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精粹 | 【2017.4期】国家公园和城市公园的现代协奏曲——评《公园景观：现代日本的绿色空间》

奈良公园

闻名世界的日本古典园林设计具有悠久历史，散见于寺院庭院、古代封建领主（天皇、将军、大名）的庭院和近现代政治家、实业家的私邸。国内建筑设计与景观设计领域中论述日本园林设计的专著也非常多，但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庭院设计只是日本景观设计的微观组成部分。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景观设计同其他社会、经济、技术、文化领域一样，亦遵循西化道路，学习并发扬了西方景观设计传统，在宏观的公共绿色空间规划与设计上探索出一条日本独有的现代景观设计与营建之路。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保护与发展，截至今日日本有2/3的国土面积被森林覆盖，有1/7被辟为各级公园。这段景观发展历史值得研究，日本也有很多专著面世，但鲜见相关的英文著作。托马斯·黑文斯（Thomas R. H. Havens）所著之《公园景观：现代日本的绿色空间》（Parkscapes: Green Spaces in Modern Japan）正是近期研究日本现代环境史、景观发展史的一部佳作。书名中“公园景观”一词的原文为parkscapes，是作者根据park（公园）和(land)scape（景观）两个词拼接出来的新词。由于landscape一般被译为“景观”，相关词汇如earthscape被译为“大地景观”，所以本文将parkscapes译为“公园景观”，以尊重已经形成的固定译法。

黑文斯教授目前是美国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University）的历史学教授，曾在日本明治大学作过访问学者，并获得过多项早稻田大学的奖学金。他专长日本史、日本文化和日语研究，并出版过十数本相关专著，涉及日本的农业史、艺术史、建筑史等。《公园景观》是他2011年完成的专著，出版受到了梶山出版基金（Kajiyama Publications Fund）对夏威夷大学的日本历史、文化、文学研究的资助，最终在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

1  撰写结构

《公园景观》一书撰写时采用了两种叙事结构。第一种是史学研究常用的历时性结构，以时间顺序来组织史料，著作各个章节也是依此来进行排序。划分日本现代公园景观（或绿色公共空间）发展阶段的依据是重要的自然、社会和政治事件，如关东大地震（1923年）和二战；以及社会意识形态上的变化，如1970年代环境保护意识的崛起。如此，自1873年以来的日本现代公园景观的演变就被分为时间上互有重叠的四个阶段——1873年—20世纪初、19世纪末—1940年代（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或1945年二战结束）、1950年代—1980年代以及1990年至今（图1）。第二种是主题结构，因为该书的“公园景观”既包括国家公园也包括城市公园，这两个主题犹如协奏曲当中的两种乐器独奏，在整个日本现代绿色空间发展的乐队竞奏背景下构成了两条重要旋律。整本著作的五个章节中，第1章“从私人土地到公共空间：早期城市公园”、第4章“公园与繁荣：1950年代—1980年代”，以及第5章“公园与新的生态体制”（eco-regime）对两个主题都有涉及；而第2章“为了富足、健康与帝国的国家公园”和第3章“绿色东京畅想”则分别阐述了日本公园景观的第二个发展阶段中，国家公园和城市公园（尤其是东京的城市公园）各自的发展情况。

图1 日本现代公园发展重要事件

2  主要内容

由于西方著作讲究“精深”而非“博大”，研究性专著着眼于对小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而非对大问题的面面俱到、全面系统的涉猎。在该书中，作者也仅仅围绕了副标题当中“绿色空间”所涉及的两个方面——城市公园和国家公园来分析，并以此作为贯穿全书的两条线索。

2.1  城市公园

2.1.1  创始阶段

作者之所以以1873年为故事的开端，一是因为当时日本的国家太政宫颁布了第16号令，通过国家权力将开放空间赋予民众，并宣称公园“是所有人永久性的休憩场所”；二是因为当时成立不久的明治政府在这一年没收了很多私人地产，将其改造为城市公园，以这种方式兴建的城市公园有十数个。不过，政府此时的目的是推动社会融合而非为大众提供休闲娱乐的场所。这一阶段两个标志性的公园营建事件是1876年的上野公园和1903年的日比谷公园，两者均位于东京。其中上野公园名义上是天皇赐予民众的礼物，是“整个国家的皇家公园”，因而与不少重大历史事件联系在了一起，既是重要官方仪式举办地，也是日本展示称霸东亚的军国主义野心的场所。而日比谷公园则颇为不同，它由本多静六设计，是日本第一座现代西式风格的公园。官方兴建它的本意，是想向世界展示东京在19、20世纪之交时已经成为一座世界性大都会，因此在20世纪初时政府也经常在此举行冀图促进国家团结的官方活动与庆典。事与愿违的是，日比谷公园后来反而成为日本民众进行“下克上”时的重要场所，从1905年的反对《朴茨茅斯条约》游行到1918年的“米骚动”都在这里举行，该公园逐渐成为民众举办抗议政府政策活动的据点。可见，城市公园发展第一阶段的这两座公园既具现了日本官方的城市空间营建活动，也体现了公众对城市空间的非官方式利用。

此外，作者还提到了在这一时期修筑于西方列强在日本租界内的公园，如1868年修建于神户的东游园地公园以及横滨的山手公园。这些租界地内的公园对日本民众的冲击有两点：第一是它只供外国人使用，日本民众不能利用（但随着日本日渐强大，这些租界公园也逐渐国有化并对日本民众开放）；第二是外国人在公园里进行运动和体育比赛，这让日本民众十分吃惊，因为在他们的意识中公园并不具备这种休闲功能。这样，外国人便让日本人见识了公园的新功能或新用途，为日本公园的现代化乃至日后的生态化打下了基础。

在日本现代公共公园的创始阶段，已经能够看到西方经验对日本的影响。日本对西方思想与技术的吸收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日本人考察西方后将经验带回日本，最早可追溯至1860年日本人对纽约中央公园的探访。之后这种考察逐步系统化，不仅是美国，欧洲国家如英国、德国、奥地利等国的公园也是日本代表团的主要考察地。他们的调研报告既影响了日本的规划师与设计师的实践，例如本多静六设计的日比谷公园；也影响了日本有关公园的理念，例如冈部长职进行的美国黄石公园考察对日本国家公园运动的开展起到了很大作用。另一种方式是日本聘请西方专业人士到日本本土进行规划设计——早在1872年的银座炼瓦街规划当中就有了英国工程师的参与。

2.1.2  战乱时期

20世纪初至二战刚结束这段时期城市公园的发展。1923年关东大地震及灾后大火之后，东京与横滨地区受灾严重，亟须重建。在内务卿后藤新平提出的重建计划中，“绿色东京”的概念被提出，不仅要修复灾中被毁、被无家可归者占用的28座城市公园，还要规划修建隅田公园、锦糸公园和滨町公园3座新的大型城市公园及52座小公园。3座城市公园风格不一：隅田公园的滨水区保留了江户时期的风格；锦糸公园则模仿了芝加哥内城的一座公园，修筑了跑道、供周围工作的工人使用的运动场和供儿童嬉戏的游戏场等设施；滨町公园同样设计了很多体育场地。那些仿效西方模式的小公园的倡导者是后藤新平的顾问——美国经济学家比尔德，所以其设立地点靠近小学，而且在设计上一般都有西式广场以举行演讲活动、音乐会和集会，此外还有同样是效仿西方的供儿童使用的游乐场。这一时期，无家可归者使用公园的情况已经日益普遍，这在战后的日本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特色。除了这些新建的公园外，东京还有从江户时期传下来的大量私家园林。这些花园有相当一部分在明治维新以后为大企业所有，仍然是私人性质；但也有一些于1930年代末以后通过私人捐赠的方式，转为公众可以使用的公园，如小石川后乐园、滨离宫和六义园等。

东京之外，横滨兴建了山下公园和野毛山公园；而大阪和名古屋不仅增添了不少公园，还兴建了城市绿带。绿带的设想是受了1924年于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国际城市规划大会思想的影响，并延续至1939年东京的《绿色空间规划》。译自德文“Grünfläche”的“绿地”、译自法文的“espace libre”的“自由空间”等术语也于这一时期被首次使用，显示出这一空间性概念的西方渊源。这一宏大的规划虽然当时未获内阁批准，但是战争反而为其部分实现提供了契机。1937年《防空法》要求设立绿色防火隔离带，在某种程度上与东京绿色规划的某些设想不谋而合。该法将防空功能赋予公园，推动了公园建设——截至1943年，日本有46座城市设立了防空公园。二战时期，城市公园的功能出于战争需要发生了变化——成为练兵场、农田和菜地（为战争供给食物）、防空掩体甚至坟地。战后的城市公园出现了重大变化，一方面一些原有的公园发生流失——其中某些公园由于在战争期间被改作农田和菜地，战后在土地改革下公园的性质和所有权也发生置换，被耕作的人拥有；寺庙庭院在新的土地划分标准下也不再被视为公众的公园。另一方面，一些军事基地，尤其是被美军占领的军事基地后来被归还日本，成为新的公园用地。

横滨山下公园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www.vcg.com）

2.1.3  黄金时期

二战以后的10年是日本最为窘迫的时期，战争使得日本满目疮痍、百废待兴。这期间日本的公园没有太多发展，主要工作放在修复现有公园被战乱破坏的区域以及兴建一些小型公园上。1955年后，日本步入高速经济发展时期并于1973年达到顶点。这20年是现代日本的黄金时期，同时也是日本公园的黄金时期，形成了日本现代公园景观的第三个发展阶段——1950年代—1980年代。1956年《城市公园法》下放了更多公园建设的自主权于地方政府（县政府、市政府），是这些权限逐步下放的开端；该法还规定城市建成区的人均公园面积要达到3㎡，进一步助推了城市公园的大发展。其后有多部有关公园和绿色空间的规划出台，如受到1944年《大伦敦规划》影响的东京《首都区域发展规划》。在这种蓬勃的趋势下，至1971年日本城市的公园面积已经是1956年的3倍。1972年颁布了《城市公园发展紧急措施法》，1973年《城市绿色空间保护法》出台，相应地制定并实施了许多都市绿色空间规划区的规划，使得1970年代和1980年代真正成为“城市公园的时代”。

战后初期，对公园（非人，即自然）功能的认知仍然是服务于人，即使考虑环境因素，也是关于环境退化对人的影响。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城市的河岸上筑起了水泥护岸和堤坝，给原本生活在这里的动物的栖息环境造成了毁灭性破坏。然而，国内繁荣的经济形势以及国际上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逐步影响和改变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与意识形态。最大的变化是1960年代末、1970年代崛起的环保和生态意识，这是对以人为中心的观念的一种挑战。观念转变的另一个体现，是公园的管理权被下放，转移到当地社区手中，进而民众在公园使用者的身份上又加上了管理者的身份。两种变化相结合形成了1960年代—1990年代的日本市民环保运动。这一时期营建的城市公园在功能上重审了战前的许多观点，如注重公众健康、运动锻炼、消防安全、防灾减灾，以及让人们能够从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放松下来，并让城市变得更美好。由于全社会对公园营造的重视，1960年代—1990年代同时也是公园规划与设计的黄金时期。

1990年代以后，政府对公园的拨款仍在持续，即使是1992年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后也没有发生改变。因而1991—2005年又新增了近3万个城市公园，使得人均公园面积达到8.9㎡。作者在此着力刻画了在日本这个人口密度很大的国家中，如何在有限的已用于居住和农业的用地上再划地出来用于公园建设。此时在放权和民主的趋势下，日本无论大小城市普遍形成了官方与民众合作进行城市再建以改善城市的机制。一些市民也积极参与到公园规划以及以公私合作的方式建设、运营公园的活动当中来，构成了新的生态体制的一部分。此外，城市公园此时已普遍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的居所。周围居民担心这会增加当地的犯罪率，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改变公园的硬件设施）试图减缓这一现象，但收效不大。

奈良公园的鹿

2.2  国家公园

2.2.1  理念探讨

在日本现代公园体系形成时期，“国家公园”的理念也于1870年代左右从西方进入日本——自1873年起，日本政府就将城市公园与国家公园统称为“公共公园”。虽然在理念来源上和城市公园一样，但将理念转化为实践动力的因素却与由国家主导的城市公园不同。通常坐落在山区或海边等偏远地区的国家公园的发展最初是由精英或先锋人士推进的，他们希望明确这些地方及其使用者具有的特殊性，而他们依据的仍然是源自西方模式的“空间现代性”。自1890年代起，日本的地理学家、植物学家、新的登山运动爱好者等即开始想方设法保护“日本的自然景观”，以实现“不断促进日本未来文化”的目的，而铁路专家则希望通过国家公园的设立来刺激铁路和旅游业的发展以赚取外汇。

到了1920年代，要求设立国家公园的呼声日益高涨且民众化，并最终推动了国家公园的立法和建设，作者称这些事件为日本的国家公园运动。此外，日本国家公园受到的西方影响更多出于理念或模式层面，而非城市公园所受到的设计层面的影响。例如1920年代日本学者就国家公园如何利用（或者平衡保护与利用之间的关系）而进行的论战当中，其中一方有选择地援引了西方国家公园（如美国的温泉城或阿卡迪亚国家公园）模式。

2.2.2  规模兴建

不过，出于种种原因，例如日本土地私有化程度过高，以及相当一部分国家公园的地点已经被其他法律如1897年《森林法》所保护，日本大规模的国家公园一直未得到兴建，直至1931年《国家公园法》颁布后。此后的1934—1936年间有12座国家公园得以设立，包括富士箱根国家公园、中部山岳国家公园以及大雪山国家公园（日本最大的公园），占了日本国有土地的2.7%，且多数选址在山区或海边等偏远地区。之所以出现国家公园设立的高潮，是因为日本在这一时期意识到旅游业创汇的巨大能力，政府期望拓展国家公园的国际旅游业务，以此赢得更多外汇。然而，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终止了设立更多国家公园的势头。

此外，作者还列举了日本在其《国家公园法》的影响下，通过日伪台湾政府于1937年底在其当时的殖民地——台湾兴建的3座国家公园，即阿里山、太鲁阁和阳明山国家公园。与欧洲列强在非洲殖民地设立国家公园的目的——保护自然景观及其具有的现代社会之前的美学价值——不同，这些公园处于日本在中国的租界和占领地，因而同样被视为“帝国的空间”，体现了日本的强权并充当将殖民地人民纳入帝国的手段。

2.2.3  从国家公园到自然公园

出于美国人对国家公园的重视，二战结束后的美占时期新设立了5座国家公园。之后在公园发展第三阶段，国家公园在数量和面积上都有了很大增长，共新设了11座国家公园。1957年的《自然公园法》使得对国家公园的认知有了本质改变，“自然公园”这一称谓取代了之前“国家公园”的称谓，并规定它包括国家、准国家、县级【日本行政体系中，县一级相当于中国的省一级，位于市一级之上】及本地的公园三个层级，丰富了公园体系的层次。此外，该法还规定自然公园的主要发展目的是促进旅游业，这一方面是出于地方上提振被战争打断的旅游业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享受公园是基本人权”这一重大观念变革的体现。法律颁布后，相继有56座准国家级公园得以设立，县级及本地级的则有203个。前往这些自然公园的国内游人也激增，1960—1964年几乎翻了一番。

不过，虽然环境意识有所觉醒，但仍抵不过发展经济的要求。1964年的《基本森林法》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增加伐木量并提高木材企业的收入。在自然公园中，修建了大量观景公路【对于野生动物而言，山区和森林中的公路是头号杀手，因为这些公路阻断了动物上下山的路径，许多动物在穿越公路时被来往车辆轧死。所以在修建公路时必须考虑在公路下方建设可供动物穿越的走廊。此外，自然环境中路网密度增加还可能导致野生动物栖息地破碎化程度加剧】和河流上的大坝，林务局又允许对森林进行“皆伐”，导致许多准国家公园沦为林场。成立于1951年的“生态保护学会”一直致力于反对在有河流的自然公园中兴建大坝及水力发电设施，因为这样的短期逐利行为会造成长期的、极大的生态环境恶化。这些来自生态学家和部分当地居民的呼声，与同时期反对工业污染的呼吁一起，形成了日本1960年代中晚期的环境保护潮。官方层面，日本于1971年成立了环境厅，接管了原本由厚生省负责的自然公园事务，合并了由林业厅负责的保护野生动植物的职责。

日本公园景观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始于1990年。此时日本已处于高度城市化和后工业资本主义时期，于上一阶段萌生的生态与环保意识在这一阶段得到了加强，并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环保与生态活动形成了同步。官方层面，1992年日本政府颁布了《野生动植物群濒危物种保护法》以保护整个生态系统。即使如此，作者仍认为日本在保护濒危物种方面做得远远不够；而因为“保护”屈服于旅游经济和资源开发的需求，也致使日本上了国际环保组织的黑名单——人类及其建设活动威胁到非人类环境的国家。但也要看到，这个阶段是生态志愿者和生态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上升期，尤其是在政府于1998年颁布了《非政府组织法》以后。由于政府已下放公园的运营等权力，正是这些生态志愿者在协助各级自然公园和国家森林保护地的运作；“乡村复兴”的志愿者服务也变得常见。为了解决上述保护和利用之间的矛盾，于2001年由环境厅升级而来的环境省提出了“生态旅游”的概念，用于最原生、最珍稀的景观地带。自然公园和城市公园上的这些公众参与甚至是公众做主的机制，开创了日本新的“生态体制”。

上野公园

3  评述

由于作者研究的并非其本国历史，甚至不是同文化源与同文字源的其他国家的历史，在撰写当中要克服巨大的东西方文化差异以及语言障碍，使得这本著作在英语世界具有一定开创性和独特性。有鉴于此，这里从三个角度对《公园景观》进行评述：（1）根据作者身份特征来分析这部著作的撰写特点；（2）将这本西方人写的日本专门史与日本本土学者的相关著作进行比较；（3）汇总分析西方学术界对该书的评价。

3.1  作者身份视角下的著作特点

作者本人的身份是西方历史学家，因而本书具有两个特点——西方视角和历史学家视角。

由于作者是历史学家，且受到新文化史的影响，关注的是历史现象和事件下隐藏的历史发展机制，因而撰写《公园景观》一书的目的是探索日本营造、维护和管理现代公共绿色空间的机制。作为历史学家，作者在分析公园形成、建设历程时极为注重各种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因素对历史现象的影响。所以，作者不厌其烦地分析种种与公园发展相关的政治事件、社会运动、立法活动以及财务运作等等。同时，受到历史计量学的影响，作者格外注重通过各种数据来佐证他的观点和结论。但是，因为作者不是设计师，所以他的重点并不在公园的设计理论、空间结构、美学特征上，虽然他会附带对这些现象进行概述。以书中插图为例，通篇33幅插图当中没有一幅公园的平面设计图，或者作者在文中提到的各种城市规划和公园规划的图纸——其中31幅是各种公园的照片，1幅是日本国家公园分布图，1幅是东京都核心部分的主要公园分布图。

但同时，作者也坦言自己的兴趣点在公共空间这一“构建出来的环境”上，而若想研究公共空间的发展，公园恰巧是最常用、最明显的一个参照——他直接将公园定义为“公共绿色空间”。这样，作者就把历史学家最关注的“时间”和地理学家以及设计领域（规划、建筑、景观等）最关注的“空间”这两个因素结合了起来。借助对公园景观发展的探索，作者希望揭示政府与民众、人类与非人（自然）环境，以及日本与外部世界这三对关系，因为他认为日本西化过程中引入的空间现代性重塑了民众、政府和非人环境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公园对他而言是现代日本“国家形成的媒介”，政府是公园的建造者，民众开始是使用者，后来也是建设的推动者和管理者。公园是两者交流的媒介，同时也是两者矛盾发生的场所。在19世纪的日本，公众与非公众的界限仍然是模糊的，正是在公园这个空间里公私关系才得以建立，并且在接下来的20世纪，在对公园的修建和管理过程中形成了公私关系和公私联合。因而，作者其实是在借助对日本现代公园的分析，来折射一个西方人对深受西方影响的日本现代社会与文化的理解。

人与非人的关系隐现于日本对自然的理解中，这在日本古典园林当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公园景观》一书中，公园被理解为人类文化与非人环境之间交互的界面。但作者并未就日本传统绿色空间中体现的哲学思想对现代公共绿色空间的潜在影响进行探讨，得到更多着墨的是西方思想（体现在空间现代性上）的影响，这也和作者本身的西方背景有关。西方视角下，他更加注重欧洲、美国等国家现代公园建设实践对日本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然而，按照作者的观点，诸如公墓、寺庙、神社等是被统计在城市的“绿色区域”当中的，作者也以明治神社的功能和重要性为例展开了论述，并介绍了东京大名的私家园林如何结合了中国和日本的“空间文化”，但是这些古典园林背后的东方哲学寓意及其与西方现代文化的碰撞没有被着墨。这意味着探讨日本文化时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议题——东亚的佛教和儒家文化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各自对自然的看法及其比较，被忽略了，不得不说比较遗憾。美国南佛蒙特大学（Southern Vermont College）的康托尔（Kantor）博士对此的解释是，作者关注的一直是发生在公园这样的空间中的政治和经济战争，想要读到关于日本美学的评论或是日本的文化传统（或遗产）对现代公园有何影响，就会感到失望。而这一比较的缺失，也意味着作者计划探索的第三类关系——日本与外部世界——在原著中得不到更加深刻的剖析。外部世界在原著中像一块幕布，而非舞台上直接参演的角色——作者只是描写了诸如美国等国外的绿色空间实践活动及其对日本的影响，这是单向的联系；日本1960年代的环保运动和1990年代至今的生态体制是否与当时世界上的运动和思潮产生互动，并没有得到探讨。

3.2  与相关日文专著的比较

日本本土学者关于日本现代公园发展的著述不少，着眼点也各有不同。与《公园景观》相比，首先，白幡洋三郎的《近代城市公园史研究——欧化谱系》（近代都市公園史の研究―欧化の系譜）虽然也以现代城市公园的发展为主题，但因为其视角是欧洲的理论和实践如何影响日本现代城市公园的出现与发展，所以书中对西方19世纪的现代公园特别是德国的城市与公园着墨很重。其次，《公园景观》的分析跨越两个世纪，而《近代》一书集中在日本现代公园的形成阶段，即19世纪后半叶—20世纪初。最后，《公园景观》因为时间跨度大，涉及的公园案例也比较多；而《近代》则集中阐述了日比谷公园和横滨公园两个案例，且较之前者更为关注公园设计的细节。

丸山宏的《近代日本公园史研究》（近代日本公園史の研究）则记述了由明治6年太政官布告以来，进入法制化的日本公园的历史。作者将公园放置在西方影响下的近代日本社会的发展变迁动态中进行考察，认为近、现代公园是现代化的产物，是欧美现代城市在解决公共卫生问题、城市问题、经济振兴问题时的成果。相对于公园自身的建设史，著作更注重其社会背景的阐述，例如公园制度的建立、在日本的土地区划整理制度下的公园用地的取得、地方经济振兴与公园等等。从内容结构上来说，这本书和黑文斯的著作一样，同样覆盖了城市公园和国家公园的内容。只是在分析的时间段上有差别：丸山宏的著作因为是“近代”，所以只写到最早的国家公园的建立，如详述了在国立公园建设运动下，于1934年设立的最早一批日本国家公园当中的日光国立公园；而黑文斯的著作一直写到21世纪以后。

日比谷公园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www.vcg.com）

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并于2014年出版的石川幹子的《城市与绿地——为创造新型的城市环境而努力》（都市と緑地―新しい都市環境の創造に向けて）则是全球视野的著作，对英国、法国、美国和日本的公园发展历史都有涉及，并且写法是一步步展开的，从点到面，从微观到宏观，从单个公园的设计到公园系统的形成，再到与地域（区域）规划相结合的城市绿带的绿地政策。不过，英美的思想与实践分析可以视作日本实践的分析基础，作者从日本大正时期的公园系统写起，重点阐述了二战以后乃至阪神地震之后的日本公园绿地系统，并在最后将城市加绿地上升到“生命城市”的高度。与黑文斯的著作相比，该书视野更宽广，西方的公园实践不再是一张简单的幕布，而是能够切实看到其对日本实践的影响。

3.3  相关书评评价

《公园景观》于2011年出版以后，《日本论坛》第23卷第3期、《美国历史研究》（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116卷第5期、《日本研究期刊》第38卷第1期的书评栏目相继进行了评价。几篇书评都肯定了该书的开创性价值，认为它是英文著作中第一部关于日本公园历史、“空间现代性”发展史的书，对正处于发展上升期的全球环境史研究是一个极为有益的补充。不过，评论者认为该书虽然对比了不同发展时期的国外相关公园，如约瑟夫·帕克斯顿设计的伯肯黑德（Birkenhead）公园——世界上第一座公共投资兴建的公园，以及美国景观设计师奥姆斯特德设计的公园，但是缺乏对欧洲公园概念更为深入的探讨和对比，以至于无法实现作者试图论述“这样的（绿色）空间的最完整的文化史”的目的。此外，虽然该书提供了许多颇有说服力的数据和大量令人印象深刻的历史照片，但是地图却只有两幅（1幅关于整个日本，1幅关于东京中心区），这同样明确显示出历史学家与建筑史学家、景观史学家和规划史学家所著著作在图片引用方面的不同。对于这样一个主题的专著，地图和公园的设计图显然多多益善。

或许从史料上看，《公园景观》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尤其是相较于既有的日文相关专著而言。这本著作的最大价值，在于它为英语读者对日本现代史、城市史、建筑史、景观设计史、规划史和其他相关专门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空间研究的历史学视角。正如黑文斯在序言中所说，空间是历史的产物，它的建构既是政治的也是文化的。黑文斯对空间问题的格外强调同时也回应了西方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空间转向”。

作者：曹康，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规划系，副教授。[e-mail]

董文丽，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规划系，讲师。[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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