小说和诗歌。20世纪90年代之后，她创作了《母亲的呼唤》（Энелер үнү）、《站起来，伟大的民族》（Тур, улуужурт!）、《我的人民》（Элим ай!）等叙事长诗，以及《纯洁的女性，月亮般的姑娘》（Aппaк aял,aйдaй кыз）、《女演员》（Актриса）、《你迟到了》（Cен кэчиктиӊ）等剧作，以针砭时弊、警世启蒙、维护和谐和国家统一为主题，具有强烈的当代警世性和爱国主义情怀，深受观众喜爱。2018年，现实题材长篇小说《阿依马然》（Аймаран）是她奉献给读者的一部现实主义佳作，被评论家称为新世纪以来在表现手法和内容深度上具有开创意义的成功之作。小说全方位地表现了独立以来吉国社会和人们生活的深刻变化，具有历史的厚重感，在技巧上兼具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杂糅风格。
吉尔吉斯斯坦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虽然吉尔吉斯语是国家通用语言，但俄语一直是吉国官方语言，俄文读者数量亦占据一定比例。所以，吉国的俄语文学创作和翻译也一直是吉国文学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诗人、俄罗斯族裔诗人兼翻译家维亚切斯拉夫·夏波瓦洛夫（В. Шаповалов）2000年之后诗作及译作成果丰硕，先后出版了《诗选》（Поэмы，第一卷，2003）、《陌生的祭坛》（Чужой алтарь，2011）、《泛欧症：帝国的人质》（Евроазис:Заложники империи，2012）等多部有影响的个人诗集和诗作，反映了苏联解体之后中亚各国的社会巨变以及俄罗斯族裔在新独立的中亚国家中曲折而无奈的命运。因创作与翻译的卓著成绩，他获得了吉尔吉斯斯坦和俄罗斯颁发的多个奖项。尤其是他的翻译成就，已成为独联体国家乃至世界各国了解吉尔吉斯斯坦文学的重要途径。
（维亚切斯拉夫·夏波瓦洛夫，图片源自Yandex）
三、新希望与新征程
经过十余年的探索与反思，进入21世纪的吉尔吉斯斯坦文学从2000年之后逐渐出现了转机：一度因为观念相左而分裂成四个独立小团体的吉尔吉斯斯坦作家协会重新组成统一的全国性文学创作团体，甚至有些地区的分支机构也重新恢复；吉国作协与世界笔会组织建立联系，成立了吉尔吉斯斯坦笔会中心；诗歌研究院成立并投入使用；作家协会重新获得政府预算投入；《阿拉套文学》《文学报》等新报刊得以创办；各种奖项设立，鼓励作家们创作出更加优秀的作品；2002年，吉国政府举办了根据中国史书记载而确定纪年的古代吉尔吉斯汗国（黠戛斯汗国）2200周年纪念活动；2003年，“高山之年”大型国际学术活动举办。
国家政府部门也开始积极扶持和关注吉国文学的发展：2006年，吉国议会通过了《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文学发展决议》，文学的发展和规划第一次被纳入国家法律框架内。“国家文学日”也成为法定节日。所有这些举措，都为整个吉国社会关心文学、扶持文学、推动全民阅读创造了条件。著名作家诗人的纪念活动和作品研讨会，也吸引了社会各界对文学的关注。许多作家的作品多卷集和阿·阿赫马塔里耶夫主编的七卷本《吉尔吉斯文学史》得以出版。
在目前的吉国文坛上，产生较大影响的多为长篇小说，且多数是历史题材的作品，可以说出现了一个长篇小说的繁荣期。从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维护国家稳定等关涉重大问题的内容成为作品的核心主题，尤其对民族历史的回顾和探源寻根成为热点。这充分说明，虽然苏联解体带来了社会动荡和经济倒退，文学事业也相应出现危机，但经过近十年的痛苦摸索甚至是停滞，新世纪以后各种危机在逐渐消退，作家们开始转向对历史和自身的反思。当然，复苏的过程也是缓慢的。由于经济萧条、资金缺乏，出版的作品印数很低，传播力有限。20世纪90年代，随着吉尔吉斯语被确定为国语，俄语的社会作用和地位明显降低，国家资助减少，曾经发达的俄语文学翻译事业也举步维艰。那些只懂俄语而不懂吉尔吉斯语的人逐渐被文学圈边缘化，甚至被排除在吉尔吉斯斯坦文学主流之外。随着苏联文学殿堂的轰然坍塌，曾经十分活跃的各阶层文学创作活动消弭殆尽。在独联体国家范围内，除了艾特玛托夫或者玛尔·拜基耶夫之外，人们对吉尔吉斯斯坦当代文学几乎一无所知。人们所能看到的，也只是上述两位著名作家作品的各种新版本，而艾特玛托夫的最后作品《崩塌的山岳》也成了人们所熟知的吉尔吉斯斯坦的文学新经典。
当然，历史车轮永不停，文坛自有继承人。从国家独立，经过近三十余年的转型期后，吉尔吉斯斯坦文坛基本完成了更新换代。目前，引领吉国文学走向的基本上都是20世纪80年代出生和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苏勒坦·热耶夫、夏依罗别克·杜依谢耶夫等就是他们中的突出代表。总体上看，当代吉尔吉斯文学可以说有三个方面的走向特征：第一是现代主义文学创作，以库瓦特别克·居苏瓦里耶夫具有强烈存在主义倾向的长篇小说《冰冷的墙》为代表。小说完成于1964年，但直到1991年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才得以出版；第二是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代表作品是卡扎特·阿赫马托夫的长篇小说《围绕太阳的日子》和《阿尔罕》；第三是批判现实主义创作，以艾特玛托夫具有鲜明末世论思维的《崩塌的山岳》为标志。
（奥·伊布拉伊莫夫与《20世纪吉尔吉斯文学史》，图片源自Yandex）
2000年之后，吉尔吉斯斯坦的文学评论界也开始活跃起来。这一点可以从吉国发表的俄语评论中略见一斑。在苏联文学的浸淫中成长起来的中老年评论家，依然是这支队伍的主力。其中，评论家阿·埃尔凯巴耶夫（А. Эркебаев）的《吉尔吉斯的长篇小说：历史、形成、诗学及类型》、伊·赖莉耶娃（И. Лайлиева）的《20—21世纪的吉尔吉斯长篇小说》、奥·伊布拉伊莫夫（О. Ибраимов）的《20世纪吉尔吉斯文学史》等，都是代表性著作。这些著作不仅审视、研究和总结了吉尔吉斯长篇小说的历史发展过程，而且对当下的转型与变化、新的发展趋势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分析。当然，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文学研究的重点基本上都集中在艾特玛托夫的创作活动及作品的阐释研究方面。
三十年来，吉尔吉斯文学脱离苏联文学走向独立的道路，可以说经历了消沉、低迷和逐渐复苏的过程。经过十年的迷茫与摸索，2000年之后开始出现转机。文学创作回归本真，开始成为吉尔吉斯斯坦社会发展、民众生活的重要精神财富，并开始形成具有独特民族风格与精神气质的内容与形式。作家们开始有意识地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保持距离，但是他们中的老年作家依然没有完全放弃苏联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而批判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创作尝试也开始凸显，而不断涌动的当代新思潮及其它们之间的博弈，开始成为新时代吉尔吉斯文学创作的主流。目前，面临着社会变革、全球化语境、科技飞速发展，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无法脱离历史发展的潮流。吉尔吉斯斯坦的文学也将紧随时代的步伐，将独特的民族元素融入世界文学的大花园中。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1年第6期，“区域研究·中亚文学”专题，责任编辑苏玲，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引文信息和脚注。）
责编：艾 萌 校对：袁瓦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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