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概念与新环境》一书讨论了古哲的思维如何帮助我们解读现代城市现象和实践现代城市规划，并以此为参照去重新思考人类聚居的意识和意义。作者梁鹤年还提出了“城市人”的理念——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就是通过服务和发挥人的本性（理性和物性），去建设配得上人为万物之灵的人类聚居之所。
《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梁鹤年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6
前几年我写了《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总结和梳理了生活在西方近40年的观察和反思，比较系统地阅读和归纳了西方古哲的思想。越多看原著，虽然多是译本，越觉得自己是井蛙。以为想通的东西，原来破绽重重；以为难找的东西，原来就在眼前；以为高深的东西，原来鱼目混珠；以为浅显的东西，原来内有玄机。与古人神交，使我感到“人类何其伟大”，有一种“山中方七日”（或者“书中几小时”）的喜悦。西谚有云“真理使你自由”（The truth set you free）。我自己理解是“真理解放了你”：当你知道了真理，你不再迷惘，你自由了。我希望真理是存在的，不然，还有什么可望；我希望真理是可寻的，不然，寻真是枉然；我希望我寻真的方向是正确的，不然，何时到达彼岸？我是乐观的。经古哲的导航，我看到隐约的轮廓，使我有信心的是这些轮廓并没有给我震撼和新奇，而是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好像是回家。难道古今哲人寻真最后还是万流归宗？西方古哲的现象世界跟我们的肯定不同，但背后是同一的真相吗？如果是，站在古哲的肩膀上一定会使我们看得更远，善用他们的方法和经验也会使我们看得更清。我对城市规划比较在行，想验证一下。但我相信凡对理性认真的人，无论他干的是什么，都会想明白真相。这书就是我的尝试。——摘自本书序
作为对本书阅读、学习、写作的一个总结，我首先要感谢《国际城市规划》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学习、分享和交流的平台。同时，也要感谢梁鹤年先生在百忙之中给予的悉心指导，感谢同门和学友在学习过程中的分享、鼓励和帮助。
《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是《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的理论延伸，特别是对哲学的探讨和对专业的启发。梁先生深入浅出地讲解了西方著名哲学家的理论和西方哲学思想，并把这些哲学思想与城市规划实践结合，提出了“城市人”理论，为中国以人为本的规划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作为一个非城市规划专业的学生，我在阅读学习本书的过程中也获得了极大启发。这些启发不仅来自西方哲学思想，同时融汇了城市规划学者们求真的态度和方法。如果把其中一小部分掇菁撷华运用于我的学科人类学，或许可以进行一些跳出“框框”的思考。现今的人类学理论大部分来自西方，特别是欧美国家，绝大部分理论是描述性和解释性的，缺乏指导性理论。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简单地说是人的文化。我们生活中的文化现象五花八门，可以描述但难以量化。我们要做的是分析各种文化现象之间的关系，以寻求文化现象蕴含的真相。假设把研究对象定为文化，那么文化是个现象，对文化的研究则是对文化现象的评价和处理。人类学理论是对文化研究的理论支撑。一套完整的人类学理论应有四个部分：第一，描述文化现象，必须符合客观事实；第二，解释文化现象（果）的成因（因），须符合真相；第三，评价文化现象的好坏（或成功与否、适应与否、能否传承等），即对“果”的取舍，是道德性的决定；第四，设计有效手段（因）去改变文化现象（果），即牵动可用的、有效的因果链条，这是技术性的选择。据此，希望能早日建立中国本土的人类学理论，打破对西方理论的套用，避免某些西方理论对中国文化产生消极影响。总之，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人类学，我们的服务对象都是人。如何在跨学科的互动中相互借鉴，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去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和追求。结语：我看到的目的地、地图与指南针
感谢《国际城市规划》提供平台，让我和同门的学者一起分享学习梁先生思想的心得。在我看来，梁先生的思想尤其是完整的“城市人”理论有三部曲。（1）思想基础，即《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1]。该书在剖析西方文明从古希腊到全球资本主义演变过程的基础上，提出了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特征进行对比，为思考“城市人”理论提供了思想基础；（2）理论构建，即本书《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2]。这本书聚焦西方哲学思想和中国传统智慧如何启发城市规划事业，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城市人”理论的主要内容以及“自存共存平衡”的价值观，分析了以人为本规划的本质特征；（3）理论实践，即《以人为本——规划的思维范式和价值取向》[3]。该书介绍了“城市人”理论应用于国土空间规划的方法和案例。
梁鹤年“城市人”理论三部曲
于我而言，本书是三部曲中最难理解的一本书。记得第一次阅读时，我看到书中涉及的大量哲学思想，一开始是有畏难情绪的。然而，静下心与这本书对话，发现它不断给我带来惊喜。这种惊喜不仅来自知识的增长，更来自认知被重塑的喜悦，就像是帮我推开新的一扇门。在经验主义支配的现世，我从柏拉图的“恒”看到“规划本身就是种信仰”[2]19；在西方“性恶”文化下，我看到“性善”的包容，以及规划“成善”其实是一种勇气和魄力；在“变”的现实中，我看到亚里士多德从“潜质”到“实现”的乐观和智慧，那也是规划让人居“变”得更美好的方向和动力；在阿奎那的自存和共存普世价值中，我看到以人为本规划本质上是“权力视角”向“人性视角”的回归；在“民主”“公平”“自由”的探讨中，我看到价值观才是规划取向的底层逻辑；在笛卡尔“天赋理念”中，我看到规划工作者树立求真态度和寻找求真方法的使命。本书抽丝剥茧，将这些哲学思想融入对“城市人”理论的思考，发掘出以人为本规划的深刻内涵。
更重要的是，这些重塑认知的思想并非局限在规划或其他某一个特定领域。很喜欢书中的一段话，大意是“有理想才能给人方向，有方向才能知进退”[2]94。我想，无论是追求有意义的生活或从事一项有意义的事业，都需要找到目的地（理想）、指南针（方向）和地图（选择进退的方法）。而这本书中的很多思想就像种子，能让人在前行中不断反思，择善固执，终有所得。
如果说这本书聚焦了“城市人”理论的哲学思想，那么近期我们还会和读者一起共读梁先生的另一本经典著作《经济 · 土地 · 城市——研究思路与方法》，去看看梁先生求学和工作中的观察和实践如何启发他创作前面提到的三部曲。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将会看到很多思考和观点在过去十几年间如何萌芽、发展、成熟的演变过程。
《经济 · 土地 · 城市——研究思路与方法》, 商务印书馆, 2008年期待与您一起，在学习梁先生思想过程中，继续做同路人。
参考文献
[1]梁鹤年.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4.[2]梁鹤年. 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6.[3]梁鹤年. 以人为本——规划的思维范式和价值取向[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城市是种物理现象，是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这些千变万化的现象底下有没有一些恒理、恒律？这些恒理和恒律对城镇的规划有什么启发？千年来，“性恶”是西方伦理观的基础。宗教改革之后“性恶”被演化为“性之本”。既然私心、邪恶是人的“本性”，做私心、邪恶的事就无需内疚，只需守法。城市规划中的“功能分区”“利益多元化”等理念是“性恶”文化的产品。如果城市的最终目的是为理性的人缔造效率的生产和美好的生活空间，它是如何“成形”的？规划工作者怎样去认识和促进这个“成形”过程？“普世价值”来自“自然之法”，其第一原则是自我保存和与人共存的平衡。“规划就是博弈”的规划范式过度强调自我保存；“规划应是为民请命”的规划范式过度强调与人共存。一个怎样的规划范式会推动和维持自我保存和与人共存的平衡？西方英语世界是自由为主、民主为用的“自由民主”。人一方面追求自由，一方面向往平等和公平。有没有更好的规划体制去避开这些“自由民主”的弊端？资本主义的自由聚焦于竞争博弈的自由，强调强者逐利的公平；但经院派的自由聚焦于剥削的自由，强调弱者求存、群体共存的自由。中国政府垄断土地收购和供给，可以巧妙地创造条件供房地产开发中的强者、弱者、群体各取得公平。笛卡尔主张以直觉思想和逻辑演绎去寻找物质现象底下的真相。他提供一套“心法”来帮助每个人发掘“真理”。城市规划工作者与参与者应缔造机会，应用笛卡尔的“心法”去辨认城市现象底下的本质和因果链带。洛克的政治理论是英语文明的主流，强调个人自由，认为私产是自由的保障，而保护私产是政府的主要职能。美国的区划法存在着洛克式自由的私利与公益互相对峙的死结。中国土地产权国有可以避开这个死结。“城市人”即理性选择聚居去追求空间接触机会的人。城市规划工作即匹配典型城市人（主要以年龄、性别和生命阶段为变量）和典型人居（主要以人口规模、结构、密度为变量）。城市人可以作为解释城市空间现象和建设城市规划理论的砌块。“城市人”的价值观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理论基础是亚里士多德的“城邦起源于保生存，成全于求幸福”和阿奎那的“自然之法是自存/共存的平衡”。它的主要贡献是为市场提供准确的供求信息，为政府提供道德的引导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