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韵学为何被称作绝学？赵元任多角度谈音韵规范|大家小文
小编碎碎念：
提起音韵学，不少人将其视为“绝学”。这不禁让小编想起了人称“绝学”的《周易》，音韵学没有《周易》中的大道与爻卦那般神秘隐晦，为什么还是令很多人望而却步呢？
在古代，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并称为“小学”，音韵学主要是对古代语音的学习。但古今语音经历了比较复杂的演变，古代语音的特点与名称（如“洪细”、“宫商角徵羽”）对今人来说也比较陌生。再加上学习者自身不够细心、耐心等，音韵学渐渐就成为了人们口中的“绝学”。但是正如丁启阵先生所言，“音韵绝学有佳趣”。赵元任先生对音韵学也有很深的研究，今日是赵先生逝世37周年，特此为大家分享赵元任先生谈音韵规范的文章。
赵元任（1892.11.3—1982.2.24）， 汉族，字宣仲，又字宜重，原籍江苏武进（今常州）。清朝著名诗人赵翼（瓯北）后人。光绪十八年（1892年）生于天津。现代著名学者、语言学家、音乐家。
赵元任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先驱，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同时也是中国现代音乐学之先驱，“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之一。赵元任在语言学方面的代表作有：《现代吴语的研究》、《中国话的文法》、《国语留声片课本》等。赵元任在音乐方面的代表作有：《教我如何不想她》、《海韵》、《厦门大学校歌》等。赵元任翻译的代表作有《爱丽丝梦游仙境》等。
中国音韵里的规范问题
一、与诗韵有关的部分
诗韵以三百篇为“古韵”，与古韵相对的叫“今韵”。今韵不是今音，它的传统很长，事实上是代表隋唐的音。由切韵的增订到唐韵，分为二百另六韵。宋淳祜间，平水刘渊增修礼部韵略，省并为一百另七韵，这就是坊间诗韵合璧用的平水韵。这部韵书，一直沿用到现在，支配诗坛时间很久，影响很深。多数写诗的人只管照著一东、二冬、三江……押韵，不管口语叶不叶。例如北方从元代以来，就没有入声，但作诗仍要用入声。象“读”字，北京虽念阳平，并不与“图”字押韵，北京会做诗的人一听就能辨别。1911年，曾彝进主张用国音写旧诗，他认为写旧诗何必要与口语不同呢？所以提倡“旧诗今韵”。他所说的“今韵”，实际上指的是“今音”。这种用今音写旧诗的主张，当时并未被人接受。
我不写文言诗，也不写白话诗，所以在音乐方面一向只作曲，不作词。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所编的《国音新诗韵》，这本书就等于一部国音字典。凡是同韵的字都排在一起，如an韵包括ian、uan、üan在内，写新诗就可以本书为标准。但反对新诗的人，都反对这本新诗韵，胡步曾亦不以为然。原来对于诗的欣赏和创作，要看读者和作者的心理背景。凡是学过旧诗的人，已经习惯于旧的一套，改了新的便不合口味，当然不会马上就赞成。
二、与戏词有关的部分
自元朝周德清的中原音韵起，所有入声字，已经分别归到平上去三声里，跟北京音稍有不同。元朝语音比较能代表北方，接近现在的北方音。南方人要维持入声，北方人学入声学不象，都变成了去声。但明、泥、来、日即m、n、l、r一系的入声字，一律读去声，倒是很规则的。1920年教育部正式公布国音字典，当时有入声，分尖团，可说是南北综合的国音，在教学上颇多困难：例如“拆”音che，属e母，撤音chie，属ie母，可是这两个音无一处方言能按元音e、ie来分辨的。1911年，我曾替商务印书馆用这种综合式国音灌过一套国语留声片，可是1920年以后的国音从1920年到1932年这一阶段，在这十二年中，大概只有我一个人说1911年的国音。1932年教育部才公布新标准的国音常用字汇，其原则是：国音要在可能范围内取北京所有的音，不取北京不可能发的音。
国语以不超出北京音为范国，这是已经确定了的。至于艺术方面是否应以北京音为标准呢？意见就不一致。如昆曲、皮簧，若照国音唱，恐怕反听不惯。昆曲出自崑山，崑山在江苏南部，靠近苏州，大体趋向于江南音，无一定标准。皮簧用中州音，比较抓得住一个标准，近乎豫南鄂北这一区，对入声处理也不一致。若要详细研究，可找过去的东方杂志看。最要紧的一点，是分尖团。京戏中唱词和正角的道白，都说中州音，只有丑角或旗人的道白，才说北京话。北京天然语言里不分尖团，现在国语里“i”“ü”也不跟z、c、s相拼，唱京戏时只好一个个学，全凭记忆。如相是尖音，交是团音，香是团音，蕉是尖音，在国语里若说“与朋友相交”，和“与朋友香蕉”的音完全一样，但一分尖团便大不相同。北京人对此颇伤脑筋，常常分不清楚。曾在北京晨报有一篇文章讲得很好，并且还指明切戒矫枉过正：本来是团音字，不要也说成尖音，如希(xi)望，勿说成si望。可是那位著者举了好几个例都举反了，可见只明白原理还是不够的。河北省南部语言中本来分尖团的，学京戏时，对这一部分就不感困难了。
话剧中的语音怎样呢？上海人最初把话剧叫文明戏，主角说北方普通话，配角说上海话。经验少的演员，说起来很不得体。因为话剧剧词的语调，要有快慢、轻重、高低，不注意就不行。我曾翻译过两个外国剧本，一个是《最后五分钟》，一个是《软体动物》。除了写出文字以外，另加语调和语气的记号。语调的高低，不必象音乐那样严格，差一点没有关系。要注意的是轻声，如事情，不能说成事情，否则就变成广州官话。至于快慢的速度，读书和背书时非常匀，一面想一面说，就非常不匀，不规则。想不起来就慢，或一下想起很多话，来不及说，就特别快。如果把读书和说话都用录音录下来，比较两者之间的均匀程度，就有显著的差别。
三、与方言有关的部分
国音是建立一个标准，让方言向它看齐。但方言总是存在的，它对文化方面也有相当的贡献。以前有些字典，对某一字的方言应如何读，仍要交代一笔旧账，现在的字典，才省记这笔旧账，只注国音的读法。如“订”“定”两个字，国音皆读ding，江浙方言便有两种读法，一读ting，一读ding；广东方言对这两个字的读法，一为阴去，一为阳去，调值也不同。
另外有一个问题也是值得注意的：通行的音怎样读，与古不合，是否要反古？假若多数人皆已改变读音，只有很少老学究不肯改，例如“滑稽”本应读作guji，但是现在大家都说huaji，成了“习非成是”的局面，只好承认现实。假如非说guji不可，听起来岂非有点儿“滑稽”？又如“勉强”，若细究来源，应该读mian jiang，与倔强的“强”同音，我们现在都说mian qiang，其实有点儿“勉强”，因为是由于以前对于“其两切”误解所致，可是现在也“习非成是”了。
四、与音乐有关的部分
有些人唱歌时咬字儿，不管读音怎样。这是唱和说的分歧。外国也有些唱法与口语不合的，如英语中的wind，把i唱成长音；德国则将ich音唱成isch，使它响一点儿，唱时又有打滚的:其动机无非希望听众听得更清晰些。近年因有扩音设备，唱词渐渐与语音一致。
中国有一种现象很怪，唱新式歌，常把外国音唱进去。如唱《教我如何不想他》，把清声母的“教”“不”等字唱成象外国音的浊声母字。这类错误应该避免。
在作曲时，字音与示调的关系，分出轻重很重要。如我替胡适之光生“上山”这首诗作曲时，“好了、好了，”这地方就没有配好。因为“了”字应该放在轻声上。
关于字调与乐调的配合有三派作法。一是近乎中州派，平声向下或比上一字较下，厌声向上或比上一字较上。我作曲多半是这样的。二是国音派，大致跟着阴阳上去的高扬起降。我偶尔用这种配调法，例如我在抗战时期编的《糊涂老，糊涂老，一生糊涂真可笑》的曲，差不多跟说话一样。第三派是完全不管四声，例如李惟宁的歌曲是这样的。
我对以上几个问题，并没有一定的成见，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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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责编：段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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