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普通话使全国各族人民心心相通，毫无阻碍|大家小文

；小编说：1988年2月16日，叶圣陶先生与世长辞。今日是他逝世的31周年，特此为大家分享一篇叶先生的文章，缅怀之余不妨来看看他对汉语规范化的看法。

叶圣陶（1894—1988），男，原名叶绍钧，字秉臣、圣陶，1894年10月28日生于江苏苏州，现代作家、教育家、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有“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之称。1918年，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春宴琐谭》。1923年，发表长篇小说《倪焕之》。1949年后，先后出任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民进中央主席。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第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1988年2月1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什么叫汉语规范化

汉语规范化,这个话还没有普遍熟悉。我想浅显地说一说什么叫汉语规范化。

先说规范化。这就是定个标准的意思。就拿最近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中讨论的汉字简化方案做例子。汉字简化方案选了这些简化字，这些简化字通过和公布以后，就作为标准，在印刷物上一致使用。无论是谁，只要他要求写下来的字合乎标准，就得照公布的字体写。汉字简化方案为简化字定个标准，这样就叫规范化。

再说汉语规范化。汉语是汉族人民的语言。历来的音韵学家、训诂学家、文字学家，现代的语言学家，都证明汉语是个整体，为汉族人民所共同使用。只因人口众多，居住地区广阔，方言分歧的情形相当复杂，可是，分歧尽管分歧，离合变化决不超出汉语整个体系范围。一个人住在本乡本土，交往的全是些本地人，使用方言仅够跟人家交流思想，在一切活动中调整共同工作了。要是来一个别地的人，彼此方言差别比较大，或者到方言的差别比较大的别地去，方言就不济事了。这只有两个办法解决。一个办法是学会来的那个人的方言，学会所到的那个地方的方言。另一个办法是彼此不用方言，使用一种共同的语言来交流思想，在一切活动中调整共同工作。现在提出的汉语规范化就是后一个办法。以一种语言为标准，共同学会它，共同使用它，那就碰到什么地方的人都成，到什么地方去都成，一边说，一边听，心心相通，毫无阻碍。语言规范化就是要做到这样。

很久以来，这种共同语已经逐渐形成，就是普通话。跟本地人，在本乡本土，说从小学会的方言，碰到别地的人，到了别地，就说普通话，这不是一般的情形吗？当然，没学过普通话的没法说，只要有点儿会，就是勉强也要说一说。谁说话都不肯出门不认货，说出去总望听话的对方了解，这是社会生活中的必然要求。

由于实际需要而学普通话，各人的成绩并不一样。有的人学得好，说出来很够标准，有的人学得差，也许一辈子只够勉强对付。大家的学习是自发的，又没有训练班讲习班之类可以报名参加，程度参差不齐是当然的。换句话说，说得好的，说得差的，都自以为说的普通话，实际上却大有出入。这就使人们有这样一种观念，以为普通话是一种南腔北调七拼八凑的语言，是一种没有什么方言做基础的语言。这种观念并不正确。语言学家根据一连串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普通话的形成是以北方话为基础的。

目前全国人民正在齐心协力做建设社会主义的大事业。对共同语的需要，自古以来，再没有目前这样迫切了。由于语言的障碍而妨害工作的事例，谁都举得出一大串，我不再说。只要想一想，语言的障碍妨害着工作，而工作呢，无论哪一项全是一环套一环的大事业中的一环，试问语言的障碍还能让它存在吗？不能，当然不能。对共同语的需要是从这样的意义上出发的，我们必须明确地认识。有了这样的认识，就知道甲地或乙地的方言固然没资格做共同语，就是普通话，因为它是长时期中逐渐形成的，使用它的人说起来又彼此有出入，也还要进一步规范化才能成为切合目前需要的共同语。因此，我们可以说，汉语规范化就是普通话的规范化。给普通话定些标准，共同学会它，共同使用它，收到有利于大事业的效果：这就是汉语规范化这项工作的任务和目的。

任何语言都有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普通话作为共同语，以什么语音为标准呢？

说到这里，必须提到汉语方言的分歧，语音方面最厉害。同样一番话，用汉字写在纸上，各地的人都看得懂，可是，方音差别比较大的两个人各用自己的方音念出来，就可能彼此不大明白，甚至完全不懂。这种经验我们有的是。可见不要共同语便罢，你要共同语，就非有标准音不可。彼此用标准音说出来，才能彼此听明白。

标准音不能凭人工创造，这不用说。也不能拼凑。要是“天”用西安语音，“钱”用广州语音，“鱼”用苏州语音，“雨”用昆明语音，这样拼凑太麻烦了。就是不怕麻烦拼凑起来，这套语音谁听得懂？而且，请谁来当教师示范呢？其实拼凑也就是凭人工创造。

因此，标准音必须是一个地方的语音，采用某一个地方的语音就得整套采用。在一个地方，“天”怎么说，“钱”怎么说，“鱼”怎么说，“雨”怎么说，这里头是有系统的，完全按照它的系统，学起来说起来都方便。

说普通话的人向来都学北京语音，学得准确不准确是另一回事，总之，这个办法是合乎以一个地方的语音为标准音的原则的。当初为什么不学天津或是保定的语音而学北京语音，当然由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种种关系。我们现在要定一种标准音，不能违反以一个地方的语音为标准音的原则。那末，哪处地方呢？还是北京。全国人民心心向往北京，提起天安门，提起毛主席，谁的眼前都发亮，北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吸引全国人民的心，北京语音不该定为我们的标准音吗？何况向来说普通话就用北京语音，继承下来，是最为顺当的事情。

说到这里，可见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并不是新事情，而是肯定既成事实。就规范化的意义上说，只是指出个明确的目标，希望大家努力学会北京语音，要按有效的方法学，在语言实践中逐渐达到准确和熟练——听人家说，自己口头说，都熟练，都准确，如此而已。

学一种语音，除了利用标音符号以外，最好能够口耳授受。教的人发出准确的音，学的人听了，学着发，起初不准确，不熟练，后来听的能力加强，口的活动能够适应，逐渐达到准确和熟练。这一段工夫叫正音。我们学任何外国语，都有正音课。现在各地的人要学会北京语音，也得好好地正音。以前各地说普通话的人没受过正规的正音训练。语言环境好，自己又肯用心练习的，他的发音很够标准。语言环境不好，自己又不肯用心，只是依稀仿佛地学一学的，那就可能距离标准很远，可是他也自以为这就是北京语音。今后大家认真正音，就不会有这种参差不齐的情形了。

一个地方的方音跟北京语音的差别并不是漫无规律的。譬如按苏州的方音，“安”“寒”“看”“干”一类音跟北京语音中的“安”“寒”“看”“干”一类音不同，不同在各个音的下半截。苏州的“安”跟北京的“安”，苏州的“寒”跟北京的“寒”……一对一对的音的不同情形是一致的。这就是一条规律。苏州人掌握了这条规律，只要在这一类音里学会几个北京语音——例如前边举出的几个，同类的音——例如“欢”“盘”“乱”“满”就可以类推，不致错误。掌握了规律就省事得多，用不着一个音一个音死记死练了。

就一个地方的方音说，类似前边所说的规律不止一条。就各地的方音说，跟北京语音差别的情形，彼此并不一致。这样看来，掌握规律似乎是很麻烦的事。其实不然。苏州人和熟悉苏州的人都可以证明：苏州人要把“安”“塞”一类音改成北京语音是并不困难的，前边所说的那条规律是自然而然会在语言实践中领会的。其他地方情形也如此。何况研究语音的人在找出这些规律，教语音的人又必然教这些规律，因而任何地方的人学习北京语音，都不难掌握这些规律。

光是发音发准了，还不一定就是普通话。譬如苏州人把“格搭”（这里）“归搭”（那里）按北京语音发音发得极端准确，但是别地的人听不懂，苏州人也听不懂。这是词汇的问题。“格搭”“归搭”是苏州方言的词，不是普通话的词，所以发准了北京语音也不济事。苏州人要说普通话，必须按北京语音说“这里”“那里”才成。

又如“大夫”，是北京方言的词，“郎中”，是苏州方言的词（这两个词都指医生），对其他地方的人说“大夫”，说“郎中”，他们不知道是什么，可是说“医生”大家都懂，可见“医生”才是普通话的词。就汉语的词汇方面说，这样的情形很不少。现在要讲规范化，无论说话写文章，最好全用普通话的词。要是有一本比较完备的词典，哪些词是普通话的词，哪些词是方言的词，都根据精密研究的结果注在上头，那就很方便。可惜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词典。没有这样的词典不要紧，因为我们说话写文章，或是自觉或是不自觉，也在那里做辨别和选择的工夫，只要不自觉的变为自觉，自觉的更加自觉，就促进了规范化的过程。大家的辨别和选择为词典家打下基础，词典家研究起来就比较容易得到精密的结果，他们编成的词典就可以成为比较确切的标准。

方言的词也可以转化成普通话的词。譬如某地的方言里有一个词，它有很好的表达力量，各地的人都喜欢使用它，尤其是写一般文章的文学作品的人都喜欢使用它，它就有资格转化成普通话的词。岂但方言的词如此，文言的词和外来的词也一样。普通话的词汇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丰富起来的。

还有一种情形，那并不是方言和普通话差别的问题。由于用词的时候不注意，随便用，这就造成用词的混乱。现在要讲规范化，这种情形非纠正不可。经常查词典是一个纠正的办法，可是尤其重要的是大家在语言实践中自觉地辨明每一个词的意义，它可以用在什么场合，它不能用在什么场合，都仔细辨明，然后恰当地使用它。这样，不是很麻烦吗？麻烦当然有点儿麻烦，可是为了汉语规范化，为了把自己的思想确切地表达出来，谁都不应该怕这个麻烦。

现在再说语法方面。据语法学家说，各地的方言之间，方言跟普通话之间，语法的差别并不大。微小的差别当然有，譬如普通话说“要吃饭吗？”“要看戏吗？”苏州人说“阿要吃饭？”“阿要看戏？”这就是语法的差别。可是苏州人说普通话，决不会把“阿要吃饭？”“阿要看戏？”发了北京语音就算，一定会把“阿要……”的格式改成“要……吗”的格式。因为学北京语音不能脱离了语言实践孤立地学，在学北京语音的同时，苏州人也把“要……吗”的格式学会了。

那末语法方面的问题是什么呢？找出汉语语法的规律，明确地简要地说明这些规律，使本来能够运用语法的群众（要是不能运用语法，说出来的话就没人能懂）自觉地掌握这些规律，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换句话说，就是需要一本切合汉语实际的语法书，作为大家学习语法的标准。这是语法方面急需的规范化的工作。语法学家为满足群众的要求，一定能够从早完成这个任务。

到这里，什么叫汉语规范化的各个方面大致都说了。

汉语规范化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是三年五载的事。可是，谁都使用语言，谁都跟这件事有密切关系，只要大家明白我们需要一种共同语的重大意义，汉语规范化的工作一定会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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