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刊导览 · 读书读城 | 中国历史的另类解读——马立博《中国环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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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是由西方学者罗伯特·马克斯（Robert. B. Marks）撰写的第一部中国环境通史，对中国长时段的人与环境互动关系进行了全景式的动态考察，读来处处弥漫着老气横秋的现实主义。在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今天，书中的诸多观点颇值得我们深思。

中国环境史

——从史前到现代

马立博 著

关永强 高丽洁 译

一、全景概览（Panoramic Overview）——环境、人类和社会制度不断趋于单一化

一部中国环境史，简而言之，就是一部环境、人类和社会制度不断趋于单一化的历史。过去4000年来中国环境史最重要的趋势就是自然生态系统被简单化成了一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小面积谷物种植的农业生态系统，从至少2500年以前甚至更早的时候开始，在中国政府行政和军事支持下，这种农业生态系统不断自我复制，最终遍布全国。曾经被数以百计不同生态系统中的动植物摄取并用以维系大量物种生存的太阳能，越来越被那些由人类种植和收获的农作物所独享，而自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同时也伴随着人类文化和政治多样性的减少。因为“解决叛乱的最终方法还是要把这些不同的生态环境改造成为农田，从而摧毁这些异族非农业生活方式的生态基础”^[1]。除了西南地区的阿卡人这个可能的例外，这种互动造成的单一化一直持续到了今天，特别是内蒙古原来的牧民以及云南西南、西藏和新疆的各族人民，他们要么被同化吸收进农业生产系统中，要么被迫迁往更远的地方。

这种经由市场联系的中央政权和农业家庭相结合的方式的确立是早期帝国决策的产物。春秋战国时期城市和商业已经相当繁荣，这很有可能把中国引向一个以城市经济为中心的国家。但在一统天下的大秦帝国眼中，商人四处流动不利稳定，且商业活动征税困难，比不上税源稳定便于控制的定居农业，可以确保政府对土地和人民的掌控^[1]452，此即为秦晖所说的“大共同体一元化控制与一盘散沙式的无权者的小私有”^[2]。因此，在秦汉时期形成并确立了随后延续2000余年的农业帝国模式，以农业立国，农业生产活动（种什么、何时种、怎么种）由农户自决，国家通过向一个由自由且独立的小型农户组成的新阶级课税来保证税收^[1]109，这种政府与农户的组合在改造环境，使之变得更为“中国”方面也发挥了强大的力量^[1]119,120。

为了开垦农田就必须清除森林以腾出土地。实际上，这个渐进式的森林清除过程用时相当之长，约1万年前农业发展起来并向外扩张之时即已开始。商代晚期的墓葬有很多饰有大象和老虎图案的青铜器，而周朝早期的文献则在恭贺统治者通过驱逐这些动物而驯服了整个世界，到了1000年后的汉代墓葬，则出现了绘有厨房和动物的农庄画像砖。没有什么能比这个场景更能显而易见地说明长江以北自然环境的驯化过程了：从商代以森林为主、其间散落着一些农田，到6000万人口聚集于此的非常典型的农村景象。至少在华北而言，农田取代了森林，猪和牛取代了只在森林中生活的虎和象。到了秦汉时期，华北的大量森林已经消失并变成了农田^[1]130。而到公元1800年，老虎和大象这两个“明星物种”已经被推到边缘的边缘，并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绝迹了^[1]192，原因主要不在于捕杀，而是对它们栖息地的破坏，这主要是为了开垦农田、安置不断增加的汉族人口和实现政府对这些区域的有效控制。而到了20世纪，森林已如此之少，以至于中国大部分的生物都蜷缩到了云南三江并流领域的生态多样性孤岛之中。

二、节点聚焦（Focused Node）——生态变迁视野中的人类社会

当生态变迁较为缓慢时，生活在其间的人们可能会忽略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可当我们从更大的时间尺度上来审视时，便能发现不同生态环境约束下人类社会的不同响应，包括生活方式、社会制度，甚至革命与动乱等。当然，这些并不完全是由生态环境条件所导致的，但我们对于人类社会变化的理解与解释，也不能脱离相关的生态变迁过程。

在汉代，人们将谷物整粒蒸煮、将肉类炖或烤来食用，这需要几个小时的烹调时间，并需要消耗大量的燃料。而宋代由于森林大量减少，燃料短缺，一种“在铁锅里翻炒小块的蔬菜和肉类”的快速而节省燃料的烹饪方式渐成主流，这在今天被看作“中国式”的烹饪方式。同时，吃切成薄片的生鱼和生肉成为一种时尚，这就是“寿司”。翻炒式烹饪方法和“寿司”形象地反映了森林减少、燃料短缺的事实^[1]184。

隋唐时期，佛教寺院是规模很大而且实力雄厚的经济单位，承载了把山区土地开垦为农田、牧场、果园和木材林的功能，而政府之所以会把这个任务托付给佛教寺院，是因为建立屯田和垦殖需要巨额资金，而当时的佛教寺院由于正处于宗教信仰的高潮而变得非常富有，所以拥有购买耕畜、农具和各种设备所必需的资金。而唐朝在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发动的旨在增加税收的灭佛运动则摧毁了寺院经济^[1]178,179。

明末，流民四起，兵祸不断，最终导致了1644年大明王朝的终结和崇祯帝缢死煤山。巧合的是，研究17世纪世界史的历史学家都发现了当时普遍存在的社会和政治混乱，不仅是中国，俄国、英国、和法国也都如此，它们共同的原因是全球气候的“小冰期”。中国气温最低的时期主要出现在1610年代、1630年代、1650年代和1680年代，温度下降会导致农作物的晚收和产量降低，而由此引起的饥馑不断增加，并在17世纪中期达到了顶峰^[1]243-245，所以“明非亡于清，乃亡于天”确非妄语。

三年困难时期，饥饿中的人们以野草、玉米芯、树皮、观音土代食，乃至人相食，但鲜有报告提到人们吃青蛙、鸟类、蜥蜴、昆虫甚至蠕虫。野生物种的缺失，不仅证明了这场人类引起的饥荒的残酷，也意味着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彻底崩溃。毛泽东或许有错误，但如果自然生态系统不是如此单一化而是更加稳固和丰富的话，或许会有更多的人能够幸存下来^[1]362。

中美建交后，尼克松访华签署的第一份商业协议便是为中国引进13套世界最大规模生产氮基合成化肥的合成氨装置，随后1980年代中国形成了自建化肥厂的能力^[1]361。而与此同时也进行了“包产到户”的制度改革，粮食增收与化肥的大规模使用密切相关，而如今的宣传却只强调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化肥提高农业产量，邓小平的致富口号也很可能会像毛泽东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跃进”一样遭遇失败。

三、启示录（Apocalypse Now）——“毁灭”与“生存”

书中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中国古代的自然观念与实际行为之间的关系。虽然春秋时期就出现了道法自然、重视土地管理与水土保持及节制开发自然资源的思想观念，道教、儒教和佛教也都表达了对动物命运和福祉的忧虑，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但环保思想在历史上的实际影响却微乎其微，与人口、经济、政治和军事等物质因素相比，对自然的爱恋和对生态退化后果的认知并没能阻止环境的继续恶化^[1]210,211。从来就没有什么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有的只是“国在山河破”的生硬现实，典籍上的思想与人们的实际行为之间存在着严重割裂。

这让人不由得想到当下中国，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的高度，可另一方面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却并没有相应发生变革。我们会不会重蹈历史的覆辙？结局尚在未定之天。然而，随着人类活动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人地关系从“地质史”走向“人类史”，现实已不再容许我们继续以往的发展模式。正如作者所说：“如果说18、19世纪的中国向世界展示了没有工业化突破的情况下的未来将会怎样，那么21世纪初的中国则很可能再一次向世界展示，化石燃料驱动的工业化在未来将会如何继续改变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正如中国绝大部分仅存的生物多样性都被挤到了云南三江并流地区的小角落这样痛苦的经验所表明的，以牺牲自然生态系统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最终是不可持续的”^[1]460。

这要求我们必须做出改变，高度自觉地为自身的生存而积极筹划。在以城市生活为主的21世纪，城市规划师需要肩负起人类生存的重担，为人类的永续发展和存在者整体而规划。全球城市化的号角已经响起，这是新千年的哀乐，抑或是终于到来的福音？海德格尔说：“只有一个神才能拯救我们”^[3]，这是他面对现代文明苦苦思寻一生后的悲愤与无奈，可在“上帝死了”（Gott ist tot）的时代，“毁灭”或者“生存”只能取决于人类的思与行。我们再也无所依仗，无处可退。

参考文献

[1] 马立博. 中国环境史[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234.

[2] 秦晖. 传统十论[M]. 东方出版社, 2014.

[3] 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选集[M]. 上海三联书店, 1996.

南京大学区域规划研究中心 乔正之 供稿

作者：乔正之，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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