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荐读｜张男等：新加坡华人家庭语言政策类型及成因

好文荐读（第四十期）新加坡华人家庭语言政策类型及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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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华人家庭语言政策类型及成因

张男1、2，彭小娟1，延慧3

1. 大理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云南，671003

2. 武昌工学院，湖北，430065

3.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陕西，714099

文章简介

文章来源：张男,彭小娟,延慧.新加坡华人家庭语言政策类型及成因[J].华文教学与研究,2023(02):43-50.

摘要：华人后代华语的传承与延续是移民家庭面临的问题。新加坡的华人人数占比众多，然而，华语的代际差异越来越明显，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之间均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以往对华裔家庭的语言使用情况和多语教育的研究多集中于研究表面情况，却忽略了家庭语言环境中的深层原因。本文中，作者对新加坡31个华人家庭的语言政策进行了访谈，通过对家庭语言政策几个要素的研究，利用Nvivo软件清晰构建了新加坡第三代华人家庭语言政策的现状模型，比如：家中鲜少有华语环境；父母语言意识薄弱；缺乏语言实践等。并从内外部分析影响家庭语言政策的原因，提出一些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家庭语言政策；类型；成因；新加坡；第三代

基金项目: 2022年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课题一般项目“新加坡华文教师准入与培养模式研究”（22YH13C）；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面向二语教学的社会空间动词研究”（19BYY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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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新加坡作为全球最大的华语区之一，在华语的传承和发展方面做出了独有的贡献。然而，近年来，随着英语势力的不断扩大，华人家庭的华语地位遭到威胁，华人家庭的子女对华语态度消极。为此，我们有必要了解新加坡华裔家庭的语言政策和成因，为华语在本地的发展做一些参考。

家庭语言政策存在于每一个家庭中，家庭中主要成员对语言的态度和选择会影响整个家庭的语言使用情况。在海外移民家庭中，家庭语言政策决定了移民家庭会哪种主要语言，对移民家庭的语言规划、语言管理和语言实践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新加坡的华族占到总人口的74%，因此，华语在家庭语言中占比较高。但由于新加坡政府的官方教育语言为英语，华语的使用频率日益减少，在新生代的华人家庭中，华语没有长足的发展空间。吴英成（2017）认为语言的生命力都是通过语言使用群体代代相传，如果该民族青年家庭成员放弃使用母语，出现母语使用代际断层，那么该语言活力难以为继。通过对历年新加坡华人家庭语言政策的研究，十年前，我们在黄明（2010）的研究中发现了华语在家庭语言使用中出现了代际差异。认为华人家庭中祖辈和子辈、子辈与孙辈之间的家庭语言存在语言转移趋势，同时也发现华语的使用比例在孙辈出现了下降，孙辈与同辈之间的语言交流被英语取代。然而，2010年之后的十年来，第三代华人家庭语言使用情况尚未得到清晰的研究。薛炜俊（2019）认为华语仍然是新加坡华人家庭的主要用语，但是未来极有可能被英语取代。在薛的文章中我们发现第二代华人移民家庭仍以华语为主，但是对第三代华人家庭的语言政策分析不透彻，是否第三代华人家庭还是以华语为主呢？第三代华人家庭语言政策现在又有哪些特点呢？此外，此文章也未对家庭成员之间的能动性和语言背后的社会文化影响因素进行重点分析。为此，本文聚焦华人家庭第三代（2010年以后出生）的语言政策，将研究家庭语言在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能动性，利用访谈的形式对家庭语言政策进行分析，主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新加坡华人第三代家庭语言政策有哪些特点？（2）这些语言政策的成因是什么？（3）对新加坡华人家庭语言政策有何建议？

二.家庭语言政策的内涵

李宇明（2021）指出人类语言规划早已有之，而语言规划学的产生只有六十多年的历史。1959年，由Haugen写的《在现代挪威规划一种标准语》文章中首次使用了语言规划，标志着语言规划学的建立。从此，在各个领域中逐渐建立语言规划学。在语言规划学中，家庭语言政策一直是重要研究领域。Fishman (1966）也认为家庭层面的语言政策最终决定了语言保持或者消亡，可见语言政策在家庭语言中的重要性。在众多家庭语言研究中，至今对家庭语言政策理论影响较大的是Spolsky。Spolsky (2004）把家庭语言政策分为：家庭语言的使用现状；父母的语言意识形态；父母的家庭语言管理方法。Curdt-Christiansen (2014）进一步明确了家庭语言政策的概念，正式指出家庭语言政策的内涵包括语言意识形态、语言管理及语言实践这三个方面。结合Spolsky的研究理论，语言意识形态即家庭成员对家庭语言的看法和情感态度。语言管理是家庭成员对使用哪种语言进行干预而付出显性或可见的努力，目的是为了改变家庭语言实践或语言意识。语言实践是家庭成员在语言选择方面所表现的实际行为，语言实践体现语言政策。此外，Spolsky还指出，家庭语言政策还受到居住的小区域或学校同龄人、家庭中的文化模式等因素影响。本文不仅关注家庭语言政策内部三者的关系，还关注Spolsky强调的社区、同伴和家庭文化等因素对家庭语言政策的影响。

三. 材料与方法

本文以笔者所在的新加坡某华语补习中心小五小六学生家庭为研究对象，对31个家庭进行了访谈，研究第三代移民家庭的语言政策，对家庭成员中的父母和孩子双方都进行了访谈，以访谈内容作为研究材料。研究方法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集中访谈父母，以母亲为主，子女年龄在10～12岁。访谈的内容包括背景信息，如年龄、受教育程度、第几代华人、职业等；访谈内容主要围绕语言意识、语言环境、语言管理、语言实践、文化认同几个方面展开，诸如“您平时在家会说华语吗”“您会主动要求孩子在家说华语吗”以及“您会以什么方式让孩子学习华语”等问题。样本信息见表1。

表1：访谈对象基本信息表

其次，利用质性分析软件Nvivo10.0对访谈进行分析，对文本按不同主题进行自由节点和树形节点编码，共对245段文本进行编码，形成24个自由节点，最终形成高阶节点5个。具体如下：

按照编码主题再次编码，见表2、表3。利用Nvivo10.0的模型功能，我们将上述主题及其下位节点的聚类关系表述如图1。最终形成如图2的模型。从上图可见，家庭语言政策的几个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关联。表2：原始编码列表

表3：编码主题列表

图1：编码主题聚类关系图

图2：家庭语言政策因素兼相互关系

四.家庭语言政策下的华语定位

4.1 新加坡华语家庭语言政策特点分析

4.1.1 新加坡第三代华人家庭鲜少有华语环境

新加坡语言环境是双语，然而，双语地位不平等，在使用频率差别较大的双语环境中，第三代移民的家长分为两种，一些家长自身的华语水平有限，在平时的日常交流中，鲜少说华语，更没有办法与孩子长期用华语交流。而另一些家长的华语水平较高，在家会跟孩子讲华语，但往往是父母一方会讲华语，而其他家庭成员都讲英语。可见，不论父母华语基础如何，新加坡华人家庭均以说英语为主。在访谈中，样本18黄同学的家长说“我的华语还OK，她小时候大概六岁会鼓励孩子说华语，但是到了三年级以后，孩子有自己的想法，她不再说华语，到了华文课上才会说”。样本10李同学的母亲说“我们父母本身的华语不好，所以没有办法跟孩子在家一直用华语沟通”。第三代家庭语言环境还有一个特点：隔代之间会交流华语，父母与孩子的华语交流并不密切。有的孩子在祖辈面前才会讲几句华语，如样本21许同学母亲所说“在家不会讲华语，感觉很奇怪，不自然，跟祖母讲一点华语”。样本13的葉同学母亲说“比较少讲一点华语，会跟奶奶讲”。样本23傅同学的母亲也说“他在家跟爷爷奶奶说一点华语，跟父母不说华语”。父母作为二代移民，以前在家里跟自己的父母说华语的比较多，所以有不错的家庭语言环境，但是到了第三代移民，家庭语言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华语不再是主要的家庭语言，取而代之的是英语，导致子女现在几乎没有华语环境。

4.1.2 大多数家长的华语语言意识薄弱

访谈中家长普遍认为华语比较重要，如样本1陈同学的母亲所说“我们觉得华文重要，考试有华语，比较重要”。但在面对希望孩子说英语还是华语时，他们都表示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孩子想用什么语言交流是自己的事，父母尊重就好，不会去干预。如样本5周同学妈妈所说“她在家偶尔讲华语，在学校有读华语书，在家看华语戏剧……我们不干预她讲华语还是英语，我们父母的华语也不太好”。有的家长即使华语水平还可以，但也不会主动引导孩子说华语。如样本17钟同学家长所言“她在家不讲华语……我们父母的华语还好，但是不会引导孩子说华语”。样本31的家长也表示自身的华语还可以，但是孩子在家不讲华语，也不会引导孩子说华语。有的家长则表示孩子对华语不感兴趣，家长的主动干预也没用。如样本8叶同学妈妈说“在家我讲华语，他都是用英语回答我……我不会要求他用华语回答，他不愿意，我也不想逼他”。样本12家长说“孩子对华语不感兴趣，在家不说华语……我们干预也没用”。还有一些家庭，父母跟孩子讲华语，孩子用英文回答。如样本9、14和15的家长表示，孩子在家偶尔跟外婆讲华语，家长跟孩子用华语交流时，孩子用英语回答。在语言意识方面，家长思想是矛盾的，他们一方面认为学习华语比较重要，另一方面，没有培养孩子学好华语的意识，在英语的大环境下，孩子理所当然选择了英语。

4.1.3 家庭教育中缺乏语言实践

首先，家长在家很少讲华语，如样本3、4和12同学的家长们所说，他们在家里不讲华语。访谈的大部分家长都表示家中没有说华语的氛围，他们觉得孩子长大后跟孩子说华语比较奇怪。样本21家长说“我们父母在家和孩子不会讲华语，感觉很奇怪，不自然……”。其次，家长的华语基础不是很好。样本6、7、10、11、16、22、26、29的家长均表示自身的华语不太好，没有办法辅导孩子华文。华语在家庭语言的地位是被动的，家长没有选择它作为第一语言，即使一开始选择了华语，但是后来随着孩子的长大，周围环境的影响，家长也不得不选择英语作为家庭语言，如样本18黄同学的妈妈所说“以前有尝试让孩子讲华文，但是没有坚持……现在大家都讲英语”。家长的语言实践并不积极，甚至家长在家里看华语影视剧，也要用英语跟孩子交流剧情。如样本19林同学妈妈说“在家会跟孩子一起看华语电视剧，但是要看配英文字幕的电视剧，遇到不懂的剧情，我们也需要用英文解释”。样本27苏同学的妈妈也说“我们会一起看华语电视，但是是英文字幕”。可见家长的语言实践是被动迟缓的，没有主动发挥自身的语言实践作用。

4.1.4 家庭华语管理方式单一，需借助外力

在访谈的所有家庭中，孩子们除了在学校上华语课外，课后都来补习班补习华语。个别家长会给孩子买一些华语书，让孩子在家看。比如样本8叶同学的妈妈说“我会让孩子每周看一些华语故事书的内容，希望他用到平时的作文和口试中”。样本10李同学的妈妈说“我会给他买华语漫画书看，因为他对漫画书感兴趣，而且里面华文字不多，字太多的他也看不懂”。其余家庭除了华语教材和课后辅导书以外，几乎没有与华语有关的任何资料。此外，样本6、19、20和27四位同学的家长会跟孩子偶尔看华语影视剧。家长在孩子学习华语方面表现出依赖于外部因素，他们强调自身的华语不是很好，也不会教孩子比较深奥的内容，如样本2、6、20、25、28，这些家庭里的父母相对来说会跟孩子讲点华语，但是父母的华语水平有限，还是要把孩子送到学校和补习中心，他们自己也放心。还有一些孩子对华语不感兴趣，他们也不会主动学习华语，主要靠补习。如样本24家长所说“她对华语不感兴趣，在家也不看华语书，主要靠补习”。像这样的案例还有样本12、13和26。需要提及的是，华语在新加坡被列为华族考试必考项目，家长们为了孩子成绩着想，会主动送孩子去补习中心，平时通过练习资料来训练孩子华语。王天骁（2022）：“在成年子女的访谈中，他们更明确地指出，在小学初中时期，家长鼓励他们在家里多讲华语的原因是为了更好的学习成绩。”可见，华语在家庭语言管理方面，家长对孩子的华语管理表现出单一被动的态度。

4.1.5 家长对华语的文化认同感不强

新加坡有四大种族分别是华族、马来族、印度族和欧亚族，每个种族遵循着自身的文化传统。华人会过中国的传统节日，在形式上认同中国文化，但是在价值观上已经欧美化。这一点上，存在矛盾心理。“英语的流行使新加坡民众更易接受英美文化。长此以往，西方价值似乎将成为新加坡社会的共同价值”（赵沁雨，2021）。在意识形态方面，第二代华人已被欧美的价值观所影响，第三代华人的价值观几乎完全欧美化。在访谈中，家长跟孩子平时看的英文电视节目居多，孩子们的价值观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样本2洪同学的妈妈表示，“我的女儿看不懂中国的古典电视剧，有点深奥的剧情，她就看不懂了”。还如上面样本19的家长提到的，家长会用英文解释华语剧情。由此可见，孩子现在已经不懂得剧中人物行为和背后的文化内涵了。31位家长中，除了个别家长以外，其余家长普遍反映，家中没有华语课外书，对中华文化知之甚少。即使家中看华语书的学生，对华族文化也了解不够深入。笔者也在课堂上对孩子进行了口头调查，除了少数学生略知几个传统神话故事，读过少许的文化寓言故事，其余同学均对传统文化不感兴趣，没有深入了解过。虽然在传承中华文化的形式上遵循着以前的规则，但是新一代已不再追求中华文化的内涵，文化认同心理逐渐减弱。

由此，我们得出图3这样一个关系图：

图3：华语传承影响因素关系图

4.2 影响第三代华裔家庭华语语言政策的因素

我们将影响第三代华裔家庭语言政策的因素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

4.2.1 外部因素对新加坡家庭语言政策的影响

首先，新加坡教育政策的影响。新加坡的教育政策在近70年发生了三次变化。1956年开始，新加坡规定实行双语教育。1966年双语教育正式实施（马海玲，2009）。1968年起，政府规定用英语教理科科目，各族母语教文科科目。1987年英语正式成为学校教育语言，母语排第二。可以看出，从八十年代末开始，新加坡的学校教育语言以英语为主。访谈中，第三代移民家长反映他们小时候（1968-1987）在学校是双语教育，学校的华语和英语分配还比较均匀，所以有一半的机会说华语。但是现在的学校教育语言是英语，孩子们在学校没有说华语的意识，这会影响到孩子在家里的语言态度和语言实践。

其次，同伴影响。接触对祖语持有积极态度、能够流利使用共有祖语的同辈群体是祖语能否成功维系并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Tse,2001）。在新加坡，孩子日常接触不到说华语的同伴，这使得华语的延续受到了极大挑战。黄明（2010）研究显示，孙辈和同辈之间的交流逐渐被英语取代，而本文认为现在第三代华裔之间的交流已出现被英语覆盖的现象。在访谈中，所有的家长反映，孩子在学校和同学都说英语，朋友之间也说英语，甚至家庭里的其他兄弟姐妹之间同样说英语。英语成为了同辈之间交流的主要语言，且受到了孩子们的推崇和喜爱，在与孩子的交谈中也得知，他们喜欢英语，认为华语比英语难。这样一来，英语的生命力不断增强，华语的生命力不断减弱。

最后，社会语言环境的影响。英语现如今是全世界的通用语言，新加坡政府和精英阶层也以此为交流语言。试想当你走在新加坡最繁华的路段，那里说英语的人居多，所有商品也以英文标识，你会不自觉认为说英语比较体面，能提高你的社会价值。新加坡虽然强调种族和谐，四大种族语言地位同等重要，但英语是通用语言，精英阶层以英语为主，这无形中削弱了华语的地位。何洪霞（2021）：“整个新加坡社会认为只通英语、不通母语的人才是可靠的。”这是在华语实行初期采取的政策，更是挫伤了华人子弟学习华语的积极性。青少年群体在追求更高级的教育时，不得不学好英语。与此同时，这也让他们没有精力更好地学习本族的语言和传统文化知识。整体的社会环境要求，使得第三代华裔家庭逐渐放弃对本民族文化和语言的坚守，从而转向对社会现实所要求的英语的追求。

4.4.2内部因素对新加坡家庭语言政策的影响

首先，家长语言能力的影响。访谈中多数家长表示，自己的华文不太好，平时生活中不说华话，也不能很好地和孩子用华语沟通，更不能教他们。这丧失了家长语言实践和语言管理的主动权。事实上，家长的语言基础可以直接影响孩子的华语语感和朗读能力。访谈中样本18黄同学，她在三年级以后不说华语，家长平时也不跟她讲华语，现在她的华语发音非常不准确，书面和口语表达能力也都比较弱。我们发现，家长在家偶尔讲华语，那么孩子的华语朗读和语感比较好，语言表达会更地道。家长若在家不讲华语，孩子的华语声调有较多不准确，语言表达也不够准确。当然，孩子在家不论讲不讲华语，孩子的华语基础跟第二代比都是相当弱的。

其次，孩子语言态度的影响。儿童的语言行为同样会影响父母的家庭语言教育理念并参与到家庭语言政策的形成与实践中（King et al.2008）。李国芳、孙卓（2017）也认为孩子的能动性影响家庭语言政策。在访谈中，部分家长表示一开始希望孩子华文好，尤其在孩子小时候会让他们在家说一点华语，可是孩子对华文的兴趣不高，最后家长往往放弃了这样的家庭语言政策。在与孩子们的交流中，我们也发现了孩子对华语不感兴趣，学习华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考试。所以，除了课堂上进行必要的华语交流之外，孩子在其余时间很少说华语。孩子对华语的积极性不高从而影响到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基于对孩子的尊重，家长会调整家庭语言政策，降低华语的使用频率。

最后，华文文化不认同的影响。在身份认同方面，李路曲（1996）指出新加坡人民的人生观，在一代不到的时间就发生了改变。传统的亚洲价值观念在逐渐消失，而西化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在开花。一方面，第三代移民的价值观已经与西方高度重合，对西方文化的追求已经严重影响到对本族文化的传承。孩子在家已经不再看有关中华文化相关影视资源，在问到看不看华语电影电视时，家长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家长表示孩子对华语电影电视没有兴趣，也看不懂深刻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父母在文化教育中处于被动地位，没有营造良好的文化教育氛围，导致孩子对中国文化逐渐不感兴趣，从而降低了对华语的学习热情。所以，文化认同感不强对孩子的华语学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4.3 对新加坡第三代华裔家庭华语语言政策的建议

新加坡作为东南亚华人占比最多的国家，在华语传承方面有着独特的人口优势，但同时却面临着华语消退最严重的严峻现实。众多学者研究已经表明，英语已经在逐步取代华语，成为华裔的主要语言。本研究发现，社会和家庭在华语消退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为了华语能继续传承下去，我们要及时调整语言政策，为华语的生存提供生机。以下主要从社会、学校和家庭三个方面来提出一些建议：

4.3.1 社区可以联合华人会馆举办一些华语语言比赛活动

比如，华人歌曲大赛，诗词大赛，成语大赛等各种形式的比赛，附带有不同程度的奖励，以提高大家的积极性，让不同年龄层的华人都可以参与进来，使得华语的生命力得到发展。社区也可举办华人华语故事分享活动。比如，让在新加坡奋斗多年的华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传播华人精神，让更多年轻一代了解老一辈的经历，同时也因此可以弘扬优良的传统文化。鉴于年轻一代不经常讲华语，不看华语书，社区还可举办华语读书分享会，鼓励年轻人多看经典华语作品，同时也要关注现代中国的文学作品，了解当代中国的方方面面。新加坡新一代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陌生，原因之一是两国的年轻人之间交流不多，学校可以举办一些文化交流活动，鼓励两国学生进行交换，促进彼此的了解。两国的学校还可以进行彼此宣传，鼓励新加坡年轻人到中国学习，了解当代中国。学校的图书馆要提供足够的华语书供学生阅读，老师也要鼓励学生分享自己的读书心得，从书本中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学校还可以举办华语朗读比赛、讲故事比赛等，多进行一些语言方面的训练，让学生的华语学习状态得到保持和提升。最后，学校可以大力宣传华语对华族的重要性，奖励华语优秀的学生，并提供他们去中国学习的机会。

4.3.2 发挥家长在华语传承方面的积极作用

家庭是语言的重要堡垒，家庭成员在华语传承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为此，我们可以作出如下的举措来提高华语的使用率：

第一，营造家庭华语学习环境，让子女沉浸在真正的华语环境里。华语基础好的家长，要多跟子女讲华语。华语不太好的家长，可以让子女观看华语电视和收听华语广播，提高孩子的华语语感。讲英语和华语的比重适当做出调整，而不应该大部分时间讲英语。

第二，家长要提高华语语言意识。尽量鼓励孩子多说华语，奖惩并行。家长一旦放任孩子的语言选择，就很难再培养孩子的华语能力。现如今，华语在青少年间已经不受重视，家长若也没有足够重视华语的使用，那么未来华语很有可能会受多数年轻人排挤。

第三，家长要有科学的语言管理方法。为了应付华文考试，新加坡家长们都给子女报了华语补习班，买了各种复习资料，但这并不是主动的语言管理方式，家长需要多方面提高子女的华语使用率和兴趣。比如，在家做一些华语小游戏，兄弟姐妹之间进行讲华语故事比赛。家庭日看华语电影，不要英文配音和字幕，看完后让孩子自己用华语讲述电影内容。在空闲时间，可以跟子女一起听华语歌曲，或者听广播，了解中国社会发生的事件。让子女多看华语书，提高子女的书面表达能力。

第四，家长要提高文化认同意识。虽然家长们都是新加坡人，但是仍然保留有中国人的文化底蕴。在跟子女交流时，多讲述中华文化事迹，让他们了解现代真实的中国面貌，从而对自己的中华根有认同感和归属感。

五. 结论

本文对第三代华人家庭的家庭语言政策进行了分析，涉及31个家庭，部分父母一开始尝试过在家庭中使用双语，但是随着子女年龄的增长，他们与同伴、学校和社区的交际不断加深，家庭语言逐渐变成单语。父母的语言意识、语言实践也在被社会环境和教育制度所影响，语言管理也出现单一被动的现象，文化认同随着代际的更替和所在国社会文化的深入而发生了变化。本文通过对31个家庭的语言政策进行解析，揭示了家庭语言政策在当下社会环境中的状况。家庭内部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于家庭语言政策中，丰富了家庭语言的生态环境。Curdt-Christiansen (2014）也提到了家庭语言政策中有社会和家庭这两个宏观和微观方面的影响。此外，子女的能动性也需要考虑在内（李芳，2017），在本文中，子女的语言态度极大地影响了家长的语言管理，众多家庭中的子女对华语并不感兴趣，导致家长对子女的语言期待降低，家庭语言管理也因此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此外，King (2000）提出家长对祖语和主流语的语言态度和语言意识让语言政策中的语言实践和语言管理难以持续和统一。新加坡的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华人都经历了不同的语言政策，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联结的纽带是华语，而第二代和第三代之间则是英语。相较于第一代，第二代对祖语在家庭语言政策中的态度和意识已经出现了较大的转变，家长对子女的语言实践和语言管理方法逐渐单一被动，主流语言日占上风，导致第三代的祖语能力不断下降，甚至大部分人对祖语学习不感兴趣。本文对新加坡第三代华人家庭的语言政策进行了分析，了解了第三代华人家庭语言现状特点，并通过分析软件对家庭语言政策各要素进行了分析，揭示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其次，在对成因进行解读的时候，通过宏观社会与微观家庭相互联系的视角，动态解读了家庭语言政策的成因，为多角度、多方位分析家庭语言政策提供了一定的思路。

作者简介

张男

个人简介：张男，女，武昌工学院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为国际中文教学。

彭小娟
个人简介：彭小娟，女，大理大学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语言政策与国际中文教学。在国内外公开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主持各级各类课题5项，出版教材3部，指导学生公开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电子邮箱：[e-mail]。

延慧

个人简介：延慧，女，陕西渭南师范学院副教授、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国际中文教学与中国文化传播。长期从事国际中文教育及中华文化传播工作。曾先后赴泰国廊央培民学校、英国阿伯丁大学孔子学院担任专职中文教师。主要教授跨文化交际、汉语国际教育概论、对外汉语教学法等课程，曾荣获渭南师范学院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一等奖。在国家级核心期刊、省级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主持并参与多项省部级、市级、校级科研课题。

本文来源：《华文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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