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回忆】曼庄“八仙”（李国庆）

李国庆知青情缘 2024-02-02

有声朗读

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农村的同志要欢迎他们去。”

既然是最高指示，当然凡涉及者都必须执行。

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去是肯定要去的，关键是去哪里。当时我们有6个省（自治区）可以选择：江西、安徽、云南、黑龙江、吉林、内蒙古。

我几乎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云南。我自幼热爱文学，而当时云南题材的电影风靡全国，我看了一部又一部，对那个遥远而美丽神奇的地方充满了向往。

王炜阳是我的小学同学，也是亲密无间的“发小”，我俩的志愿都是云南。我自己所在的学校方向是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南华县，而他所在的复兴中学则被分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勐腊县。相形之下，我更喜欢西双版纳。于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向学校提出要求转去复兴中学，没想到梦想成真，我实现了自己的心愿。

1969年4月24日，我们登上火车离开黄浦江畔的故乡，到昆明以后换乘“解放牌”卡车，于5月1日到达勐腊，分配在县城附近的勐腊公社勐腊大队曼庄生产队插队落户。

与其他寨子不同的是，留在曼庄的8位是清一色的男性，我们自诩为“八仙”，颇有几分独步天下笑傲江湖的味道。

这八仙是：钱建兴、曹宏杰、沈季常、吴畏、何亦雄、王炜阳、王沪麟、李国庆。

算起来，从1969年5月到1971年11月，我们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两年半时间。如今回忆起来，酸甜苦辣，五味杂陈；但总的说来，“八仙”各有所长，瑕瑜互现；彼此之间和睦相处，取长补短，度过了人生中一段值得珍视和回味的宝贵时光。

我和王炜阳同学6年，大概从小学五年级起开始成为好朋友。他们家是广东人，他父亲是上海王开照相馆的高级摄影师，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他性情活泼，为人大方，与我比较投缘，平时接触较多，形同兄弟。

班上54名同学中，我的语文成绩出类拔萃，他的数学成绩名列前茅，可谓平分秋色，各领风骚。

不料，到了小升初考试的时候，他发挥出色，不仅数学考了高分，就连平时不擅长的语文也有超常表现，结果以优异成绩考取上海市赫赫有名的重点中学——复兴中学；我则成了“张世贵的马——临阵拉稀”，差点名落孙山，好歹被一所普通中学录取了。

“文革”开始以后，我活跃了一阵子，后来不小心成了“反动学生”，虽然没有被“逮捕法办”，但在本校是混不下去了；于是，我改换门庭，去投奔复兴中学，与王炜阳在一起，不时参加一些活动。

王炜阳家离我们家不远，我几乎天天都要去“报到”，久而久之，与他们一家都成了熟人，关系愈加密切。

有一段时间，我俩几乎天天晚上都要出去散步，沿着外滩、南京路、延安西路边走边谈，内容包罗万象，但谈得最多的还是“文革”中的人和事，直至三更半夜才返回家中。

“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以后，我去到王炜阳家，商量去什么地方。我提出去云南，他表示同意。但麻烦事来了，我俩不是一个学校的，必须转去复兴中学，才能去同一个地方。

我们俩一起去找他们学校负责上山下乡的老师刘霞云。刘老师为难地说：“你们俩又不是兄弟，不好照顾。”刘老师的话音刚落，王炜阳就抢着说：“怎么不是兄弟，我们俩是兄弟。”刘老师用诧异的眼光望着他：“你们俩是兄弟？”王炜阳点点头，一本正经地说：“是兄弟，阶级兄弟。”一下子把刘老师给逗乐了，她答应试试看。

一晃个把月过去了，一点音讯也没有，我想肯定没指望了。

真是上苍有眼，吉人自有天相。一天，我碰到我们学校负责上山下乡的李明珠老师，她笑眯眯地对我说：“我正要去找你呢，你的转校手续已经办好了，你可以跟你的阶级兄弟一起去云南了。”我连声说：“谢谢，谢谢李老师，让您费心了。”李老师依旧微笑着：“没什么，没什么，到了云南好好干。”我点点头：“李老师，我一定记住您的话。”

没几天，通知下来了，地点是：云南省思茅地区勐腊县（后划归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红旗公社（后改为勐腊公社）曼庄生产队。

在曼庄期间，我们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

他喜欢摄影，我们大都粘了他的光，现在剩下的一些留影，多半是他的杰作，如今已成为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忆。

在曼庄呆了一段时间，不幸的是他得了肝炎，去上海医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们分工以后，他才治愈回来。不承想因祸得福，县气象站把他要去了，这是当时县里最好的单位之一。我虽然自己惨遭迫害，被发配去了山区，还是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我每次去县城，总要去探望他。他好酒好肉招待，兄弟情谊一如既往。

王炜阳真是好命，后来被推荐上了云南大学气象系，毕业以后分在云南省气象学校工作。我在昆明安家，他星期天时常来与我相见，还帮我带孩子，真是够哥们。几年以后，他在青岛结婚成家，从此定居青岛。十多年前，我专门去青岛探视他，久别重逢，分外亲热。他陪着我遍游当地风景名胜，一起去海里游泳，虽然只有一天时间，但玩得十分开心。三年前，他来昆明与同学聚会。我请他来家做客，推杯换盏，开怀畅饮，酒酣耳热，此乐何极。

曹宏杰，戴一副银边眼镜，长得儒雅斯文，清秀俊朗，一举手一投足都透出一股书卷气，看得出来，肯定是出自书香门第。

令我纳闷的是，他的同学都叫他“秃头”，奇怪的是，他不仅没有动怒，反而笑嘻嘻地欣然接受。我偷偷地问王炜阳，他的头发长得很好啊，怎么会叫他“秃头”？王炜阳想了一下，答道：“我也不知道，也许是小时候曾经是秃头，或者他的父亲是秃头。”这样的回答当然不能让我满意，但也无从根究了。既然他不在意，我也从众叫他“秃头”。从此，我对他有了好感，认为此人胸怀宽广，性格随和，今后必然好处。

果然如我所料，“秃头”为人豪爽，聪明机灵，坚毅执着，随机应变，确有过人之处。

每天，大家干完农活回来，一个个累得骨软筋酥，脚瘫手麻，往床上一躺，再也不想起来。

可“秃头”却坐在小板凳上，拧亮床头柜前的小油灯，专心致志地开始复习功课，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有时我一觉醒来，他还在那儿用功。我暗自钦佩，此人坚忍不拔，毅力非凡，日后必然成器。

“秃头”明白审时度势、随遇而安的道理，干农活也很卖力，插秧、割谷、挑肥、种菜……样样都很卖力，他还是“八仙”中第一个学会犁田的，老乡们对他直伸大拇指。

“秃头”心明眼亮，头子活络，善于协调处理与老乡的关系，因此在“八仙”中，他最吃得开。

队里进了一台手扶拖拉机，他抢先学会了开拖拉机，然后用它来为队里搞运输、碾米、发电，这样，他就成了队里离不开的“能人”，地位在其他“七仙”之上。

1971年11月，我们结束了插队生涯，“上调”参加工作。“秃头”被分配到勐仑中心商店，具体负责业务。“业务”不是官，但实权很大，整个商店的进货及物资分配都由他（她）掌握，是实际上的三把手。“秃头”在这个位置上干得得心应手，风生水起，为单位盈利立下汗马功劳，被称为全县“十大‘奸’商”之一。

1977年10月，全国恢复高考制度。“秃头”义无反顾地参加应试，由于多年准备，成绩自然不在话下，加之平时会做人，没有遇到任何阻碍，顺利考取重庆建工学院，后来又读了研究生。毕业以后，被分配到南京工学院工作。再后来，和夫人双双出国，定居加拿大。听说开了自己的公司，当归于富豪一类了。

当然，“秃头”也有短板，就是不会打架。为此，我还帮过他一次忙。

1974年8月的一天，我从瑶区来勐腊县城出差，在街头巧遇“秃头”；相见之下，分外亲热，正至中午时分，于是相约去二食馆吃午饭。

“秃头”争着买了牌，然后去排队打菜，我站在一边等候。就在这时，排在他后面的一个北京知青抢上前去，要把“秃头”挤开。“秃头”不让，那家伙忽然伸出手臂，狠命夹住“秃头”的脖子，“秃头”一面挣脱，一面大叫。我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这家伙为非作歹，欺人太甚，再也压不住满腔怒火，一个箭步冲上前去，一把揪住那家伙的手臂，厉声喝道：“你想干什么，快把他放开。”那家伙望望我，松开了手臂。“秃头”的脖子被夹青了，脸上也没有了血色。

我们坐下来吃饭。我刚刚动了两筷子，刚才那个家伙忽然像一头恶狼，张牙舞爪地朝我扑来，我本能地将头一偏，一道凉风从鼻子尖上掠过。我一看，大势不好，对方有八九个人，而我们只有两个人。说时迟，那时快，我一把抄起板凳，高高举过头顶，“妈拉个巴子，哪个不怕死的敢上来，老子先劈了他！”

对方被震住了，没有哪个敢往前再挪动一步。这时出来几个人，连哄带劝把他们拉走了。

我坐下来，继续喝酒吃肉。没过多会儿，走过来一个小个子，听口音是我们上海老乡。他满脸带笑，先递过一枝烟来，然后坐下来和我套近乎。他打听我是哪个连队的，我说我什么连队也不是，接着教训他你怎么跟北京人混在一起，这个杂种完全是个流氓，一点道理也不讲。他尴尬地笑笑，急忙解释说今天是场误会，不打不相识，连连夸奖我有魄力，还没见过我这么勇敢的上海人。我顺水推舟，和他握手言欢，一场本该发生的血案就此烟消云散。

走出食馆，我依旧感到纳闷，北京人打架历来是最尿的，今天那个杂种看上去眉清目秀的，怎么有点亡命徒的味道？“秃头”提醒道，你没见他旁边有几个漂亮的上海女知青吗？我一拍后脑勺：妈妈的，原来如此！

事后想想，我又捏了一把汗，那天要真的干起来，我俩保不定要吃大亏。前几天，周华的一个朋友和他一起去食馆吃饭，为争一个板凳和一伙农场知青打了起来。周华的那个朋友比我威武多了，一米八几的大个子，不幸在殴斗中受伤倒地，一个家伙冲上去补了一脚，正好踢中头部，他当即昏迷过去，人事不醒。

那伙歹徒一哄而散。

周华急忙背着朋友去医院，结果这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在半道上就咽了气。

感谢祖上积德，帮我躲过了这一生死劫难。

当然，“秃头”一直对我不错，我后来回家探亲路过勐仑，吃住都在他那儿，这份情谊一直保留在我的记忆里，莫齿难忘。

在勐腊县的插兄中，对我影响最深的是两个人，一个是严捷，一个是“秃头”；严捷的道德文章，“秃头”的处事哲学，终身融化、浸透在我的灵魂和血液中，不无启迪和裨益。

我在勐腊十年，可谓创痛巨深，伤痕累累；可我也时时反思，逆境的造成，固然有客观因素，但自己是否也应该承担一定的主观责任？同在一片蓝天下，我是走投无路，痛不欲生；可“秃头”为什么春风得意，阳光灿烂？！

现在回想起来，“秃头”在插队期间左右逢源，游刃有余，确实比我们成熟、明智、老辣、“狡猾”，颇具先见之明，棋高一招；但让我纳闷的是，他离开勐腊几十年，从来没有回去过，是不是他从骨子里痛恨、仇视那段经历和历史，而当年的一言一行，一招一式，全是逢场作戏，委屈求全？

看来这个问题只有他自己能够回答了。

吴畏，一米八的大个子，戴一副黑褐色宽边眼镜，出身邮电世家。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如果不是“文革”，肯定是上大学的料。

我俩都爱好文学，脾性也还相投，关系比较融洽。

如今的志愿者很吃香，被认为是灵魂高尚、无私奉献的优秀人群；其实，早在46年前，我和吴畏就是志愿者，亲手创办了勐腊县勐腊公社（今勐腊镇）龙林寨的第一所小学，并延续至今。

1970年春节过后的一天，吴畏对我说：“公社准备调我去龙林当小学老师，我想请你一起去，不知你愿不愿意？”

当时，我正被偷窥军代表（军代表号称“小林彪”，人面兽心，阴险毒辣。）“猎艳”事件弄得焦头烂额，惶惶不可终日，正想找个地方躲一躲，加之平日与吴畏关系较好，乐意与他合作，就痛痛快快地答应了。没过几天，曹宏杰开着手扶拖拉机拉着我俩和行李来到龙林，就这样，我和吴畏成为龙林寨历史上的“开山祖师”。

龙林，位于勐醒至勐腊的公路边，距离县城18公里，是一个只有20来户人家的小寨子，寨子里的住户全是傣族的一个支系补角(人)。

小学校设在寨子里的粮仓上，我和吴畏的“宿舍”就在粮仓的一角。

万万没想到的是，粮仓里的老鼠多得没法数，不分白天黑夜，闹得沸反盈天，不亦乐乎，我俩的蚊帐、衣物、家具遭了秧，常常是千疮百孔，伤痕累累，有什么办法呢，龙林就这条件，我俩只得隐忍。

小学校办起来了，一共有12个学生，我教语文，吴畏教算术。

这些娃娃年龄参差不齐，大的十一、二岁，小的六、七岁，有的连汉话都不会说，教学难度很大。好在我和吴畏傣话都不错，语言没有问题。

为了提高教学效果，我积极开动脑筋，尝试使用“现场情景教学法”，比如教“人”字，我指着男生岩旺说，“这是男人”，然后指着女生依婉香说：“这是女人”，接着把“人”字写在黑板上，让学生反复抄写、背诵，学生很快就掌握了。吴畏也采取了许多灵活生动的教学方法，学生很快爱上了算术，学得津津有味。

除了上课学习以外，每天早上我们坚持出操，培养学生的组织性纪律性。课余时间，我俩还带领学生去爬山、钻老林，利用天生的教材学习自然生物知识。我还在学生的帮助下，学会了骑自行车、游泳，可谓师生之间互帮互学，相得益彰。

吴畏对我比较照顾，每天早上都是他先起来煮早点，这点好处我几十年一直记在心上。

一段时间过去了，学校办得红红火火，蒸蒸日上，名气传开，连附近道班的职工也把娃娃送来我们这里上学。大队党支部书记波温叫还专程来到龙林看望我俩，给予表扬和鼓励。寨子里也开始重视起来，把一幢竹楼腾给我俩住，从此告别了与老鼠为伍的时代。

当老师有个好处，不用参加体力劳动，这样，下班以后我们就可以利用业余时间读书学习，而不是倒头便睡恢复疲劳了。

我和吴畏都是初中生，我初一，他初二，学历低得可怜，书也读得太少，长此以往必成废人。好在我俩觉悟得比较早，在思想上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开始自觉地抓紧时间“充电”“恶补”。

要读书，书从何来？当时除了马列著作和《毛选》，其他书几乎都被打成“封资修”的黑货，难觅踪影。

老天有眼，早在来龙林之前，我俩合谋当了一回“梁上君子”，去县文化馆“窃”得数量可观的“精神食粮”，如今正好大饱“眼福”“脑福”，上一回自修大学，管它有用没用，反正读书可以增长知识，开拓视野，修身养性，怡然自得，肯定没错。

转眼一年过去了，我们得到消息，县里很快要给插队知青分配工作。我们的心里翻腾开了，我们在这里教书，没有报酬，没有收入，纯粹是志愿者、义务工，这样下去怎么行，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哪怕分了工再回来，也是正式教师，可以拿工资吃皇粮，总比现在不明不白好得多。不久以后，分工揭晓，我还是没有躲过“军代表”的“魔掌”，被发落到全县的“夹皮沟”瑶区，吴畏比我好一点，在坝区勐捧商店找到了位置。

不过我们也没有吃亏，高考制度恢复以后，凭着在龙林打下的基础，吴畏以高分考取四川大学哲学系；我也以好成绩上了红榜，不幸因“偷听敌台”等问题政审没通过被刷了下来，但县里也不愿浪费我这个人才，把我从深山老林里调出来当了县一中的教师，也算是一个质的飞跃。

吴畏在昆山找了个媳妇，他大学毕业以后回到昆山，夫妻团聚，小日子过得十分滋润。我先后三次去昆山探望他，受到热情款待，内中情缘自不待言。

沈季常是“八仙”中的大哥，却有一个非常女性化的绰号“师母”。有趣的是，他还真像“师母”，性情温和，心细如发，举止稳重，待人宽容。

我俩性格反差很大，却还合得来。我很喜欢找他“冲壳子”，天文地理，鸡毛蒜皮，他懂的很多，每次交谈下来，或多或少都有收获。

他很能隐忍，逆来顺受，随遇而安。上调以后，他被分配到条件比较艰苦的半山区麻木树公社担任小学教师。他似乎没有什么怨言，“革命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

我去看过他一次，简陋破败的校舍，脏巴兮兮的孩子，这些都没有影响他的情绪。他默默地工作着，辛劳着，好像已经做好了献了青春献终生的准备。我真是打心底里佩服，这在我是绝对做不到的。在那山高谷深的瑶区，我每天都要骂几遍娘，而且磨刀霍霍，随时准备干掉迫害我的那个老贼。

也许是他太老实，命运反而眷顾他。不久，他被推荐去上云南中医学院，毕业以后回勐腊，安排到全县最边远的山区象明公社卫生所，一段时间以后将他调到坝区小勐仑卫生所，一干就是十多年。大概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吧，他按照政策返回上海，在宝钢医院找到了一份工作。

在寨子里的时候，他就公开宣称一辈子不结婚，我们都以为他吹牛，只是嘴上说说而已。不料他真的说到做到，至今仍然单身，兑现了自己的诺言。

我每次回上海都要去看他，一聊就是三四个小时，言有尽而意无穷。

钱建兴，戴一副银边眼镜，看上去文绉绉的，典型的知识分子模样。

他的外号叫“老毛”，我至今没弄清这个外号的来历。

“老毛”为人正直，嫉恶如仇。

大概是1970年5月左右，有一个名叫谢福民的复员军人来我们寨子安家落户。

这小子口没遮拦，经常信口开河，乱说乱讲。

一天，谢福民和我们在一起挖地。这小子的老毛病又犯了，他斜着眼睛盯了我们一阵，忽然用幸灾乐祸的口吻说道：“你们啊，怕是回不去喽，除非毛主席和林彪死了，你们才有可能回去。”空气瞬间凝固了，大家都吓得不轻，一个个面面相觑，不敢作声。

过了几天，我和谢福民分在一个组锄地。不一会儿，只见“老毛”和王沪麟两人怒气冲冲地走来，他们冲到谢福民面前，厉声喝道：“你这个坏蛋，竟敢污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今天我们要教训教训你。”话音未落，便挥拳向谢福民打去。

谢福民扔掉锄把，一面躲一面大哭大叫：“上海知青打人啦！上海知青打人啦！”

乡亲们急忙涌上来，把“老毛”和王沪麟劝开。

收工以后，我们刚回到宿舍不久，只见二三十个基干民兵有的手里端着步枪，有的举着砍刀、锄头，嘶喊着把我们团团围住，然后恶狠狠地扑上去，把“老毛”和王沪麟捆了起来，作为“打人凶手”把他俩押到公社去了。

公社弄清情况以后，很快把“老毛”和王沪麟释放了。

“老毛”回来以后怒不可遏，义愤填膺，大声嚷嚷着要去县里告状。

我是知情者又是目击证人，当然不能袖手旁观，于是自告奋勇替他俩写了一封控告信，连夜送到县革委会政工组。

不久，县里查实此事，谢福民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就在我们寨子附近的果木农场服刑。

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出，“老毛”此人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关键时刻勇于挺身而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其男子汉的血性和临危不惧的品格委实令人敬佩。只是方法值得商榷，否则有理变成无理，反而被人抓住把柄，吃了不必要的亏。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恕我直言，请“老毛”体谅。

分工以后，“老毛”被安排在县商业局物资公司，运气不错。有一次我去看他，他慷慨地拿出一瓶自己浸泡多年的蛤蚧（号称“千年老锅盖”）酒招待我。这酒绿莹莹的，色似琥珀，而且口感特别好，“老毛”随便抿了几口，百分之九十都被我享受了，那份舒坦、惬意，妙趣横生，美不可言，是我这辈子喝过的最好的酒。接下来的故事就难以启齿了，浑身火烧火燎，激情澎湃亢奋不已，我在苦难中受尽煎熬，犯罪蹲大牢的念头都有了，撞墙咬抹布克制下来，留下终身难忘的“美好”记忆。

何亦雄，一看他那张脸你就知道是个老实人，面容沉静，五官端正，说话不紧不慢，娓娓道来，颇有几分学者风度。

不知道谁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荷包蛋”，他也不急不躁，谁喊都答应，显得很有理性和修养。

他的床铺就在我的旁边。有一段时间，他得了肝炎返回上海治病，把所有物品装进一个布制的旅行袋里放在床榻上。我出于私心把那个旅行袋放在地上，腾出那张床来堆放自己的杂物。不料，地是潮湿的，没多久，旅行袋底被沤出个大洞。我知道自己闯了祸，诚惶诚恐，忧虑不安。但事已至此，悔之晚矣，我做好了被“兴师问罪”的准备，再不济，只有“掉毛”赔偿。因为一切都是我的错，何亦雄没有半点责任。

他回来了。看到旅行袋通了个洞，沉默了一会儿，一言不发，然后把旅行袋拿去洗净晾干，坐在小板凳上一针一线地缝补起来，自始至终没有问过我一个字。

我又羞又愧又感动，这件事幸亏落在何亦雄头上，要是换个人，把我骂个狗血淋头不说，说不定还要请我“吃生活”（上海话，“揍人”之意。）

后来知青分工的时候，我因为得罪权贵受到打击报复，把我分去山高路远的瑶区。我抗命不从，留在寨子里继续插队落户。当时寨子里只剩下我和何亦雄两个人。

权贵使出浑身解数，要把我逼走、挤走。最毒的一招就是每天只发给何亦雄一瓶盖口粮，实际上断了我的粮。何亦雄很“汉子”地对我说：“国庆，没关系，我们就喝粥吧，反正我不会撵你走。”

面对这样的好人，我还能说什么呢？为了不连累他，几天后我就去了瑶区，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流放”生活。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何亦雄。听说他早已成家立业，目前定居香港，小日子过得挺不错。

王沪麟，是“八仙”中的小弟弟，聪明乖巧，头脑灵活，讲得一口流利的傣语，很得傣族老乡的喜欢。

别看他平时不温不火，沉默寡言，可是骨子里却充满正义感，该出手时就出手，是条汉子。

谢福民散布反动言论，他看在眼里，记在心头，瞅准时机果断出击收拾这个跳梁小丑，虽然蒙冤负屈，但无怨无悔，敢作敢为，不失为知青中的豪杰。

来到勐腊以后，知青中的一些“小霸王”“下三滥”无法无天，胡作非为，专门欺负老实人，众人侧目而视，敢怒不敢言。

一次在勐腊农场，一个小流氓不知何故突然向王沪麟发起挑衅。王沪麟冷眼一瞅，这个家伙正是前不久用拖鞋抽打“小绵羊”许茂中，在知青中引起公愤的恶棍。他暗暗咬牙，突然伸出左臂摆了一个直拳，那家伙急忙甩头躲避；其实，这只是一个假动作，说时迟那时快，他右边一记勾拳准确地击中那个家伙的下巴，小流氓顿时一个“狗吃屎”栽倒在地，好半天爬不起来。从此以后，这个家伙见到王沪麟就像老鼠见了猫，躲都躲不赢。消息传开，大伙都称赞他是见义勇为、除暴安良的“梁山好汉”，一时传为美谈。

我和王沪麟接触不多，但彼此欣赏，心领神会，也算是一种默契的享受吧。

插队期间，我有幸和“七仙”为伍，时间虽短，友情深厚，几十年肝胆相照，心心相印，成为人生旅程中的一笔宝贵财富。

就像当今比较流行的一句话所说：“跟什么人在一起，真的很重要。”就连我母亲也看出了这一点，她曾经对我说过一句很朴实的话：“国庆，在曼庄插队的都是好小人，这是你的福气啊！”是啊，我切切实实地体会到了。

后来，我落难瑶区，最大的痛苦就是和一些素质低下、人品恶劣的“老乡”成为同事，遭受灵魂、肉体的双重折磨；但换一个角度思考，我也得感谢他们；

是他们，从反面锻炼和教育了我，让我变得成熟、老练、坚强、勇敢起来，在当今社会左右逢源，游刃有余，这不也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尽的财富吗？

所以，我不再抱怨，我爱朋友，也爱敌人。

2018年8月9日深夜

申明：这篇文章我在心中酝酿了几十年，犹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如今终于写成这个样子；文中如有不妥之处，请“七仙”海涵。

国庆

作者简介

李国庆，喝黄浦江水长大，1969年17岁时赴云南西双版纳“修地球”，饱尝人世间的酸甜苦辣。1979年留居春城昆明，现为民盟昆明市委宣传专委会主任。

自1972年笫一篇文字见诸报端起，40多年来蹒跚学步，历尽艰辛。自忖生性愚钝，立志以勤补拙，“人十能之己百之，人百能之己千之”，每每伏案笔耕于“三更灯火五更鸡”，不知黎明之将至。写作全凭兴趣，广泛涉猎小说、诗歌、散文、剧本、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民间文学、新闻诸种体裁，发表500余万字，获国家、省、市级奖励三十余项，主编出版专著多本、个人著作四本，诗文被选入20余种国家正式出版物。现为世界华文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戏剧家协会会员。

《中国当代作家传略》《云南省当代作家传略》《云南省当代作家评论家传略》收有小传。

此生将以文学作为永远的情人，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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