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以来的俄罗斯：一个全面评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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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资深研究员卡德·里利克（Kadri Liik ）在该机构网站发表长文，对新冠疫情以来俄罗斯的政治、经济、社会情绪、外交等进行了全面评估。我们编译了该文，以飧读者。因全文篇幅较长，分三期发表。本文观点仅供参考，不代表欧亚新观察工作室立场。
中央vs地方
传统的看法可能是，克里姆林宫会利用疫情带来的机会进一步实行中央集权，并加强对民众的监控。但就目前来说，至少在中央集权方面情况恰恰相反。普京宣布，所有联邦主体都需要做出适合自己的决定。从理论上讲，这样的责任下放是完全合理的：各地区的疫情强度差异很大；俄罗斯的医疗体系是以联邦主体为单位组织的，联邦中央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大。
然而，对于一个过去20年的政治轨迹一直以坚定的中央集权为主色调的国家来说，这样的做法令人费解。正如一位与政权有联系的分析师所说，"俄罗斯一度几乎像是一个真正的联邦"。
在疫情初期，许多观察家怀疑这是一个聪明的公关举措。普京选择由地方长官来唱白脸，对医疗失败和限制个人自由承担责任，而自己则唱红脸。然而，如果这是政权的计划的话，它并没有成功，不仅普京的声望急剧下降，总理也基本失去了他在政治上的角色。
1月，当普京任命米舒斯京为政府首脑时，背后似乎有一个明显的议程。米舒斯京本应加快实施“国家项目”——即旨在将资金从国家储备中转移到经济领域的投资举措。由此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可为平稳而可控的权力交接创造条件。但是，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政府推迟了这些项目，权力交接变得不确定，而米舒斯京在自己被疫情短暂地排挤之后，继续扮演技术官僚的角色：他是一个掌管政府的行政人员，没有雄心勃勃的政治议程。
因此，就中央政府而言，疫情并没有能够将民众团结在其周围。相反，正如社会学家所观察到的那样，对地方领导人的支持率略有上升。正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这是 "缓慢爬行的联邦化"。对俄罗斯来说，这不啻是破天荒的情况，历史上人们往往相信好沙皇和坏大臣。而中央被削弱的时期——如20世纪90年代和17世纪初——则被广泛认为是充满麻烦的时期。
然而，这种渐进的联邦化并不是由大流行造成的：根据政治学家叶卡捷琳娜·舒尔曼的说法，在危机开始之前，地方的相对重要性就开始增强，而且这种趋势从那时起就一直持续着。人们也不应过度解读这一趋势的直接政治影响。虽然居住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以外的俄罗斯人似乎越来越多地获得了自己的议程和声音，例如2020年7月哈巴罗夫斯克的抗议活动。这种趋势是渐进的，也是重要的。今天，在实际的决策中，中央和地区作为一个缓慢衰败的政治体系的一部分，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索比亚宁最近的职业生涯或许是很好的例子。他在3月中旬被任命为俄罗斯冠状病毒应对小组组长，在2020年春天成为行政权力的代言人。尽管最初出现了一些小插曲，但公众广泛认可他推出的措施。然而，6月，克里姆林宫突然迫使索比亚宁解除封锁，以顺应普京举行宪法投票和阅兵的愿望。这既打击了普京的声望，也打击了索比亚宁的权威：这不仅加强了人们对总统首要任务是他的政治议程的印象，也让人们怀疑莫斯科的出行许可证制度和严格的隔离措施源于当权者并非必要的自私之举。因此，索比亚宁的声望从最高峰的57%下降到45%。
如果说克里姆林宫曾经对其在各地方的影响力有所顾虑的话，那么在9月13日的地方选举之后，它可能会打消这些顾虑——在这次选举中，大多数政权背书的候选人都获得了胜利。克里姆林宫似乎有意或无意地利用了疫情。表面上，由于疫情防控需要，投票日期延长，地点分散。也许实际上，其目的在于使投票过程变得非常难以监控。追溯到 7 月 1 日的宪法公投，一些分析师很早就警告，投票规则是以混乱和即兴的方式起草的，这对选举进程和整个选举制度来说可能是个坏消息。
而事实上：规则和程序上的即兴发挥在9月13日的地方选举中再次出现，许多专家认为这一点更为严重。一位接近建制派的专家表示：“天知道宪法公投是怎么回事，所以用天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方式进行就可以了。但延长地方选举的投票期限，允许这么多的异地投票——这已经构成了对选举制度的侵蚀，这很严重。人们是会介意的。”
不信任之国
大多数俄罗斯公民正在努力理解新冠危机。列文森写道："人们相信流言，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登记了一个事实，但把它放在了‘存疑’那一栏。谁是罪魁祸首：冠状病毒还是上级领导？他们和病毒一样看不见、摸不着。但病毒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而他们却有：把我们压制住，以免我们制造麻烦。"
看来，对国家的不信任在所有与疫情有关的公众认知中都留下了印记；危机起到了过滤器的作用，公众通过它来看待和解释各种事态发展，尤其是当权者的行为。有时，这是有道理的。例如，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政权总是试图根据其政治议程来调整其推出的措施。
然而，俄罗斯人在民意调查中抱怨并指责国家的许多其他事情，只是反映了在疫情开始时对如何行事的普遍困惑，这种情况并非俄罗斯所特有。和欧洲许多国家一样，俄罗斯迅速中断了与中国的人员往来，但对意大利却没有这样做；缺乏测试和防护设备；不确定如何诊断新冠，也不确定该实施何种程度的封锁。结果是，有些人认为政府的应对措施过于严厉，有些人则认为过于放松。而这些人们的立场也并不一定是沿着传统的自由派与保守派之别展开的。
俄罗斯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在2020年秋天受到第二波疫情的冲击。从感染和死亡人数来看，这比第一波疫情更为严重，但却只对政治讨论和叙述留下了微小的影响。俄罗斯对疫情的应对并没有比其他国家差太多——真正差太多的是俄罗斯公众不愿意看到国家的善意行动。
以俄罗斯的医疗体系为例。根据列瓦达中心的研究，人们尊重医生和护士的工作，但对医疗服务的评价很低。他们指责医疗系统放任院感的发生，并且普遍没有对疫情做好准备。然而，原始数据似乎并不完全支持这一评价。自相矛盾的是，俄罗斯保健系统的一些表面上的弱点在这次大流行病期间似乎成了强项。
以医疗体系的大量床位为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3-2014年的数据（最新数据），俄罗斯的人均医院床位数与德国大致相同。俄罗斯每10万人拥有818张医院床位，而德国每10万人拥有826张；拥有641张急诊床位，而德国只有621张。在德国，这是分散式医疗体制的特点；在俄罗斯，这是中央集权体制局部改革的结果。俄罗斯和德国的急诊床位都比其他大多数欧洲国家多（即使俄罗斯由于2013年以来进行的改革，床位数略有下降）。在正常情况下，大量的床位往往被认为是效率低下的表现——因为它鼓励住院治疗，而牺牲了门诊治疗，一个分散式的医疗系统意味着不可能在所有的医院提供高质量、具备复杂性的服务。然而，由于新冠病毒迫使那些感染严重的人在床上躺上几个星期，医院床位的充裕成为一种优势。
俄罗斯庞大的救护车队和上述情况类似。在疫情之前，一些分析师估计俄罗斯的救护车呼叫率比OECD成员国的平均水平高出近三倍。人们普遍认为，这说明基层医疗水平不高，迫使许多人拨打急救电话。但是，疫情期间，能够获得如此规模的现成和有效的救护车服务是一种优势。
尽管如此，这场危机还是凸显出基层医疗服务明显不足。“我们很幸运，有一个相对较多的床位供应，但我们的初级保健能力有限，无法根据病例的严重程度来选择病例，也无法在家中对病例进行管理，”感染过新冠的高等经济学院的医疗专家伊戈尔·谢曼表示，“作为一名新冠患者，我亲身经历过这种情况。基层医疗工作者对患者进行检测，在简单的情况下进行诊断......并起草自我隔离协议。几周后，他们又对你进行检测，中间没有任何其他治疗，没有人知道我的状况，也没有人关心我。”
此外，医院床位的充裕与医务人员的数量并不匹配，医务人员的缺乏迫使俄罗斯早期不得不依赖医学生。另外，俄罗斯的医疗系统仍然资金不足：在疫情发生前，俄罗斯用于公共卫生的支出占GDP的3.5%，而欧盟国家则为6%-10%。这导致了相当程度的区域间不平衡。俄罗斯城市地区平均每万名居民有45.2名医生，而农村地区每万名居民只有14.5名医生。在第一波疫情期间，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富裕的大都市是主要的流行地区，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种不平衡。但现在第二波疫情正席卷各地区，有时会使医疗能力超出极限。在一些地区，医院的病人爆满，情况近乎灾难。
即便如此，这种复杂局面的政治意蕴在于，从一开始，俄罗斯人就不愿意给当权者一个公平的听证会——缺点而非成绩被更多地强调了。舒尔曼指出，“我们不能说俄罗斯政府或公权力以某种非常壮观的方式失败了。庞大的官僚机构或多或少都在应对。但这些努力并没有得到人民的认可。"（未完，待续）
（翻译：蓝景林，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聘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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